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中国的精英叙事已经成功实现了“去革命化”和“反革命化”，在这样的叙述中，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不仅变成了一个面目可疑、可憎，不可理喻的怪物，甚至快成了“非理性”“反现代性”的代名词，早已被放逐于主流话语之外。因此，面对被流行观念“格式化”的新一代受众，清洗被涂抹得面目全非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地基，尽可能恢复她端正庄严的样貌，就不仅需要足够的思想洞见，更需要具备一种被精英集团和流行知识大众攻击诽谤的担当勇气。
(52)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对郭沫若评价的起伏跌宕和翻云覆雨，再次证明了这是一条颠簸不破的铁律。但辩证法告诉我们，每部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历史包括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不是“最后的审判”，也就是说，历史的书写将不断接受一个个和一代代书写者的“再书写”“再评价”。对郭沫若的评价也是如此，尤其当书写者如果“通过伪造书信、回忆录等材料，将郭沫若在政治上塑造成阿谀奉承、表里不一的佞臣，在文化上塑造成态度粗暴、致人死地的酷吏，在道德上塑造成始乱终弃、玩弄女性的流氓，从而通过对郭沫若革命理念和行为的妖魔化和庸俗化，以达到将革命收编进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目的”时，更有可能面临严厉的质询。譬如，自由派们在对郭沫若进行政治清算和道德审判时，却对属于自己阵营的钱钟书在巴黎留学期间“嫖宿站街妓女”视而不见，同理，对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多日几个女人，(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触”，非但不予指责，反而以“真特么有个性”倍加欣赏，这与他们长期针对郭沫若“不堪”私生活的口诛笔伐，形成了鲜明对比。类似的“双重标准”，在当下文化界也屡见不鲜。
(53)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知识分子的思想触觉不应当在任何关涉哲学、政治和历史的结论面前停步。这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保持创造活力的必要前提。同样，所谓左翼和右翼都不应该成为表达异见的障碍。用萨义德的话说：“不管个别的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德里达也曾经说：“我用换喻的方式指认出某种不妥协甚至是拒腐蚀的写作与思想，即便是面对哲学也不让步，这种写作与思想不让自己被舆论、媒体或吓唬人的评论幻觉所吓倒，即便可能会面对后者要求我们简化或压抑我们的思想。”也就是说，作为知识分子和作家，不仅始终应该保持自我反省的能力，还应该保持对历史和现实世界的反省和探询能力。
(54)马尔克斯在谈到文学和政治以及现实的关系时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迫使我在政治方面脚踩大地的是现实本身，是相信至少在拉丁美洲，一切终将都是政治。改变那个社会的任务是如此紧迫，以致谁也不能逃避政治工作。而且我的政治志趣很可能和文学志趣都从同样的源泉汲取营养：即对人，对我周围的世界，对社会生活本身的关心。”他甚至说：“只要我们还生活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不积极参与政治是一种罪过。”而中国的许多作家和评论家寻求的却是让小说变得像蒸馏水那样纯而又纯，撇清除个人欲望之外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的一切联系，恨不得飞到太空中去。
(55)《人境》的写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95年。那时，我刚在《上海文学》发表《海底村庄》《前往黄村》等作品，被命名为“文化关怀小说”，《收获》《钟山》《人民文学》等各大刊物也相继发表了我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可谓风头正健。不久，我开始雄心勃勃地构思一部长篇，写荆江边的一个小村庄从50年代到90年代的变迁。我很喜欢张明敏唱的那首歌《垄上行》：“我从垄上走过/垄上一片秋色/枝头树叶金黄/风来声瑟瑟……”它让我仿佛看到了儿时熟悉的故乡景色，所以我把这个村子取名“垄上”。另外，那段时间，我正在读一部英国小说《苏格兰人的书》，这是一部充满诗意和乡土色彩的作品，我把自己的作品取名《垄上书》，也有向这部伟大的英国小说致敬的意思。
(56)尽管“底层”问题将中国潜伏多年的现实困境最大限度地公开化了，但这一概念本身还是存在着诸多歧义。现在无论持新自由主义立场的人士，还是新左派都在谈论底层，但他们各自选取的话语姿态和解决方案都不尽相同，甚至南辕北辙，这都是“底层”概念本身的含混造成的。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底层”既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经采用过的社会分析方法，如葛兰西和卢卡契，也是那些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家所认同的一种结构形态，最典型的就是社会学界流行的社会分层理论。在这些理论家看来，“底层”问题不仅不能消解市场竞争的内核，反而证明了通过竞争形成不同的阶层，使利益在各个阶层之间流动的社会原动力。所谓平等只能是起点和机会上的平等，结果永远不会平等的观点，这显然只是新自由主义者们为其寻找合法的伦理依据的一个借口，但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连起点和机会最基本的平等也相距甚远。
(57)马克思在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能量和范围越是增加，他就变得越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自己也就变成一种更加廉价的商品。伴随着物质世界的增值的是与之成正比的人的世界的贬值。劳动不仅生产商品，他还把自己和工人作为商品来生产--与它生产商品成比例。不错，劳动给富人生产出美丽的东西-但对工人来说，他生产出贫困。它给富人造出宫殿，却给自己造出茅屋陋舍。它给富人生产出美，却给工人自己产生出残废和畸形。机器在取代劳动，但机器迫使一些工人回到一种原始而残酷的劳动中，同时又把另一些工人变成了机器。劳动生产智慧，却在工人身上产生出愚昧和痴呆。”这是原始资本主义的真实写照。
(58)1949～1976的历史现在越来越清晰了：【那是一个建设的，而非破坏的年代;一个理想的，而非庸俗的年代;一个高扬道德的，而非宣扬物欲的年代;一个人民民主自由、扬眉吐气的，而非少数人独 裁专 制的、人民为奴隶的时代;一个自力更生、敢想敢干的，而非洋奴哲学的、需要阿Q的年代;一个进取的创造了无数奇迹的，而非平庸的无所作为的年代】。一句话，一个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王的国家成为了现实的年代。【右而左】
(59)“一切都在改革中结束了，资本主义猛烈袭来……也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一帮完全另类的人，一帮年轻家伙，穿着深红色夹克，戴着金戒指，还有新的游戏规则：有钱，你就是个人;没有钱，你就啥都不是。……如果这就是所谓的自由，那我不需要这种自由。呸，他们把人民踩在了脚下，我们成了奴隶，奴隶!正如列宁所说，在共产主义下，厨师是国家的管理者，还有工人，挤奶女工、纺织工人。可现在呢?坐在议会中的都是土匪强盗，揣着美元的亿万富豪。他们应该坐在监狱里，而不是在议会上。他们用改革欺骗了我们!”(《二手时间》第6、第9页，中信出版集团)
(60)各种主流叙述和许多全国和国际性的大型晚会中(例如张艺谋导演的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晚会)，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绵延到二十世纪，却被一只无形的手开了“天窗”——那场深刻改变和影响了广大劳动阶级命运、中国的命运以及二十世纪地缘政治格局的革命，仿佛压根儿就不曾存在过，就像一个人天天把自己的祖宗挂在嘴边，天天焚香磕头，却对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刻意淡忘、只字不提一样，这样的叙述和表演不仅虚假，而且给人一种荒诞之感。.
刘继明|《读思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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