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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穷人的全球图景——21世纪阶级论

熊易寒 · 2015-02-05 · 来源:文化纵横
中产阶级迷梦 收藏( 评论( 字体: / /

  导读:“新穷人”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全球现象,它跨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区别,而成为全球化世界的共同特点,每个地区,不论发达与落后,总有这样一群缺乏社会归属感和行业认同感的人,游荡在城市的边界,徘徊在失业的边缘,“新穷人”不是一个新的阶级,工人的黄金时代已经在新自由主义霸权中结束,这些失去庇护的散兵游勇日常的哀怨湮没在风生水起的全球化洪流中,而积郁的爆发也总是无疾而终——不论是美国华尔街上振振有词的工薪阶层,还是广州新塘义愤填膺的外来务工者,都逃不脱最终被清场的命运,回归现实的轨迹,他们终还是那些悲催的日复一日在城市夹缝中讨生活的人们。

  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与新穷人

  如果说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历史叙事的灵魂人物,那么中产阶级则是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坚。而新穷人却跨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社会分野,成为一个新的全球现象,在天壤之别的三个世界里形成一个交集。在美国和欧洲,传统上的穷人是失业者,而新穷人是有工作的穷忙族(working poor),或是长约在身的短工,或是工时不足的兼职者,他们当中很多是来自外国的新移民(包括非法移民),也有一部分是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当中被挤压出来的“失败者”。在日本,M型社会的出现,改变了“一亿总中流”的社会格局,中产阶级正在逐渐塌陷,不少年轻人甚至不敢结婚生子。在中国,新穷人则以临时工、“蚁族”和农民工为主体,他们没有劳动合同或者没有相对稳定的合同,从事高强度甚至有一定危险性的工作,缺乏社会福利体系的保护,收入微薄,社会流动机会匮乏。

  与无产阶级相比,新穷人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阶级,他们缺乏基于职业和工作之上的认同感,不少人缺乏稳定的雇佣关系和劳动合同,他们以临时工、派遣工、散工的身份参与劳动过程,更像是工厂体制的外围成员。新穷人通常不是工会成员,缺乏集体行动和讨价还价的能力;他们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散兵游勇,游走在失业的边缘。经济景气时,他们尚能有一份聊以糊口的工作;经济衰退时,他们只能坐以待毙,等待海啸卷走自己仅有的一切。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时,新穷人再也无法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组织起有力的工人运动,只能以近乎嘉年华的形式象征性地占领华尔街。新穷人模模糊糊知道问题之所在,但没有解决问题和改造世界的方案,也没有大规模社会动员的能力。归根结底,新穷人不是一个阶级,而是由各行各业边缘人组成的“乌合之众”。

  与中产阶级相比,新穷人的收入捉襟见肘,在一个消费社会中,他们的贫穷首先不是物质上的匮乏,而在于体面的丧失。在物质层面,他们是穷人,尽管更多地是相对意义上的贫困,绝大部分新穷人都解决了温饱问题;在精神层面,他们又接受了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收入永远跟不上购物欲望的增长。据媒体报道,有“网购达人”为了抢购到心仪已久的商品,熬夜守候在电脑前,准备“血拼”一把。因精神过度集中,血糖含量急剧下降,结果晕倒在电脑桌旁。在发达的西方,在以名牌折扣店闻名的Outlets,每逢黑色星期五,总是人山人海,人们疯狂地进行抢购。在经济繁荣时期,这些抢购者是体面的中产阶级,有房有车,对打折的奢侈品趋之若鹜;而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或萧条,他们便迅速地沦为新穷人,失去工作,无力定期偿还房贷,提前消费导致缺乏积蓄。在一个消费主义的社会里,劳动不再创造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消费才是人们获得价值和存在感的源泉。所以,鲍曼将我们所处的社会称为消费者社会,区别于之前的生产者社会。在消费社会中,主导性的社会规范由韦伯时代的工作伦理转向鲍曼时代的消费美学。

