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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与唯物辩证法原理考略:东方社会“思维舞步”的方法论性质

学生智慧树 · 2020-07-06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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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实际上科学讲述了“四大机理”:(1)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和形式,这个构成指向“历史本身的机理”;(2)分析-综合的思维方式和形式,这个构成指向“历史结构的机理”;(3)抽象-具体的思维方式和形式,这个构成指向“历史矛盾的机理”;(4)归纳-演绎的思维方式和形式,这个构成指向“历史认识的机理”。又或说,经线的规定正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纬线的规定正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资本论》与唯物辩证法原理考略之二

 

  ——东方社会“思维舞步”的方法论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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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以本文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

  

  【提要】

  《资本论》试图回答什么是唯物辩证法?它的作答方式是机理考察,采取了特殊发生学和实践化的对结果进行呈现的批判的艺术方式。经由谱系学考订,《资本论》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活化石”,具有完结形态上的意义。《资本论》科学运用一种特别的学科——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中华思维学的学科规定”历史遥相呼应。它用彻底的事格研究锁定历史的“对象”和“研究对象”。然则这个机理系统可以确定是母子体用、经纬合一的体式,包括历史机理、结构机理、矛盾机理及认识机理,它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对话”和“无缝结合”。中华历史实践及东方社会特有的“思维舞步”彻底击破了西方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赋予自然历史过程准确的时代感以及应有的民族文化内涵。这一方法论发现有力地支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共同体”的理论,通过丰富批判科学的实践素材,深刻具体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内涵及其独特“工作机制”。研究亦表明,在考量资产阶级“现代主流经济学”贫困性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学科必须实施通史领域内的“虚”“实”强强联合,以具体指导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

  

  【编者按】《资本论》是“时空结合体”历史研究,所谓:时,行成于图;空,结绳于书,——这完全不同于西方经济学“概念出乎图、工具出乎书”教科书工作性质。但由于《资本论》主要不是提供通常意义的知识论,即不应被视作“一个理论模型的等级序列”。又之,由于人们通常难以分辨“内容-形式”路径(历史规定)和“内涵-外延”形态(逻辑规定)之从本质到现象,也就可能导致根本无法正确把握其写作方法和总体思想实现的方式。鉴于此,我们利用“互联网对话”形式的特别优势,分批推出“政治经济学的唯物辩证法”要义及其解析,希望您于茶余饭后,有所偶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内部的理论斗争持续升温之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仿真体系业已成型化,模型技术历经打磨也业已成熟化。“资源配置崇拜症”试图仿真“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然而这一仿真术的唯一效能是以“仿生产力”实现对市场关系(本身作为“仿生产关系范畴”)进行绝对或相对领导。这样看来,当我们由“生产方式”重新回到劳动过程本体,也就根本意味着追求文明规划的“天人合一”。

  

  本文刊载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总第106期),第36-57页。这是文章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的链接如下:

  《资本论》与唯物辩证法原理考略之一

  www.wyzxwk.com/Article/shiping/2020/07/420569.html

  (“政治经济学的唯物辩证法”探究系列)

  

  

  

《资本论》“母子体用”体式及其定格的机理系统

 

  葛兰西《反〈资本论〉的革命》意在彰显“主体逻辑”,它的准确译名其实应该是“一场对抗《资本论》的革命”,意在强调布尔什维克“革命者自己将创造为全面达到他们的目标所需要的条件”,走完全有别于西欧的另一种道路。“但他的理论建构既误读了十月革命,也误读了《资本论》”;的确,“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葛兰西对《资本论》的误读还在于他仅仅将其归结为单一的客观逻辑批判,抹杀了内涵其中的主体批判逻辑。”[8]【注:[8] 许恒兵.葛兰西对《资本论》批判逻辑的重及反思——从《反〈资本论〉的革命》一文谈开去[J].理论月刊,2020,(4) : 13-20.

