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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江|生命档案化、算法治理和流众 ——数字时代的生命政治

蓝江 · 2020-11-12 · 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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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数据结构基础上,形成了对所有档案化和数据化生命的监控和管制的算法治理。在今天,算法治理已经成为了一种高度智能和普遍化的治理技术,它甚至掌控着我们生活中可能出现的诸多偏差和异常。但是,这种算法治理并没有真正涵括所有的生命现象,也就是说,在算法治理之外,还存在着诸多不可被数据化和计算的生命,这些生命就是流众。

  内容摘要:福柯的生命政治研究之所以关注人口统计学,部分原因正是在于在人口统计的过程中,完成了对活生生的生命的档案化。这样,与其说生命政治的基础是人口概念,不如说,是将异质性的人还原为具有一定量值的数据和档案。生命的档案化另一个结果是形成了与物的秩序和话语秩序并列的数据秩序,而算法正是这种数据秩序和结构的运行方式,在整个数据结构基础上,形成了对所有档案化和数据化生命的监控和管制的算法治理。在今天,算法治理已经成为了一种高度智能和普遍化的治理技术,它甚至掌控着我们生活中可能出现的诸多偏差和异常。但是,这种算法治理并没有真正涵括所有的生命现象,也就是说,在算法治理之外,还存在着诸多不可被数据化和计算的生命,这些生命就是流众。流众和被数据中介的生命成为了后人学的基本区分,这也是数字时代生命政治的奥秘所在。

  国家的口号是和谐稳定,国家的美德是热爱劳动。在这个国家主义的美丽新世界里,人类只有身体上的意义,身体之外的思想、感情、意志都被彻底铲除。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完美的公司化的国家,却是人类的地狱

  ——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扎米亚京的《我们》,奥威尔的《1984》并称为20世纪三大反乌托邦小说,其中《美丽新世界》代表着一种最彻底的对立:以国家理由为名的治理技术和人类的异轨存在(思想、感情、意志)之间的对立,而在赫胥黎的小说中,通过自动化技术和一种高度身体性愉悦的娱乐,让人们彻底地从自我身体层面封杀了任何偏离的可能性,即他们永远都是巨大的国家机制下的身体存在物,公司化的国家利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和催眠、睡眠疗法,并同时利用一种“无副作用”(仅仅是无身体上的副作用)的“苏摩”麻痹,让人们沉浸在一种标准生产出来的身体快感当中,甚至这个未来世界,直接用生物胚胎技术(在小说中叫做“波卡诺夫斯基流程”)直接生产着未来标准化的身体,一个可以按照国家治理的流程而生产出来的身体,“标准化的男人和女人,标准化的群体。一座小型工厂的员工可能就是同一个波卡诺夫斯基流程处理的卵子的产物。”显然,任何畸形和变态在孕育过程中就被波卡诺夫斯基流程加以剔除,剩下的都是与这个未来的美丽新世界和谐共处的标准化的身体。因此,这个在公司化国家创造下的社会,就是一个“共同的、统一的、安定的、和谐的”美丽新世界。

  尽管这部1931年创作的小说,出版于纳粹上台的前夜,但后来在二战和战后,被西方文化节赋予了反纳粹,反极权主义的色彩。但是,人们往往忘记了,这部小说的主旨实际上是一种身心二元论,通过将身体的娱乐极度放大,从而让人们内在地忘却了精神,而对于国家治理来说,身体具有可控性,是可以预期的,并可以在一种治理技术下加以管理和控制,从而缔造出一个稳定而和谐的国家状态。相反,人们的思想和情感是不可控的,因此需要内在地消除,从而将一切不可控,不稳定的因素扼杀在摇篮当中。实际上,如果深入理解这本小说,它指向的并不纯粹是一个极权的领袖,而是一种现代化的治理技术,这种治理技术,在赫胥黎那里更近似于资本主义下的福特制生产体制,将工人的身体捆绑在生产线上,他们的身体是生产中可控和可管理的单位,而他们身体完成的是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而已。可以发现,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精神内涵上更接近于福柯从国家理由(raisons d’État)的生命政治的治理技术,即从对身体的控制,实现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稳定和谐。

  然而,尽管赫胥黎的小说已经出版了近一个世纪,但他在小说中那种震耳发聩的呼声仍然回荡在今天的世界里,在今天这个高度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环境下,我们看到了赫胥黎用以反讽的未来无精神的生活,一种沉溺在身体性娱乐下的生活状态正在一步步地在变成现实。当我们在地铁上、公交上随时拿出来一部智能手机时刷着抖音和朋友圈时,我们是否意识到,赫胥黎的预言正在今天的社会中变成活生生的现实。相对于赫胥黎的时代,甚至相对于福柯的时代,今天的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缔造的社会现实,并不是让人类具有了更强大的自主能力,相反,我们一步步沦为赫胥黎笔下那个无精神的僵尸,成为治理技术最理想的对象。面对这种现实,亟待今天的人文学者从反思和批判的层面,重新来思考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为我们的社会和生存方式带来的新的变化,也需要我们创立一种后人学,来面对数字生命政治带来的冲击。

