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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伟东:当代世界知识性大恐慌和深度精神危机——后启蒙时代的新启蒙

谭伟东 · 2020-10-24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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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要命的是在自私的理性经济人这样的所谓学理推波助澜之下,把市场经济人的这种异化了的,其实是作为资本人格化、资本灵魂的魔杖形象,当作理性胜出的精神辉煌之日出,而真正的知识系统内在的真理性本身,就自然而然又必然作为灵魂与方向性的虚无或乌托邦的价值取向,从而被当成伪道学和形而上学的垃圾,给彻底地扫地出门了。

当代世界知识性大恐慌和深度精神危机

——后启蒙时代的新启蒙

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兼院长

谭伟东

  我们所处的世界与时代真的病了,甚至可谓病入膏肓。这同物质技术、工程建造、科学发展、市场繁荣等靓丽的时代与世界风景线,似乎全然相反,不成对应。同人类历史上的所有“之治”、“中兴”、盛世相比,我们所处的世界与时代,似乎不仅远离战火和纷乱,而且基本上接近于彻底地告别了物质短缺,摆脱了普遍性的生境艰难,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悲惨状态。似乎本应高歌猛进,乘胜追击,在丰裕的物质供给之下成就精神生活的历史性辉煌,但却缘何出现了精神家园迷失,全球性的精神匮乏,文化阳痿,社会极度的浑沌和心灵疲惫。几乎可以说进入到了物化-异化统治极限境地,出现了文化与精神盾空乃至极度空虚的尴尬。

  莎士比亚笔下的黄金祸,狄更斯笔下的双城记,马克思笔下的全方位的异化,尼采-海德格尔-鲍德里亚们所批判的齐平化,伴随着碎片化的知识和片面人,或者马库塞的“单向度人”,向我们迎面扑面而来。特朗普、彭佩澳、纳瓦罗们是满世界地大规模生成,并走向各级乃至国家政府权力以至于最高权力巅峰。他们从财富-金钱到时尚风流,从色相混迹到国家政权,可谓如鱼得水,顺水推舟,驾轻就熟:他们在所谓的市场经济中大捞特捞,赚得是盘满钵满,在钱色美艺或时尚圈子里称王称霸,又摇身一变,走向政界,走上政坛,并与此同时登高一呼,可谓呼风唤雨,猖狂至极;他们蔑视人伦,无视法纪,玩弄世界,拒绝责任,却凭借着市场法制规则,多元文化区隔,民主政治后的民粹主义煽动和搅局,走向世界权力巅峰;他们以谎言做信息炮弹,以欺骗做长弓大箭,以无知者无畏做知识挑战,以混帐无赖或者混世魔王之操术,混得是风声水起,搅得是天翻地覆,可谓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简直是金玉满堂,风光无限,前程似锦。

  二十二万多美国人命丧黄泉,和平时期美国历史上令人发直的大屠杀,竟然无法让这个小丑滚出白宫。美国不但病了,而且简直可以说疯了。世界和整个时代不只是为此而蒙羞,而且同样进入了恐怖的知识巫毒化和精神危机持续动态深化的可怕境地。我们失去了北斗星和定盘星,我们找不到北了,我们失去了价值取向和精神上的依傍。

  医疗出问题了,就业出问题了,教育出问题了,精神出轨了,文化中邪了,知识中毒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指长时段、大尺度的终极认识路线问题。不是指具体的历史时段下的政经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学说是辩证、否定的革命性的,不是经济学决定论和历史主义这样的静态“辩证法”。马克思从来拒绝承认他的社会发展阶段学说是历史哲学。马克思向来主张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卡夫丁峡谷。马克思从来认为世界革命的道路不可能只是欧洲发达国家的世界革命这一条,马克思所有经典著述的一条伟大线索,就是大多数人占统治地位的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双重解放。人类、世界和时代的最伟大精神脉动和必由之路,只能由历史自然进程中的时代当事人民大众自己创造出来,革命者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必须在各自伟大的斗争实践中创造自己的历史并走向未来。