  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列宁道路,是指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特殊文明形态,列宁认为东方社会的经济形态是一个统一的经济社会类型。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论》中所作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可以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9]269【注:[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进一步,这可归纳为“列宁-恩格斯道路理论”。列宁进一步指出:恩格斯始终是从生产力、从经济基础、从俄国的国内外环境的唯物论视角来看待俄国社会可能的命运,体现了“恩格斯立论的重心在于: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现实的历史过程”[10]31。【注:[10]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列宁在社会主义如何建设问题上与恩格斯高度一致。列宁十分强调俄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只是在实现路径上,认为可以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生产力发展扫清障碍、奠定前提,然后逐渐赶上西方国家。

  如果将上述革命和建设的发生逻辑进行适当反转,则得到描绘科学社会主义建构形态的道路原理——“恩格斯-列宁道路理论”。在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历史认知前提上,恩格斯则与列宁高度统一。恩格斯意识到“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有可能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而俄国农民无须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即恩格斯当时虽然没有用“卡夫丁峡谷”的字眼,却事实上提出了俄国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发生的前提是“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条件”。此外,恩格斯甚至认识到,俄国内部的种种矛盾决定了“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11]282~284。【注:[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同样,正是列宁通过其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把俄国革命从理论变成现实,完成了对恩格斯道路理论的实践诠释与历史补充。这两种道路理论其内在是统一的,即这两种道路理论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统一辩证法”,结晶出指导东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恩格斯列宁思想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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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关系通过发挥领导机制作用的方式“反作用生产力”,就正是列宁和《资本论》对话的全部出发点和工作根据。“现在俄国能够证明社会主义是正确的”,当然也就证明《资本论》是正确的。马克思表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的命题得到充分确认和巩固。列宁进一步从中发掘出“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原理”。然则遵从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列宁的社会主义逻辑是大写字母意义的——由共同体本位上升到国家本位的工作逻辑。这是行动主义辩证法意义上的目标追求,确证东方社会以“经济形态社会形成原理”为行动追求的内在根据。从经济形态的逐步独立化到社会形态的自觉选择,可从中提炼两个工作版本用以意义的对照:一为“发生学版本”,一为“解释学版本”。②

  【注2生产力→所有制→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社会类型的定格依存于所有制内在因素的对立与分化状况。这导致在具体理解唯物史观含义上,我国学界存在持久争议。虽然不是理论路线斗争,但代表了方法论上的严重分歧。

  一者是将母子和体用视为“两重意义的发生学”,用以解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亦即,以“发生-结构”母子路径定格“生产力(母)→生产关系(子)”,以之为经;相应以“结构-发生”体用结构定格“生产关系(体)→生产力(用)”,以之为纬。一者则以“一元论历史观”解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进一步归结为“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即“这样一来,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的任何发展和变革,都被看作生产力发展的直接结果;而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又被看作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变化的结果。”[12]1【注:[12] 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其可概括为:物质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经线),以及生产力或生产力系统→生产关系本身或生产关系社会系统(纬线)。

  简言之,发生学意义的唯物史观倾向于把生产力确定为“发生规定”的总装置,以此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作用关系的生成;相应地,把生产关系确定为“结构规定”的总装置,以此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机理的展开关系。所谓以历史的写实引领写意,以结构的写意进一步领导经济运动形式的写实化;所谓以历史引领认识,复以通史的认识领导理论生产。然则,孟捷教授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为依托所发起对唯物史观的“新阐释”,只能视为针对“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一次内部争锋。③

  【注3所谓:“通过引入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概念,我们保留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合理内核,在承认生产力的归根结底作用的同时,又对这种作用的实现方式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生产力的归根结底的作用不同于在历史过程中的直接决定作用;推动生产方式改变的直接原因可能和生产力的发展无关,但一种生产方式要在整体上实现不可逆的改变,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最终条件。”[12]99

  【注:[12] 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然而将生产力摄入生产方式体系内考察“决定论”,或以生产关系功能反向求索“有机生产方式”是不适当的。而将劳动过程本身作为生产力的“生长内核”,即“生产力本体”(生长单位),则显示了马克思的这一判断:“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13]27【注:[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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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表明,历史发展在矛盾作用规定性上强调的是“生产力系统”和“生产关系系统”的整体互系性:矛盾作用乃是发生于系统层面,系统以自我构造为前提,以历史发生为基础。

