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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话语定位与学术立场

赵月枝 · 2019-10-03 · 来源:批判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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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女性主义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交叉,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话语框架,传媒“新自由主义个体化”的女性叙事的文化政治,以及历史视野中中国妇女的解放等相关议题。

  编者按:本期批判传播学公号将转载推送由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赵月枝教授与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唐觐英合作的一篇发表于2019年第4期《教育传媒研究》的学术访谈论文。共同探讨女性主义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交叉,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话语框架,传媒“新自由主义个体化”的女性叙事的文化政治,以及历史视野中中国妇女的解放等相关议题。

  

  女性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

  与参与式行动研究的交叉视角

  唐觐英 :赵老师,您是中外传播学界知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近年来,您又致力克服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种族、民族国家理论等方面的局限,发展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不过据我所知,即使在西方,这一领域也基本是男性学者主导的领域,您能讲讲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如何处理性别问题和您自己是如何在学术中处理性别问题的吗?

  赵月枝  :的确,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男性学者占主导地位,而文化研究领域,女性学者对性别问题 的关注更多一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播政治经 济学更重视生产、所有权、管制等“硬”性问题,而意义和消费等“软”性问题处于次要地位的倾向。当然, 这也是政治经济研究和文化研究各自的局限性所在。

  不过,话又说回来,从一开始,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就有活跃的女性学者,她们对这一领域中如何从阶级与性别交叉的角度进行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比如,阿芒·马特拉的夫人和学术伴侣米歇尔·马特拉 (Michelle Mattelart)、美国批判传播学者苏·卡利·詹森(Sue Curry Jansen)等学者就是这种交叉研究的开创性人物。詹森还写过达拉斯·思迈斯 (Dallas Smythe)《依附之路》的书评,在与她的通信中,思迈斯对詹森有理论深度的书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我主持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的思迈斯纪念讲座期间,我邀请詹森来做思迈斯纪念讲座,詹森还把自己与思迈斯的学术通信给我,让我补充西门菲莎大学的思迈斯档案。在加拿大,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者米歇尔·马丁(Michele Martin)1991 年出版的有关加拿大电话系统发展中女接线员和女性使用者的关键角色的研究,堪称阶级和性别交叉分析的经典。我自己早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授课时,就把她的书当必读书。到了 2002 年,一群女性主义学者,更是出版了一部名为《性与金钱:媒体中的女性主义和 政治经济学》(Sex and Money: Femin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edia )的论文集,从理论和方法论的 高度讨论这两个领域的交叉和更好的融合。

  至于我自己,性别视角不是我聚焦的核心,但我在研究中也不是对性别问题没有关注。比如,我在很多年前有关街头小报的一篇文章中,就突出了新自由主义话语中的性别维度。在 2008 年出版的英文专著《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中,我在对媒体的结构和话语的分析中都体现了性别视角。当然, 性别维度更是我致力于发展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框架中的交叉分析方法的核心内涵之一。

  唐觐英 :那么,您做过专门聚焦女性问题的研究吗? 是否经常参加女性主义与媒体问题的学术活动?

  赵月枝 :不多,但也不是没有。不过,我在这方面的参与从一开始就有行动研究的取向。早在很多年前,我刚刚从美国回到加拿大任教,就从一位女性主 义媒体行动研究者那里接手了一项旨在改变加拿大主流媒体有关针对妇女的家暴问题报道框架的研究。这位学者是我在西门菲莎大学的学姐,博士毕业后,她以西门菲莎大学一个非政府学术团体为基地,申请到了本省妇女平权组织的一项行动研究横向课题。她到东部任教后,我就成了这个项目的主持人。在分析媒体报道框架的基础上,我把相关媒体批评研究成果带到社区,对妇女组织中的相关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媒体素养和新闻实践方面的赋能训练,从而改变主流媒体对妇女,尤其针对妇女的家暴问题的报道框架,促进妇女与媒体表征关系从被动到主动转变。

  现在回想起来,这项研究是我后来在浙江缙云开展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方法论前导和启发性研究之一。2011 年 10 月,我应邀在丹麦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北欧社会性别和妇女研究学术会议上,作了题为“知识生产、认知正义与‘南方认识论’:对作为实践的跨文化学术的贡献”的主旨发言,阐述阶级、性别、南北关系的交叉视角和通过重构全球知识与权力关系来发挥学术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尤其是建立更平等的传播秩序中的作用。后来,我不但自己组织过西门菲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性别传播与社会发展”研讨会,而且还在 2018 年夏天参加了中国妇女研究会、《妇女研究论丛》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举办的“乡村振兴与妇女发展”研讨会。

