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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下的群众路线与乡村振兴”圆桌讨论综述

赵月枝 · 2021-04-17 · 来源:批判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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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圆桌从全球视野出发,围绕着看似有些久远却对当下及未来具有重要启发性的概念——群众路线展开讨论,不仅有对拉美地区的经验介绍,也有对中国革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成长过程中一些重要经验的梳理,更有对媒体融合与社会治理等当前学术前沿问题的思考与回应。

  

批传 I “全球视野下的群众路线与乡村振兴”圆桌讨论综述

 

  赵月枝等 批判传播学 今天

  北京时间2021年3月5日上午8点半左右,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拜伦·豪克(Byron Hauck)在Zoom会议室开始了其博士论文答辩。从2015年夏天第一次来到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到2021年的初春的这场答辩,其间他历经了四年零六个月的田野调查和写作与修改,最终写就题为 Comrades Share Time: A Study of Participa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同志们共享时间:一个中国村庄中的社会参与研究)的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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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伦·豪克介绍自己的博士论文截图)

  在这篇博士论文中,拜伦·豪克通过自己对浙江山区缙云县河阳村的个案研究探索了数字媒介、乡村生活与集体参与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回答“中国的乡村如何体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在对当地的媒介发展及其乡村赋能进行了历史性回顾和对当地动态的文化生活作了细致地考察后,豪克借用芭芭拉·亚当(Barbara Adam)的时空观念,尝试勾勒出信息技术是如何被用于保持时间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为特定形式的政治归属感的培养与维护创造可能。他指出,虽然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关于个人素质的论述占主导地位,但社会主义的同志价值观仍然存在。这种同志关系在老年人使用手机,并通过每小时的广播报时来核准时间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让他想起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作为一种集体性的大众传播方式,有线广播为中国乡村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时间性体验。这种时间性体验使干部与群众聚在一起共享时间,从而影响相互变革的经验,并将集体团结起来,实现以维持基本福祉为前提的共同政治目标。他认为,“共享时间”可以被理解成一种社会主义的时间性。更重要的是,当下这种时间性仍然存在,可以用来指导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行动。

  这场论文答辩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共吸引从资深教授到博士生在内的85位中外各层次学者在线“围观”,并创下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博士论文答辩史上“公众参与”数量的记录。紧随答辩会的是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群众路线与乡村振兴”的圆桌讨论。圆桌讨论由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西门菲沙大学传播学院赵月枝教授主持,讨论嘉宾依次为西门菲沙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Katherine Reilly,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王维佳、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姬德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张志华。刚刚通过论文答辩的拜伦·豪克也参与了讨论。

  正如赵月枝教授在圆桌讨论伊始所说的那样,拜伦·豪克这篇博士论文所包含的群众路线、参与以及乡村振兴等议题不仅是国内当下的前沿问题,也因涉及“参与”、“发展”等议题具备了国际维度。因此,这次的圆桌讨论也围绕这些议题展开。

  

 

  一、群众路线与乡村振兴:国际观察与历史回望

  谈及发展问题,拉丁美洲作为依附理论的发源地之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案例、深受美国“门罗主义”与“新门罗主义”钳制的受害者,有太多的话要说。尽管中国与拉美国家在语言、文化、政治等方面有着诸多的差异,但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摆脱贫困,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与20世纪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一样,拉丁美洲的许多思想家与知识分子也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上下求索,其间蕴含着诸多对话的可能和未来合作的潜力。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也是中国与拉美经验对话绕不开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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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瑟琳·赖利副教授发言截图)

