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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红楼梦》:历史派与文本派的路线斗争〔新时代精品研读系列〕

许光伟 · 2020-11-28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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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的书”是历史阶级关系孵化的伟大的书。所谓研究上的历史派,是把经典当作历史来读,坚持《红楼梦》作为“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的书写规定,坚持以总构成把握构造,并以历史过程总构成(事的关系)科学认识与深刻把握阶级关系构成的具体表现。无论《红楼梦》或《资本论》,均抓住了历史发展基本矛盾的主要社会表现,其路线斗争体现了“本身法”;所谓本身法,在于抓“本”,在于将这个灵魂性的斗争策略体现于各种领域。

  保卫《红楼梦》:历史派与文本派的路线斗争

  (中国经济学的本土素材与理论)

  

 

  

【作者按】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路线斗争是普照之光!它的一个具体运用就是对《红楼梦》的研究考察。红楼本身所遵循者即是此路线主张。研究者不过遵循路线而展现“主观知识”。本部分编自“《红楼梦》与《资本论》:历史过程定制范畴的机理剖解”第三节,原名:保卫《红楼梦》——历史派与文本派的路线斗争及相关分析。衷心感谢北京理工大学刘新刚教授给予的宝贵审稿意见以及责编彭晶晶老师的辛勤文字工作。毕竟没有这些劳动,本文的错讹将更加地多……其中的反反复复的修缮,可谓如琢如磨!虽则如此,仍期待读者能够对此类作品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提供更多的帮助。

 

  

 

  

 

 

  

 

 

  

(一)

 

  

政治经济学批判包括两重意义:“武器的批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客观矛盾发展)以及“批判的武器”(拜物教阶级意识批判),因此,资本主义在发展的同时必伴随着无产阶级的抗争,在思想路线上的斗争体现为意识形态规定的“拜物教批判”。亦因此,无论如何描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性,始源的矛盾规定最后只能由反映在劳动二重性内部的矛盾性予以收结。以商品生产为例,即是说,社会发展形态意义的最高矛盾规定是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不可阻挡的生产社会化内在趋势的矛盾性,然而基层单元是劳动二重性矛盾,作为客观发生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矛盾的统一性与冲突性。   它们首尾相连,作为一个工作总体——母子体用关系总体——刻画了矛盾规定性的联系与发展的“历史道路”。然则在范畴生产上,需要一个统一性的认识总结,我们将之合成为意义单元:阶级生产方式矛盾(简称“生产方式矛盾”),而暂且不论中间的过渡、转化以及各种转折发生的形式(所谓一体二重、多态复合的路线斗争历史诸形态);总的来说,这就是“历史派”的由来以及工作方法。

 

  

 

 

  

(二)

 

  

