在当地一家论坛上，有人发帖说：1月13日深夜，61岁的韩典君家18只母羊和刚出生的7只小羊羔被人偷走了，老韩家养的两只牧羊犬都没有看住羊圈，令老韩倍感痛心和丧气。发帖人提醒说：“年底了，大批‘土匪’进村扫荡开始了，大家提高警惕，已有很多村的牲畜集体失踪，行动起来保护自己的财产。”
从后面的跟帖看，农村丢东西的还真不少，有说亲戚家的花生油被盗的，有说自己家的红头鸭年年都被偷的，有说家里养的两只大公鸡眼瞅着就被抓走了的，还有的说：“在老家，附近其他的村庄，这种现象都很多，很猖狂，得啥抢啥，邻居家的羊被抢，年轻的主妇去争夺，被一棍打在头上，鲜血直流，亏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还有自称收古董的，闯到村民家里，强行翻箱倒柜。”
这个帖子所反映的情况，不是一地一时的个例，而是当今中国农村治安的普遍现象。每次与农村的父老兄弟相聚，都会听到许多触目惊心的盗抢事件，农民的牲畜、粮食、农用物资、农机具、钱财等，都是盗抢的目标。农村盗抢案件愈来愈严重，打击难度越来越大，几成农村治安顽疾，农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
农村盗抢等案件频发的原因是什么呢?除了案件的跨区域犯罪特点、农村警力配备薄弱等因素之外，深层次的原因也日益被人们认识。
首先，农村组织的破裂导致联防能力的丧失。“组织起来”是毛泽东的一条重要思想，集体化是毛泽东时代组织农民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在起草的政协第一届全会宣言《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中指出：“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毛泽东也曾警告那些帝国主义者：“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组织起来的人民，具有强大的威力，能够抵御任何的冒犯和侵扰。集体化时的农村，是有组织的农村，农民都被组织在一起，对任何不法行为都是一种震慑力，都是一堵坚固的防护墙。上世纪80年代以后，农村集体化体系被瓦解，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原有的紧密组织被切割成松散的单位，农村逐步散沙化，筛子化，抵抗外来侵害的能力大幅降低，为盗抢等不法侵害提供了可乘之机。
其次，农村劳力的持续大量流失导致农村的空心化。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城乡差距的拉大，造成农村年轻一代持续向城市流动，留守农村的农民老龄化严重。在中国广大农村，40岁以下的中青年都很少见，而且这种流失仍在继续。在非逢年过节期间，农村呈现出一种空心化特点，活动在农村的多是一些老年人、妇女、儿童，因为缺少年轻力壮的人，当面对不法分子的侵害时，反抗和制止不法侵害的能力非常微弱。柿子专拣软的捏，农村案件防范的薄弱性，必然会成为犯罪分子侵犯的目标。
还有一点，随着国家私有化改革的推进，建立在集体化经济基础上的集体主义、利他主义价值体系不再占据主导地位，私利意识盛行，金钱成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自己无利可图的事情坚决不干，对公益的事情不热心。公意识的集体缺失，在广大农村地区造成的结果是，当不法侵害没有降临到自己的头上的时候，不会引起自己高度的关注，谁也不把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侵害当成一件自己的事情。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很难发挥作用，基本处于摆设状态，其聚积力、号召力、战斗力大打折扣，在构筑农村案防方面有心无力。曾有电视台报道了一件新闻：平度大泽山有农户种植的葡萄经常被偷盗，一直无法解决，农户将事情反映到市电视台，希望通过媒体的力量引起关注。记者对村领导进行电话采访，问村里能不能安排人员夜上值班，村领导很无奈地回答说，“村里没有钱为值班人员发工资，找不到值班人员。”这条新闻的结果就是不了了之。当我看这条新闻的时候，我感到很悲哀，就象一首风行网络的歌里唱的：“生活在这个金钱的时代，没有钞票就会被淘汰。”没有钱，村里都找不出一个治安值班人员，而在中国农村，由于集体经济被小农经济取代，村组织根本没有收入来源，大多入不敷出，到哪里拿钱来找值班人员?所以在农村的治安常态，是实际上的不设防。盗抢常发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集体化时代，每个村庄就是一个坚固的堡垒，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每个公社只有一名公安助理，却很少发生盗抢案件，人们体会不到盗匪肆虐的滋味。集体化的东西丢了，老韩家的羊丢了，这二者是有着内在的关联性的，甚至可以说有着某种必然性的。各地执法机关经常举行一些针对农村盗抢案件的专项打击行动，看起来声势浩大，成效显著，抓获罪犯若干，挽回群众损失若干，然而这些举措只能治标而无法治本，行动过后问题会卷土重来。农村盗抢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乡村，它的解决之时，须是农村重新组织起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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