  一、人口统计学与生命档案化

  2017年,全国公安系统正在一项工作,他们将各地的流动人口的各种数据信息采集并录入系统,这些数据包括人脸、指纹、血型,甚至一些有条件的的确还录入了DNA信息。在录入流动人口信息的过程中,公安系统背后的算法还从事着另外一项更为重要的工作,即时地将刚刚录入的流动人口的数据信息与曾经的未结案的重大刑事案件的遗留信息进行比对。这个时候,在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的辖区派出所进行录入工作的时候,突然信息出现了报警,提示刚刚录入的一则信息与十年前发生了四川省江油市的一起重大未侦破的刑事案件的相关证据比对成功。2008年11月16日,江油市公安局接到报警,在其管辖的长庚村的路边发现一具无名女尸,而当时留下的与犯罪嫌疑人相关线索,仅仅是留在死者身体上的液体分泌物。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证据。对于2008年的江油市公安局来说,由于没有普遍可以比对的DNA数据库,无法有效地查找到犯罪嫌疑人,这宗案件最终成为悬案。然而,恰恰是2017年开始的普遍化的人口数据信息库的建立,让这宗曾经被视为不可能侦破的案件发生了巨大转机。山西沁水县的刚刚录入的一个外来打工人员屈某的DNA信息,与江油“11·16”案件中的液体分泌物的DNA比对上了,而且户籍信息显示,屈某也正是在差不多十年前抵达沁水县的,自然屈某也成为了江油“11·16”案件的重大犯罪嫌疑人。

  这个案子有趣的地方,并不在于巧合,并不是山西沁水县警方“偶然”录入的一个信息,从中比对出十年前江油案的嫌疑人。实际上,从2016年开始的流动人口的数据信息录入,为数十起悬案的侦破提供了重要依据。其中著名的甘肃省白银市连环杀人案的侦破,也与数据信息的录入好背对有关系,而白银案最重大的突破口恰恰是通过对犯罪现场遗留的生物检材的染色体Y-DNA的检验,与白银市当地的血缘关系结构进行对比,最终发现了犯罪嫌疑人当地的高氏家族有关,在对高氏家族成员进行数据提取和对比时,发现在白银市工业学校开小卖部的高承勇有重大嫌疑,在随后的侦破中,警方突破了高承勇的心理防线,让他对十余起连环杀人案供认不讳。显然,在江油案和白银案中,最至关重要的因素,并不是人的因素(并不是今天的刑警比以往更为精明,也不是嫌犯的主观失误),而是生物型数据的录入和比对,让隐藏的罪犯在新的技术面前无所遁形。

  而这种新的技术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神秘,它的意义仅仅在于,所有的人都可以变成网络中的数据,并可以在一定的算法框架下进行比对和运算,最终从中析取出所需要结果。因此,江油案和白银案的侦破,并不是人的主观意志的胜利,而是普遍的生命档案化的胜利,也就是说,唯有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活动的痕迹和轨迹,都转化为看不见的数字网络和算法系统的数据和档案的时候,我们才能从众多隐藏的痕迹中找到所需要的对象,而屈某和高承勇不过是这些数据运算的结果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为深刻理解福柯为什么在1976年的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中,特别谈到人口统计学对于现代治理技术的意义。在《必须保卫社会》、《安全、领土与人口》、《生命政治的诞生》等系列讲座中,福柯提到了一个新的概念:生命政治(bio-politique),而正如福柯所说,生命政治的基础就是人变为人口。为什么是人口?福柯的解释是,权力的新技术“要建立调节机制,在这个包括偶然领域的总体人口中,将能够确立一种平衡,保持一个平均值,建立某种生理平均常数,保证补偿;简单说,围绕内在于人口的偶然,建立保障机制,并优化生活状态”。福柯的意思是说,18世纪,西欧的民族国家引入人口概念,就不是从抽象的个人角度来思考什么是良善生活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治理技术或生命政治学的出发点根本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哲学(政治哲学往往会追问,对于个体或共同体来说,什么是更值得过的生活),而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怎样行动才能规避不确定性的风险,或者说怎样才能将不确定性的因素降到最低。这样,对于现代国家来说,人口就是一个适宜于治理的概念,福柯说:“人口,这是多种要素构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里面,人们都可以发现和辨认一些稳定的和有规律的东西,甚至在各种意外中也可以发现,在这个整体中,人们可以标定普遍的欲望,它恒常地制造出所有人的利益,关于这个整体,人们可以标定它所依赖的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可以使整体发生变化。”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在福柯看来,人口是特定地对应于18世纪新权力技术的一个概念,它不同于之前带有具体身份的臣民,也不是现代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人民或抽象的人的概念,它纯粹对应于治理,甚至我们不能将人口看成所有人的总和。