  西门菲沙大学传播学院拉美传播与发展问题专家凯瑟琳·赖利(Katherine Reilly)便是从这一角度开始她的分享的。她重点关注的是在拉美左派运动历史上,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群众路线是如何在拉美传播并产生影响的。赖利首先分享了她阅读阿根廷符号学家沃尔特·米尼诺洛 (Walter D. Mignolo) 著作《拉丁美洲的概念》(The Idea of Latin America)的收获。在这本书中,米尼诺洛希望读者能够和他一起思考拉丁美洲概念的由来及其背后的所指。拉丁美洲的概念起源于18世纪的地缘政治计划。在其被殖民的历史过程中,拉丁美洲发展出了一套阶级等级制度,它包括白人这一最高阶级以及土著这一最低阶级。尽管在拉美国家内部这套制度有所差异,但是重要的是,随着19世纪以来,拉丁美洲国家逐渐从西班牙和葡萄牙获得独立,这套制度依旧被保存了下来。在米尼诺洛看来,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历史,既是地方精英拥抱或拒绝现代化的历史,也是土著等低等级人群被边缘化的历史。赖利认为这是一场悲剧,当地的精英在庆祝其获得了现代性的同时,也越来越深地陷入到殖民主义的陷阱中。因此,在这一时期,拉美的斗争本质上是法国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为控制美洲实质利益而进行的斗争。

  赖利继续引述米尼诺洛的观点道,在拉美这片殖民地上,西班牙血统的精英们吸收了欧洲的巴洛克现代主义风气,并将其转化为拉丁美洲克里奥尔人的风气(Latin American Creole Ethos)。这种风气一方面具有向往成为欧洲人的倾向,另一方面,它也包含着愤怒与批判的一面,后者并不被认为是欧洲(人)的。因此,对于那些有欧洲血统的拉美国家人来说,尽管他们努力走向现代化,努力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他们成为克里奥尔裔拉丁美洲人已经有三百年历史了。与此同时,他们也正遭受着殖民历史的影响。他们否认自己的真实身份。这就形成了当地土著文化或殖民文化的双重性质,同时也产生了一种不断融入全球循环,并寻求全球存在方式的愿望。赖利认为,这种矛盾的巴洛克现代主义风气,是我们了解拉丁美洲后续历史的重要坐标。拉丁美洲人既追求现代性,却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在其中,同时又拒绝现代性,追求自己真实的自我。

  其次,赖利简要回顾了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与传播的历史。她认为这是建立群众路线与拉丁美洲对话的关键。她特别介绍了拉丁美洲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以及本地精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从一些特征来看,这些人往往来自城市,是知识分子,大都是男性。他们参与了民主进程。在整个战争年代,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传播的主要力量。

  此外,赖利还提到了天主教会在拉丁美洲变迁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人们开始质疑天主教堂和寡头家庭之间的阶级关系,以及天主教堂及其教义被用来维持该地区不平等经济关系的方式。与此同时,人们也发现,先锋党和列宁主义政党及其在该地区的发展,未能真正产生社会变革,因而逐渐对其许诺产生怀疑。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毛泽东思想及其观点开始在拉丁美洲传播。

  当然,赖利也指出,毛泽东思想在拉美的传播可能更早,拉美地区的人民也可以通过新闻报道或者其他类似渠道了解到中国的革命,但是直到1950年古巴革命的爆发以及中国与古巴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思想才在拉美地区有着一定规模的传播。赖利还特别提到,拉美地区的一些大学和学生争取学校独立自主的斗争和独立大学的建立,这一运动的成功也为毛泽东思想在内的各种思想的传播与讨论创造了有利条件。

  赖利表示如今在拉美地区提及毛泽东及其思想时,人们通常会想到的是枪杆子出政权,是暴力的。她提到了秘鲁的“光辉道路”游击革命,这场革命结合了毛泽东式的游击斗争和对乡村群众的动员,但结果却造成了大量土著居民的死亡。因此,在当地人看来,这是无法接受的,这也在客观上对包括群众路线在内的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当然,这也不是说群众路线在拉美地区完全无法传播。事实上,一些知识分子也在积极重返毛泽东思想等左翼观点的其他方面,企图找到变革社会的良策。拉美地区也有着与群众路线类似的概念和实践,比如“无产阶级的人民政治路线”(the popular political line of the proletariat)以及阿根廷先锋党等的作为。但由于上述的刻板印象的存在,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变得越来越困难。如果说,20世纪70至80年代,毛泽东思想等左翼观点还与右翼观点之间就如何实现拉丁美洲等民主化而相互竞争,那么,到了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和新自由主义在该地区的崛起,共产主义政党的思想在拉美的传播就随之崩溃了。