“阶级斗争的书”是历史阶级关系孵化的伟大的书。无论《红楼梦》或《资本论》,均抓住了历史发展基本矛盾的主要社会表现,予以艺术的科学的塑造。所谓研究上的历史派,就是把经典当作“历史”来读,坚持《红楼梦》作为“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的书写规定,坚持以总构成把握构造,并以历史过程总构成(事的关系)科学认识与深刻把握阶级关系构成的具体表现。和《资本论》一样,《红楼梦》中各种“矛盾”在最高意义上即是劳动过程皇权身份关系占有制和共同体生产的矛盾,它的基层工作单元同样是“体现在贾府中的劳动的二重性”(矛盾规定)。盖因在关系发生上乃至在社会过程内部,劳动既是“身份的发生”,又是“财产的发生”,是前者对于后者的不断贯彻与结合。在广义劳动二重性体系中,和商品生产方式矛盾的底层规定不同,共同体生产方式矛盾聚焦于“人的身份活动的二重性”,可表述为“物质身份性”“社会身份性”;究其实质,仍然是特殊规定的“劳动二重性”,如贾府在自然过程、历史过程事项上呈现出的劳动的物质身份和社会身份之对立性。   简言之,共同体义项的劳动的二重性是:劳动的物质身份性和社会身份性,即体现在共同体生产中的劳动的二重性;至于“体现在贾府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可参照《资本论》的表述,最后确定为“有用劳动和身份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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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梦非梦幻,幻非梦之系。梦是一种半真实状态,是介乎沉沦和走向自觉的中间状态。身份和财产的必然性规定是梦魇的根源。藉由文学笔调,《红楼梦》的解说限于“女性的解放”,但这当然是实现共产主义所必由的主体条件,盖因中华道路的女性身份关系的特殊性规定使然:不仅严重缺乏社会主体性,而且“非独立”(分配关系上即是如此)。然则通灵之人乃是红楼之魂,点梦的题旨也。在《资本论》中,劳动之抽象(财产)乃“抽象劳动”的物格化;进一步,资本主义抽象劳动乃是和“总财产关系”直接对应而获得间接的人格身份。在《红楼梦》中,宝玉之通灵(通灵人)直接即是“身份劳动”的人格化;而“通灵”的理论意义就在于此,其着眼于对“皇权社会关系”的内部刻画,体现劳动者及下层人民对“父权关系”的挑战,为求出路之规定也。固然囿于时代局限,《红楼梦》的作者们尤其是曹雪芹未能实现“直笔”书写,却曲以“一僧一道”的点化——仿佛是冥冥力量之谋划,使其或多或少罩上了迷信色彩,然瑕不掩瑜,理论之光灼灼其华,委实难以否认。】   显然这里,劳动的物质身份性和“劳动的物质有用性”(即具体劳动)相对而称呼、劳动的社会身份性和“劳动的社会抽象性”(即抽象劳动)相对而称呼;并且,“具体有用劳动”是对有用劳动和具体劳动的一个直接的总称,它们在规定上分别划开了物质财富、社会身份和社会财产。 【注释:财富本身不是经济学分析的范畴,财富形式(社会形式)才是经济分析的历史范畴形式。财富的事的形式是工艺学,它表明财富本体仅仅是“纯粹的物”。财富形式合“阶级之道”,从而,是一个由身份形式、财产形式——一言以蔽之,价值形式(即“社会财富”)——所规定的经济规定。要警惕的是,资产阶级学者用创造物质财富的技术要素形式进行工作仿真,企图从认识上、“语词”上直接抽掉物质财富和社会财富中间的“隔板”——作为社会身份和社会财产合一规定的“价值”。】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北;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这是将“生产关系对象”写意化了。   由此产生不同道路侧的具象形态:政治身份+生产身份+财产身份(吏民关系共生与矛盾形态)以及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市民关系共生与矛盾形态)。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在欧洲道路上,《资本论》所面对的商品生产历史总构成是“简单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中华道路上,《红楼梦》所面对的共同体生产历史总构成是“家(生产)+国(生产)”。但需要知道,庶民(者)、权贵(者)、无产(者)、有产或资产(者),古往今来的“阶级”其实都是它们不同程度和方式的结合态,换言之,庶民与权贵阶级的身份路线始终伴随于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诸阶级的概念中,无不显示了上述四者的结合。   然则,与历史总构成相契合的社会视角的发生路径不可避免地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这是“史籀法”:两重讲话方式的结合,同时也是马克思价值形式思路之由来(个别的商品→各种“类”的商品→代表者规定的商品即社会一般等价物→符码化的“一般商品”即货币形式)。商品-货币-资本,乃历史归纳法意义之历史过程也,它的逻辑上的事项被记为:个别、特殊、一般,资产阶级工作者仿真以“劳动-土地-资本”三位一体公式关系。犹若家(支)-官(支)-国(支),但后者与前者有很大的不同,是以“家-集体-国”为具象逻辑。可见,正如要素经济乃是对资本经济的工作仿真,组织经济是皇权经济的具象。   懂得这一层比较关系,则不应贸然地将实证逻辑学移植于《资本论》和《红楼梦》。尤其对《红楼梦》来说,其逻辑事项不能被简化为类似物质原子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史路山万重,须知逻辑的方法容易导致对文本的过度依凭;所谓新红学之崛起,实则正是利用的“实证逻辑”,由此也可以说,这乃是新红学对旧红学发动的一种“逻辑反动”。

 

  

  

(三)

 

  