  进一步,马克思1859年的序言可以视为对“发生学的诠释”的绝好回应:它将因果联系变作行动链条,将功能和意图性解释编织于过程环节,恰当地论证说明了资本主义以劳动剥削驱动生产剥削、经济剥削乃至政治剥削、又复归于劳动剥削本身的机理流程。亦即那种把生产方式的“中介学说”和“结构主义”路径对接起来的研究富有启发,尽管如此,它仍然忽略了序言中对于“发生型矛盾”和“结构型矛盾”所做的明确区分和关系的辩证把握。首先是历史发生论上的“系统生成”,其次是“社会的形成”,最后是矛盾作用的发生和持续的、机制的社会存在。可见,生成渗透于变迁之中,亦即是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3]32【注:[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这是把社会变革的动力牢牢镶嵌在生成论基础的规定当中了,产生动力变迁装置: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变迁标准的科学制订是要“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3]33【注:[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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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对比

  【注4图中,水平线代表“经线”,竖直线代表“纬线”;以下同。经纬两条线所联合而成的结构工具,取义时空一体意义的“母子体用、经纬合一”,该作图法在表现力上或曰:时空相分,时空相成,时空相合,一体相克。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内部的理论斗争持续升温之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仿真体系业已成型化,模型技术历经打磨也业已成熟化。图1给出了两大体系的理论逻辑对比。以仿真为起步,资产阶级理论经线被确定为“资源→资源配置(方式)”。这个“资源”是个特定的术语,指示仿事格的“物象(概念)”。初为完全物质形式的东西,是物格的东西,后为物象化的东西,因而物象→物象化,它的实质即“物象二重性”。于是所谓资源配置,在资产阶级理论家看来,不过是“物象化”的一种秩序。虽则如此,资源配置能否完全替代“事格化范畴”生产方式?结论是不可能。“资源配置崇拜症”试图仿真“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然而这一仿真术的唯一效能是以“仿生产力”实现对市场关系(本身作为“仿生产关系范畴”)进行绝对或相对领导。⑤

  【注5犹如资源配置本身是生产力的实现形式,特定的市场关系乃是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

  相应地,这个“仿生产力”的范畴即是“效率”,仿真结构是:效率为体、市场(关系)为用。“我们举个非常恰当的比喻,新古典经济学的完美演绎和结果就类似于以下的物理学推论……假设小球在重力作用下倾向于向下滚动……有一个半球形(注意此时形状参数函数已经定好,包括凸性和边际下降递减)正放向上的碗……如果有3个小球(或初始或任意追加),它们最终将静止于碗底,且两两相切,且其重心连线成正三角形,且正三角形的重心即为碗的正中央(三球均衡)……如此我们可以推出无数个完美的结果……但是这种完美并不是结果的完美,也不是推理者的完美,而是前提假设的完美。”[7]40~41【注:[7] 郎咸平.马克思中观经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越是把自己打扮得像自然科学,每一问题都应对有数学规划和解答,却反而越发显得自己不过就是自然科学中“社会伦理学”的一个分支。

  图1的右侧,我们尝试给出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仿的“原相”。替换物象二重性位置的显然是“劳动二重性”,但需要指出,作为唯物史观出发点规定的事格的范畴,其应当是劳动过程与劳动二重性的“工作合一”。这是个总规定。因资源配置仅仅指示物者之事,是仿真“知者→生产力”这个过程。⑥

  【注6市场=资源配置+商品价值实现,那么《资本论》也讲资源配置理论吗?社会主义效用(供给侧以及人民的需要)实际上仅仅是物资平衡问题,或者就是马克思以“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名义”所声称的社会总产品的决定问题。价值规律的内容和核心原则是经济平等关系,而非资源配置。结构效用或许直接影响市场配置结果,但不会影响利润配置、剩余价值分配的最终结果。因而社会主义的一般当然不会是资源配置。社会主义时代,从产品效用上体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进步,是通过每个社会成员的消费选择自觉实现的,但前提是集体行动机制的形成。计划通过资源配置(流通)起作用,但计划根本反映的是社会主体(如共同体国家)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办事的集体意志,这个问题解决了,则马克思主义基于按需生产的、消费结构引导供给结构的关于产业革命政策性的应用经济学便会应运而生。“资源配置崇拜症”的症结所在依然是市场拜物教意识,而一旦走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物统治随之瓦解。于是,“资源配置方式在概念上并不能代替生产方式,这是因为,资源配置方式这一概念缺失了作为人的类本质的生产活动这一维度……资源配置的背面是权力的配置。尽管土地、劳动力、技术知识归不同的人所有,但资本会创造条件,使土地所有权、劳动力所有权以及知识产权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隶属于自己,从而在资源的社会配置中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14]

  【注:[14] 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中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J].教学与研究,2000,(6): 22-29.