  分享的最后,赖利表示想要回答“今天的拉丁美洲,毛主义在哪里?”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她之前提到的米尼诺洛的观点,重新开始思考。如果拉丁美洲要找到它真正的自我和它真正解放的基础,那么它就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超越它的殖民历史和巴洛克风格,并摆脱它的自我殖民。个人而言,赖利认为,毛泽东思想等对于实现上述目标是有益的,但是相对于应用毛泽东思想去引领和指导民众干什么,她更认可用毛泽东思想给拉美人民带来思考与启发这类的做法。

  赵月枝教授曾事先就赖利发言的内容与她进行了充分沟通。她评论道,赖利的分享不仅具有把群众路线放到全球语境进行讨论的对话性,同时也非常落地。她还从葡萄牙社会学家鲍温图拉·德·苏撒·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及其“南方认识论”和“全球认知正义”等概念出发,谈到全球南方知识体系和革命理论的传播与本地化问题:就像中国革命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一样,拉美各国的进步社会运动也必然要在实践中经历革命理论的本土化过程。

  在这之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王维佳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出发定义群众路线进而与赖利所理解的群众路线进行对话,并且以群众路线为基础重新理解传播研究的使命与知识分子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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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维佳研究员会议截图)

  王维佳认为,在当前全球民粹主义崛起的大环境下去谈论群众路线和参与式民主是非常有挑战性但同时也是非常及时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不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时代,而是一个底层造反的时代,特别是结合最近几年西方国家的发展态势看,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西方知识精英与基层大众之间在文化与政治等层面的隔阂越来越大。从这个角度看,他认为,群众路线具有很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中国革命的语境中,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处理如何破除知识精英与基层大众之间传播障碍的,而不仅仅是加强民众参与这么简单。但是令人失望的是,欧洲和北美的许多传播学研究在处理民粹主义问题时关注的主要是诸如后真相、网络谣言等策略性问题,而不是社会精英与草根之间的隔阂以及由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差距的扩大等更为核心的层面。在他看来,在当代社会,传播研究最主要的贡献就在于解决如何将不同的人聚合在一起,让不同阶级、不同宗教、不同意识形态的群体产生交融(当然这种交融可能是在划分了敌友之后的交融,是有明确边界的交融)。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群众路线的概念能够给传播研究带来很大的启发。

  王维佳指出,20世纪以来,中国以及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在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遭遇到了一系列的传播问题,但与此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观念就是在处理城市革命者与乡村大众关系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特别强调,西方的许多知识分子在理解中国革命问题时容易两极化,要么是妖魔化中国革命,要么是浪漫化、道德化中国革命。这就要求我们回归中国革命的历史,重新去定位群众路线产生与演化的具体语境。

  王维佳认为,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两句箴言体现了其群众路线的辩证内涵。其一是“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其二是“不要做人民群众的‘尾巴’”。首先,无论你社会职位和知识水平有多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你必须收起你的高傲,真正地去尊重人民、向人民学习以及问计于民。但与此同时,你也要学会如何去领导和动员群众,而不是逢迎群众。因为着眼实际,后者其实往往是保守的、父权的和传统的,是需要注入现代化思维和催生出现代化行动力量的。王维佳认为参与式民主与群众路线真正的不同在于前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赋予群众参与机会,而后者主要基于整体性的计划与先锋队的领导权。如果说前者存在于道德化西方市民社会的想象中,那么后者就存在于整个20世纪第三世界革命和现代化的艰难探索中。

  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步履维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虽然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但中国共产党的孕育与成长不仅仅止于此,他们也从民族主义先辈那里学到了很多经验教训。王维佳指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于19世纪中期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在他们求索的过程中,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城市地区,特别是沿海城市,而广大的农村地区被他们抛诸脑后了。对于他们而言,中国的未来一方面需要依赖外国的殖民者的帮助与同情,另一方面则需要依靠上层王公贵族的改良。没有庞大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动能,注定了这些早期民族主义革命方案的失败。从“五四”前后开始,知识分子才将目光投向农村地区,但是最初,他们主要将农村与农民视为改造的对象,在他们眼中,农村是落后的,农民是“愚、弱、病、私”的。在王维佳看来,这些知识分子依旧没有找到中国的力量之源,随着20世纪20年代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他们的各种乡村建设运动最终也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到要想革命成功,必须依靠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只有重新塑造这种内生的驱动力,中国社会才能够真正被改变。