鲲鹏展翅自兹始,日月穿梭即几行。正是藉由逻辑反动,红学自此逐渐蜕变为“曹学”。或按周汝昌的说法,红学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要言之,是以曹学为基础和中心的四学体系,有所谓“十六字真言”:家世生平、版本源流、探求亡佚、评点批阅。文本派的说法盖源于此,但核心的旨义在于探求“本真的108回”。“当我们对康、雍、乾三朝历史……对曹寅家史了解得越细,我们就越是相信,《红楼梦》绝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或者说,它不能以说部的常例去衡量。”“《红楼梦》有它独一无二的特殊性。我们当然不会相信,《红楼梦》是曹家历史的‘实录’,也不会是曹家历史的‘密电码’。但是曹家历史和清宫秘史在《红楼梦》……结构整体中又是如何形成独特的阅读张力的?这些都是我们把握《红楼梦》独特魅力的有效途径。”商品-货币(师者之学)-资本,现在要变成“家(支)之学-官(支)之学(世俗的师者)-国(支)之学”,仿佛曹雪芹本人俨然是彝人口中的“家支头人”,这是将逻辑文本之事作为“第一性”,而将历史本身之事作为“第二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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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官支犹言“官僚”(官和僚的生态群落),本文运用这一术语是和“家支”用语相支应;同样,国支的概念和“民族国家”相当。另外亦要认识到,中国不限于民族国家概念(所谓“华夏”),从“宅兹中国”起步,中华民族是共同体文明延续的世界级的国家类型,在这一点上,必须将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于规定上合而为一。】   资本由简单财产或商品关系逐步发展而来,资本关系须得领导商品和货币的研究——商品是作为“商品资本”(犹如家支)、货币是作为“货币资本”(犹如官支),遂使简单商品流通成为纯粹简单的关系和形式;同理,家学和官学仅仅是“国之学”(国家本位)研究的两个凭靠,却不足以喧宾夺主。 【注释:须知《石头记》明写家事,实言国也。所谓王家血史国,黛云钗妙心,洞山海天幻,痴情愁恨人;此解宝玉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总其名,故其方法论要旨又云:国史即家史,心史即情史,仙史即幻史,人史即魔史。以此尚可推论:石头记名实,红楼梦名虚,二者关系犹若“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是以王国维指出:“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 】

 

  

 

  

 

 

  

 

 

  

(四)

 

  

文本派倚靠的是文本(文本的索隐和基于文本的实证),借助的是小说体裁,到头来,小说艺术上的虚构却不支持“索隐的真”和“实证的真”。这迫使周汝昌 先生反其道行之,转而强调:“曹雪芹竟然把自己家里比为严世藩、杨国忠!我说他肯于向自己家庭取材,又能背叛自己的阶级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去看事情,为历来前此中国文学家所未有,当非过分恭维……我们应如何不忽视了曹雪芹在十八世纪的中国而出现的伟大呢?”   历史章回体是晚期共同体渐已成熟的小说纪事体裁。盖因历史规律已显,人物故事耙梳其内自然成为可能。这是“说话”的一种通史风格。“讲史之影响更大,并且从明清到现在,‘二十四史’都演完了。”又在方法论上多有发掘、创造:“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常用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来写史,既写出历史真实又能远祸全身,因而,这种史笔便成了曲笔了。”就本质而言,《红楼梦》当然不限于小说设计,可所谓“本真的108回”,乃是加强了神俗二性的宿命观。“这个大对称、大反比、大衬映的结构……实以每九回为一个‘单元’,是总结构法则,也是艺术的脉搏、音乐的节奏。”由是观之,固守108回设计结成新红学研究“逻辑的心魔”,使之完全走不出小说的迷幻逻辑。“曹雪芹在文本结构上非常讲究。”“每一段情节(不仅)以九回为一个单位,而他又以十二为一个常数……前面五十四回写贾氏宗族的繁华富贵到了极盛状态,后五十四回就逐步写到衰落,到最后是陨灭的大悲剧的结局。”于是乎,“应该把握住曹雪芹全本《红楼梦》的这种文本结构,这是一把总钥匙。”然十二之作为书中贯穿的常数,我们在文章开头交代了,即女娲石的“高十二丈”,乃史的记述单元“年”之线索和结构,并不神秘。 如果说曹雪芹对《红楼梦》有什么总体结构设计,那只能是源自阴阳的“五行”构造:宁国公(官‖木)-荣国公(家‖火)……身份关系定制奥秘(土)……荣国府(家支‖金)-宁国府(官支‖水);犹如资本总公式一面写资本经济的市场有效性,一面写其生产危机性,这个构造——对应称为“皇权总公式”(地主阶级职能规定体现在“家→家支”成长序列中)——着实是为了一面写皇权系统的代衍性,一面写其组织机构的溃败性。但是,刘心武决意循着周汝昌的思路探佚“神秘的构造”,将原本60人数规模(一说是36人)的“金陵十二钗”榜单扩容为108人,以一百零八位“金陵脂粉”英雄支应“108水泊梁山好汉”。这是背离历史书写的,是欲使曹雪芹成为“中国传统神秘主义结构的集大成者”,更且莫论打乱后重组的“太极红楼梦”了。然红楼秦关百二,十二钗实指《红楼梦》中诸女子,是个实中有虚的数字。是以针对曹学探佚和过度实证的研究路数,俞平伯 先生弥留之际留下的话发人深省。   文本派研读有功,但结论错误亦明显,引导读者不是“读历史”,而是“读故事”,直至按图索骥地读自己心仪的故事人物,进行对号入座,遂使红楼涂有两层重漆,产生研究上的“二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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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人人皆知红学出于《红楼梦》,然红学实是反《红楼梦》的,红学愈昌,红楼愈隐。真事隐去,必欲索之,此一反也。假语村言,必欲实之,此二反也。”“《红楼梦》好像断纹琴,却有两种黑漆:一索隐,二考证。自传说是也,我深中其毒。”俞平伯语出惊人!然所言不虚也。姑且不论中国小说本源与本质是史,是史的一支,就“否定现行百二十回程本《红楼梦》,其反《红楼梦》的用心昭然若揭”。此外,“所谓‘上了胡适的当’,既指‘自传说’‘续书说’,也指对脂本的迷信。”】   然最突出的问题是:“把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典型形象说成是超阶级和超时代的,简直把地主资产阶级一贯鼓吹的所谓‘永恒人性’捧上了天,这是《红楼梦》主旨‘谈情’说的恶性发展。”而决没有认识到,“《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就是它以卓越的艺术成就,揭示出了这种阶级社会里的阶级压迫、阶级统治的基本事实,从而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

