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权按
当今普遍化垄断的资本主义正主宰着全球经济，而愈来愈多的剩余价值不再被用来扩张、深化实体生产，而是用于金融投资。
对此，作者鼓励大胆创新，舍弃对过去的眷恋，打破身份认同或共识的幻象，共同创造社会主义的未来。
作者提出三大建议：
1. 垄断产业产权社会化;
2. 经济管理去金融化;
3. 国际关系去全球化。
作者|萨米尔·阿明
译者 |黄钰书，香港岭南大学群芳文化研究及发展部研究员
下 篇——
激进左派大胆创新的计划
以下的建议分为三个大题目：垄断产业产权社会化;经济管理去金融化;国际关系去全球化。
1. 社会化垄断产业产权
另类替代方案的效力，在于必需质疑垄断资本的私有产权原则。建议“调控”金融操作，回归市场“透明度”，令市场参与者的期待更理性，以及界定达成这种共识的细项条件，却不提废除垄断产业的私有产权，无疑于蒙蔽天真的公众。这些建议要求垄断集团“管理”针对它们自己的改革，却无视于它们仍然有各式各样的方法绕过这些改革的目标。
另类替代社会计划应该扭转垄断集团的策略所导致当前社会秩序(无序)的洪流，确保稳定雇用及极大雇用机会，并确保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改进工资亦有合理相应的增长。不取回垄断集团手握的权力，是没有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
经济理论家的软件必须再编码(借用弗兰科伊思·莫宁(Francois Morin)的用词)[1]。所谓“预期”的经济理论是荒谬而且不可能的，它把民主从经济决策的管理里驱逐出去。这方面的大胆创新需要彻底改革教育，不仅是对经济学家的教育，还包括所有出任管理位置的人的教育。
垄断产业的体制需要根据民主的原则来管理。这恰好与神圣化私有产权的人直接冲突。“公共品”(commons)是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移植过来的概念，它本身因为常常与有关社会冲突的含义的辩论割裂而变得含糊不清(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往往故意忽略社会阶级的现实)。虽然如此，我们这里可以借用公共品一词，来特别针对“公共品”的垄断。
废除垄断产业的私有产权要通过国有化，这第一步法律行动无可避免。可是大胆创新意味着要超越这一步，提出计划以社会化国有化后的垄断产业的管理，并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推动民主社会抗争。
以下提供一个具体的社会化计划例子。资本主义农民（发达国家的），正如小农（大部分在南方国家），都是两边的囚徒：一边是上游的垄断集团，它们提供农需品和信贷；另一边是下游垄断集团，农民要依赖它们来加工、运输及销售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因此，他们没有真正自主的“决策权”，而且，他们从生产力所得的利润被垄断集团榨干，生产者沦为“分包人”。对此有什么可能的另类替代呢?
我们应该以公共机构来取代垄断。它们要在法律的框架下确立管治方式。包括三方的代表：
农民(主要利益者);
生产链上游的单位(农需品生产者、银行)及下游单位(食品产业、分销链);
以及消费者;
本地公共部门(涉及自然及社会环境的)：学校、医院、城市规划和住房、运输;
国家(公民)。
以上各部门的代表根据与其社会化管理相配合的规定程序自我推举出来。例如农需品生产部门的单位由董事会管理，董事会的组成包括单位直接雇用的工人以及有关分包商雇用的员工。管理结构的设计应该结合管理人员及各层次的员工，例如开发独立及适当技术的科研中心。如果有需要，甚至可以包括在国有化过程中产生的资本提供者(“小股东”)。