  作为参与式行动研究取向的体现,我建议“乡村振兴与妇女发展”会议的组织者允许我带一位缙云的妇女代表参会。在缙云县委组织部的推荐下,缙云县 妇联主席参加了会议。她应主办者的要求,作了缙云妇女在乡村春晚中的关键作用的发言,效果非常好。此后,我自己也带着一位博士生,以缙云田野调研为基础,写了一篇《乡村春晚、女性主体性与社会主义乡村文化》的文章,发表在《妇女研究论丛》上。这是我第一篇聚焦女性和在女性研究刊物上发表的文章。

  唐觐英 :您能具体谈谈怎样把社会性别视角融入您的研究框架吗?

  赵月枝 :由于家庭背景,也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的男女平等意识,我一开始就有很强的社会性别意识和对男权中心主义的批判意识。不过,到了国外后,我一直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个男性学者主导的领域。在西门菲莎大学期间,曾一度有过自己一个女学者带 8 位清一色男性博士和硕士生的经历。不过,在我更大的中外学术参考圈里,女性主义学者一直有很强大的存在和影响。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立场或者社会主义的立场,自然要包含女性主义的立场。

  从上研究生课程开始,我就一直接受不同女性主义理论的熏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和传播与发展领域的后殖民批判女性主义理论。重要的是,我所吸收的女性主义既不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也不是本质主义女性主义。比如,我很早就接触女性主义哲学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判,而印度女性主义生态学家范达娜·席娃(Vandana Shiva)在发展领域的研究对我也有很深的影响。实际上,我在 1990 年初,就认真学习过席娃对西方科学的化约主义弊端(她把这个称为“暴力”)、跨国农业资本主义对全球南方的剥削、西方知识产权体系对传统知识体系的掠夺以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批判。我还记得,一门博士课程上的一篇阅读文献的基本观点是:第三世界为了家庭的生存和社区的维系而在日常生活中有坚忍不拔品格的普通妇女,而非学院派的、以救世主 自居的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学者,才更称得上是女性主义者。

  不过,我并没有因此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为女性研究,刻意去找女性主题。我更多是在自己的研究中汲取批判女性主义的思想资源,在适当的时候体现这样的视角。比如,因为街头小报更把女性当作描写对象,我的文章就有更强的性别视角的分析;当我研究中国媒体商业化对社会传播的影响时,我会专门去采访《中国妇女报》,关注商业化过程对传播领域的性别平等议程的影响;在分析孙志刚事件时,我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视角会让我去追问:假如孙志刚是女的,这件事会成为这样的媒体和公共事件吗?在一个多位学者协作的口述史项目中,我主动选择了一位乡村妇女作为对象;在河阳做口述史项目,当我注意到村里最初给我推荐的采访对象清一色是男性的时候,我深知这是男权中心主义的“无意识”表达。因此,我花了大力气来纠正,从而使村庄的“另一半”不至于在项目中“被消失”;同时,我也动员女性参加口述史志愿者团队。

  当然,研究缙云乡村春晚,乡村女性的角色自然成了我的研究焦点,因为乡村春晚舞台上下,女性占绝对多数,这不仅使我去思考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 设与妇女解放今天在缙云乡村的表达,而且使我想起读博士时就接触到的用第三世界妇女日常实践来反观和批判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学术霸权的理论文本。不过,当今年河阳论坛结束后,我为准备采写革命妈妈故事的缙云妇联提供口述史知识培训,并建议把“妇联小姐姐的红色之旅”新闻标题改为“妇联姐妹抢挖革命故事”时,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跟自己当年为加拿大地方妇女组织做的行动研究还真有相似和延续之处。

  

  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特定话语框架

  唐觐英 :从您在社会主义的东方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的西方民族国家之间的跨国学术历程,我们看到了妇女领域与社会大系统的广泛关联,看到了“性别”与 “传播”这两个范畴的多层面连接,也看到了女性主义更多的内部差异性与复杂性。在 2008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深刻矛盾的背景下,近年来西方国家大选中女性政治人物参选,被普遍解读为代表职业性别偏见的最高层“玻璃天花板”被挑战,而且依托媒介、传播的力量,总统竞选中围绕性别议题争论激烈、 声浪巨大,甚而引发全球性的女性游行。这是否是“性别”越来越进入传播议程中心的体现?是否显示“性别政治”越来越发展,甚而是国际潮流所向?为什么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性别意识”强烈、“女权” 比较发达、在社会中“性别”更多得到聚焦?