  相反,固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探究了劳动过程构成的一般形式,但它本身属于历史结构的范畴,是一切出发点规定之始——事格之始。而又因为出发点规定必须统一“知者→生产力”及“行者→生产关系”两个行程,以实现“四格归一”,决定需要基于劳动过程的统一视角看待“行者”“知者”,并将其同时视为客观思维结构的形态,即视为“劳动二重性”的认识构造。⑦

  【注7四格指人格、物格以及非人格、非物格;归一的“一”,指事格本身。

  因而很显然,无产阶级全部学说以对物象二重性“解释学秘密”的揭露为开端,以在资产阶级理论对立面竖立劳动二重性之思维旗帜为开始,“目的是说明劳动发展——创造对抗的物质条件的发展,反过来引导了对抗本身的历史解决,即劳动规定及其二重性学说提示了人类生产的客观发展。”[2]179【注:[2]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决定论基础上的生产方式(或“有机生产方式”)在意义上是个全体的规定:历史、结构、理论(认识)的三者统一。从中可以发现,“决定”和“有机”在概念上并不对立,“决定”亦不能简单说成“必然性因果关系”;于是所谓有机生产方式,应始终理解为“劳动过程中的生产方式”(如生产组织和流通组织),直至理解为唯一的全体意义的事格化范畴(即事者)。因此,以“劳动过程→生产方式”为经,就可实现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仿真的经线”的全兼容,使之可能还原为“市场范畴”意义,为政治经济学所用。另外,其延伸意义必然在于实现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之纬线结构翻转。那么“生产关系为体”的真实意义就包括如下:一是对结构机理存在性的肯定,据此出发,寻求对矛盾机理的探究与解剖;二是由根据规律把握范畴之路径制订理论,杜绝将理论经济学视为根本难以把握真正规律之“玄学看法”, “同谓之玄”指范畴源出规律,如剩余价值理论之在剩余价值规律意义上的成立,“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乃是说“运动复运动,构造中构造”,于是“对循环反复以至无穷的现象的观察引导进入理解‘道’的大门”,乃是强调“它们皆同出于道根而又领取不同的名字”这个事实[15];【注:[15] 许光伟.唐诗宋词与《资本论》引论——兼及行动主义、主体工作结构及时代内涵[J].社会科学动态,2019,(12) : 13-20.

  三是进一步推动矛盾机理和认识机理统一,从而奠立“理论社会科学”的基础,如资本形式运动之研究。然则所谓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直接是生产关系,论断依据即如上;且从这些意义上看,生产关系范畴本身即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规定性。同时,唯有立足事格化理论,方能将“生产关系之用”涵义贯彻于经济运动形式。因此很显然,《资本论》使市场形式扎根于商品形式,就在于力图实现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之真正把握,这样的经济运动形式借助于孟捷教授的术语,即是“生产型”或“榨取型”生产关系。对资本总公式而言的生产型生产关系,如资本积累;榨取型生产关系则专指非职能资本的社会形式。⑧

  【注8生产关系的功能类型如果可以细分,是指向“阶级斗争的全体概念”而言的。生产关系既然是“阶级”的工作规定,那么阶级斗争就必须是全体的,涉及生产关系的全局和诸环节,如有日常型政治阶级斗争和“二元冲突”型社会阶级斗争之分,以及有社会主体构成内部的政治方式的斗争和劳动方式的斗争之分、社会客体构成内部的生产方式的斗争和交换方式的斗争之分,再如生产型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型阶级斗争和文化型阶级斗争之分以及一般阶级斗争和霸权阶级斗争之分,等等。

