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导演陈凯歌最近又拍了部脱离实际、脱离逻辑、脱离伦理、脱离法律的戏。
在《演员请就位》总结赛的节目收官一期中，陈大导演带来了一部短片《宝贝儿》。
故事大概是这样的，女主为了钱给别人做代孕，随着身体的变化，女主与胎儿产生感情联系，不想把孩子卖给雇主。男主呢，一直以为孩子是爱情的结晶，虽然最后知道了真相，迷惑的是，男主劝女友把孩子生下来并送回去。最后竟然还求婚了?最终要孩的得孩、要人的得人、要财的得财。
就这么一个在可控冲突之后走向团圆，皆大欢喜的片子，竟然还有人硬洗，说陈大导演这片传递的价值观是明确反对代孕。
神仙导演这部片子虽然充满了低级的逻辑和情感错误，但其最大的实际作用是告诉观众代孕是一个多方合利共赢的好事情。
陈大导演在公共媒体上如此肆无忌惮地进行价值观重塑的工作，一下子惹得最高法、最高检、长安剑、二流日报等部门和媒体赶紧出来进行普法核宣传。
根据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在我国，“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代孕，的确是一个法律问题。
但又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
某些人早已蠢蠢欲动了。
《中国政协》杂志就在其公众号发表文章，为代孕合法化鼓与呼：
其理由很常见：既然屡禁不止，打击只能将其逼入地下，导致更加复杂的问题，那么为何不将其合法化、透明化呢?
是不是很熟悉?
西方国家对毒品就是这么操作的——大英就是这么变大罂，加拿大就是这么变加麻大的，阿美利加也马上就要成为毒国了。
将文中的“代孕”替换成“卖淫”、“吸毒”、“器官买卖”，也一点都不违和。
真想保障妇女权益，怎么就不想着给妇女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补贴，“妇女能顶半边天”，而是以“为她们好”的名义，逼迫着她们不得不去做伤害自己身体的代孕?
这是赤裸裸地，人的商品化。
看看标榜“独立自主的新女性”都是怎样想的：
早几年，凤凰卫视窦文涛与徐静蕾有一个对话，徐静蕾直言冻了卵子，不婚，即使将来“生”，也就是找个肚子，体现出对自己“身体自主权”的高度坚持。
窦文涛的表情显得很诧异：“找个肚子?”
徐静蕾也坦白，目前冻卵代孕的成功率平均只有15%-20%，但谁又能保证我自己的成功率不是80%或100%呢?
而窦文涛诧异，徐静蕾显然也没接收到，或者接收到了但不在乎。
在这些“独立自主”的新女性眼中，别的年轻健康的女性，只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子宫罢了，她们与她们大概算不得一个物种——毕竟真要代孕的话，是给了钱的，不让你这穷鬼感激涕零就不错了。
随着这些“人上人”(无论男女)需求的增加，非法代孕也在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是舆论的变化：
2011年，任何机构都不许提供代孕服务;2012年，代孕为何禁而不止(不吐不快);2013年，我国将严管人类辅助生殖技术;2015年，计生法修正草案：拟删除禁止代孕条款;2015年，委员建议“禁止代孕”改为“规范代孕”;2017年，二流日报谈代孕可否放开;2020年 “代孕合法化”论文数量创新高、陈凯歌《宝贝儿》播出;
照此趋势看，这一波要害部门和媒体针对陈凯歌《宝贝儿》批评，应该只是遏制了代孕合法化呼声升高过快这一势头。
假如代孕真的合法化了：
首先是以现有技术，代孕这事本身对女性身体伤害实在太大，无论是子宫提供方还是卵子提供方都有可能对女性带来不可逆的伤害。
第二，将给社会伦理带来极大挑战，孕母和卵母的纷争将会此起彼伏(考虑到身体及感情的联系，国内目前是确认孕母为母);
第三，底层女性将成为可以赚钱和压榨生育机器，未出生胎儿也面临随时被打掉的风险，这又反过来对女性身心造成反复伤害。
第四，女性将分为不同等级：出得起钱找孕母的属于高高在上的一类;能够提供一个良好身体或卵子的高知年轻女性是一类，其顶端大概属于清北人师之类高校的普通家庭出身的毕业生;其他普通高校毕业的健康女性是一类;底层女性，是一类——在男女尚不平等的当下，如果摊上个赌鬼丈夫，那大概率是被逼着去反复代孕赚钱。
印度和乌克兰活生生的例子，那些代孕的鼓噪者假装看不见。
(印度的价格，以结果分级)
代孕说穿了就是女性成为商品。贫穷的女性将成为行走的子宫，成为一个生育的工具。但对资本巨头和整个体系而言，代孕者不过就是个可有可无的工具。代孕者就是具有可替代性的、产钞票的机器，孩子则将按残次品、普通品、优等品进行处理。
说到底，代孕，首先是个阶-级问题，然后才是一个性别问题。
想要解决这一问题，也只能从这些方面着力。
要知道，这里是中国，曾经彻底消灭了黄赌毒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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