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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欲立 陈学明| 新冠疫情背景下国外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反思

韩欲立 陈学明 · 2020-09-15 ·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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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方面,左翼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面临着从经济、政治到生态的重大危机,世界面临着向左或向右的转型抉择;在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方面,左翼学者排除了资本主义在疫情应对中的所谓平等的幻象和绿色资本主义的伪命题,并再次激活了共产主义话语及想象。

  容提要: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激发了国外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反思。在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方面,左翼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面临着从经济、政治到生态的重大危机,世界面临着向左或向右的转型抉择;在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方面,左翼学者排除了资本主义在疫情应对中的所谓平等的幻象和绿色资本主义的伪命题,并再次激活了共产主义话语及想象。在国外左翼政党和学者的观察中,作为现实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一场世界性的转变树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政治自觉,并向世界证明了以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优越性。

  关键词新冠疫情;新自由主义危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

  

  2020年4月8日,具有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宣布退出民主党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初选。这一事件发生在新冠疫情在美国大爆发期间,耐人寻味。退选将社会主义、公共卫生危机和资本主导的美国连接在了一起:即使面对瘟疫肆虐,美国的选择仍然是资本优先。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公共性议题:在重大疫情背景之下,当前欧美所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将带领人类社会走向深渊还是救赎?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想象力被再次激活。面对人类普遍遭遇的巨大不确定性,一种崭新的政治和经济秩序被异口同声地重新召唤出来:“全球共产主义抑或丛林法则,新冠病毒迫使我们做出抉择。”[1]

  一、新自由主义危机与转型的可能性

  如果说1986年的核灾难带给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时刻”成为西方世界批评苏联社会主义的口实的话,那么2020年西方世界普遍陷入新冠病毒造成的疫情旋涡无法自拔则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切尔诺贝利时刻”,而它正在敲响新自由主义的丧钟。

  (一)消费主义的危机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新冠疫情以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使全球资本主义的资本循环和周转陷入失血休克,因为“这种新自由主义模式越来越依赖于虚拟资本以及货币供应和债务创造的巨大扩展”[2],整个社会的生产和需求链条都被按下了暂停键,这反而使我们能够更理性地看到资本主导下的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深层危机。事实上,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仍然能够完成资本的循环并获得利润的积累,其主要动力的70%-80%依赖于消费主义推动,新冠疫情意外事件的出现“造成最富裕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消费主义形式核心的全能崩溃。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螺旋形式正在从世界的一部分向内部崩溃。……它正在检验马克思所说的‘过度消费和疯狂消费,从而预示着整个体系的可怕和怪异的崩溃’”[2]。哈维着重从新自由主义塑造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态丛林的被破坏来评估全球资本体系崩溃之可能性。在这片生态丛林中,消费主义是提供资本循环和周转的丰厚土壤,而“当代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许多前沿模式在当前的条件下无法运作,因为“新冠肺炎并不是一次剧烈波动,而是对主导最富裕国家的消费主义形式的核心的强力撞击,无止境的资本积累的螺旋形式正在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向内坍塌”[2]。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哈维仅从资本流通的角度分析新冠疫情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是一种“早已被马克思批判过的所谓‘消费不足危机论’”[3]。也就是说,判断新冠疫情是否对资本主义带来根本性转变,仍然要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分析范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变化中来,而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来看,新冠疫情并未触动现有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关系。尽管崩溃还远不可能,但是新冠疫情造成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的消费主义危机已然使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颓势。这颓势呈现出一种资本主导的社会体制的夕阳西下的总体性病态面目,以至于哈贝马斯呼吁:“我们必须努力废除新自由主义。”哈贝马斯的呼吁显而易见地被正在欧洲发生的事实印证着:“比起民众的安危,欧盟更关心金融机构和跨国企业的生死存亡,再一次印证了它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实体。欧盟任由(除意大利以外的)27个成员国自生自灭,甚至从未呼吁各国共同支援身陷囹圄的意大利。”[4]