  赵月枝 :在西方,女权主义经历了两波发展,19 世纪出现的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就是围绕妇女要求获得选举权这一妇女解放问题展开的。女性参与总统竞选是自由主义民主形式和妇女解放脉络的产物,挑战“玻璃天花板”的反性别歧视解读无疑有性别平等与妇女解放的意义。同时,西方社会语境下,女性参选总统是精英式竞争性民主框架里的一个事物,政治人物最重要的身份是其所代表的政治立场、阶级立场,这不会因为某位政治人物的性别身份就例外。在竞选口号之下,更应该看的是政策立场。如果更仔细地观察总统竞选中的“女权”声浪,在“女权”“反性别歧视”这样一种看似超阶级的、包含全体女性的普世旗号之下,挑战“玻璃天花板”的话语所代表的往往是中产阶级女性的“反性别歧视”诉求。也就是说,作为精英式、竞争性民主框架内的一种话语表达,“反性别歧视”话语并没有外在于特定的阶级政治话语。更毋庸说,解读、甚至强化“性别”方面的“反性别歧视”意义,有一定的争取选民特别是女性选民的用意。而当这样一种实质上是中产阶级女性的“女权” 在传播中被言说为代表全体女性的,甚至在国际传播 中被言说为全世界女性解放的旗帜时,美式“帝国民 主”(Imperial Democracy) 在全世界的话语霸权也随之得到了强化。总之,与其说“性别”越来越进入议程中心,不如说是特定阶级的“性别”议题越来越在全球传播中进入议程,它是全球传播格局中文化领导权之争的一个体现。

  在西方,“性别”得到聚焦,以“性别”为核心范畴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居于主导地位,“性别意识”很受关注,但“性别”范畴的注重并非是因为“性别意识”“女性意识”强这样的单纯观念领域的进步所致,而是可追根溯源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妇女没有得到同工同酬、没有托儿所等公共支持这样的经济社会领域的矛盾。不过,由白人中产阶级主导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往往会在突出女性的自由、解放与平等的同时,掩盖和遮蔽阶级与种族层面的不平等。拿上届美国总统选举来说,希拉里·克林顿先从民主党候选人选举中胜出后在总统选举中败给特朗普,不能仅仅从“性别天花板”的角度来分析,在这背后有更复杂的民主党内和美国国家内部的阶级政治因素。更具体地说,如果美国民主党的阶级政治有更强的社会主义倾向,那么,它就应该选择桑德斯,而不是希拉里作为总统候选人。

  更为讽刺和悖论的是,在所谓的后女权主义时代,女候选人反女性主义的现象也是有的。你可能听说过我主导组织翻译和介绍的《马克思归来》一书。在书中,有一篇美国学者米歇尔·罗迪诺-科罗奇诺(Michelle Rodino—Colocino)关于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女性 竞争者萨拉·佩林(Sarah Palin)的《反女权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文章。文章指出,在佩林对女性主义话语的挪用和转换背后,是她以女性主义之名,行维护父权资本主义秩序之实,而佩林更大的危害是对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妇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进行反攻倒算。这项基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立场的研究揭示,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美国政治生活和理论领域有复杂的斗争,而美国妇女解放和女性主义理论更是可以用口号之下,更应该看的是政策立场。如果更仔细地观察总统竞选中的“女权”声浪,在“女权”“反性别歧视”这样一种看似超阶级的、包含全体女性的普世旗号之下,挑战“玻璃天花板”的话语所代表的往往是中产阶级女性的“反性别歧视”诉求。也就是说,作为精英式、竞争性民主框架内的一种话语表达,“反性别歧视”话语并没有外在于特定的阶级政治话语。更毋庸说,解读、甚至强化“性别”方面的“反性别 歧视”意义,有一定的争取选民特别是女性选民的用意。而当这样一种实质上是中产阶级女性的“女权” 在传播中被言说为代表全体女性的,甚至在国际传播中被言说为全世界女性解放的旗帜时,美式“帝国民主”(Imperial Democracy) 在全世界的话语霸权也随之得到了强化。总之,与其说“性别”越来越进入议程中心,不如说是特定阶级的“性别”议题越来越在全球传播中进入议程,它是全球传播格局中文化领导权之争的一个体现。

  在西方,“性别”得到聚焦,以“性别”为核心范畴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居于主导地位,“性别意识”很受关注,但“性别”范畴的注重并非是因为“性别意识”“女性意识”强这样的单纯观念领域的进步所致,而是可追根溯源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妇女没有得到同工同酬、没有托儿所等公共支持这样 的经济社会领域的矛盾。不过,由白人中产阶级主导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往往会在突出女性的自由、解放与 平等的同时,掩盖和遮蔽阶级与种族层面的不平等。拿上届美国总统选举来说,希拉里·克林顿先从民主 党候选人选举中胜出后在总统选举中败给特朗普,不能仅仅从“性别天花板”的角度来分析,在这背后有更复杂的民主党内和美国国家内部的阶级政治因素。更具体地说,如果美国民主党的阶级政治有更强的社 会主义倾向,那么,它就应该选择桑德斯,而不是希拉里作为总统候选人。