 

  

 

 

  

(五)

 

  

归根结底,红学研究激发了一场持久的思想路线斗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所谓‘红学’,实际上是一个思想大战场,是各个不同阶级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围绕着《红楼梦》所展开的一场尖锐复杂而持久的斗争。”与之相反,按照历史派的思路,《红楼梦》是全面揭示生活、展示皇权经济矛盾的一部极其伟大的作品,言其“反清复明”,毋宁说本身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书。艺术不是人为设计的,历史亦不是什么“科学(理性)假设”,对生产方式矛盾的认识是以不能既独断又怀疑,必须有一个“机理系列”。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路线斗争体现了“本身法”;所谓本身法,在于抓“本”,在于将这个灵魂性的斗争策略体现于各种领域。就历史派的对象机理矛盾表现法而论,实则是探究这么四种机理:生产方式矛盾机理I——表1中由秦可卿出发揭示林黛玉(痴梦仙姑)结局线索(或曰“矛盾的历史论”);生产方式矛盾机理II——由贾元春出发揭示妙玉(渡恨菩萨)结局线索(或曰“矛盾的认识论”);生产方式矛盾机理III——由王熙凤出发揭示史湘云(钟情大士)结局线索(或曰“矛盾的危机论”);生产方式矛盾机理IV——由贾雨村出发揭示薛宝钗(引愁金女)结局线索(或曰“矛盾的实践论”)。   可见,《资本论》《红楼梦》决“不是一个形式化系统”,“反之,如果失去这一高度,就失去了把握联系的思维力、理论能力……最终失去理论的批判武器,相应就难以形成正确的判断。”《资本论》从形式上单写发生学各个序列,使之各自相对独立,相比之下,《红楼梦》乃是复写;尽管如此,它们的结构是总体支应的,形成“历史→认识”为经、“系统→现象”为纬的体式。可据之给出目录对照:   开局·关系总说(“第一篇”商品和货币):《红楼梦》第1-12回   关系之初成(“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红楼梦》第13-24回   关系之成·基本关系切要(“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红楼梦》第25-36回   关系之变数(“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红楼梦》第37-48回   关系之内(“第五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红楼梦》第49-60回

 

  

 

  

关系之外(“第六篇”工资):《红楼梦》第61-72回   关系腐败的进程(“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红楼梦》第73-84回   皇身之一(“第八篇”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红楼梦》第85-96回   皇身之二(“第九篇”资本周转):《红楼梦》第97-108回   收尾·皇身关系大总结(“第十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红楼梦》第109-120回。

 

  

 

  

以此观之,《红楼梦》委实不是“自叙传”,实乃“发生学”工作逻辑(历史本来的方法)的一个创制。

 

  

 

 

  

(六)

 

  