这里讨论的制度方式比人们熟识的“自我指导”或“合作社”更复杂。我们需要创造新的工作方式，以便在经济管理上实践真正的民主，它建基于涉及利益的各方公开协商。这种方式讲求把社会的民主化与社会进步系统地连结起来，与资本主义把民主与社会环境割裂开来不同。现实中的民主被化约为政治的形式化管理，而社会环境则被遗弃给“市场”，而市场本身却被垄断资本所生产出来的东西主宰着。惟有经济管理民主化，我们才可以谈论真正的市场透明度。透明的市场是由社会化管理的制度形式所调控。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以上的例子似乎只是边缘的问题，因为在那里农民只占工人总数的非常小部分(3%～7%)。可这却是南方世界的核心问题。在未来一段长时间里，南方的农业人口仍然占相当大比重。在南方，保证所有人均可获得耕地使用权(尽可能最少不公平条件)，是推进小农农业的基本原则。小农农业不应该被视为“落后农业”（或者“传统”、“民众”）。小农农业所需的进步的确需要某程度的“现代化”（虽然此词有误导性，因为它立即让很多人联想到通过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改善小农劳动的生产率需要更具效率的农需品投入、信贷和生产供应链。这里提出的方案是为了推动在方式和精神上皆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也就是说筑基于社会主义视角。
显而易见，这里选的具体例子是需要制度化的例子。对于垄断部门(工业、运输、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国有化/社会化，我们应该抱着相同的精神来构想。在董事会的构成方面，应考虑其特殊的经济及社会功能。同样，这些董事会应包括企业的工人，以及分包人、上游产业代表、银行、研究机构、消费者及市民。
工人及人民面临当代普遍化垄断资本主义的挑战。在这条主轴下，垄断产业的国有化/社会化回应根本的诉求。垄断集团借着剥夺人民而累积资本来推动经济管理方式，要打破这种做法，国有化/社会化垄断产业是惟一可行之途。
惟有“市场管理”的领域不断扩张，垄断集团所主宰的积累才可以自我再生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推动过度的公共服务私有化(把市民剥夺得一无所有)，以及自然资源使用权私有化(把人民剥夺得一无所有)。垄断集团从“独立”经济单位榨取利润，甚至连一般资本家也给金融寡头剥夺得一无所有!
2. 去金融化：没有华尔街的世界
国有化/社会化垄断产业这种做法本身，并且因此将会废除“股东价值”的原则。这个原则不过是资本累积策略为了垄断租而强加于社会之上。要大胆走出当前经济管理困局的覆辙，这个目标是关键。实行垄断产业国有化/社会化，将会推翻经济管理的金融化。我们是否要回到凯恩斯在他的年代所提出的著名的“食租者的安乐死”呢?不需要，而且肯定不尽如此。我们可以通过金融回报来鼓励储蓄，条件是它们的来源(工人的家庭储蓄、商业和社区的储备)以及其赚取条件需要清楚界定。一般经济学中有关宏观储蓄的话语掩盖了垄断集团排他地占据资本市场的组织方式。所谓的“市场所推动的回报”，不过是用来保证垄断租的增长。
当然，国有化/社会化垄断也适用于银行，起码包括主要的银行。可是，社会银行切入经济的方式(“信贷政策”)具有其特殊性，它们的董事会组成需要适当的设计。传统意义上的国有化只是以国家来取代由私人股东组成的董事会。原则上，这样做可以实施国家制定的银行信贷政策。这本身已经不是一件小事。可是仅限于此肯定不够，我们的考虑是社会化需要让有关的社会伙伴直接参与银行的管理。在这一点上，由银行职员来“自我管理”，是不恰当的。当然，关于银行员工的工作条件，肯定要由员工来参与决策，可是除此之外便不能仅仅由银行员工参与，因为信贷政策并不能只由他们来决定。
如果董事会需要决定涉及利益冲突的问题(提供信贷的银行与接受信贷的企业双方)，那么设计董事会的组成方式时也要考虑企业的情况以及它们的需要。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对银行业的监管架构在过去40年遭到废除，银行体系因此变得过度集中化。我们有充分而有力的理论依据支持以专门化的方式来重组银行业。银行业应该根据信贷接受者的需求以及其经济功能(提供短期流动性、为中短期投资提供融资)来重组。例如，我们可以创建“农业银行”(或者由多所农业银行组成的协调集体)。它们的顾客不仅限于农民或小农，还包括上述的农业产业链“下游”。银行董事会将一方面包括银行家(由董事会招募的银行职员)，以及其他客户(农民或小农，及其他上下游单位)。
我们可以想象其他组成方式的银行系统，它们各自配合不同的产业部门。其董事局包括产业客户和确保该产业的生态影响受监控的技术及服务研究中心，以尽量降低风险(同时也要清楚，没有任何人类行为是完全没有风险的)。它们也要接受透明公开的民主辩论所监察。