  (二)从政治到生态:更大的危机的预演

  消费主义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的危机仅仅是更大的危机的一个预演。新自由主义的治理范围内,更大范围的不平等将继续扩展。发生在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造成了居住在旁遮普、孟买和印度西部其他地区60%的贫民的死亡。同样的事情正在100年后的今天再次发生,印度、非洲和拉美等贫富差距悬殊的地区,由于食物短缺造成的营养不良、贫民窟的恶劣公共卫生条件造成的高感染率和重症病高发率,使该地区成为病毒肆虐的重灾区。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指出,新冠病毒暴露人类社会长期的巨大不平等,不平等的经济地位对新冠疫情的致命性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剧了社会财富两极分化差距过大国家控制疫情的难度[5]。奈格里(Antonio Negri)认为,新自由主义在疫情中已经将自身政治上的缺陷暴露无遗,这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激活一系列反新自由主义的斗争[6]。左翼学者普遍认为,即使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系统性衰落可以避免,但是后疫情时代西方民主的衰退将不可避免,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将新冠疫情带来的危机视为由野蛮的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文明的危机”[7],自由市场和公司的意识形态避免将病毒控制引入利润的黑洞,公众的健康是“可消耗”的生产成本。欧洲和美国政府在复工和隔离之间摇摆不定,表明在社会治理的系统性协调方面,政府和公司二者处在难分胜负的博弈之中。病毒的肆虐最终将促使大众重新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世界?皮凯拉斯(Andres Piqueras)的观点正好回应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绝不该对中国的情况视而不见。古巴的药品(特别是干扰素α-2b)开启了中国的抗疫之路。中国向我们展示了‘人人平等’的计划性经济体制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击败未知的病毒。现在,来自中国、古巴和委内瑞拉的医疗救援队已经到达意大利,帮助他们战胜疫情。西班牙也已经认识到,我们需要这些国家的帮助。”[4]中国和古巴在新冠疫情的国内传播被控制之后,开始着手提供国际援助,这正是一种破除了意识形态藩篱和国家利益鸿沟的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而西方世界至今没有对危机中中国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和文明行为做出认真的评估,却依然采取了将国内矛盾焦点转移到国外,特别是转移到中国身上的以邻为壑的政治策略。这一方面会迟滞西方世界有效应对新冠疫情的理智和长远举措,另一方面也在透支和窒息欧美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体系的意识形态领导力。

  政治危机正在隐隐透露出晦暗的前景,而生态危机早已面露狰狞。“森林的过度砍伐和种植园(橡胶、油棕、咖啡或可可)中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从而导致了病毒向社区的传播。农业用地的过度占用导致了森林砍伐过度,城市化和无休止的城市扩张同样也加快了森林砍伐的速度,破坏了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最后,通过全球化的人口流动,跨国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大都市的虹吸效应,迅速将个别区域性流行病推向全球性流行病。”[8]资本与自由市场扩大了社会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断裂(metabolic rift),新冠病毒的肆虐正是从这个裂缝中被召唤出来的恶魔。陈学明教授就疫情与生态的关系反思了两个国内外普遍流行的观点——“人化自然”和“以人为本”。他认为,“人化自然”在实践上仅仅侧重了人化,而没有充分重视自然,“在面对自然时,就必然会为自己的行为确立一个界限,真正明确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而不是一味地无限夸大自己的力量”[9];而相应的,“以人为本”不是以人的物质欲望为本,而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健康的生活条件和免于公共卫生危机则正是“以人为本”的应有之义。王雨辰呼应了陈学明的观点,认为要区分“需要”和“欲望”,资本所驱动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将需要替换为欲望,“鼓励一切个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活动的最核心地位,并同时增强对每种已经达到了的消费水平的不满足的感觉”[10](P115)。

  于是,从政治到生态,我们正在面临一场更大更广泛危机的前景,正如马克思所言,“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11](P542)。新冠病毒进一步促使这种破坏性力量反噬人类社会,从而“使我们陷入后现代的野蛮状态。为了摆脱这种状态,我们必须像许多社会主义运动一样,重新探索国家和资本以外的其他道路,创造出超越灾难资本主义的未知世界”[8]。