  不同于鲍曼从消费社会的角度来解读新穷人,笔者认为,新穷人的问题必须在生产领域才能真正得到解释。本文将从资本积累方式与劳动体制的角度来解读新穷人的实质。

  弹性积累与新穷人的诞生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福特主义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主导模式,其奉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运作原则。福特主义的核心特征是:(1)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2)标准化的零件与组装;(3)整齐划一的成品。劳动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使得资本家可以增加工人在分配中所得到的份额,提高了工人的购买力,反过来拉动消费,促进扩大再生产;在国家层面,集体谈判、社会立法和福利制度都有利于福特主义生产体系的维系。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引发了战后资本主义体系首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哈维(Harvey)认为这是福特主义迈向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的转折点。此后,工人阶级的黄金时代逐渐过去,劳资“蜜月”结束;企业用即时生产(just-in-time production)和外包制(outsourcing)取代以大规模生产与机械化管理为特征的福特主义,生产单位规模缩小,奉行小批量生产,减少库存;企业竭力减少核心工人(即全时员工)岗位,而增加雇佣弹性工时、部分工时、临时性派遣的劳工(temporary workers),甚至随传随到者(on-call workers),以及在家工作、接受订单的家庭劳动力;核心工人与边缘工人的差距日益扩大,核心工人继续享有福特主义时代“生产者即消费者”的荣光,边缘工人则陷入“遍身绫罗者,不是养蚕人”的窘境。

  简单说来,弹性积累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是弹性雇佣(flexibility of employee)。包括劳动弹性,劳动者不一定要与企业形成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薪资弹性,即根据雇员的个人情况设定薪资条件,而不是由工会跟企业进行集体协商;时间弹性,即不一定是8小时工作制,可以是部分工时或弹性工时。

  其次是弹性生产(flexibility of production)。即针对市场快速变化的需求或订单随时做调整,小批量生产,尽可能减少库存,从而降低滞销风险和仓储成本。生产也不再是一国范围内的事情了,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将半成品运往世界各地的工厂,组装完成之后再将成品销往海外市场。

  最后是弹性消费(flexibility of consumption)。消费者对福特主义时代的单一化产品审美疲劳。后福特主义时代的产品越来越使消费者导向从大众消费文化走向分众消费文化,即追求个性化和订制产品。

  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也深刻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当面临竞争加剧、利润下降、市场变动等外部风险时,雇主会推动更具弹性的工作制度与劳动合同,即所谓灵活用工。于是,劳动力市场被分化为两个组成部分,其核心部分是一级劳动力市场(primary labor market),它由具有长期雇佣关系、且影响企业发展前景的全时员工组成。这些核心雇员享受较好的工作保障和福利待遇,有再培训和升迁的机会,但这一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小。劳动力市场的边缘(periphery)则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由全时员工组成的次级劳动力市场(secondary labor market),具体包括文员、秘书、办事员,以及低技术的蓝领工人,待遇比核心员工差,升迁机会少。由于技术含量低,这些员工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随时可以从劳动力市场中招聘,因而流动性较高;另一部分则是由部分工时员工、定期合同工、派遣制工人和转包工人组成,其工作保障和福利待遇比前一个边缘群体更少,在数量上的弹性也更大,可以迅速补充,也可以低成本地解雇,企业可以依据订单随时调整这部分员工的规模。

  弹性积累体制通过生产的灵活性和生产过程的标准化来应对全球竞争的不确定前景,实际上将灵活性的成本和风险都转嫁给了劳动者。正是这样一种新的资本积累体制造就了新穷人的大规模出现。因为在弹性积累体制下,工人变得更加缺乏保障,也进一步丧失了集体行动的能力。

  John Urry、 Scott Lash和Claus Offe等学者将弹性积累的兴起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称为“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进入非组织化资本主义阶段(disorganized capitalism)。福特主义时代单一中心的跨国公司模式让位于多中心的跨国企业模式,跨国公司旗下的分公司往往更加独立,采取不同的生产工艺和管理制度,更不用说那些地理上分散、财务上独立的供应商和外包商;资本(公司)与劳工(工会)的组织化互动逐步瓦解;阶级政治日益式微,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和工会影响力下降,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化的利益集团,文化认同不再受阶级意识的影响;全时雇佣(full employment)的岗位日益减少;服务业超越制造业,非正规就业部门在扩张。

