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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现代化的真实历程和新形态

周承友 · 2020-11-30 · 来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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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含义,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和传统以全面的概括,对中国近(现)代哲学发展的特点、表现、成就和不足以真实的总结,对新中国至今哲学现代化状况以真实的分析,再次指出它的发展前途是:中国哲学马哲化、现代化。通过回顾历史,坚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特征、名称和体系化问题上的科学认识。最后确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称,确立了一种中国化辩证(自然和人道)唯物主义哲学新形态。

  中国哲学现代化的真实历程和新形态

  周承友

  摘要:明确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含义,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和传统以全面的概括,对中国近(现)代哲学发展的特点、表现、成就和不足以真实的总结,对新中国至今哲学现代化状况以真实的分析,再次指出它的发展前途是:中国哲学马哲化、现代化。通过回顾历史,坚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特征、名称和体系化问题上的科学认识。最后确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称,确立了一种中国化辩证(自然和人道)唯物主义哲学新形态。

  关键词:中国哲学现代化  真实历程  新形态  辩证(自然和人道)唯物主义

  哲学现代化,就是随着现代社会实践和时代发展而来的哲学形态的现代化。中国哲学现代化,就是立足中国现代社会实践而又面向世界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即全面继承以往哲学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掘传统哲学的积极价值,并由此衔接、重建和提升哲学形态,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就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时代化、民族化、世界化。也就是说,哲学现代化和中国哲学现代化,都是以实践和时代的发展变化为基础的。这样就有,1840—1949年的近代中国,它相对于古代中国,可称之为现代;它相对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可称之为传统。当然,中国传统哲学,一般说来,它主要是指中国古代哲学。那么,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传统和价值如何?1840年以后近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历程、形态、结果和形成的新传统又如何?它们都是关系到当代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性的问题,是当代中国哲学现代化首先必须有所认识和明白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无哲学的形式但有哲学的内容和实质。要知道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传统和价值,那只能是在与他者(例如西方哲学)的比较中才能认识。中国古代哲学大约萌芽于殷、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末期,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主要有道家、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等。哲学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先秦哲学、西汉初期黄老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儒家、道家、佛教三教哲学、宋元明清理学等几个具体阶段。由此,形成了以儒家和道家为主杆(兼及法家)的不断发展的适应中国封建社会需要的中国古代哲学。根据中国古代哲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和事实,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有四大特点和五大优良传统。[1]

  第一个特点是以“天人合一”为代表的世界“整体和合的存在观”。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那么对世界存在的本有形态究竟怎样的问题就是任何一个民族哲学首先必须谈到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外哲学表现出的侧重点明显不同。在西方,一元外在超越的上帝、纯粹精神、不变的实体是宇宙的创造者,宇宙或世界不能自己创造自己。自然与超自然,人与神,此岸与彼岸,心与物,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灵魂与肉体,身与心,价值与事实,理性与情感统统被打做两橛,其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在中国,中国哲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观”法与西方人不一样。他们认为,世界不是分判割剖的,而是整体贯通的;不是外在于人的,而是人投入其中,是天人一体的。张岱年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大纲》中讲到:“印度哲学及西洋哲学讲本体,更有真实意,以为现象是假是幻,本体是真实的。本体者何?即是唯一的究竟实在。这种观念,在中国本来的哲学中,实在没有。中国哲人讲本根与事物的区别,不在于实幻之不同,而在于本末、原流、根枝之不同。万有众象同属实在,不为本根为实而已。”[2]可见,对于世界存在的本有形态的认识,在西方古近代哲学那里主要表现的是“本体与现象的二分”;在中国古代哲学里主要表现为“本末关系”,是“由天到人、天人一体”。当然,在中国古代哲学那里,“本末关系”也含有“本体与现象的关系”,只是“本体与现象不二”,并且其中许多哲人那里同时又有“以人意配天”的思想或“以无代本”的倾向,属于唯心主义。中国哲学的世界存在观,是以“天人合一”为代表的“整体和合的存在观”。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东方民族习惯于或者说更擅长于将“天”与“人”置于一个彼此相连的大系统中,来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思想有三种表现形式: 以老庄子为代表的“天人交融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天人合一论”和以荀子为代表的“天人相分论”。