  (三)转型的开始:向左还是向右

  根据公共卫生专家的评估,新冠疫情将在全世界持续数月甚至数年,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科学预言,新自由主义第一次面对非战争的外部威胁。如果说冷战使新自由主义者欢呼战胜了它的社会主义对手的话,那么今日的西方世界很可能没有机会宣布同样的胜利。资本主义的全球循环过程被悲剧性地中断之后,每一个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面对着同样的赤裸裸的生命事实——生存,向左还是向右?皮凯拉斯提出了被西方世界假装看不到的问题:“如果疫情真的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瘫痪,我们是否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所拥有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竞争和私利能使人类免受疫情、战争、饥饿和气候变化的侵袭,摆脱自我毁灭的结局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也许是时候关注一下中国了,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另一条道路的可行性。”[4]王庆丰从生命政治的角度做出了相似的判断:资本在公共卫生危机中漠视生命,甚至试图放弃对老者和弱者的照料;资本的竭泽而渔加速了“例外状态”的频繁发生,从欧洲近年来的暴力恐怖袭击到这次突如其来的全球性传染病都呈现出这样一个趋势。因此,“在新冠疫情下例外状态的社会治理,西方社会主要采用了自由主义的放任的治理术,在应对新冠疫情时严格管控很难实现,无法收到良好的管理的效果。对于中国而言,治理手段背后都有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总体治理在起作用,正是有了这种社会总体治理在背后做支撑,疫情可以得到迅速管控”[12]。

  在齐泽克眼中,新冠疫情宣布了西方与资本主义的“爱情故事”下半部的开始。如果在上半部中,这场爱情是缠绵和如胶似漆的话,那么下半部则开始了不忠和众叛亲离。尽管特朗普政府在用给每个成年公民发1000美元的支票的方式来继续维持这段爱情,但是齐泽克嘲讽:“这是受赤裸生存(bare survival)的需求所迫而产生的共产主义。很不幸的是,这恰是1918年前苏联所谓‘战时共产主义’的翻版。”[13]阿吉特·辛格(Ajit Singh)则提出新冠疫情将使替代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成为可能,任何一个诚实的国际社会的参与者都看到,“在这场全球斗争中,华盛顿没有采取任何形式的团结与合作,而是加倍努力部署其新的冷战战略,试图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并转向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华盛顿对中国的敌意日益加深的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焦虑,这种焦虑对世界各国乃至对美国体制最热心的捍卫者来说越来越明显:中国国家主导的体制正在超越美国的资本主义,并逐渐使替代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合法化”[14]。布兹加林(Aleksandr Buzgalin)则明确提出了替代方案,要求由国家和公民团体有计划地采取非市场的组织化行动,支持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等公共系统,更重要的是,要“遵循制定明确、透明、一贯适用的新规则的道路,以实现普遍的公众利益。在这方面,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以及为实现利润最大化所涉及的利益必须被置于次要地位”[15]。

  向左还是向右?这既是一个生存的选择,同时也是一个“共产主义”与“野蛮主义”之间的选择。

  二、重建秩序: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想象

  如果说新冠疫情彻底暴露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的话,那么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危机之中,马克思主义则再次显示出其真理的光芒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可以说,新冠疫情既是全人类的共同危机,同时也是用共产主义话语再次启蒙全世界劳动者的历史契机。

  (一)不正义的正义化:平等的幻象及其后果

  资本主义许诺给世界以平等和繁荣,但带来的却是不公和贫困。The Intercept网站分别列出了美国纽约市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最高和最低的五个地区: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最高的五个地区,人均年收入是17595-35141美元;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最低的五个地区,人均年收入大约是106702-147547美元。但事情的吊诡之处在于,不正义的社会生产和财富分配制度在新冠病毒的介入下,最终获得了正义的判决。换句话说,社会阶层之间的巨大贫富差距鸿沟与社会风险性因素相互叠加,形成了一种放大风险的指数性效应,最终这种不平等反而以一种毁灭性的风险平均化方式反噬上层阶级。全球化的生产、贸易和消费体系中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的灾难不断地警告我们:“富裕国家曾经希望通过将危险转移到国外来根除它们,却因此不得不进口廉价的食物,杀虫剂通过水果、可可和茶叶回到了它们高度工业化的故乡。”[16](P49)在此次重大疫情中,我们显然也发现了疫情风险的高度平均化,没有任何社会阶层可以避免因为财富和权力的占有而最终免于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尽管上述数据显示了病毒感染风险与收入差距的正相关性)。相似的,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骗局,形成了对美国的不公平的经济负担,并固执地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时候,这是美国的工业资产阶级试图摆脱国际环境义务的束缚,试图重新使得资产阶级全面掌握对于环境议题的解释权。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免除环境和生态恶化的风险,相反,风险在全球范围内日益以一种不可见的形式不断积累。

