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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危机,中国如何救企业?

田忠国 · 2008-12-06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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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危机,中国如何救企业?

田忠国

  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一个共同的判断是,现在发生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全球性经济危机如何造成的?因为基于不同的经济学观点,得出的结论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世界上的主流经济学观点,也就是自由经济学派的观点认为,金融危机进而引发的经济危机,是由于金融监管不到位,过度创新导致的恶果。马克思经济学派则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必然恶果。我个人认为,这波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是由经济制度机制形成的,也就是机制波动。我没有读过“资本论”,也没有读全“自由经济与政治”,前者没买过,后者因为我个人认为中国不应该选择美国消灭中国的道路,所以,读出弗里德曼的本意:解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愿读了。我搞机制逻辑研究多年,所以我称自己对经济的研究叫机制学派。当然,我没文凭,更没有头衔,这套玩意也只是供我个研究玩儿用的,没有得到经济学界的承认,也无意请他们承认(那样是需要花钱买的,因为中国的学术成果都是买出来的,何况,中国买出来的学术成果够多的了,而买出来的经济学家也够多,也不差我一个。再说,我也没钱买那些不管用的学术成果),并且认为管玩就行。
  我为什么说这波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是自由经济制度机制造成的?一,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包括经济发展,都是由自身的逻辑导致的。逻辑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机制。可以这样说,自由经济制度不发生经济危机是偶然现象,而发生经济危机,是制度机制的必然。但是,我国政府的高参们,比如吴敬链先生,却一致认为,中国的经济危机是市场化还不彻底造成的。大家知道,自由经济一下把中国打到了解放前,我想,吴先生的意识把中国打到解放前还不够,还要打到清末民初军伐混战时期。二,自由经济机制最大的特点是,占有率膨胀涌堵。而占有率膨胀式涌是自由经济机制的必然结果。什么叫占有率膨胀式涌堵呢?我在许多文章中说过多次,在此略说一下。由于占有率过多,导致消费能力的丧失,最终造成产品过剩,发生经济危机,我称之为占有率膨胀式涌堵。也就是说,由占有率过多的集中,形成了经济流通过程中的涌堵现象。马克思对占有率膨胀的形成,认为是资本剥削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三,虽然人们都知道这波经济危机是资本制度机制的必然结果,但是,为什么人们不说是资本制度机制的原因,而偏偏说监管不到位啦什么的呢?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因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是自由经济机制最大的获利者,而普通民众都是自由经济机制的受害者,如果把真像说出来,全世界的平民百姓都起来革命了,主流经济学家的饭碗丢了不说,更失去了获取利益的渠道,所以,他们死也不会说出真相。
  但是,这个世界是不是就完全失去良知了呢?也不是,比如,韩德强、张宏良等等一批中国学者,还有美国的一些学者,他们就尖锐的指出了这波经济危机的关键所在。但是,由于利益诱惑的原因,大多数经济学者成了逐利之徒,为自由经济摇旗呐喊,比如说国务院的高参吴敬链先生。
  提起吴敬链,我们不能不说一下弗里德曼,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自由经济的创始人。他曾在1980年代到过中国,并同中国高层有过亲密接触,或者叫交流。从那以后,中国改革有个180度的大转弯。为什么说是180度的大转弯呢?原来,中国最初的改革目标,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但到了弗里德曼和张五常来了趟中国之后,就转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了,当然,我们不叫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叫市场经济。这还叫不叫改革呢?这不叫改革了,而准确的说法应该叫革命,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革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命。
  在这时候,搞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吴敬链先生一看得利的机会来了,马上转入自由经济研究领域,成了资本革社会主义命的高参。
  大家知道,“自由经济与政治”一文,是弗里德曼专门为解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而作的,但为什么明明知道是为解构社会主义制度而作的文章,偏偏被我们中国采纳了呢,并且成了中国革命的唯一方向?很多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其实道理很简单,经济制度是思想文化的外延。也就是说,高层有人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所以,同弗里德曼一拍即合,马上实施了经济领域的颜色革命。经济领域的颜色革命,必然导致意识形态里的颜色革命。这是思想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于这种思想历史的必然现象,我称之为价值逻辑。