  在这里,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在一个共同体之内,人们作为纯粹的生命体(vivant)和作为人口(population)并完全不是一回事。在传统的政治哲学中,政治哲人们关注的是个体或共同体的生命应然与实然,实际上,忽略了治理技术在共同体与人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对于传统政治哲学来说,治理技术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相反,福柯关注的问题恰恰是治理技术在其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比如说,从公众、百姓、臣民等传统概念变成人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人口实际上是一种被称为人口统计学的技术的结果,在人口统计官员的登记中,每个个体,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高贵还是低贱,都被转化为一个数据或者一个档案,这就是“生命档案化”,通过人口统计和建档,个体不再是传统共同体下的自然的个体,而是被治理的人口,一个在巨大的档案系统中建档的档案数据。

  人口的档案的数据的功能并不仅仅是一个忠实的记录,也应该看成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衍生物。例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1791年9月3日,国民议会通过了一个决定,即要求“合法地无差别地登记所有的居民,包括他们的出生日期、婚姻状况,死亡也必须出具证明,这些可以让公职人员来建立档案”。在格拉尔·努瓦耶尔(Gérard Noiriel)看来,国民议会的决定在于通过这些档案信息可以清晰地辨认哪些人是共和国的公民,哪些人是流民。对于共和国的公民,可以享有政治权利,且可以得到安全的保障,相反,被定义为流民的人,则可能被视为不安定的因素,强制性地遣送回外省或原籍。这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即人口统计和生命档案化,绝对不是简单地客观记录每个人的实际地位和状况,它同时承担着在另一个层面上的规制功能,即只有特定符合相应因素的个体,才是共和国治理对应的人口,相反,不符合的数据和档案则作为不安定因素在治理中加以防范和消除。通过这样的方式,人口统计中的个体形成了一个新的集合,一个适宜于国家治理的对象的集合,只有在这个集合下,才是规范的人口。

  随着档案技术的进一步复杂化,人口统计作为一种治理技术已经不能满足于新的需要。如在刑事侦查中,警察需要的档案不仅仅需要简单的性别、国籍、年龄、血型等基本档案信息,也需要一些更加复杂的信息。譬如,警方不仅仅需要在案件后去追踪可能的嫌犯,也需要判断哪些人是更容易犯罪的类型,因此人格心理学的介入,提出了“心理档案”的问题,一些心理学家,如路易斯·戈尔德(Louis Gold)曾在1962年就提出“一般认为,一个纵火犯的行为就是异常行为,他的推理是变态的和扭曲的,这样变态和扭曲的行为根植于人格当中,并与他的性紊乱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戈尔德认为需要对人们的行为和人格类型进行建档,以便于警察能够在主观东部国际之外,通过档案辨识出谁是可能的“嫌犯”。“心理档案”和“人格档案”的出现,并不在于治疗某个异常的人格或心理的个体,而是从一个共同体或国家的治理角度的考量。如许多大型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新员工加入之前,除了身体检查之外,也需要进行心理测量,这些测量的结果也被纳入到公司的人事档案,对于可能存在心理或人格缺陷的个体,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会提前进行干预,甚至给予解聘。这种干预和解聘的理由并不在于该员工已经从事了某种危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而是该员工的人格或心理类型可能是造成不确定性的潜在因素。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责就是将这种不确定因素降到最低,避免给公司造成巨大的损害。

  从这个意义上,福柯从人口统计学引出的生命政治学问题,最核心的技术就是生命的档案化和数据化的问题。一方面,唯有当所有的生命被还原为统计学和档案学的数据和档案时,他才是可以治理的对象(不可治理的对象会遭到监禁和流放,甚至被消灭),在这个意义上,一旦生命被档案化,意味着生命已经进入到生命政治的治理装置之中,他的数据和档案被录入、运算、比对、分析等等,这些数据成为了治理层面维系社会安全和运作的基本方式。同时也让每一个参与共同体和国家活动中的个体,都必须按照这种可治理的方式来重新生产着自身,或者说,通过建构的档案和数据,将我们生产为适宜的治理对象。这样,那种在人们头脑里设想的纯粹的自然而自主的人在现代档案和数据治理技术之下,变得十分可疑,因为从我们出生一开始,我们已经被一个无形的档案和数据治理装置所中介,正如科林·库普曼(Colin Koopman)所强调的那样:“我们从出生到死亡,都处在诸多档案盒里的大量的卡片纸的无微不至的关照之下。我们一出生就被它的形式所中介:一张独一无二的出生证证明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而最后那张死亡证将宣告我们生命的结束。”