  更为讽刺和悖论的是,在所谓的后女权主义时代,女候选人反女性主义的现象也是有的。你可能听说过我主导组织翻译和介绍的《马克思归来》一书。在书中,有一篇美国学者米歇尔·罗迪诺-科罗奇诺(Michelle Rodino—Colocino)关于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女性竞争者萨拉·佩林(Sarah Palin)的《反女权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文章。文章指出,在佩林对女性主义话语的挪用和转换背后,是她以女性主义之名,行维护父权资本主义秩序之实,而佩林更大的危害是对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妇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进行反攻倒算。这项基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立场的研究揭示,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美国政治生活和理论领域有复杂的斗争,而美国妇女解放和女性主义理论更是可以用“进一步,退两步”来描述。虽然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传播研究几乎是凤毛麟角,但这一研究对理解性别、种族等身份认同政治的局限性,尤其是西方 社会不断出现的右翼女政治家现象背后的阶级政治、 性别政治和族群政治复杂交互关系有普遍意义。

  唐觐英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视西方女性总统候选人现象为全球各国的“女权”的象征与旗帜,而且我们也不能孤立地研究性别问题。

  赵月枝 :对。尽管“性别”范畴的独立有其历史进步性,所引发的女性主义学术成果对于人类知识 的丰富、完善有启发意义,但单面向聚焦“性别”范畴有其根本性的缺陷。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自由主义框架下西方统治阶级中的女性所争取的“性别平等”“女权”,其本质是在剥夺者的特权利益中分一杯羹,虽然有历史进步意义,相对于被压迫的国家、民族(Nation)、种族和阶级,这样的女性也扮演了剥夺者的角色。这就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根本性的缺陷。它说明任何女性主义都有其特定社会语境与脉络,主导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并不能被照搬到第三世界国家,它不但不能解答第三世界妇女解放的问题,而且还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成为帝国主义的同谋。如果我们从其普世、无涉国家、民族、阶级、种族的表面宣称出发,认为聚焦“性别”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工具任何社会均可以用,我们就有可能因缺乏对阶级和民族与种族关系的反思,而陷入 性别研究领域的西方中心主义泥潭。

  总之,在私人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广泛存在、阶级利益的冲突异常激烈、地缘政治日益复杂、战争阴云不散的当代全球政治经济现实中,任何事物都无法超越阶级与民族考量,“性别”也同样如此,同样需要就阶级与民族问题作出自己的立场回答,不作出回答也是一种“默认”的回答。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存在,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今天,在中国传媒中,自由主义女权也成为热点,这是自由主义女权意识主导传播的结果,也体现了媒体对自由主义女权缺乏阶级与民族层面的分析的问题。

  实际上,在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这种缺陷已受到批评。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学界对于“性别分析”的单向度问题就有大量讨论,倡导“性别、阶级、种族交叉分析”的方法论。无论如何,将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从其特定的资本帝国主义语境中抽离出来,拿来用到中国的妇女领域是一种错位。一味单纯地诉求“性别平等”,以西方“先进的发展水平” 为典范,很可能导致中国妇女发展领域不能面对我们 自己的中心问题,进而在客观上强化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领导角色和中国在妇女解放领域的依附性。

 

  传媒“新自由主义个体化”的女性叙事的文化政治

  唐觐英 :在传媒空间中以西方女性总统候选人作为“女权”榜样的此类“自由女权”话语流行的同时,近几年中国媒体中以宫廷女性争宠上位为主题的“宫斗剧” 热播,在文化工业的生产方式下从中国传统开采资源获得市场成功,并成为中国文化以商业方式“走出去” 的范例。这种建构女性作为竞争性个体的叙事还被命名之为“女性成长励志”甚至“女权”。在您看来,它体现了女性主体性的彰显、女性话语空间的扩大还是相反?它在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方面的意义如何?