  王维佳指出,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一个重要的任务是打破城市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隔阂,让他们互相成就。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中,一些优秀的年轻人被送到了草根群众中,而不是放到层层向上的官僚体系中去培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还不得不向中国的一些老传统做一些让步,并从中吸收其中一些有用的元素,例如中医等。王维佳认为,这不是说中国共产党要返回祖制或者建构某种文化身份认同,而是因为这些传统要素对于群众工作来讲往往是低成本的润滑剂,能够帮助党组织更高效地推进其现代化方案。

  在对群众路线的历史语境作了简要的历史回顾之后,王维佳认为,群众路线不是一个简单的理想化、浪漫化概念,而是从现代化使命与草根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诞生的政治智慧。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了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以及罗马天主教会在粘合社会方面所作出的努力。王维佳认为,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年代,这些政治智慧是值得相互借鉴的。

  听完王维佳研究员的分享,赵月枝教授认为:一方面刚刚的分享正好与赖利的分享形成了一种对话性,另一方面也在告诉我们群众路线不是什么理论教条,而是来自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赖利教授表示,王维佳研究员的分享让她想到了那些非欧洲国家不仅从欧洲学习了一定的思想,也在积极地本土化这些思想。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赵月枝教授则补充道,我们还需要看到诸如中国、拉丁美洲的差异性、共同性以及中国革命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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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现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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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群众路线与媒体融合:重新发现被遮蔽的历史逻辑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姬德强则从当前中国的媒体转型背后的政治与文化意涵分享了他关于群众路线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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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德强教授发言截图)

  他首先指出群众路线一方面是一种规范或标准,同时也正如王维佳研究员所说,它是中国共产党保持与人民协商与沟通的实践策略。他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中,群众路线非常重要,它是中国共产党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组织原则,其重要性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变。姬德强教授表示,正如拜伦·豪克博士论文中涉及到的,群众路线可以是一种文化研究的概念,一个斗争的场所,但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更是一种实践经验和源自实践的理念结晶。纵观建党百年史,始终如一地践行群众路线并不容易。尽管如此,在他看来,不管是作为一种规范还是实践策略,群众路线从未被我们丢弃。

  接着,姬德强教授重点探讨了中国的媒体转型与群众路线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过去的近七年内,中国的媒体经历了一个由上而下的系统性转变。从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媒体融合的系列重要讲话到相关的中央文件以及各个部委、各级地方政府的相应政策,媒体融合似乎成为定义中国媒体改革的唯一关键词。而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创建一个打通新旧媒体技术、市场和治理边界的融合的媒体环境,从而为更稳定的信息秩序的达成,为夯实中国共产党在公众舆论中的领导地位和组织能力创造条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姬德强教授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将群众路线放到一个融合的媒体环境中来思考。

  这里之所以使用“重新”,一方面是因为,在他看来,在中国媒体的数字化转型或媒体融合之前,群众路线就已经存在于媒体行业了,例如新闻教育和实践中告诫记者不要脱离群众,践行走基层等观念;另一方面,随着媒体的市场化和数字化,相当多的群众的注意力已经从传统的媒体平台转移到了新的数字平台上,这些商业平台在走“用户路线”上非常成功,也使得传统媒体对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姬德强教授认为,这也是为什么从2014年以来,以传统媒体为主体的媒体融合成为媒体政策制定的重中之重的原因。换句话说,也就是如何用“群众路线”替换“用户路线”,重新激发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和活力问题。他提到,2020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有关媒体深度融合的文件,清晰地提出了“走好全媒体时代的群众路线”的论断,这也是群众路线在媒体融合政策中的最重要体现。