  库普曼所说的档案盒里的卡片纸今天已经被大量的电脑数据库里的数字档案所取代,这并不是我们已经从纸质档案的治理装置下解放出来,相反,我们面对着更为复杂的档案建构,我们自己的生命实际上已经与这个数字化档案身份息息相关。今天面部识别、DNA、甚至我们基本的行动数据都已经成为档案数据的内容。也正是因为如此,警察才能从这些新的档案中辨别出悬案中的嫌疑人。而这种对比和辨别技术,恰恰建立在普世的档案化的基础上,当我们的数据(不仅是我们的姓名、出生年月、性别、籍贯等通常意义上的档案信息,也包括我们行为习惯、指纹、面部识别信息、DNA等信息)已经毫无遗漏地被登录到巨大的数据平台上时,将会开辟出一个新的治理技术的模式,这是一个不同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谈到的惩罚和规训技术的治理的模式,也不同于他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的安全模式的模式,根据它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时代的治理模式,即算法治理(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而普遍的生命档案化和数据化正是走向数字政治的第一步。

  二、算无遗策:算法治理和潜在性的消失

  将具体生命还原成数据和档案,除了其基本的记录和存储功能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它会形成一种肯定性的权力,在可数字化和不可数字化、可计算和不可计算的存在物之间做出区分,从而建立了可计算的物相对于不可计算的物的权力。实际上,早在福柯那里,他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话语权力在构建新的治理技术上的特殊作用。未来理解这种特殊作用,我们可以回到福柯在《话语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中提出的一个概念:话语构型(formation discursive)。在福柯看来,话语构型并不像一些结构主义语言学者认为那样,仅仅只是一种意指(signification)的符号指涉关系,相反,话语构型并不是独立于物的世界的平行秩序,而是一种可以作用于物的存在的装置,换句话说,话语构型具有一种肯定性的权力,福柯说:“分析的谱系学涉及实际的话语构型:它力图在话语构型的肯定性的权力中来把握它,我的意思是说,这并不是一种否定性的权力,而是与物的层面相对立的权力,即借助这种权力来判断命题是真还是假。”福柯的这句话十分简单,但里面囊括了福柯对于话语的肯定性权力的主要判断。我们可以将福柯的话语构型理解为如下几点:

  (1)话语构型是在物的关系之外的另一种独立的秩序。它并不是对物的关系的简单临摹和再现,而是形成了独特的链接(articulation)的结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福柯说,话语秩序或话语构型是一种与物的层面相对立的权力。

  (2)这种链接的结构关系一旦形成,便具有了肯定性权力,它可以按照自己的话语秩序来生产物与物,物与符号,物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强调话语构型并不是对物的存在的否定,它的权力架构并不是否定物,而是以它自己的链接的结构关系来重新架构了物与物之间,物与符号之间,物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3)话语构型肯定性权力作用的最直接的结果,是形成了对各种命题的判断,决定了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正确和错误并不是物本身的存在状态,而是符合话语构型的关系被指定为可说的、可思考的关系,因为我们可以在话语构型的基础上来做出正确与错误的判断。

  这样,在福柯的认识论当中,物的秩序本身就是话语的秩序,话语通过一定的话语构型,将物转化为可说的话语,并在话语中链接起来,成为可以判断真假的命题。而其中最重要的操作,就是将复杂多样的世界万物还原为可以被话语和知识所把握的命题,比如说,当我们说一棵“松树”的时候,一个物通过“松树”这个名称,进入到话语当中,并成为话语构型的元素。然后,我们再借助于语法学和句法学,将松树的名称链接到一定的句型当中,成为可以被我们判断的命题。这样,我们所能够言说和思考的物,实际上已经被话语及其构型所中介了,我们所能谈及的“物”早已是在话语构型下生产出的产品,这种被话语再现或中介的“物”与话语结构形成了严格的对称关系,这实际上就是话语构型的链接的结果。福柯在《词与物》中强调“链接理论说明了词语模式和它所再现的物的模式如何能毫无裂隙地链接在一起。”由此可见,真正决定存在与话语,物与词之间的关系,就是话语构型,它决定了什么样的存在能够被我们言说,即可说性,只有进入到可以言说的层面,被话语再现的物,才能在命题和语言的层面上呈现出来,成为我们思考和谈论的对象。

  倘若福柯指出的物的秩序和话语秩序之间的对称关系是一种幻象的话,那么,在数字化时代里,物的秩序与数据秩序之间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称关系,正是因为在建立档案和收集数据的时候,已经将不可数据化和可数据化的物,不可档案化的和可档案化的经验和行为加以区分,才形成了档案或数据与现实世界中的物和经验之间的对应关系。那么与福柯的话语秩序一样,在这种档案化和数字化的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数据结构,而这种数据结构的算法规则决定了什么样的物和存在可以被存储和运算,而什么样的物则永远地被排斥在数据结构之外。正如在福柯的话语构型中,只有那些能够被语法化和句法化的话语,才能被言说、判断和思考一样,在数据结构中,只有符合算法的数据,才能被数据结构所采集(mining)和精炼(refining),才能被运算(operating),得出结果(resulting)。