  我们不妨再往推,也就是毛时代。
  毛时代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不断革命。有人可能认为,毛泽东天天要人们在自己的思想中不断革命,是不是吃饱饭没事干了。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现在看,毛泽东是伟大的,我和大家一样都是幼稚的,因为,那时候我也和大多数一样,不懂得思想,也即价值观念,是生成历史的主要因素,而人类的不同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阶层情感的必然产物。王占阳在“毛泽东所谓‘没有抽象的自由民主’是错误的”一文中说,屁股决定脑袋,借此批判毛泽东,但是,毛泽东的屁股在哪里呢?天下人都知道,毛泽东坐在劳动人民一边。王占阳批准毛泽东,不用说,我想大家已经知道他的屁股坐在哪一边了。
  有人可能认为,王先生是同情劳动人民的,写了好多为平民百姓喊冤叫屈的文章,但是,如果大家从整个国家形势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王占阳不过是为换装努力而已。
  由此我们可以理顺这样一条思路:情感决定思想,思想决定经济发展模式。
  有人可能认为,我谈了一大通中国历史的变革与革命的问题,至今没有谈中国怎么救企业。各位读者,我之所以概括中国近三十年的变迁史,就在于救企业有不同的方法。
  一种方法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上救企业,而另一种方法,就是在现有的经济制度机制上救企业。前一种方法广大人民群众乐意接受,但是,王占阳、厉以宁、吴敬链、张维迎等等会极力反对,因为革命还不彻底嘛,还留有社会主义的的尾巴。后一种救企业的方案王占阳、厉以宁、吴敬链、张维迎等等支持,但广大人民群众却极力反对。写到此处,似乎本文难以为继了,其实,大家不用担心,我把两套方案都写出来就是。
  先说前一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方案,也就是用社会主义制度革资本主义制度命的方案。有人可能会说,我的主张是暴力革命,其实,我认为,国家可以用购买的方法,把一些私有企业买过来,再通过社会主义民主管理的方法,对企业进行改造。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效提高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激活经济发展机制。
  社会主义民主管理的方法,可以激活全社会的主体创新能力,使整个国家焕发出创造的活力,也是创建流程化管理所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有人可能认为,流程化管理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而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搞流程化管理而不注入社会主义的精神,也是搞不成功的。也就是说,资本家借用了社会主义无私奉献和规矩为行,为自己创造财富了,这是一。其二,社会主义企业发展到规模生产、自动化生产时,如果离开流程化管理也是不行的。我个人认为,技术上的东西,是个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关键是思想指导为谁服务。
  这样说是不是就恢复到计划经济了呢?不,在战略产业上要实施强制性战略计划,但在消费领域,用市场的价格机制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升级能力。
  另一种方案,也就是第二种方案,也就是在现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实施改革的方案。这套方案,就是在现有的经济制度机制下,国家用法律的形式,强制性提高工人收入标准和实施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免费住房,激活现有的消费能力,这是一。其二,国家拿出巨资,实施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全民就包括农村人口,并且,把最低生活保障金提高到每月每人五百元。同时规定,最低生活保障金要当月花完,不得存而不花。其三,取消公车消费,公务消费。其四,实施人民民主制度机制,恢复罢工自由、四大自由的宪法地位,并构建民众问责机制。没有民众问责机制,中国必然成为前苏联第二。其五,司法改革要实施审清与审判分离制,既,有法官审清案件,再由人民陪审团审判。
  我个人认为,实施这套方案,中国的企业也就救活了。
  但是,吴敬链等先生也会反对,因为,这种分蛋糕的方式,必然影响到他们的蛋糕,也就是说,他们原先巨大的蛋糕缩小了不少。
  不过,面对因经济危机而面临的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看还是蛋糕占有得少一点好。因为,再大的蛋糕你也一下子,甚至几辈子吃不了。如果选择宁可守着蛋糕死,也不愿让蛋糕小一点活,实则是不智之举。但中国历史证明,钱越多的人越愚蠢,因为他们往往选择前者,拒绝后者。
  后一种方法,也就是用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管理机制,管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机制。
  我个人以为,如果能做到以上五点,中国才能算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本旨,也才能拯救中国的企业,也才能走出从一个波次到另一个波次经济危机的死循环。当然,经济危机是资本的天堂,因为,每一波次经济危机,对资本集团来说都是一次新机遇,但对于中小企业主和普通百姓来说,则是一次灾难。
  在灾难中获取中小企业主和普通百姓的利,成就极少数人的财富梦想,是吴敬琏等先生孜孜以求的唯一目标,所以,我的这两个拯救方案,也必定遭到吴先生等人的极力反对。国家的兴衰存亡,强势集团的前途命运,是由民心所决定的。中国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2008年12月5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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