经济管理的去金融化需要两方面的立法：首先是主权国家禁止境内的投机基金(对冲基金)活动，其次涉及退休基金(它们是目前经济体系金融化的主要操作者)。这些基金的设计（当然，首先在美国），是把资本一般所引致的风险转嫁给员工来承担。而承担风险恰恰是合理化资本回报的理论依据！这是可耻的安排，甚至违背了替资本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论据。可是，对于垄断集团主宰的累积策略，这种“创新”却是理想的工具。
为了分配性退休系统的利益，废除退休基金是必需的。在估定应偿付金额的数额和期限，还有退休金额与支付报酬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退休系统的本质就需要并容许民主辩论。在一个尊重社会权利的民主体系里，这些退休系统应该为所有工作者普遍共享。可是必要时，为了不压制某些人想设立补充性退休基金，也可以容许这类基金的存在。
以上提议的所有去金融化措施都朝向一个明显的结论：一个没有华尔街的世界(借用弗兰科伊思·莫林(Francois Morin)的书题)，是有可能而且值得争取的[1]。
在一个没有华尔街的世界里，经济仍然主要由“市场”来控制，可是这些市场将会第一次真正透明公开。它们将由正直的社会伙伴经民主协商而调控（这些人将第一次不再是对手，不像资本主义限定他们那样）。被废除的是金融“市场”（它的性质是不透明的，并且服务于垄断利益）。我们甚至可以探讨是否需要关闭股票市场，前题是财产权(包括私有及社会形式的)将会以不同的方式而存在。我们甚至可以考虑是否需要为此而重建股票市场。可是不管怎样，“一个没有华尔街的世界”，仍然会是有力的象征。
去金融化肯定并非意味废除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宏观信贷管理;相反，宏观政策得以从寻租垄断的策略中解放出来，它将重拾其效能。国有中央银行将不再是“独立”的，而是同时附属于国家与市场，它们受社会伙伴之间的民主商讨所调控。这样的中央银行将恢复其力量，使宏观信贷政策的规划行之有效，并服务于社会化的经济管理。
3. 国际层面：去依附
这里我用我在半世纪前提出的“去依附”概念。在当代，这概念似乎被“去全球化”这个词所取代。我从来没有把“去依附”理解为与世隔绝、自及自足。它无非是面对内外势力时，为了回应自主发展无可避免的需求而采取的策略性扭转。去依附推动重建全球化，使之建基于协商，而不是屈从于帝国主义垄断的排他性利益。它也可以减少国际不平等关系。
去依附是必需的，因为前两节所提倡的措施目前不可能在全球的层面或甚至在区域(例如欧洲)上真正实施，它们只可能在具备发达的激进基层社会政治抗争的国家的背景下推行。这些国家要坚定推动其经济管理的社会化进程。
两次大战前后那种形式的帝国主义，打造了工业化的帝国主义核心及被宰制、工业被压抑的边缘地区之间的对立。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通过推行去依附政策，选择走自主发展的道路，打开了边缘地区工业化的进程。这些去依附运动伴随间或激进的社会改革创造了条件，让那些在这方向走得更远的国家最终可以“兴起”，中国当然是其中的佼佼者。
然而，当代的帝国主义，也就是说三巨头帝国主义被迫退让，并自我“调节”去适应这新时代条件，在新的基础上重建自己。它基于其“优势”，藉此试图保住其排他性的特权。我把它们分为五方面的控制：
(1)技术;
(2)挪用地球资源;
(3)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整合;
(4)通信及信息系统;
(5)大毁灭性武器。
因此，今天去依附的主要方式正是要挑战当代帝国主义的这五大特权。新兴国家正在这五方面实行去依附，不同国家在不同领域达到不同程度的控制与自决。过去20年去依附的成功让它们能加速发展，尤其是在全球化“自由”体系里使用“资本主义”的方式通过工业发展而取得成功。这方面的成功让它们抱有幻想，以为这一条路继续走下去就可以雄起成为新的“平等资本主义伙伴”。尝试把这些国家中最突出的几个纳入新创的G20集团助长了这种幻象。
可是，当前帝国主义持续的内爆(称为“全球化”)却似乎打破了这个幻象。三巨头帝国主义强权与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已经浮现，而且预计将会激化。如果新兴国家想向前走，它们的社会便惟有通过民族计划及强化南南合作，朝向更自主的发展模式。在这情况下，大胆创新意味着积极及连贯清晰地朝向这目标迈进，把去依附所需的措施结合人们渴求推进的社会进步。