《红楼梦》在体例上历史蕴涵认识、系统含着现象,充分表明“母子体用”乃唯物辩证法的发生学版。按照这个体例,《资本论》的结构被浓缩为“十篇”:不仅第四卷需要提前(接排于历史发生学之后,在目录对照中第四卷是“隐含的”),《资本的流通过程》三篇被接排于《资本的生产过程》之后,而且讲述“现象”的第三卷内容本身也可以浓缩于“第十篇”中进行阐述。盖因第一、四卷联系起来得到“母子”规定,第二、三卷联系起来得到“体用”规定,《资本论》对母子体用的处理方式是奔着知识生产的下游去的,因而采用“四卷的充分展开”体式,实现“母子连体”讲述和“以体驭用”推演。   由于本质现象合一、同步阐述,对矛盾的揭露即按“由易而难”的行动主义路线进行:机理I是矛盾规定的初露,又是“总联系”,以《资本论》十篇结构看,对应了前三篇内容(《红楼梦》前三十六回,这是“《红楼梦》之历史发生学”);机理II对应领导性认识范畴的生产,是矛盾规定基本定型,是“量变→质变”,对应十篇结构的四至六篇(第三十七至七十二回是“《红楼梦》之认识发生学”)。 【注释:亦可从中得到两种版本的阶级工资形式的对峙形态:按身份的所有制形式和按财产的所有制形式配置,其中身份配置复以组织形式、财产配置复以要素形式作为个别调节形态。上述二者内在联系却不相同。劳动主体总是带着“身份”进入劳动过程的,阶级身份于是使得计时工资为财产形式的绝对规定,计件工资为相对规定。不同于《资本论》雇佣工资和剩余价值的社会界线分割是完全通过阶级化的财产斗争,据此把工资的争夺完全看作“财产形式”(财产工资),《红楼梦》中,即便工资形式也是身份斗争的结果;或者说“身份工资”宁可说成是相对的,v和m的分割具有一种状态依存性。对身份关系系统而言,v和m的全体是绝对的,v是相对的,身份形态的历史持久的斗争力量毋宁说属于“特殊内涵的阶级斗争”范畴。由此可见,《红楼梦》固然讲述“身份版的阶级斗争”,然工资的身份形式外显之规定亦必和“财产版的阶级斗争”相呼应,在更高层级上反映工资的财产形式的运行。这是特殊的身份经济,“六亲同运”这句话透彻地道出贾府危机的铁律。鉴于此种意义,“之所以说《红楼梦》是一部经济大书,正因为它不仅生动再现了清初封建经济成长及崩盘的史实画图,还深刻揭示出经济发展运行的客观规律和经济危机的一般普遍原理。”】   相应地,机理III是基本关系的矛盾规定显露,是“肯定→否定”以认识范畴领导矛盾生产,对应十篇结构的七至九篇内容(第七十三至一百零八回是“《红楼梦》之系统发生学”);机理IV是矛盾规定充分完全的显露,是“统一→对立”,对应《资本论》第十篇(第一百零九至一百二十回是“《红楼梦》之现象发生学”)。依据这个判定,本身法对于“矛盾”的显露历程是“对象本体→内容→形式→系统(层面)”,最终成就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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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红楼梦》第七十六回,以出人意料的笔法让妙玉出场,并让她一气呵成续出了中秋联句十三韵。这其中的玄机到底在哪里?”据作家刘心武介绍:“妙玉在她所续的这些诗句里面,把贾府,特别是金陵十二钗正册里面的除了她自己以外的这些女子——甚至你也可以把她自己包括在内——所有各钗的命运结局,做了一个扫描和概括。”】 其中,对《红楼梦》而言,认识直接合于历史、现象直接合于系统,历史和认识是“混成的”结合体、系统和现象是“双面的”有机体,从而矛盾的联系与发展似乎是“神秘的”。上面已然交代,按照结构“对称学”,“概而言之,《红楼梦》通部的结构,是以九回为一个单元,又以十二为总揽人物和情节的组合数,因此,全书应该是9 × 12 = 108回。”但这样理解也有一个直接的好处,那就是“曹雪芹是写完了《红楼梦》的”。曹雪芹自然不会为“情”所困,《红楼梦》之被诬为“稗史之妖”,恰值《四库全书》告成时于社会上流布,本身就已说明了问题,即它同样应被视为“百科全书的理论作品”,尤其是理论历史作品。

 

  

 

  

(2020年11月份发表)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双月刊第6期PDF下载链接  qks.hbue.edu.cn/_upload/article/files/18/c6/38ea4059496c83e28581936910e1/10788a22-b809-44d0-b9dd-87258ee7058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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