  疫情危机的管理也正在成为另一种阶级斗争的场域。一方面,通过定义风险的来源和解决方案,资产阶级将阶级冲突转化为风险管理的技术议题,也就是说,将风险的总体性原因物化为一个社会学或者经济学的实证问题。比如,生化灾难对人类的普遍性风险被简化为生化技术难题,并因此催生出一批消化生化灾难的公司和职业,于是资本生产出的灾难最终使其成为一种商业机会。以医疗工业为例,资本驱动下的医疗工业事实上不断地在生产疾病,同时通过疾病的生产来制造医药的消费。法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安德烈·高兹为此提供的有力证据是:“疾病成为最有利可图的产业的动力,创造就业和‘财富’。同时,患者数量的增加和‘健康’产业已被纳入国民核算中,如果患者减少,那么这些产业的消失就转化为GNP的减少和对资本的重大打击。简言之,疾病是有利可图的,健康则不然。”[17](P171)但另外一方面,危机的结构性积累也将阶级斗争的场域进一步扩大到公民运动当中。如前所述,危机在社会结构中的平均化趋势跨越了阶级利益的冲突,风险的共同性是真实存在的,因而“为了预防核能和有毒废料的危险,阻止对自然的明显破坏,不同阶级、党派、职业群体和年龄群体的成员团结起来形成公民运动”是可能的[16](P53)。因此,新冠疫情的最优化治理需要产生一种跨越阶层的社会联合,这种社会联合被恰当地表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齐泽克在反思疫情的时候也认为,相比较于某些国家利用疫情封锁中国的以邻为壑的做法来说,全世界更应该“需要完全无条件的团结和一种全球协同的反应,一种曾经叫做共产主义的新形式。假如我们不朝这个方向努力,那么今天的武汉可能是我们未来城市的景象”[18]。事实上,只要是真正具有深邃的世界性和历史性洞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能够走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逻辑上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强调:“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1](P502)正是出于这种人类共同的责任和担当,世界各国共产党接连发表国际性和地区性的联合声明,代表在疫情冲击下“被侮辱和被损害”的阶级和群体发声。他们一方面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反社会性和寄生性”,另一方面号召地区性的和国际性的工人联合,相互支持,共克时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达希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转型的前景并不寄希望于疫情造成的经济危机或者社会危机,而是更加寄希望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发动的斗争和革命。

  (二)绿色资本主义:一个伪命题

  新冠疫情向我们提出的向左或向右转型的选项是否意味着向绿色资本主义的转型有可能使当代资本主义获得自我保存的持续性平台呢?

  奥康纳提出资本主义双重矛盾理论,并试图以生态危机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作为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分析范式。奥康纳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发生在生产条件被破坏的领域。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即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借以展开的外部自然条件(如森林和水等)以及生产的公共条件(如城市基础设施等)。新冠疫情的发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和深度破坏了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自然条件和公共条件,但是,奥康纳认为,改良的资本主义民主仍然可以将由于生产条件被破坏而导致的危机控制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而民主化的官僚机构是“唯一可能行得通的政治形式,应是这样一种民主国家:在这种国家中,社会劳动的管理是民主化地组织起来的”[19](P439)。对此,福斯特的批评是:“仅仅关注于生产条件和资本主义的第二矛盾,将削弱生态危机的全面性,乃至在将一切纳入特定经济危机理论的封闭框架的过程之中,削弱了资本主义对环境的影响。”[20]

  郇庆治根据对萨拉·萨卡的研究,认为“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根本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和反生态本性,“一种真正的生态经济只能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运行,而且,只有成为真正的生态社会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与工业经济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且无法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需要一种真正的生态经济,而社会主义和真正的生态经济之间是不存在矛盾的,前提是社会主义社会被看作是非工业社会”[21](P5)。从本质上说,绿色资本主义的方案企图在保留现有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前提之下,通过生态技术或者现代管理的手段来解决生产条件被破坏的困境,进而避免类似新冠疫情类型的系统性危机,试图将“可获利性、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的商业原则系统整合到绿色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中,打造新一代兼顾经济成本与生态效益的工业发展模式”[22]。但是,新冠疫情的暴发证明绿色资本主义严重低估了生态危机的严峻性,市场手段也许对调节各国碳排放并控制气候变化有一定效果,但自然的惩罚手段是社会和技术手段无法预料的,新冠病毒不就已经超出了资本主义自我调控的范围了吗?