  赵月枝 :传媒中“宫斗剧”这类故事热播,反映了一种传媒市场化背景下我称之为“再封建化”的显著现象。前几年成为热门类型的“宫斗剧”,把各种尔虞我诈,残酷竞争演绎得淋漓尽致的同时,也把新自由主义丛林法则和精致利己主义人生哲学推到了极端。与其说这些是古代宫斗戏,毋宁说这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古代内宫为场景的极化表达。在当代政治经济背景下,这种女性叙事何尝不也是商业化媒体逻辑与新自由主义价值导向的一种折射呢。更进一步说,“宫斗”之类“新自由主义个体”的女性叙事的兴起,与其说代表了女性主体性的彰显、女性话语空间的扩大,毋宁说是对广大现代劳动妇女的主体性的遮蔽和对广大妇女劳动者话语空间的挤压。

  唐觐英 :您是说媒体缺少对劳动妇女的关注吗?

  赵月枝 :是。当然,在宫廷戏中,也有处于后宫权力关系底层的人物,她们应该算是劳动者。不过, 我这里所关注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性别化的劳动分工、阶级分化和全球化语境下的生产与消费的分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球政治经济经历了新自由主义重组,内在于这一过程, 中国成为所谓“世界工厂”。在这个政治经济过程中,阶级关系、性别关系都发生了重构。伴随着市场关系的蔓延和资本与男权权力关系的彼此相互强化,在社 会生产领域,出现了种种专门由女性从事的依附型职业,从保姆到女秘书,从流水线上的女工到把女性肉 体商品化的地下色情业,社会性别分工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在毛泽东时代,体现不平等阶级关系的保姆职业,除了少数作为例外遗存,是基本被去除了的,而今,保姆成了重要的职业——从城里的下岗女工 到农村妇女,甚至到在读女大学生,保姆成了为数众多的女性谋生的手段。在《保姆在中国》一书中, 澳大利亚学者孙皖宁教授对这一职业背后的阶级、性别和城乡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毋庸置疑, 保姆问题是一个阶级问题和城乡分野问题。许多情况下,农村妇女要到城市里照顾别人的孩子,而不能照顾自己的家庭。正因为从事这个职业的妇女面临性别和城乡分野层面的双重不平等权利关系,有一次,当我听到一个地方在办一个“月嫂”培训班,为农村妇女进城就业提供培训时,我主动向主办者请求,从城乡关系层面给这个班上的妇女提供一点社会历史背景。

  当然,改革时代产生的最大性别化职业群体还 有“打工妹”。由于在许多出口导向的电子代工厂中女性是多数,甚至有一种说法,全球信息社会是建立 在中国“打工妹”的脊梁上的。资本的逻辑是利润最大化和管理的最有效化,而“打工妹”成了其在全球寻找到的最能干同时又是最廉价和最易被管理的劳动力。为了尽最大可能延长工时和提高效率,种种伤害女性尊严和限制人身自由之举闻所未闻,劳动者的尊严和权利受到极大的侵害,这对妇女地位的影响是深 刻的,也是今天人们议论的诸种性别问题在生产领域的结构性背景之一。

  与数以亿计的从中西部内陆农村流动到沿海工厂和服务业的“打工妹”阶层形成对比的,是在数量上极为少数,但在社会学上非常有研究价值的跨国华人中产(资产)阶层妇女—那些往往作为“成功男人”配偶移民到温哥华、洛杉矶、悉尼等全球城市、在那里没有(不需)工作,只消费、养孩子的华人家庭妇女。从阶级角度,她们是有社会流动性的;然而,从性别角度,她们在移民的过程中,又往往是依附性的,有许多甚至是放弃了在国内原有的职业,不但成了家庭妇女,而且由于语言和知识背景的障碍,很难在西方社会有什么职业上的流动性和独立性。她们中,有通过越洋电话和电话单追踪在国内继续经商的丈夫的行踪,成天担心他在国内养“二奶”而处于焦虑状态的;有靠看国内电视剧消磨时间的;有靠消费,尤其买名牌衣物证明自己价值的;当然也有因发现丈夫在国内出轨而毅 然决然捍卫自己的尊严,与丈夫打起你死我活的、 涉及巨额家产的跨国离婚官司的。在这些妇女身上,阶级、性别、在国外的“少数族裔”地位在跨国语境下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为我丰富和发展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分析提供了绝佳的案例,我也一直在寻找能做这个题目研究的博士生。

  总之,对性别问题的讨论,不能停留在抽象化的 “反对男权”“要求女权”层面,不能不深入到具体的、高度语境化的层面。这也告诉我们,“性别”这个范畴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是不能把它孤立化,它没法跟政治经济“脱离”“独立”出来。把它跟“阶级”分离开来,强调它对“阶级” 的先在性是将二者割裂,对“性别”没有益处。笼统的“妇女”概念很可能是在遮蔽现实矛盾,仅仅是从两性之间平等的角度诉求妇女跟男性同等的权利,不触及造成问题的根源,更不能回答妇女普遍解放的问题。

  唐觐英 :您一直关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如何从性别的角度提升国家形象?