  值得注意的是,福柯的话语构型与今天在数字化自动算法时代的数据结构,并不是一回事。这是因为,福柯的话语构型从根本上,是为了让掌握着话语,并生存于话语之中的人可以理解和把握被话语再现出来的对象,在根本上,话语构型是向人的存在敞开的,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人可以面对这个无法被人类直接把握的世界,通过话语将世界万物还原为被话语再现出来的物的秩序,人便具有了理解世界的可能性。但是,今天的数据结构,根本不是面向人而展开的, 正如马泰因·范奥特洛(Martijn van Otterlo)指出:“计算机,尤其是互联网上的计算机,以电子数据的形式产生和储存了大量的数据,而这些数据的数量和定位相对于人来说是无意义的。”范奥特洛的说法的要害在于,在计算机和自动计算时代,数据收集和提炼根本不是面向人而展开,相反数据的运算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它们不赋予任何意义,也不需要我们去理解,它只在物和生命存在的背后以不可见的方式运行着。

  因此,这意味着,数据收集和自动算法在物的秩序和面向人的语法化的话语秩序之外,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秩序,我们可以称之为算法秩序(order of algorithms)。如果说,福柯意义上的话语秩序架构了物的秩序,那么在今天的自动算法机制下,很可能变成了一种全新的情况,算法秩序重新架构了物的秩序和话语秩序,福柯意义上的词与物的二元对应关系,变成了“词-物-数据”三元对应关系,而数据收集和提炼背后的算法,可以完全在我们意识不到的情况下进行着自动计算,并得出相应的结果。这些经过算法运算之后的结果也不是直接向我们呈现出来的,同样,它需要一种特殊的程序的转译,才能被我们理解,德里达将这个过程称之为文字化(grammatisation),也就是说,在智能手机和电脑屏幕前的我们,所能看到的信息和数据,全部是被文字化处理过的结果。这势必意味着,算法程式及其背后的数据结构,并不是向我们完全展开的,我们所能触及的数据,都是被算法决定可以被文字化的数据,这样,算法判断了哪些数据和运算结果可以让我们所把握,而哪些数据收集和运算只能在后台运作,无需我们的理解和掌控。

  算法秩序的出现,让我们处于一个完全不同于福柯的时代。福柯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治理技术:惩罚体制、规训体制和安全体制。惩罚对应的是主权权力,所捍卫的是主权的无上权威,从而消灭所有可能威胁到主权权力的力量;而规训机制旨在建立一种规范的机制,通过作用于身体的规训,从而缔造出符合现代治理体制的理性的规范主体,这种主体显然是与自由主义的启蒙理想是一致的;而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安全机制将规训变成为对生命的生产。但是,今天面临的情况是,这种对生命的生产,已经完全变成了数字化和算法化的程序,当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在电脑面前挑选淘宝上的商品的时候,实际上早就被算法所盯上,因为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的商品,实际上是后台算法程序根据我们之前无数的浏览和购物记录,精准地界定这个“主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模式的人,从而显示出所有符合这种“主体”偏好的商品,于是,我们在网络上看似自主购物的过程,实际上早已被算法掌控,这就是齐泽克所说的:“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也是一种‘物’,他们的言说和行为不断地被记录和转换:他们的身体活动、金融交易、健康、饮食习惯、他们的购买和销售,他们读什么,听什么,看什么,都被收集了起来,这样数字网络比人们自己更熟悉自己”。

  当然,今天的算法治理,并不是工业革命时代的僵硬的机械化的模式,而是采用了更为灵活和智能的方式,这种智能的算法治理并不会像规训机制一样,强制性对身体进行规训,让身体行为符合某种固定的规范。恰恰相反,算法智能表现得更为灵活,例如环境智能(ambient intelligence)可以通过算法得知行为人的习惯和偏好,这种智能可以用于照料病人和老人方面,如更令病人更惬意的智能床和医疗设备,可以根据病人的习惯性的姿势改变床的状况,提供更合适的床的温度,一旦病人有翻滚掉下床的危险,智能床能够及时地第一时间给予处置,这样会比护士更及时地处理危机状况。也就是说,环境智能将一切可以计算的因素,已经在算法中全部考察了一遍,这种智能运算可以将各种可能发生的状况,都已经潜在地完成了预演性计算,一旦发生了特殊状况,环境智能能够根据潜在的运算结果来及时地处理对策。另一种算法治理的案例是自动驾驶和导航,自动驾驶并不是简单地按照固定的线路和交通指示完成程序性的运行,而是能够根据周遭环境的变化,将各种复杂的情况全部提前运算了,从而在发生了每一种特殊情况下,都有相应的应对措施。例如,在汽车导航上,从起点到终点,一般来说,算法会自动给出最佳的路线(避免了交通拥堵和过多的时耗),但是,对于开车的司机来说,并不会百分百地按照算法给定的路线来前进,一旦出现司机偏离了原定道路的情况,算法会立即给出全新的替代线路,也就是说,在我们做出偏离行为之前,算法已经决定了偏离之后的处理方案,最终我们的偏离也处于算法的控制下。