  第二个特点是以“气论”为代表的世界“有机生成观”。与对世界存在的本有形态的认识相关联,中西哲学对世界存在的本有形态之所以然的认识也大不相同。在西方哲学源头的古希腊哲学那里,他们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一些物质性的“元素”、“种子”、 “原子”或“抽象的原则”,从其发展中看,可以说它主要是以“原子”为代表的“构成论”。在中国古代哲学那里,可以说它主要是以“气论”为代表的“有机生成论”。它最早表现在老子哲学那里,“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中国古代的“气本论”思想在战国中后期稷下道家那里实际上已经形成,汉至唐是气论的延续和发展时期,宋元明清是气论的高度发展时期。正因“气”的“不可见性”、“连续无间性”、“媒介性”、“活动的永恒性”等特点和气的运动变化、聚散屈伸的特征,中国古代哲学家由此认为,整个世界不是宰制性的建构,而是有机生成的。中国哲学中唯物主义者都肯定宇宙和人生中气的运动,唯心主义虽然不承认气是第一性,但在讲到气的时候,也承认气在宇宙和人生中运动。如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中的阴阳二气观点,玄学中的“自然元气论”,宋明理学中的“理与气”、“气质之性”等观点。中国人把宇宙、世界、人生都“观”成是贯通性的、相互联系、连续不断、生生不已的生命发展过程。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与现实人生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第三个特点是以“知人”、“治世”为中心的政伦的价值和境界追求。中国古代哲学因为生当春秋战国的社会变乱时期,所以哲学家们更多的是对社会、人生的“忧患”,而不是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大多周游列国,献策于“治世”,而没有古希腊哲学家那样的“闲暇”,去“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同时,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跨入文明的门槛时,保留了氏族制的残余。统治者利用氏族血缘观念和亲情关系,发展了宗法制。宗法制在西周已经完备,经过春秋战国的变乱继续保留,成为社会结构的稳定因素之一,影响了此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生长于宗法氛围中的中国哲学,必然以孝悌的伦理关系为依据,并着眼于解决宗法伦理问题。历代哲学家谈天说地论人,始终带浓厚的伦理色彩。中国古代哲学家热衷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各家各派都“务为治”(《史记·太史公自序》)。老子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第五十一章)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墨子曰:“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 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法家主张用强力统一天下,为“圣人执要”出谋划策,更是表现了高度的政治热情。儒家的“三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西汉初年“黄老之学”的“因循而为”。汉代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鼓吹天人感应,是为了使封建统治“传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玄学追求“名教与自然的统一”,宋代理学家大讲“理一分殊”,存天理、灭人欲,目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元学案·横渠学案》)。这表明,中国古代哲学家大都倾心于现实政治。同时,以天、天命、天道为背景,中国哲人有神圣、高远且强烈的终极关切、理想境界、形上追求。道家“贵道”,追求“无妄的因循至上的天人合道的境界”。儒家“贵仁”,追求“至善的内圣外王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其境界包括价值境界,也包括认知境界和个人及社会实践境界。 经过历史的淘洗,处于民族文化深层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族精神,以及“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心理和责任感。

  第四个特点是“闻道”和“为学”的二分,重“闻道”(价值和境界追求)及其方法论,主要采取“名象交融”和“超名言”的话语和思维形式。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其中人与世界的关系,就包含着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关系和世界对人的意义或价值关系,这就必然构成人类意识或精神思考的两大路径。因为中西古代文明形态形成的地域和社会经济形式与人际状况的不同,所以它导致中西哲学思考的重心和形式的不同。古希腊的农商社会,促使其哲学面向外(物)的认知理性和逻辑方面得到了明显的发展,并造就了西方哲学形式,适应了其哲学思考重心发展的需要。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及其宗法制带来社会结构的相当不变,促使其(外物)对人的价值理性和修养方法方面得到了重视和深入发展,也造就了中国哲学形式,适应了中国哲学思考重心发展的需要。

