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技术治理实践，数字政府建设并不新奇，其运用范围也不限于公共卫生治理中。事实上，现代城市在诞生之初，其公共治理便严重依赖专家系统和专业知识技术。从现代城市的起源看，公共卫生很早就是核心的市政职能。现代医疗卫生和防疫系统，是一个典型的由专家及现代知识构成的系统。在很多公共卫生治理的典型案例中，专家及现代医学技术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客观上，数字是知识分类和整理的结果，其具有的治理意义可想而知。其中最关键的是，数字提高了技术或“专业”在城市公共治理中的地位，让“专家”的话语权更容易影响城市治理。不可否认的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城市公共卫生治理的主要短板还是数字能力不足，抑或说技术并未真正主导公共治理。比如，因为信息传递不畅，延误了决策;因为信息采集系统过于粗糙，四类人员的排查工作效率过低;因为老年人等群体不会使用现代技术，客观上存在数字鸿沟;部门之间因为行政分割而出现了信息孤岛。凡此种种，都导致技术或专业在公共卫生治理中无法有效落地。
但城市卫生治理说到底还是具有公共性，并在政治和行政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数字本身并不会带来治理绩效，而是要将数字转化为治理信息和决策依据。以城市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置为例，其决策、处置和善后，都要高度依赖于市政主官的主观能动性。如果政府过度依赖科学判断，期待精准的数字进行循证决策，那么就很可能陷入困境之中。通常而言，科学判断有模糊性和滞后性，科学共同体内部要形成共识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科学建议并不能代替行政决策。比如，关于此次疫情中武汉封城的决定，国家卫建委的有关专家在回忆时指出，当时专家内部讨论比较激烈。根据当时的疫情数字，有专家指出还没必要封城。但最终，中央最终决定采取封城的措施。同理，在疫情处置的每一个阶段，不同的行政风格会影响对数字的定性。
行政体系是习惯于“关门”模式，还是倾向于“开门”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决定的。“关门”模式往往强调专业化、技术化和程序化，政府决策依赖专家判断，公共参与严重不足，行政系统因循思维严重。由此，市政主官可能很难下政治决断，容易错过有效应对的“窗口期”。但在“开门”模式下，公共卫生治理虽然会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却也可能增加治理的复杂性和跳跃性，并不利于专业化原则的运用。
甚至于，如果数字或者信息没有受到有效规制，则很可能反过来制造治理困境。在公共卫生治理过程中，流调、通讯、出行等信息，以及健康码、人脸识别等数据，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数字信息，政府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采集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对于政府而言，如何保护个人信息，涉及疫情防控的个人信息公开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疫情期间，不少个人信息被泄露，网络上出现了对被感染者的人肉搜索，已经说明了展开数字治理也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
公共卫生治理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技术治理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有机结合。客观上，任何有效的治理，首先要有行之有效的决策，并在最大程度上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否发挥作用，却是建立在一系列的技术条件基础之上的。在公共治理中，数字及信息其实是国家能力的基础。因此，城市公共卫生治理中的数字政府建设，核心还是在于建立一个与行政体系高度适配的数字信息系统。
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要积极采用新技术，在短时间内构筑数字政府系统外，更重要的是要对行政系统本身进行改造。这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数字的整合开发来倒逼政府和各部门之间的分割，建立一个高效的行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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