  算无遗策,这是我们今天面对算法治理的状况。算法治理并不强求我们必须按照固定的模式来行动,但是,我们任何的行为偏离,都不会真正摆脱算法预计的全部结果。这样,马克思曾经迷恋的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论实际上在算法治理时代遭到了终结,同时终结还有德勒兹的潜在(virtuel)和实在(actuel)的区分。对于德勒兹来说,“潜在并不对立于真实,而是对立于实在。潜在之所以是潜在,正是因为它是完全真实的。”德勒兹之所以强调潜在概念,就是希望告诉我们业已实现的实在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实在只是真实的众多潜在可能性之一,一定的实在并不能完全涵括所有的可能性,因此,潜在正是德勒兹走出条理化空间,逃逸既定疆域实现游牧的基础。但是,算法治理时代,尝试着用穷尽的方式,将各种因素计算得出的可能性全部计算,而任何偏移和异常,都已经在算法的考量之内,并对这些异常的冲击产生了结果进行了最优化的计算。在我们表面上看起来不起眼的一次行为活动,实际上已经被后台的看不见的算法程序演算过无数遍,我们任何的选择都是符合算法的选择,最终,我们的看似自主的行为全部在算法治理的彀中。

  这是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消逝的时代,也是潜在层面被压缩到最低限的时代。所以,安特瓦内特·鲁夫罗伊(Antoinette Rouvroy)带着十分悲怆的口吻写道:“当下,算法治理将偶然性和风险最小化了,这已经拒绝了绝大多数其他政治的可能性。”算法治理将一切可能的因素都变成了算法上可以控制的元素,并将各种可预知的风险降低到了最低,从而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共同体和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相反,对于行为人来说,由于潜在性的剥除意味着政治变成了一种循环反复的游戏,这样,数字政治下的算法治理不仅仅将活生生的生命变成了档案和数据,也变成了受算法掌控和支配的行动者(agents),那种康德意义上的自律主体(autonomous subject)已经逐渐在数据化和算法化的自动计算中萎缩了,就连民主投票也变成了可以被算法计算的游戏。在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道:在算法治理之后,还有人类自主的地盘吗?

  三、新神圣人:算法裂隙中的流众

  与福柯的生命政治中对应的人口概念一样,被统计的人口是最适宜于治理的人口,因为一旦被统计,意味着生命被档案化,我们不再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而是作为一个被身份、信息、图像等固定在治理机制之内的数据。同样,当今天的数据变成计算机和互联网上的数字和字节的时候,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痕迹都可以转化为数据被存储、被提炼、被分析、被运算。不过,与福柯时代唯一不同的是,之前的生命档案化和数据化,更多是面对的异常案例,如精神病院中对病人的建档,监狱里对囚犯的档案化和编号,还有临床医学医生用病历对病人的症状和病理的记录和归档等等。也就是说,最初的档案和相关运作,与福柯意义上的“不正常的人”(les anomaux)密切相关,就连前文中提到的江油案和白银案,警方也只是在那些有前科的罪犯和嫌疑人之中进行指纹和生物检材的比对。显然,福柯时代的档案管理和数据信息在绝多大数时候与治安和稳定的生命政治相关,这种档案化目的更多地是对特殊目标的监控,让这些“不正常的人”可以内在地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通过作用于他们身体的规训和监控,让他们生产出一个规范的个体,以达到维持社会总体的安定。

  然而,今天的档案化和数据化以及背后的算法治理,已经不再是对特殊的不正常的人的规训和监控,安德雷斯·伯纳德(Andreas Bernard)就十分明确指出:“收集数据的技术,长期以来,只用于警察侦缉或科学研究用来辨别可疑的对象,而如今这种技术已经用在所有人身上,当他们使用智能手机或社会媒体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收集了数据。生物信息的细节描述,GPS定位,以及安装在身体上的测试设备不再是用来追踪可疑嫌犯的工具,现在这些东西被用来娱乐,交流传播,赚钱,找对象。”的确,当今天的数据化和档案化,不再停留在特殊的不正常的对象上时,意味着福柯意义上的规训机制(即对不正常人的监控和治理)已经让位于普遍性的算法机制,在算法机制下,不再对正常和不正常的人做出区别,而算法机制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不正常的人进行身体性的矫正,维持社会的治理。算法治理不再追求规范化的一,即所有的个体都能符合被人口统计的规范性要求,相反,算法治理对个体的关注,更像是被高度解析的模式,即个体所有的信息事无巨细地被完全呈现在算法面前。正如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Christoph Kucklick)所说:“数字化意味着我们将用新的方式测量自己以及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社会关系、自然界,以及政治和经济……一切都将以比之前更加精细、精确、透彻的方式被获取、分析和评价。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新型的‘解析-解体’。”