  列宁和毛泽东是马克思最伟大的学生、战友。他们是超越时空和世界的一体化的人类圣雄。

  一、启蒙运动的后遗症及其批判

  西方文明主导、主宰着我们这个时代与世界。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四次现代化:早期的东方化(中国、两河流域、埃及影响)、南方化(印度、波斯帝国——现伊朗影响)、希腊-罗马化(地中东海和大黎凡特影响)和当下的大西洋西方文明主导。这个现代化被大历史学(Big Histroy)和全球通史夸大为五百年来的长时段宏大叙事,其实这种陈述是夸大其词和错误的。哥伦布的所谓美洲大陆之发现,同几乎早在一百年前的郑和下西洋几乎全无可比性。西方血腥、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同人类史上的一切野蛮、残暴的蛮族外向征服与扩张,不但是同性质的,而且更加落后、荒唐和反动。西方文明开启世界文明的历史先河,甚至不是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在科学和严格地意义上说,西方文明走上历史文明巅峰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后的事情。在全人类的反法西斯联合战线当中,西方文明首次在其自身文明的内部,出现了全面大规模的自我修正、自我批判、自我反思的力量,并且联合全世界的一切正义的力量,把自身内部成长起来的文明恶魔和历史毒瘤,加以彻底地清除干净。

  在这个历史时代和世界潮流之下,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联手行动,从福利制度等的社会内部变革,工业化大产业能力提升,科学技术能量爆发,到军事武装和动员力一体化,直到普世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建构,人权保障的民主打造,人文艺术事业的繁荣,并且又同时同基础设施和整体社会-文化-精神的现代化,把世界和人类文明,推进到了一个人类历史的崭新阶段。

  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明的耻辱、悲剧和莫大的悲哀。其根本算不上西方文明的现代化根据。而这期间的大恐慌、大危机同样也是如此。因此,科学、理性地界定,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化,大体上不过迄今为止的不足百年之历史。而其近四十年的走向和状况,又可谓喜忧参半。如果从历史传承和延续角度来看,西方工业革命,工业躁动,亦可说西方现代化的预设和前置,这也不过是两百年左右的历史。

  启蒙运动肇始于英法,形成了整个西方思想和精神运动的巨大冲击波,应该说其最终收官和完成地在德国。同康德的批判哲学和启蒙呼唤一道,歌德和席勒的狂飙运动及其由其所引发的浪漫主义运动,在完成德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同时,也完成了德国哲学成为世界哲学的知识整合和精神文化的历史性世界范围的大巨变。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横空出世,叔本华-尼采形成隐线冲击,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实现了某种现代哲学的复兴,当然也显示出了一种无奈的死亡终结态势。

  康德应被视作西方和现代世界启蒙运动的集大成者。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这三大批判,构成了完整的人类知识和文化,审美与情趣,实践与伦理的批判性的摧毁和建构。其把洛克、休谟,甚至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卢梭等所开启的理性认知和知识确证,变成了人类认知、行动的理性保障和行动依归。由其而引发的科学与教育革命后的新康德主义,又使得分析哲学事实上替代了传统的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和大统觉意识下的知识体系,在实证或逻辑实证,分科分工风尚主导的知识碎片化的当下大科学、大技术的分工协作智能化之下,其又成为启蒙运动的第二思潮,并正开始走向它本身和西方文明自身的似乎

  是无力回天的新综合时代。

  按照康德的话说,所谓启蒙,无非是人成长为具有独立意识和自主裁定(断)的成人,而不再是需要权威认可和受到庇护的孩童。康德本意是忘我、无我地完成形而上学的系统性清理和真正奠基,却无意中杀死了形而上学这位老君主,他因将其旧日君临天下的雄风扫荡干净之后,剩下的看似事物五间无坚不摧的可靠耐用的科学化的形而上学,而却不想却仅仅为世人和世界留下了一地形而上学的遗骸。

  康德三大批判的最根本的学理洞见、学理魂灵、学理纠缠、学理困惑、学理式建构和铺垫,就是他的二律背反。这原本是在西方文明中的形式逻辑的一统天下的僵死的本体论的学术困惑和灵魂不安,其无论是原子说还是流变说,无论四根说、一元论,还是怀疑论和相对论,统统不过是西方人智识和精神上的矛盾焦虑、矛盾恐惧、矛盾不安,从而矛盾的清理与人为和精神上的矛盾消解,心灵上的矛盾清楚,而不管其是借助于神学、哲学加以处置,还是凭借宗教、艺术或人文科学进行整治,其实都是一样的。西方灵魂中,无法与矛盾、冲突处于和平共处或者说共生状态。康德首次将其变成了哲学的第一等命题,这比亚里士多德所发现的第一哲学,或许意义更为重大,但他几近后半生的心血,试图在形式化的统一性原理之下,借助于理性与理智的分离,而将其完成事实上的理疗性而非学术性的处理。这就留下了巨大的学术问题。