  因此,他认为,想要更好地将群众路线融入到媒体融合的改革进程中,我们需要超越单纯的技术和市场的视角,看到媒体融合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建构与维持方面的重要意义。他还特别提到了自己与学生之前在对一个县级融媒体中心进行调研时的一个发现。在那里,媒体融合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投资或者媒体在生产、传播等环节的数字化转型,还包括依托广电对基层通讯网络的重建,让记者与村庄重建联系,让村庄里的通讯员成为重要的信息节点,从而及时获得不同村庄最新的信息,搭建实时的信息沟通网络。最后,姬德强教授强调,无论是让传统媒体重新充满生机,还是在网络空间中践行群众路线策略,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如定位媒体及其发展方向。理论和实践一直都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理解,以及如何从一个决策者的角度将上述的有益实践给突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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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月枝教授发言截图)

  赵月枝教授表示姬德强教授的分享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以及自己2008年出版的英文专著《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注:中译本《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已由中国台湾唐山出版社出版)中的一些思考。从1990年代开始,县级党报和电视成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治理的对象,许多县级党报被关停。在她看来,这些县级媒体可是中国共产党传播体系中的“毛细血管”,不应该按市场逻辑来整顿。更何况,从传统中国治理智慧“郡县治,天下安”出发,这些媒体也应该在县域这一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层面发挥积极作用,不能因为不符合市场的盈利逻辑或在广告市场与中央电视台或省市级媒体形成竞争态势,就被淘汰。

  赵月枝教授结合自己在家乡的观察,也谈到近几年中国媒体改革出现的可喜改变,比如“县级融媒体”模式的建立与推广以及对新闻工作者的“走、转、改”要求,都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基层媒体的重要性以及其在粘合社会与服务人民方面的作用。

  除此之外,她特别引述了王维佳研究员一个学生的亲身体会。在中国基层,一些老百姓并不认同新闻机构因为他们提供了新闻线索就支付他们报酬。在这些人看来,提供新闻线索正是他们作为党群关系或群众路线中“群众”的一员的责任与义务。如果付酬,那么这里的关系就从党与人民的关系转变成了一种商品化的关系了。这也在一程度上提醒我们群众路线依旧有其现实基础与可能。赵月枝教授还提到,正如姬德强教授所说,理论和现实资源就摆在那里,只是它们被埋藏或边缘化了。中国的一些传播学者对此视而不见,或许是因为他们太痴迷于某种想象的、简化的、本质化的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模式了。这些问题也都是中国传播学者需要去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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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现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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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与拉美经验的对话:来自河阳与委内瑞拉的案例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张志华结合今天圆桌主题从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说群众路线是修补当前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钥匙?”出发,开始了他的分享。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拉美地区的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并担任中国传媒大学拉美传播研究中心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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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华副教授会议截图)

  他表示,赖利教授的发言,特别是对拉美左翼思想的引介让他联想起了两年前他在委内瑞拉做的调研。他当时调研了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家规模较大的贫民社区媒体,在那里他看到一面墙上贴着写有“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海报。这家社区媒体是加拉加斯贫困社区居民自发形成的媒体,在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当时处于地下状态,并一直在为自身生存、发声而抗争。直到查韦斯上任,才赋予社区媒体在委内瑞拉的合法地位。左翼的执政党与有公平正义诉求的社会底层的这种上下互动是良性的。但是,他指出,我们要看到结构性的制约。尽管那家加拉加斯的社区媒体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这种互动关系受到政党政治逻辑的严重影响。90年代末查韦斯领导的“第五共和国运动”党与其他左翼政党联合组成竞选联盟并推举他为总统候选人,查韦斯高票当选。查韦斯的当选内含着政党政治的逻辑,并在执政后受到这一逻辑的规定,以至于那些对人民有利的政策因反对势力的阻止而无法出台,在委内瑞拉,反对力量既来自国内的反对派,也来在国境之外,尤其是美国。这与中国的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传播层面,传播资源的民主化程度在这两个地方存在巨大差异。在拉美情境下,国家倡导并践行群众路线这样的作法是难以想象的。