  当然,绿色资本主义的温情脉脉也掩盖了其“生态帝国主义”的实质。资本主义国家的“绿色”是有代价的,其代价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特别是生态健康权。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全球贸易的方式,大量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输出电子垃圾和工业废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当中国考虑到保护本国生态文明权益并停止进口西方国家的塑料制品等废料后,欧美国家普遍陷入了垃圾围城的生态困境。这再一次说明了绿色资本主义的“生态帝国主义”实在是国际社会不堪承受之重。

  (三)马克思的幽灵:新冠疫情中的共产主义话语

  经济危机并不是新鲜事,它如同幽灵一样与资本主义发展史如影随形。新冠疫情之前,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开始尽显疲态,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依靠巨额量化宽松向全世界输出通货膨胀,用以邻为壑的利己主义财政政策将虚假的经济繁荣苟延残喘至今。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扮演了一场世界大战的角色,经济停滞和秩序崩溃之后则将迎来重建秩序的新时期,新冠疫情中的共产主义话语于是被再次激活。大卫·哈维再次祭出马克思的革命咒语:“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23](P60)他将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新冠疫情引发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视为“那个陈旧的、可怕的崩溃中的社会秩序”。这场灾难正在创造出“新工人阶级”——被停滞的资本循环甩出的相对过剩人口,哈维将其主要人群定义为“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工薪妇女等”[24]。全城封锁正在创造一种集体行动的习惯,这种习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被资本主义的体制化力量所内化并驯服,哈维反问道:“为什么我们不把目前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所蕴含的那些要素——惊人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解放出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改造和组织形式,以使我们能够创造一个与以往存在的任何事物迥然不同的东西?”[24]哈维的共产主义想象是令人兴奋的,因为很显然,尽管复工能够使新工人阶级付租金、还房贷和购买食物——这也正是资产阶级所希望的——并重新回到旧的雇佣秩序中去,但是,既然全城封锁让新工人阶级体会到了免费提供基本食品和医疗保障的“类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为什么不让复工来得更晚一些,从而培养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习惯,并激活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想象呢?

  不过,中国人也许并不认同哈维对共产主义存在于彼岸的想象,因为在社会主义的古巴,我们感受到了“贫而不屈的岛国一直追求的自由和平等的精神”[25]。即使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之下,古巴仍然展现了一种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古巴的对外援助一直都在进行,并已经向59个国家提供了医疗援助,甚至接收了载有新冠肺炎患者的英国“布雷马”号邮轮(该邮轮已经遭受多个国家拒绝靠岸)。这难道不正是共产主义道德在此岸世界中的投影吗?正如马克思所说:“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和民族。”[23](P227)或许,当新自由主义者嘲讽社会主义的中国和古巴在疫情旋涡中的挣扎,而又无所作为并以邻为壑的时候,正是我们重新定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时候。于是,齐泽克又一次提醒道:“假设我们将所有关心自由的人都定义为自由主义者,并把那些认为只有在全球资本主义走向危机的时候通过根本性变革来挽救自由的人定义为共产主义者,那么我们应当说,今天,那些仍然将自身视为共产主义者的人才是如假包换的自由主义者,只有他们严肃研究为何我们的自由的价值观受到威胁并意识到只有根本性变革才能挽救它们。”[26]

  三、中国应对:世界左翼政党对中国抗疫的评价

  西方左翼学者面对疫情试图重新开启共产主义话语新境界的尝试并非不切实际的空想。事实上,社会主义中国的抗疫实践向全世界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相比较之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正在被新冠病毒疫情的一步步升级撕下新自由主义制度的“皇帝的新装”。

  (一)中国应对疫情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政治自觉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沃德(Bruce Aylward)在武汉考察后感慨道:“我看到的是一种巨大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中国人民正在致力于保护他们的家庭、社区、甚至整个世界免受这种疾病的侵害。”[14]自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以来,尊重科学和尊重人性的科学家、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一致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成功应对了疫情带来的灾难,并给世界各国提供了科学和有效控制疫情的模式。