  黑格尔大刀阔斧,在精神现象体系下横扫一切,完成了他的逻辑本体论的绝对精神各自若变戏法似的横冲直撞,而与此同时还回归自然,联结历史与人文,在自然与历史的轨迹中,把理性的真实投身——劳动,和其相对应的有教养的文化知识作,统统都作三段论式的正题-反题-合题之无休止运动纯精神处理。“凡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于是革命、反抗、颠覆的辩证法,同保守主义的传统的僵化的垂死的辩证法同生共在,结果,待其死后,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各执一端,还好没有出现仲尼之后,儒分为八,墨子之后,墨家一分为三的局面。

  马克思则不只是大刀阔斧,横扫一切,首先像康德一样,完成学术、知识和精神与文化转轨,把两千余年的西方认知与学术,精神与思想等的学术活动之真正历史起点和实在支撑的出发点,牢固而彻底地,而不是像其前辈那样地无论是诡辩论、怀疑论的高尔基亚们的抖机灵的学术逻辑的转弯,不是像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其后的苏格拉底后的三派小苏格拉底某种单向度的本质上依旧是形而上学的总态度、范畴路线路径和僵化学理的学术变轨,而是找到了一切的出发点和根本性的永恒学术归属。知识、科学、文化的终极家园,被马克思彻底地发现了、找到了、还原回到其本乡土了,而这在东方中国,几乎自始至终是圣人以降的知识大道和学术正途。中华其它与此相应的无论是玄学、神道设教,或者谶纬与占卜等等,都始终不是主流和大脉。

  马克思范式、马克思革命、马克思学理,应该说已经牢牢地进入到了西方学术体系之中,但马克思精神、马克思诉求、马克思“王道”(仁政)却完全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同中华学术大脉的主流话语体现这种根本的同构性,加上毛泽东的创造性,将伏羲、黄帝以降的华夏文明,同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伟大综合,及其在其之上的推陈出新,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领域,在科学技术发展和工程建设领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创造方面,在制度与体制设计,在兵法韬略和战略体系,在人类的几近一切方面的伟大综合,造成了世界和当代的知识和精神乃至艺术的大整合,使得人类文明的这次近代史上的最伟大的“杂交”,成就了东方和西方世界闻名的科学、知识和精神的最高峰。这个体系本体和主脉依旧十分强盛,即令在全球化下的乌烟瘴气之下,在市侩小市民的脂粉,耦合多元化下的轻歌曼舞,更特别是右派旧式反动贵族老爷似的文化妖魔化,巫毒文化的知识的挑战之下,其也依旧保持着神圣伟大的定力。这种科学的真理的大无畏和神圣品格,彰显着人类的文明光辉,正在成为照耀人类与世界的伟大灯塔。

  但同时,必须我们必须正视,主流话语权和世界文化圈已经几乎彻底地走向衰亡,进入丧心病狂的历史演进阶段。就整体开始而言,敌强微弱,敌进我退,敌攻我守,大体上已经成了基本的定盘和大趋势。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知识出问题了,知识界出问题了,思想意识和灵魂腐败堕落了。

  启蒙在给我们必须安身立命以理性自尊,教导世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而这样的个体伦理、仁学得以界定后,却不想过度地推崇起了话语推定里的逻辑理性,更为要命的是在自私的理性经济人这样的所谓学理推波助澜之下,把市场经济人的这种异化了的,其实是作为资本人格化、资本灵魂的魔杖形象,当作理性胜出的精神辉煌之日出,而真正的知识系统内在的真理性本身,就自然而然又必然作为灵魂与方向性的虚无或乌托邦的价值取向,从而被当成伪道学和形而上学的垃圾,给彻底地扫地出门了。

  自从休谟以降,近代世界就把“是”与应该这种原来的知行-天人合一的自成一体的东西,人为强制性地分离开来,并打着科学与理性的旗号,把知识分裂成实证科学与规范研究,至此以后,孔多塞等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只关心是什么问题并从中找出答案,而不再在意和关涉伦理道德问题,不再发问应该是什么的诉求,使得我们从知识系统到人格操守,彻底地变成了单向度的碎片人,以至于最后走向伦理、道德无关的功利主义,完全的单纯手段理性的工具理性机器人。