  赵月枝 :说到国家形象,如何从性别角度讲好中国故事,要做的事情,包括纠偏的事情,实在太多,改进的空间很大。其中,一个没有讲好和讲足,甚至可以说是基本被遮蔽掉的故事是,中国是世界上妇女参与劳动率最高的国家。去年网上流传的一篇 《美国最新公布中国女人大数据,看完彻底震惊了!》的文章,引用美国劳工部门 2010 年的数据,中国妇女参与劳动率高达近 70%,不但远远高于美国、法国、印度、巴西等国家,还高于法国男人 68% 的劳动参与率。同时,文章还认为,中国女性在独立意识、野心、情商和受教育程度方面都出类 拔萃。因此,“中国女人撑起的,绝对不是半边天”。然而,许多年前,在纽约时代广场播放的中国宣传片中,所呈现的 50 个人物代表,除了一位女明星、 一位北京老太太,女性寥寥无几。比如,片子中讲 到科学家、学者时,所用的形象代表,女性一个也没有。女明星固然形象美丽,但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推出充满个人主义气息的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男性精英和女明星作为国家形象代表。至于科技领域,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用事实对这个片子进行了最好纠偏。

  总之,妇女解放问题离不开政治、经济问题,是一个性别与阶级和一个国家在国际产业链与劳动分工以及国内城乡关系等问题相交织的过程。在全球层面,我们需要从国家的层面,应该讲好“中国妇女”的故事,但一旦进入具体的讲述,就没有抽象的“妇女”,只有“美国黑人妇女”“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中国打工妹”“农村留守妇女”“温哥华的留守华人中产阶级妇女”等。泛泛而论、全称化的“女性”“性别平等”话语,在现实中很有可能发挥抹煞现实阶级政治、地缘政治和其他层面的文化政治的功效。所以,将“性别”放置在什么地方、放置到什么框架中去是 一个重要问题,必须将“男性”“女性”放置到全球 政治、经济中去,而不能本质化、抽象化。女性权益的真正维护、妇女领域种种问题的深入解决不能不有赖于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构,有赖于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只有回到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论断,即“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的结合”的路径,才能通向妇女的普遍解放,通向社会的普遍解放。

  

  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妇女解放

  唐觐英 :如您前面指出的,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有其特定社会语境与脉络,不应被轻易“普世”化,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反而还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成为帝国主义的同谋,那么我们又如何看待中国在革命、建设的历史过程中发展出的妇女解放理论与实践?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实践与“革命”“国家”有较多关联,在有些人的印象中,与国外的女性主义、某些“独立的” 妇女运动相比起来,似乎难以相提并论。怎样看待中国妇女解放的这种特点?有的看法认为,过去我们的妇女解放中,“性别”维度较少被关注,“革命”主题、“国家”主题淹没了“妇女”主题,“阶级”身份淹没了 “性别”身份,如近些年被妇女界议论较多的工作 - 家庭冲突议题,传统的妇女解放理论与实践中关注不够,是否说明其存在“性别盲点”,而在妇女解放、 “妇女的主体性”上不够充分,存有局限呢?

  赵月枝 :“缺乏性别意识”“不讲女性身份”,这作为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种反思,也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不能走向极端,将“性别意识”“女性身份”扩大化,不能将“性别”身份与“阶级”剥离开来。“女性”主题并不能独立于社会历史之外,中国革命中包含了“妇女解放”内容。

  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实践与“革命”“国家”有 较多关联,而跟西方女性主义有很大的不同。这里也有一个历史视野的问题,需要放在历史中来看。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要解放,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中国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的道路也是在实践中选择出来的。李大钊、毛泽东、李达等都对妇女解放问题进行过研究、讨论,中国的妇女解放并不只是向警予、蔡畅这些女性在推动,男性知识分子、革命家也在推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 起,就将妇女解放作为自身的奋斗目标,在 1922 年《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明确写道:“中国共产党除为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而奋斗—如争得平等工资、制定妇孺劳动法等之外,并应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理论中,妇女被认为受到多重权力压迫。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写道:“妇女受到神权、政权、族权和夫权四大绳索的束缚。” 因此,中国妇女要实现解放,必须要反帝、反官僚资本、必须在抗日民族动员中和解放战争中来完成。从红军长征中小脚女战士无论如何也要跟着队伍前进的故事到沂蒙山区支前的妇女,无不体现了妇女的革命主体性。