  20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大行其道,世界各国纷纷效仿英美,放松政府管制,实行国际化和经济自由化的“新政”。全球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资本很容易“用脚投票”,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往往不得不采取“亲资本”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牺牲本土劳工的利益。

  不难发现,弹性积累与新穷人的出现基本是同步的,弹性积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也导致了三个世界的交集。在西方,我们看到沃尔玛、肯德基、麦当劳等企业越来越多地雇佣非全职员工,甚至不允许企业内部组织工会;在中国,企业、事业单位甚至政府部门都在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制的工人,廉价而驯服的学生工、暑期工,服装行业、箱包行业靠订单生存,没有厂房也没有固定工人的专业市场。

  跨国产业链:垄断资本主义与竞争性市场经济的衔接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如此不同,以至于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时代差距,而在弹性积累的问题上,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同时代性),这是为什么?是什么机制在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会对劳工政治产生什么影响?

  应当看到,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正使得弹性积累成为一种全球现象。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印度成为世界办公室。制造业外包给中国,服务业外包给印度。当你在美国打售后服务电话,接电话的人可能是印度口音,她并不是美国的新移民,而是新德里或孟买的印度人。资本走到哪里,弹性积累的体制就走到哪里。

  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区分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前者是追求垄断的,后者是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古已有之,资本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这一区分非常富有启发性。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认为,市场是平等的交易网络,交易主体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市场也存在一个等级体系(hierarchy),上层是垄断资本主义,下层是竞争性市场经济。两大经济系统的利润形成机制是不同的:前者自上而下地进行利润分配,而后者则通过同行竞争产生利润。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央集权(centralized)的体系,垄断资本处于支配地位,而市场经济中的分包商和临时工则处于从属地位。当我们研究市场的时候,不仅要看到基于平等交易的横向市场(horizontal market),更要看到基于资本权力和技术垄断的垂直市场(vertical market)。苹果公司与富士康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苹果将手机组装业务外包给富士康公司,由于富士康存在众多的潜在竞争者(譬如其他第三世界的厂商),所以富士康的议价能力非常低下,不得不接受苹果公司微薄的代工费和苛刻的工期。作为企业,富士康也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为了盈利就必然要成为血汗工厂,建立准军事化管理的工厂体制,最大限度地盘剥工人。根据《捕捉苹果全球供应网络利润》的研究报告,iPhone手机利润分配图显示,2013年苹果公司每卖出一台iPhone,就独占58.5%的利润,原料供应国占21.9%,屏幕、电子元件等主要供应商分得了4.7%利润,而中国大陆劳工只能从中拿到1.8%的利润。在苹果手机的产业链当中,上游企业有充分、可观的利润,而下游的分包商利润微薄,必须以量取胜,并尽可能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苹果公司可以在劳工问题上保持优雅的姿态(甚至从企业社会责任出发,雇佣第三方的评估公司对外包商进行监督),而下游的富士康及其供应商则“吃相”难看。

  转变中的劳工政治:从工厂劳动体制到非正规劳动

  弹性积累也改变了工厂劳动体制,因为资本必须通过对劳动的控制来攫取利润。传统的工厂劳动体制采取集中化生产的形式,对劳动者的身体和劳动空间进行标准化控制,通过复杂的劳动控制来保证利润,以泰勒制、福特制为典型。

  泰勒制(Taylorism)的主要特征是:(1)崇尚科学管理,事先规划详细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手册,取代工人的自主判断和思考;(2)精致细密的分工;(3)管理层负责全程工作的设计和管理,工人只执行已经设计好的劳动流程,即所谓“概念与执行”的分离。