  在如此的维特根斯坦的对一切宏大的伦理的宗教的艺术的,或非物理学领域内有着清晰定义与话语论证的可能之话语体系,统统保持沉默,在逻辑语境的证实方为真,即令实验为真也未必是真,走火入魔的形式化科学霸权之下,我们人类彻底堕入了怀特海指称的牛顿力学和休谟学说走俏以降的最大误区之中:一是错误地在绝对时空参照之下,简单位置判定,二是误把抽象当具体。就第一大误区而言,牛顿体系同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相比,是绝对时间-空间的静态体系。其中的粒子或者宇宙系中的星体位置判断可以绝对地形成初级力学设定,其是可以得到精确测定的,但在“时空流形”四位一体的真正宇宙之中,这样的绝对监督的欧几里得的一切存在和约定,都是不现实或者不复存在的。然而由于人类生活在简单的大地之上,地球引力和大气圈压力之下,其感觉不到爱因斯坦思想实验等那种时空一体化,时间变快与变慢,空间缩小和变大的魔术般的“癫狂”,因此,这就必然为机械力学的逻辑真和现实大地上的三维世界真所彻底征服,使其成为对世界、历史、自然的一相情愿的极单纯的存在和位置观感与设定。

  而至于误把抽象当具体,则是当代的更大更普遍认知上和思想上的误区。人类的抽象活动,哲学的同一与统一性学说,原本是要建构起一整套的关于存在与意识、个别与一般、多与一、局部与整体、现象与本质等联合性一体化的系统认知。其是为了人类心灵上的心理上的知识完整化需要,目的在于便于统合处理的分类,易于指称和说明,且有利于描绘、把握、叙述,并利于人类实践,更是有利于康德的统觉意识和知觉的形成,但并不是要让人,把对个体的张三、李四、王五等人的鲜活的个性存在之具体认知,变成数字统计平均里的统计样本处理,不是把现实、真实要害存在,个体间的社交活动和他们的禀性、脾气等特质,变成对他们的统计样本上的虚拟空间里的数字把玩,亦即不是把现实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事件和人物,每一个人的世界和物质生活生态,关于他们鲜活的具体的实在性,现实存在性,无限的生命活力,变成抽象的人性统计、人性图表,或者类似于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和斯蒂纳的“唯一者”的那样的抽象陈述。

  科学之所以要借助于抽象的分类、模式化,仅仅是从过多的无法把握的群体特征意义上,帮助人类认识数量关系层面上的,抽调了诸多个性化、具体症侯而做出的不得不的数量简洁。而不是要用抽象的症候群特点来替代我们对真实具体事物矛盾的性质或特性的鲜活认知。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当代的教育、传媒、知识传输体系,和一切知识快餐的讲座与诉诸手段,特别是抽调了原创作者、著述、真正背景,把一切知识体系和陈述,变成了无历史、不发展、纯粹逻辑戏法似的教科书的大拼盘式的知识呈现和认知灌输,且于此同时地由同样被强化着的教书匠们的一代复一代的强制性知识征服之下,出现了超出历史上的无论是文盲时代,还是“痒序校”直至后来的科举时代的真正反智的焚书坑儒和文化专制主义。这样的教育和知识获得与传播体系,又打着理性与科学旗号的大众填鸭式、教科书和可般的大批量碎片机器人的产出共济体系。教育和知识成了人类走向理论和实践误期的重灾区。

  启蒙后遗症出现的综合症候群如下:

  启蒙后遗症的第一症候群是培养和造就了当代人的无知无畏似的知识傲慢。这种傲慢突出地表现在其蔑视传统,无视先贤圣哲,自以为是地把自己视作横空出世,掌握世界的一切和真理的化身。特朗普们就是这类知识侏儒的绝妙证明,表现为毫无根据地大反传统与莫名其妙地骄傲和野蛮式勇敢的典型。

  启蒙运动的第二症候群是道德例外,价值无涉,实证优先,并迅速在此基础上,由于分科教育造成的知识碎片化,商业道德例外论,金钱帝王成功魔术,而走向了极端的以自身为磨心的绝对的相对主义认识论、审美判断和精神躁动。特朗普们更是这种知识小丑的典型代表。

  启蒙运动后遗症的第三症候群是知识快餐的市场化知识价值、交易艺术泛滥成灾,市场化“真理”代替了科学实证研究。知识骗子们伪装为成功人士,知识小丑大行其道。这是启蒙运动打开潘多拉盒子之后的自然而然的劣币驱逐良币运动的必然结果。特朗普和当代千千万万个交易艺术师傅和徒子徒孙是这种知识巫师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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