  总之,不能将革命与妇女解放割裂开来。妇女解放不是自己给自己解放,而是跟阶级解放、民族解放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中国的妇女解放是跟革命关联的,革命后的中国社会是得到彻底改造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女地位比较高,比同一时期西方妇女和发展中国家妇女地位要高得多,前面提到的中国有世界上最高的妇女劳动参与率,就是这一成就的最好体现。华人学者王政教授在她的《寻找国家中的女人》一书中,也用非常具体的研究,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解放运动中妇女与妇联的积极主体角色。可以说,这也是列宁在 1913 年提出的“先进的东方”理论在性别层面的体现。

  中国妇女以世界上最高的劳动参与率谱写了中国崛起故事中的性别平等篇章,同时,也不可否认,她们的确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因此,“妇女承受着社会 劳动与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然而,如果以此认为“国家没有考虑妇女”“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没有性别意识”,也不是实事求是的看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和集体通过公共食堂、托儿所等对家务劳动提供社会支持,也积极鼓励男性承担家务劳动的新风尚。当然,也 确实有不能完全满足妇女双重负担的需要、解决困难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允 许去要求国家,要看到这种困难是国家要谋求工业化这一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任务的情况下的代价。所谓“妇女的双重负担”的问题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不彻底的问题,更应当说是社会条件的历史阶段限度的问题。以家务劳动负担来解构“国家” 的正当性、“革命”的正当性,恰恰反映了一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消解“国家”、消解“革命”的知识症候。改革时代媒体和妇女研究领域出现的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妇女解放成就的历史虚无主义书写和从抽象“女性”角度的清算,可能还跟自由主义男性知识精英“告别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影响相关。我是在重新阅读改革初期一位知名自由主义作家在一篇著名报告文学中对一位女性政 治人物的暴力化语言中感觉到这一点的。

  女性的平等、自由必须是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统一体,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实践的重要经验。对于妇女问题的讨论,必须回到这样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上。当然,这不是为中国在性别平等领域还存在的某些问题,尤其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某些妇女组织的官僚化和对新自由主义权力关系的屈从开脱。在我自己正在做的乡村老年妇女口述史对象中,有从农村党支部书记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和中共“十大”主席团成员的特殊劳动妇女个体,更多的是普通的经历了毛泽东时代和 改革时代的乡村妇女。我看到,她们是如何在“双重负担”下,为国家、社会和家庭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身解放和主体性的。在她们的故事面前,在今天已经成为中国城乡社会一道特有风景的有强烈主体性的“中国大妈”面前,在今天活跃于乡村春晚台上、台下的我故乡的各界妇女面前,在那些“抢挖革命故事”的年轻乡镇妇联干部面前, 那些与自由主义男性精英“告别革命”意识形态有同构关系的学院派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解构革命” 的学术“呢喃”,尽管看起来精细和精致,却难免显得无病呻吟。这使我想起一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让他们吃理论饭吧!”

  

  迈向性别、阶级、种族交叉分析的方法论

  唐觐英 :在您多年的跨国学术道路中,从方法论的层面来说女性主义对您的意味着什么?

  赵月枝 :作为基本的社会分野,性别关系视野是社会科学研究都需要有的,不只是“性别研究”“女性学”才研究性别。而且,性别关系的视野应该与阶级关系、族群、国族、种族关系、城乡关系等其他重要范畴的视野结合起来。

  我给你讲几位女性学者的故事吧。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我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任教的时候, 推荐了国内一位做性别研究的学者在那里访学。“三八国际妇女节”时,学校里举办演讲,我就与这位访问学者一起去听了。演讲者是极富人格魅力的美国黑人女性主义学者安琪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她曾经是美国黑豹党成员,20 世纪 60 年代因反战而被关进监狱。她关于美国监狱—工业复合体所体现的批判阶级和种族双重压迫的演讲,给我特别是给当时同行的中国女性学者很大的震撼。从此,我知道了在美国社会里,还有这样的反种族主义的解放性女性主义。这也大大丰富了我对女性主义本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的认识。而安琪拉·戴维斯所代表的反种族主义的批判女性主义是国内的女性主义很少关注的。