  中国古代哲学很早就明确区分了哲学思考的两大路径,如道家的“闻道”和“为学”的二分,儒家的“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的二分,道教的“圣智”和“俗知”或“道心”和“凡心”的二分,佛教的“圣智”和“惑知”的二分。但因为中国哲学思考的重心是“知人”、“治世”,中国哲学的主题是“天道与治世”问题, 因此中国哲学的价值理性和修养方法得到充分地发展。例如,道家老子主张“涤除玄览”。“涤除”即否定、排开杂念,排开知识、教条的系缚;“玄览”即深入静观,进入放松、空灵的境界。庄子主张“心斋”、“坐忘”。“心斋”即保持心境的虚静纯一,以便直接与道契合。“坐忘”即心灵空寂到极点,忘却了自然、社会,甚至忘却了自己的肉身和智慧,物我两忘,浑然冥同大化之境。儒家孔子的“默而识之”,孟子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荀子的“虚壹而静”、“大清明”,王弼的“圣人体无”,张载的“德性之知”,“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朱熹的“豁然贯通焉”,“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陆九渊的“吾心”与“宇宙”的冥契,王阳明的“致良知”,都是扬弃知觉思虑,直接用身心体验宇宙终极,达到对道德本体之契合的一种境界或方法。东方这种智慧的高明之处,在于修正了西方学者那种分析型的、支离琐碎的思想方式。因为,本体与现象的二分、上界与下界的悬隔、边见的执着、知解的纷扰,常常会妨碍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宇宙人生的全体意义、全体价值和全体真相。中国哲学论著多用类比、意象、格言、比喻、例证等“超名言”方式表达思想或认识。它有助于哲学与道德、艺术的联系,有助于哲学与民众的思想沟通,有助于哲学及其教育的形上、形下之领域的过渡与转换,表白了中国哲学思维具有穿透语言,领略语言背后之意象,进而穿透意象而领略其背后之更多意蕴的极大意义和作用。同时,中国哲学却也形成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名的体系”,即一套独特的基本范畴、基本概念。根据李中华先生的概括,这个范畴体系基本由五个方面构成:属于宇宙论方面的范畴有:阴阳、五行、天、天道、理、气、太极等。属于本体论方面的范畴有:有无、本末、体用、一多、动静等。属于知识论方面的范畴有:知行、能所、言意等。属于历史哲学方面的范畴有:王霸、义利、理势、理欲等。属于人生论(或道德哲学)方面的范畴有:仁、义、礼、智、诚、心、性、情、欲等。而且还较早的从单一的范畴发展到对偶性范畴,如阴阳、道器、有无、本末、体用、理气、心物、形神、心性、善恶、性情、王霸、理欲、名实、知行等。[3]中国古代哲学延续千余年,但先秦哲学提出的天人、阴阳、道器、有无、性命、仁义、动静、常变、心物、知行等重要范畴到明清之际,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都保持了比较稳定的状态。[4]

  中国古代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特点突出,由此形成和决定了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中国古代哲学的四大特点决定了它具有的五大优良传统:第一,富有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结合又偏重于人文主义的传统;第二,富有辩证和整体思维的传统;第三,富有刚柔相济的政伦现实实践主义的传统;第四,富有深厚的价值和境界追求的传统;第五,富有“闻道”和“为学”二分、“名象交融”和“超名言”的话语和思维形式的传统。中国近代,是在国外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一个社会。那么,与此相应地,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清朝政府战败,中英签定不平等条约。由此,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西方文化和哲学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中国近代哲学,就是在国外资本帝国主义和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包括后来的苏俄无产阶级国家和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强烈影响下诞生和发展的。由此,中国哲学近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强势传播、应用和中、西、马哲学的某种融合,并因此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哲学的民族化形态和西化或苏俄化形态。这就是中国哲学近代化发展的基本特点和格局。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演变,“救亡图存、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和时代的中心课题。与此同时,社会上发生了太平天国革命、维新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北伐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等一系列大规模的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经过斗争,终于获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新中国。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中国哲学近代化也不断地向前推进。概略地说,中国近代哲学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5]

  1840——90 年代中叶是近代哲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亦即中国古代哲学转向近代哲学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哲学思想的发展可以魏源——洪秀全——郑观应三人的哲学思想演变为代表。魏源运用传统“变易观”说明时世要发展,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较系统提出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中国人。洪秀全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其哲学是宗教唯心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混合,其目标实际上是“空想社会主义”,他后来批准的治国方案《资政新篇》却具有资本主义色彩,是近代中国最早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郑观应提出变易的早期改良的历史观,提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建立君主立宪制。但他的目的是“化西学为中学”,并且主要以传统的道器、本末、体用等哲学思想论述之,是“器变道不变”。总之,他们的哲学思想还属于传统的范畴,但他们的共同点却是向西方学习。

  1890 年代中叶——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哲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亦即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形成时期。

  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战败,促使资产阶级思潮兴起,随后进一步发展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在资产阶级思潮的发展中出现了资产阶级哲学。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最早在中国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他们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奠基者。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章太炎、孙中山等人进一步把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推向前进。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都引进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在哲学本原论、发展观及自然观和历史观、知行观和价值观及其方法论等方面都有新的历史性发展,其共同的转向点和最突出的特点都是进化论哲学。康有为提出“三世说”,将历史分为“据乱世”(实行君主专制)、“升平世”(实行君主立宪)、“太平世”(实行民主)三个阶段以说明历史的进化。章太炎提出“俱分进化”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苦和乐、善与恶等是同时并进的,对历史发展抱悲观态度。孙中山倡导民生史观,认为“民生为社会进步的重心”,重视经济生活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重要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哲学家。由康有为开其端的一大哲学形态是“立中借西”,走立足于中国现实和古代传统又借鉴西学之方再造中国哲学为新时代服务的道路,后来的谭嗣同和章太炎等人的哲学就属于这一路近代中国哲学民族化形态的范畴。由严复开其端的一大哲学形态是“以西释中”,走以西方哲学为基础而改造中国传统哲学为新时代服务的道路,孙中山等人的哲学基本上属于这一路近代中国哲学西化形态的范畴。近代哲学民族化形态的思想家,在论及世界本原时既运用西方的具体科学知识,在自然观上表现为唯物主义倾向,又没有脱离传统的天人关系模式,把“仁”或“真如”等也视为本原之据,在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他们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既继承中国古代哲学价值论及其方法论方面的传统,又开始吸取西方的认知理论。如谭嗣同的由“辨对待”到“破对待”和“转识成智”等观念,章太炎的 “经验论”、“唯理论”(包括逻辑知识)和“排遣名相”、“无分别智”、“转俗成真”等观念。近代哲学西化形态的思想家在世界本原论和吸取西方的认知理论方面则开始了古代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转向。如严复和孙中山都运用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说明世界的本原,当然他们还不能概括性地说明,在历史观上仍是唯心主义。严复重视实证科学基础上的经验和逻辑知识,是开创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的第一人。孙中山则改变了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侧重点,提出“知难行易”说,深入论证了知先行后、知行转化的问题。