这一激进化有三重目标：社会民主化、接着实现的社会进步，以及反帝国主义立场。不仅是新兴国家，还有对于遭“遗弃”或“注销”的全球南方，皆有可能致力于朝着这个方向迈进。这些国家在80年代受制于结构调整计划之下实际上已经被再殖民化。它们的人民现在奋起反抗，不管是否已取得一定战果(南美)，或是还没有(阿拉伯世界)。
在这方面，大胆创新意味着这些社会里的激进左派需要有勇气采取行动，投身他们面对的挑战，支持正在进行的所需斗争持续下去而且激进深化。
南方的去依附铺下了帝国主义系统的解体之路。在受全球货币及金融体系影响的地区，这尤其明显，因为这是美元霸权的结果。
可是要注意：试图以另一个“更平衡、更有利于边缘地区发展的世界货币和金融系统”来取代现行系统只是妄想。一如既往，试图由上而下在国际上寻求共识推行改革只是一厢情愿，无异于在期待奇迹。现在已经提上议程的是现行系统的解构——它的内爆——以及重建国际另类替代体系(在国家、大陆或区域的层面)。某些南美洲计划正在朝这方向推展。在这里，大胆创新就是有勇气向前走，怀着最大的决心，别过分忧虑帝国主义的反应。
去依附/解除，这互相关联的问题群组对于欧洲一样有意义。欧洲也是附属于垄断集团主宰的全球化的一个子集。欧洲一体化打从一开始便是设计和建构来剥夺其人民实践民主的能力。欧盟的建立是作为垄断集团的保护领地。随着欧元区内爆，它屈从于垄断集团的意志，结果是废除民主体制。现在民主已经沦为一台闹剧，并且走向极端的形式，只关心一个问题：“市场”(即是说垄断集团)和“评级机构”(即是说，又是垄断集团)会有什么反应?他们现在会提的就只这个问题。至于人民有什么反应，他们一概漠不关心。
显而易见，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大胆创新以外，也再没有其他选择，那就是：不再听命于欧盟宪法以及想象出来的欧元中央银行。换言之，除了解构欧盟体制及欧元区外别无选择。要最终重新建立另一个属于欧洲人民和国家的欧洲，这是无可避免的先决条件。
总言之，大胆创新更多的大胆创新，永远大胆创新。我所谓的大胆创新因此是指：
第一，对于帝国主义三巨头社会里的激进左派，需要投身于建设另类替代的反垄断社会联盟。
第二，对于边缘地区的激进左派，需要投身建设另类替代的反买办社会联盟。
要建立这种社会联盟，将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看见进展。可是如果激进左派决心承担运动，投身于推动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这个进程是可以加速的。因此，我们就需要提出不是光为了“解救资本主义”危机的策略，而是“走出已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
我们正处于历史的关键时期。资本主义惟一的合法性是创造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后者是文明的更高级阶段。资本主义是已经陈腐过时的系统，延续资本主义只会导向野蛮状态，再没有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是可行的。一如既往，文明之间的冲突所带来的后果是不确定的。要不是激进左派通过大胆创新成功推动革命的进步，就会是反革命的胜利。这两种对挑战的回应是无法达致任何有效的折中妥协的。
所有非激进左派的策略实际上都是非政策，它们只是随着系统内爆的事态而见一步算一步地调整。如果说掌权者试图像猎豹(Le Guépard)那样，“改变所有事情，好让事情没有改变”，左翼的政治候选人则相信可以“改变生活而不用触及垄断权力”!非激进左派无法阻挡资本主义野蛮状态的胜利，他们缺乏投身战斗的意愿，早已在斗争中输了。
我们需要大胆创新来促进资本主义之秋。资本主义的丧钟将由它的内爆敲起，还有由真正人民之春的降临所宣布。这样的春天，是有可能降临大地的。
—END—
注释：
[1] Francois Morin,Un monde sans WallStreet, Le Seuil,2011.
文章来源：2013年7月首发于政治经济学评论，第4卷第3期;2016年3月在公众号“乡村建设研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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