  比如说,当我们进入到一个相亲网站的时候,我们注册填写了所有的资料作为基本数据在后台被存储和运算,通过一定的算法规则,在我浏览的网页上,是按照网站后台最可能配对成功的规则的算法匹配过的结果,无论我怎么挑选,这些信息总是在网站的最显眼的位置映入我的眼帘,并诱因我进行浏览。此外,相亲网站还可以根据我的浏览过的痕迹,判断出我个人在择偶上的倾向,这种倾向可能我自己都用言辞说不清楚,但是,经过这些浏览痕迹的比对,运算的结果成为网页上最显眼位置的异性,往往就是我所希冀的目标。此外,这些网站也充分考虑的人与人之间择偶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的问题,一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潜在而未言明的法则(如门当户对)也作为算法出现结果中。最终,在我自己以为依赖于我自己的自主性挑选出来的伴侣,实际上都在看不见的算法规则的掌控中,无论我怎么变化我的浏览和条件设定,最终算法以最便捷的方式将两个人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还被电脑屏幕前的我视为我自己自由意志的展现。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被高度数据化和解析的我,早已不是启蒙时代那个信息十足的主体,而是一个按照既定的行为模式完成配对的行为者(agent),在拉图尔的社会行动网络中,实际上这种行为者仅仅是这个网络的一个行动元(actant)而已。启蒙时代曾经许诺的让人类成为理性自律且拥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在今天已经变成了另一番景象,算法治理按照社会行动网络中的最有效、最便捷、最稳定的原则安排了最佳的行动图绘(profiling),让同时它需要做的是让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会媒体的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决定。

  正如福柯强调的那样,在理性启蒙的时代,也生产出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疯癫。同样,在亚当·斯密那里,对大西洋自由贸易的推崇,也滋生了加勒比海上横行的海盗以及丑恶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任何新的格局和体制建立,必然会生产出与之相对应的残余物。那么,被视为算无遗策的算法治理,是否存在着裂隙?让我们像德勒兹所说的那样,实现解域化的逃逸。尽管鲁夫罗伊强调在算法时代,已经没有了潜在性,算法已经将权力监控的能量灌注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血孔中,我们只能如同滚筒中的仓鼠一样不断地做着徒劳的奔跑。

  这是一种新神圣人(Homo Sacer),一种专属于算法治理时代的神圣人。神圣人的概念,最初来自于罗马法,在1995年的《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一书中,阿甘本以这个概念作为分析生命政治的起点。因为阿甘本通过对罗马法的分析,发现在国家至高权力的统治之下,拥有一种对生命的裁量权,一种生命被纳入到治理装置之中,这就是我们被档案化和数据化的治理技术所管制的生命。另一种生命则被排斥了,成为了飘浮不定(precarious)的生命,在进行人口统计和建立数据档案的时候,它们已经作为不可数据化和不可计算的元素没有被纳入到治理机制当中,也就是说,世界上的生命,相对于算法治理的机制,总存在着一定的剩余物,这些剩余物构成了不定的成分,并不是治理机制,尤其是建立在国家基础上的治理的适宜对象,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构成了算法治理时代的赤裸生命或新神圣人。阿甘本强调说:“原初政治元素不是简单的自然生命,而是暴露在死亡面前的生命(赤裸生命或神圣生命)。”因此,如果在今天,需要对算法治理进行政治性反思,我们就必须思考,什么是今天的新神圣人。

  实际上,今天的新神圣人我们可以称之为流众(precariat),代表着那些没有办法也没有资格在这个世界上栖居下来的群体。流众一词是漂泊不定(precarious)和无产阶级(proletariat)两个词合并而来的新词。英国经济学家盖伊·史坦丁(Guy Standing)最早在他的《流众:新的危险阶级》(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使用了这个概念。按照史坦丁的定义,流众“缺乏劳动安全以及社会性收入的安全,同时也缺乏基于工作的认同。他们的职位没有生涯性发展性,也没有传承社会记忆。他们没有一种处于职业社群的感觉,这种感觉源于稳定不变的做事方法、职业伦理、行为规范、同业之间的互相合作。”由此可见,流众与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不一样,无产阶级拥有固定的工作岗位和身份认同,也能够形成特定的职业操守,在一定程度上,无产阶级完全是在固定的生产岗位上遭受资本主义的剥削而陷入赤贫。流众不一样,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确定的身份,随处栖息,也没有任何的忠诚和认同,他们如同流水一般,在世界上肆意流动着,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到处流浪。与无产阶级不同的是,他们连被直接剥削的资格都没有,他们甚至不能被传统的工会组织起来,形成对抗资本家的有组织的力量,成为西方左翼政治的中流砥柱。然而,当今天世界上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底层阶级,逐渐从具有固定身份的无产阶级变成随意流动的流众的时候,意味着传统左派的基础已经被撼动,因为那些曾经具有固定身份和认同的被剥削者,工人阶级已经变成了流众,成为了传统左翼政党和工会无法组织的力量。