  第二个学者是你所知道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女性主义学者苏瑞拉·托巴尼(Surena Thobani)。她是一位来自非洲的印度裔的学者,在当教授、走学术道路之前,担任过加拿大全国妇女地位联合会主席。她跟别的许多女性主义学者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她的全球政治、经济视野和反种族主义视野。她首先是位批判学者,她对国际政治、经济、法律、尤其对美国在中东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及主导人权和主权概念中的白人种族主义权利逻辑有很深刻的 批判。“9·11”后不久,在渥太华的一个“妇女抵抗” 研讨会上,针对美国以拯救阿富汗妇女为名发动的反恐战争,她提出,这是帝国主义在挪用女性主义话语为战争服务。阿富汗妇女包括世界的妇女,在没有推翻帝国主义之前不可能得到解放。在发言中,她大胆批判美国外交政策,批判美国的帝国主义,揭露帝国主义者是如何调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话语来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这就把妇女解放跟反帝联系在一块、跟改变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联系在一块了。当然,正如前面讲到的,这种反种族主义、反帝的国际主义的女性主义视野,中国也曾经是有的。

  她的演讲之后,加拿大主流舆论哗然,有人将她 称为“本拉登姐妹”,有媒体甚至将她刻画成一位 特别可怕的、歇斯底里的妇女形象。于是,我与其他参会者不得不在会议还没有结束就组织媒体反击。她演讲之后回到自己任职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就有人威胁她的生命,学校不得不派警察保卫她的安全。也就是说,即使在加拿大这样标榜有言论自由的国家,要说这样的话,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并且付出巨大代价的。为什么她这样的立场会让有些 人感到不舒服?因为她的分析不是一个简单的帝国主义框架内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分析,而是非常有 挑战性的、具有全球政治经济视野、反种族主义和反帝视野的女性主义。这是非常彻底的、批判性的国际主义女性主义视野。总之,不要以为你是女性 主义就认为自己必然是进步的,你可以同时是女性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你也可以同时是女性主义者 和维护阶级剥削关系的自由主义者。从方法论角度,女性主义者首先要意识到你的话语本身的位置。

  这两位女性都是有色人种,这两位女性主义学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必须把性别问题跟国族、民族、种族、阶级问题联系在一起。前面还提到过南希·弗雷泽。对我来说,她跟单向度的女性主义学者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她首先是个哲学家。如果你只是女性主义者,而放弃了对其他学科的发言,那等于把其他的学问都变成男性的了。南希·弗雷泽对公共领域理论的批判有很强的女性主义视野,但她不局限于仅仅从性别角度来批判。她是从 “女性”的视角研究人类共同的问题,而不是从“女性”的视角研究女性自己的问题。在她看来,只停留在认同政治层面是不够的,必须在再分配层面讨论平等问题。从更彻底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立场出发,性别平等需要通过生产关系的重构来实现,而这还涉及 全球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体系层面的问题。

  总之,回到方法论层面,女性主义的“立场”理论(standpoint theory)所强调的,不仅仅是女性的立场, 而是要我们去反思所有可能的立场和知识与话语生产 中的多种权力关系。

  唐觐英 :您在为《马克思归来》中文版一书所写的“导读”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中,往往缺乏女性主义的立场;女性主义传播研究中,则缺乏马克思 主义的视角。”对这一状况的矫正,也是您多年来大 力倡导,并身体力行地构建中国传播学学术主体性的 重要一环吧。请您就女性主义如何更好地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融合简要谈谈您有怎样的希望?

  赵月枝 :当代女性主义领域受国际上主导话语体系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深受以冷战思维为隐含前提的国外社会科学的直接迁移的、以性别差异与平等为中心研究框架的性别研究,难以触及当代社会的深层,难以将妇女问题放在一个整体性的框架中加以探究。要破除窠臼,女性主义非常需要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取向,不能让学院化的学科切割划分阻碍了整体性视野的建立。要克服经院化,避免在“学科”导向下成为又一种支离破碎的知识构建,仿佛只有女性主义者才研究性别问题,其他人就不研究,女性主义也不研究其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等。

  在危机与转型的年代,女性主义要怎样去直面妇女领域最核心的矛盾?怎样去有力回答在当代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妇女主体性面临的挑战?怎样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并引发经济、政治、 文化、生态诸层面深刻危机的当代语境下参与到人类未来另类道路的探求中?怎样在当代世界对妇女问题的探求中作出中国女性主义的重要贡献?面对这些迫切的问题,女性主义学术要重新将自己嵌入到全球背景下社会主义的追求与建设中。它必须改变倚重精英式的女权的倾向,将广大普通劳动女性放到中心位置,以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秩序,社会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统一的秩序为诉求。在方法论层面,需要以性别、阶级、民族、国族、种族交叉分析代替单维度的性别分析。就当前研究 状况来说,要改变对相关研究领域中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分析框架与范畴的沿袭运用,重新挖掘被抛弃、压制、边缘化的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让我高兴的是,在缙云乡村,从女性在乡村春晚 等新时代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到“妇联姐妹抢挖革命故事”,我看到了许多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文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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