  回应赖利教授提及的拉美左翼运动,张志华教授认为,不能简单以胜败来评判,而是要看到不同时空、不同条件下,不同地方的进步力量及其盟友与反动力量之间的动态对比关系。

  回到Byron Hauck博士论文所关注的河阳的案例,张志华教授认为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上述拉美和中国不同的历史脉络去思考和分析,另一方面,他认为河阳的案例及其背后体现出的中国经验和教训有助于解决委内瑞拉传播场域和媒体所面临的困局。在简要回顾了建党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几代人在平衡城乡关系等方面作出的努力后,张志华教授认为群众路线等中国共产党积累的政治智慧能够给拉美地区国家的发展和改革提供某种启发。但经验并不能照搬,否则会陷入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窠臼,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上也并非没有这样的教训。

  谈及河阳的案例,赵月枝教授表示,虽然河阳作为一个古村落在研究乡土中国方面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河阳不是、或者至少现在不是我们探索群众路线在今天的实践的最好案例。不过,河阳这个古村落在乡村振兴中所反映出的一些深层问题,也是非常值得我们从群众路线是否得到贯彻和如何能更好得到贯彻的角度去研究。回到本次圆桌的主题,赵月枝教认为王维佳研究员在分享时提出的“民粹主义可能不是群众路线,而是群众反叛”论断十分重要,因此邀请王维佳研究员进一步阐述。

  王维佳研究员表示想要更加准确地阐述这个论断,我们需要对不同地区的知识分子的阶级背景进行一番考察。在他看来,当前西方国家的许多知识分子,他们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政治的一部分,是全球精英。无论其是否为大公司服务,他们本身已经成为了全球化的一部分。然而回到20世纪的中国,那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大都来自较低的阶级。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欧洲或北美越来越少了,这也是西方社会或知识界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圆桌的最后,生长于西方却刚刚通过了基于河阳村研究的博士论文答辩的拜伦·豪克开始了他的分享。他表示很开心看到今天的讨论很丰富,大家都在用不同的角度讨论群众路线与社会参与问题,这也是他博士论文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他尝试引用Jodi Dean等人的概念阐述自己在中国的发现。那么,正如赵月枝教授所提出的那样,如果没有这些西方学者的概念,豪克是否能够做他的博士论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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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伦·豪克博士会议截图)

  豪克表示,这对他来说有些困难,特别是考虑到在西方的语境下。他回忆了自己在撰写论文过程与赵月枝教授的讨论细节,以及自己最终选择博士选题的学术路径。他早年在阅读国际传播领域的研究时了解到了现代化范式,其中提到了“参与”的概念,他当时就想探索中国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是否存在,进展的如何以及是否可持续的问题。在之后的一次讨论共产主义的概念的学术会议上,赵月枝教授提醒他,尽管与会者都是批判学者,但那些学者虽然讨论共产主义,却没人提及中国共产主义的经验,所有这些,再加对林春、Jodi Dean和Susan Buck-Morss等人的学术研究的阅读,推动他自己去进去做上述的选题,并使用她们的概念解释自己的发现。

  除此之外,他还提及自己在读博和准备毕业论文过程中碰到的一些事情与概念对他的影响,比如“后社会主义”。他认为这个概念依旧是在谈社会主义是什么以及社会主义如何与世界体系是如何关联等问题。中国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呢?他认为中国不是单纯的毛主义,而是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是在地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中国是否摆脱了列宁主义或者其他,而是如何再应用这些思想。在豪克看来,群众路线做到了。这也推动他进一步追问群众路线是什么以及群众路线是如何与乡村结合的问题。最后,豪克还分享了自己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自己如何摆脱其影响,并进而反思自身和思考学术何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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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现场截图)

  

  这是一个节奏紧凑,内容丰富,充满对话性的圆桌论坛。整个圆桌从全球视野出发,围绕着看似有些久远却对当下及未来具有重要启发性的概念——群众路线展开讨论,不仅有对拉美地区的经验介绍,也有对中国革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成长过程中一些重要经验的梳理,更有对媒体融合与社会治理等当前学术前沿问题的思考与回应。2021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国际局势变得更加波云诡谲,然而,越纷乱的时代,越需要我们回望历史,从土生土长的政治智慧中汲取营养。这次圆桌就是这样的一个有益尝试。

  —— E N D ——

  ·本综述由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杜学志初步翻译整理,经赵月枝老师、王维佳老师、姬德强老师、张志华老师审阅和修订完成。

  ·本综述由批判传播学公众号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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