  从数字时代的生命政治角度来看,流众也意味着不可被数据化和档案化的群体,工人阶级在应聘的时候,他们登记被归入工厂人事部门的档案中,他们每一月的出勤情况、工作表现、绩效成为了资方克扣他们工资的基础,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尽管在生产着剥夺着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但同时也在工厂中通过档案记录和数据化实现了对工人的生命政治治理。但是流众不同,流众的临时性工作,并不需要向老板提交充分的档案材料,在一些地方,甚至不需要流众提供必要的身份证件,如在欧洲,大量的北非和中东的难民和偷渡者充斥着欧洲低端劳动力市场,对于这些偷渡而来的异乡人,他们的身份并不是必要的东西,老板以及政府都不会为他们建立充分的档案,他们的流动对于治理者而言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他们的基本信息甚至没有被数据化,他们没有护照、没有身份证、没有家庭信息、没有国籍,他们唯一具有的就是他们在这里的赤裸裸的生命。

  流众构成了一个算法治理的一个裂隙,一个可能从中涌现出新的政治可能性的力量。在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看来,这种流众,即游牧的无产阶级正是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的希望:“因此我主张:政治在于那些走向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们与游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并试图尽可能在新的政治运动中将他们组织起来。共产主义国际不是来自于不同国家的代表组成的费劲心力的组织,而是直接与这些人民的全球状况相关联的组织。”尽管巴迪欧主张的知识分子与流众或游牧无产阶级的结合,仍然带有一种乌托邦式色彩,因为流众并不能像传统的工人阶级那样组织起来,但是,流众的确成为了数字时代的算法治理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正如史坦丁指出,今天的民粹主义的兴起恰恰与流众的出现密切相关,因为流众的存在,让那些右翼白人民粹主义感到不安,他们意识到那些没有身份、没有认同、无法被纳入到固定的档案和算法框架下的流众的确就是他们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英国脱欧、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张建立美国与墨西哥边界上的隔离墙能得到一呼百应的原因,这种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的根源就在于流众的扩大化,为了保护他们的固定的生活模式不受到流众的侵害,他们宁可将支持立场上相对保守的政党。而左派,包括巴迪欧、齐泽克等人在内的激进左派,虽然已经看到了流众的潜能,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找到恰当的路径将他们组织起来,来对抗资本主义日益严密的算法治理和生命政治的控制。

  算法治理和流众也呼唤着人文科学领域中的后人学的出场。因为,作为正常人的我们,在今天已经高度地被数据化和档案化,并沦为了算法治理的对象。而那些没有被数据化和档案化,没有被算法治理所直接掌控的人,变成了流众,成为都不值得剥削的无用阶级。随着数据化和算法治理技术对常规化的人的介入越来越深入,甚至以后出现了基因介入和监控技术,让生命政治治理系下的个体更加依赖于算法规则和新技术的发展,人在算法治理了下得到了重新的界定。在常规阶层和流众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屏障,这个屏障会比矗立在美墨边界上的隔离墙更为高大。这意味着,一边是“天堂”,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人们的身体和基因在数字技术和算法技术的支配下,得到了重塑,纯粹自然的人消失了,我们都是现代智能技术和生物技术的产品;而在另一边是“地狱”,没有档案化,没有被治理的流众成为了新的神圣人,他们甚至丧失被剥削,被治理的基本资格,如同动物一样在世界上流浪,苟延残喘。这样,在马克思的时代,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区分是经济性和政治性的区分,但在算法治理的时代,这种区别将变成生物性和物质性的区别。在马克思《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的“人与人相异化”进一步演化成“被数据中介的数据人”与“流众”的异化,这是算法治理的一道裂隙,也是一道鸿沟,也恰恰是在这里,才能揭示出算法治理的生命政治的奥秘。

  或许,对于无处不在和算无遗策的算法治理,还有另外一种超越的可能。即通过技术改造了人类的感知能力、行动能力、思维能力等各方面的能力,形成一种超人类(trans-human)或赛博格(cyborg)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带有浓厚的科幻色彩的方案。但是,对于现今的人类的选择的确实在太有限了,流众不可能直接成为抵抗无所不在算法的有效力量,但未来的智能化的终结者可以。我们不能以来前数字的血肉之躯来抵抗算无遗策的算法治理,只能用算法抵抗算法,用智能抵抗智能。经过智能技术改造的超人类或赛博格或许可以通过边缘算法抵抗着大数据算法治理,用更弥散的微智能抵抗中心化的美丽新世界。但是这种方案迄今为止还停留在科幻的迷雾之中。如何在算法时代以后人类或超人类的方式生存?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暂时只能交给未来的研究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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