  中国应对疫情的胜利也是国家治理理念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树立起了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的基本原则:既要对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负责,也要对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负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坚决维护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坚决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努力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做出贡献。”[27]正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联合230多个世界政党,就加强国际联合以抗击新冠疫情发出联合倡议,呼吁:“各国应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相互支持和帮助,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政策协调、行动配合等,汇集全球的资源和力量,坚决打败病毒这一人类的共同敌人。”[28]全人类的危机时刻正是加强团结、协调行动的关键点,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机制已经完全失灵。但是,以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却要将每个公民赤裸裸地抛给新冠病毒,拒绝承担公共责任,这证明了野蛮的新自由主义体系从来不曾将人类共同福祉视为最高原则。相反,人类命运是私有者可以出卖的财产,如果可以给它标价的话。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被新自由主义体系拒斥,却被共产党世界所欢迎。美国共产党在一份官方公开信中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全球抗疫斗争中的重要角色高度赞扬,称中国共产党从公共健康而不是利润出发,采取大规模病毒检测和隔离手段迅速有效地动员全国资源应对危机[29]。英国共产党领袖罗伯特·格里菲斯(Robert Griffiths)表示:“这封公开信继承了争取和平、合作和社会进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优秀传统。”[30]委内瑞拉、秘鲁、玻利维亚等拉美共产党发布联合声明,认为私人垄断资本控制着拉美国家,公共卫生事业由于无利可图,长期以来几乎处于荒废状态,富人也许可以获得更好的私人医疗保障,但是大多数中下收入人群面临绝境。因此,“我们认为必须保障最贫穷社会阶层的工人、失业者和未充分就业者的权利,以此作为一种人道和团结的姿态”[31]。美国工人世界党官网发表文章称,社会主义的基础帮助中国战胜新冠病毒,中国共产党做出的决策不是依据百万富翁们的利益,而是如何维护全体人民的福利,这在资本主义的美国是不可想象的[32]。

  由此可见,中国抗疫中体现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原则彻底摒弃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以财产权为新等级制度基础的虚假共同体。在虚假共同体中,交换价值体系凌驾于使用体系之上,对利润的渴望凌驾于人性的实之上现,私人公司的利益凌驾于人类普遍利益之上,资本主导的虚假共同体“对一切人来说表现为外在的、因而是偶然的东西。通过独立的个人的接触而表现的社会联系,对于他们同时既表现为物的必然性,又表现为外在的联系”[33](P354-355)。于是,在新冠疫情的攻击下,虚假共同体再次成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从世界左翼学者和领袖们的高度评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世界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在新冠疫情的危机中无法继续容忍资本逻辑对人类团结应对共同灾难的集体行动的阻滞,在灾难中激发的人类共同体的自觉意识必将在灾后成为一个崭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治理秩序的基石。

  (二)中国应对新冠疫情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优越性

  左翼学者卡洛斯·马丁内斯(Carlos Martinez)以“卡尔·马克思在武汉”为题,详尽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击败新冠病毒的三个重要原因:第一,社会主义与高端技术的结合实现了对病毒的全面监测,人工智能和云计算以及广泛被普通人使用的高速互联网基础设施保证了对每一个可能患病的人的及时追踪和隔离;第二,自上而下高度协调的社会动员能力保证了高层的科学决策能够贯彻到基层社会;第三,免费和强制性的全民“战时”医疗福利保证了每一个公民免于对病毒的恐惧[34]。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主席阿尔韦托·莫雷诺·罗哈斯认为,抗疫斗争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高效治理模式:短时间内调集全国医疗资源援助武汉,同时断然实行全城隔离;更重要的是,为所有新冠肺炎患者提供完全免费的医疗服务,避免了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显而易见,两位学者敏锐地注意到了社会主义制度治理优越性的核心原则——公有制及其实践理性。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按照恩格斯的看法,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11](P683)。新冠疫情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再一次证明了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所做出的判断。第一,社会主义公有制将生产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置于社会的治理之下,人及其社会成为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建构起来的乃是需求经济学而不是欲望经济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满足新冠疫情中社会的基本医疗需求而不考虑资本盈利的旺盛欲望则成为公有制社会的第一选择。第二,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有计划和组织化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了一个共享发展成果的美好愿景。事实上,尽管我国存在着规模巨大的非公有制经济部分,但是,由于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形成了公有制的实践理性动能。换句话说,非公有制经济在公有制经济引导之下发挥了对经济活动的计划、组织和调控的社会主义功能,短时期内带领非公有制生产部门主动投入到抗疫物资的生产活动中,并形成源源不断的产能供应给全世界。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抗疫物资制造中心。第三,公有制潜在的巨大社会资源调配和动员能力。公有制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全社会分配,于是“,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与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政权将不复存在,……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23](P233)。从马克思对公有制经济的实践理性的判断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会公然站在社会和常识的对立面,与此相反,中国政府则坚定地站在人民和社会的同一战线上。

  作者:韩欲立,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陈学明,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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