  此处须得进一步认识到,所谓“生产型”和“榨取型”功能分立仅针对“用”的层面,对“生产关系本体”而言,它们是合一的规定,无分开之理,是统一功能的两个侧面。再就剩余价值范畴而论,可以说直接“榨取剩余”是绝对的,更多的“生产剩余”则是相对的,因此,以下说法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某些条件下,一种生产关系可能更多地表现出生产型功能,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则可能更多地表现出榨取型功能。”[12]47【注:[12] 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因为作为生产方法和占有剩余的手段,固然可有所选择、有所偏重,但作为制度上的基本安排和生产关系本质之考量,无论如何,两者绝无分开的可能。如作为制度的系列安排形式,劳动力价值、计时工资、计件工资乃是一衣带水的内部连通关系,又或者说本质上是一个东西,马克思扼要说明:“计件工资只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正如计时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一样。”[16]572【注:[16]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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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过程总归是生产方式的历史实体。即如果说“官者的经济学”(关于身份配置的政治经济学)必须从“人”出发——执行身份批判,相比之下,“资者的经济学”(关于财产配置的政治经济学)则必须从“物”——执行财产批判出发,这些也即葛兰西所说的“批判地论证事件应该如何沿着事先确定的进程发展下去”,那么,“劳者的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批判)要总体上由劳动过程本身(工艺学和劳动过程文明规划)出发。这说明《资本论》开头的一章分四节内容,完全是说商品生产方式的历史发生学(或“历史机理”)、系统发生学(或“历史结构机理”)、现象发生学(或“历史矛盾机理”)以及认识发生学(或“历史认识机理”)。盖因西方文明模式一旦建立,就必须探究它怎样必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又怎样必定开始一个资本主义时代。以此观之,《资本论》实际上科学讲述了“四大机理”:(1)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和形式,这个构成指向“历史本身的机理”;(2)分析-综合的思维方式和形式,这个构成指向“历史结构的机理”;(3)抽象-具体的思维方式和形式,这个构成指向“历史矛盾的机理”;(4)归纳-演绎的思维方式和形式,这个构成指向“历史认识的机理”。又或说,经线的规定正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纬线的规定正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于是商品生产方式的历史机理所对应者即“商品的两因素”,其结构机理所对应者即“劳动二重性”,矛盾机理所对应者即“价值形式发展”,认识机理所对应者即“拜物教批判”。这些又都是从生产方式的可识别的特征上立论的,即遵循了生产史的内在发展理路:劳动过程→生产方式。

  这样看来,当我们由“生产方式”重新回到劳动过程本体,也就根本意味着追求文明规划的“天人合一”。而从个别对一般的历史发展关系中引出并揭示抽象对具体的内在联系,就正是唯物辩证法识别事物机理的特有方式,然则天人合一本身即化为母子体用意义的“经纬合一”。⑨

  【注9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资本论》与中华唐诗宋词遵守相同的思维学顶层设计,这就是“经济学的文化自信”。“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马克思没有顺从资产阶级“经济人假设”的思路,是因为从否定中得到真理和本质已经不是理性假设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为历史-社会的分析根本目的其实是超越“思想范式”,建立历史尺度的“批判的知识理论”。相反,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试图通过虚拟一个普适的人性行为假设,是把历史研究的真实过程隐去了。于是借助“生产一般”的系统性研究,《资本论》得以展示劳动生产机理各个向度上的历史真实。

  可见,从既“找线索”又“结构化”的《资本论》的这一特殊工作体式看:(1)历史机理,即以“简单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生产”为“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商品生产历史路径,从中整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体用结构,——回答商品生产方式的历史内容;(2)接续的结构机理,以“资本直接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发展为“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具体路径(历史经线),并整理出体用结构意义的“市场”上升为“危机形式”的社会纬线,——回答商品生产方式的历史形式(以内容为基础的直接形式);(3)累积形成并且社会表现出来的矛盾机理,则以“再生产结构系统本身的个别上升到一般”——资本主义分配的唯物主义发展过程——为线索路径,以“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范畴”对“资本的诸种社会形式”的上升运动为体用结构,作为实现对矛盾机理的“系统性解析”与“具象性呈现”的逻辑纬线,——回答商品生产方式的历史内涵逻辑;(4)于是所谓认识机理,就相应以“历史→认识”(这是典型的个别上升到一般规定)为经,再以所形成和业已定格了的“历史认识”返回社会系统的行动规定为纬,最终实现历史和认识互译、个别对一般的关系与抽象对具体的关系同构的“母子体用”工作关系的批判格局,——藉以回答商品生产方式的外延知识,从中揭示“批判的知识理论”[4]。【注:[4] 许光伟.劳动过程与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对《资本论》方法贡献的性质[J].当代经济研究,2020,(4):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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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绍: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经济学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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