  福特制(Fordism)的经济基础是将泰勒制的大众生产与大众消费相结合所形成的资本积累体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这种体制实际上是工会与雇主之间的一种妥协,工人接受泰勒制对于生产流程的理性化控制,从而换得一定的程序正义、较好的工作条件,以及与利润相匹配的工资增长。福特制的运作也有赖于国家的支持。譬如,国家通过社会福利制度、贸易保护政策和为企业提供补贴来间接支持福特制。

  而弹性积累更多地依赖非正规就业,采取分散化生产的形式,不过问外包商和分包商的生产过程,而是进行时间/合同的控制,通过市场的等级制来保证利润。越是生产链的高端,越有能力控制利润,逐级分配利润,在确保自身盈利的前提下进行分包,生产链的低端环节无力维持工厂劳动体制,不得不寻求更加廉价、更加灵活、更加易于控制的劳动力。

  正如在福特制下,存在一个“功能性的中产阶级”,生产者必须同时也是消费者,才能维持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在弹性积累体制下,则存在一个“功能性的穷人”群体(生产者与消费者是分离的,譬如苹果手机的生产者是富士康工人,消费者却是欧美和中国的中产阶级)。所谓“功能性的穷人”,不是他们自己的能力或禀赋导致了贫穷,而是体制需要他们贫穷;在这一体制下,有一群人注定贫困。只有这一群体保持贫困,才能使之接受廉价的、不稳定、无保障的工作,实现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华尔街运动就是“功能性穷人”的反抗,尽管并不成功。

  那么,非正规就业带给工人什么样的阶级体验?“功能性的穷人”能否形成工人阶级的集体意识?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工厂体制的衰落的确导致了工人阶级意识和团结意识的弱化,因为工人之间缺乏稳定、长期的互动,从而无法形成社会信任与阶级团结;工会在非正规就业部门没有立足之地,工人缺乏有效的动员机器;由于缺乏基本工资和福利保障,工人的收入严重依赖订单,而订单更像是一种公平的交易关系而不是剥削关系;非正式劳动部门里甚至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雇佣关系,工人甚至没有明确抗争的对象。

  集权化的全球市场:世界体系中的劳工、资本与国家

  关于弹性积累,似乎有两个故事。

  一个是西方的故事。新自由主义与“去监管化”的国家,让工人失去国家体制和立法的保护;“非工会化”的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多的移民工、临时工和派遣工缺乏工会的庇护;经济危机与产业空心化,工人的就业机会减少,进一步降低他们的议价能力。另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故事:“竞次游戏”(race to the bottom)导致“亲资本”的政府,各级政府更热衷于招商引资而不注重对工人利益的保护,甚至为了取悦资本而不惜损害劳工的合法权益;全球产业链的下游位置使得中国制造业尤其是代工产业利润微薄,资本家的让利空间有限,脆弱的生态导致劳资的零和博弈。

  实际上,这两个故事也是一个故事,在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集权化的全球市场(Centralized Global Market)。全球化推动国际性网络企业(international network enterprises)的发展,这是一个服务于弹性积累的商业网络,看似平等,实际上是“大鱼”与“小鱼”的暂时性联盟,“大鱼”风光无限,“小鱼”勉力维持,而食物链最底端的劳工则是最大的受害者。网络企业在资本与劳动之间进行各种不同的契约安排,导致劳动条件与劳动契约的个体化,每个人得到的合同都不一样并且彼此保密。但总的趋势是全时、稳定、追求职业生涯的核心工人愈来愈少,兼职的或高流动性的边缘工人越来越多。

  市场并不像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学教科书所宣传的那样平等。无论是民族国家内部,还是在世界体系中,市场都是一个等级体系。在世界体系中,市场的等级色彩更为强烈,因为大型跨国企业可以通过资本和技术获得更大的主导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民族国家的法律规制。通过集权化的市场,弹性积累帮助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利润率危机。然而,弹性积累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造就了“功能性的穷人”,这实际上就是波兰尼所指出的“劳动力商品化”问题,而劳动力注定只是虚拟商品,因为劳动力的载体同时也是人和公民,对劳动的贬损,必然会加深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引起波兰尼所说的反向运动。但反向运动的代价,或许也是我们无法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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