  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1949 年新中国建立是近代哲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亦即中国哲学形态独立化和无产阶级哲学诞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成长壮大时期。1919 年,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31—1934 年,冯友兰也出版《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经过胡适和冯友兰的创作,中国哲学形态独立化了。本阶段哲学的发展是在大争鸣中进行的。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从1919 年五四运动开始,它们得到了广泛地传播,并带来了中国思想界空前的大革命,推动了中国哲学和社会实际进程的大发展,使得中国哲学在本体论、一般发展观、历史观、认识论和价值论及其方法论等方面有了历史性的进步,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成为主流。但总的说来,那些除毛泽东等极少数人之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大都基本上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苏俄化形态的宣传和应用的范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哲学民族化形态——毛泽东主义及毛泽东哲学诞生,并解决了时代提出的中心课题。概略地说,毛泽东1925 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 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30 年1月发表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 年5月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1936 年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文章,特别是1937 年9 月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发表,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因为到1937 年,毛泽东的一系列文章表明了他的哲学思想,主要包括其世界本原观、历史观(如其阶级观、群众观、政党观、政权观、革命观、思想观,核心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观)、发展观(如《矛盾论》,还包括他的军事辩证法)、认识论(如《实践论》)等等已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此后,毛泽东的其他一系列文章,如《苏联利益与人类利益的一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宪政》、《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等,则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哲学民族化形态也有了显著发展,并在继承古代哲学优良传统方面有突出创新和贡献。它的多数哲学家都比较深入地借鉴了西方哲学方法,实行中西哲学的某种融合,出版了哲学专著,甚至形成较系统的哲学体系。其中,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人属于新儒家系列。金岳霖可归属新道家系列。他们的哲学虽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但他们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的哲学是解决不了多少社会实际课题,其社会积极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中国资产阶级哲学西化形态的哲学家有点名气的没几个。首先是胡适,他提倡实验主义和科学方法,其哲学贡献主要表现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创作的开新意义上。其他的如张东荪,他主张所谓“架构宇宙论”和“多元认识论”的哲学观,对认识的复杂性有所认识,被称为30 年代唯心主义阵营的领袖人物。40 年代出现的由陈铨等人组成的“战国策派”哲学,借助西方“意志哲学”,宣扬唯意志论和英雄史观,宣扬形而上学的“历史重演论”。中国资产阶级哲学西化形态的发展总体而言也没有多少积极意义。

  根据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及其所实现的哲学发展的时代化、民族化等表现,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近(现)代化的任务已经及格地完成,中国哲学近(现)代化已经初步实现。主要理由有四个,或者说,中国近代哲学发展取得了四方面的成就。

  第一,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学科建制和哲学形态已经基本形成,并出版了自己的哲学专著,形成了自己的较系统的哲学思想体系。哲学学科的建立,是近现代世界文化分科治学的总趋势和必然。哲学形态是一定的哲学内容和哲学形式的统一。1920年代前后北京大学等哲学系的开设和招生,胡适和冯友兰分别创作的《中国哲学史》专著出版,西方哲学学述范式的引进和借鉴等标志着中国哲学学科建制的基本形成。胡适和冯友兰各自撰写的《中国哲学史》、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哲学专著出版,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等哲学思想体系的创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形态的形成和中国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创立。

  第二,中国近代哲学民族化形态诞生和存在,并且有了明显地发展,重建和揭示了中国哲学的特殊价值和对人类的贡献,进一步展示了中国哲学民族化形态存在的充分根据和历史的必然。所谓中国哲学民族化形态,即本来意义(而不是广义)上的中国哲学,就是指仍然继承、信奉和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国古代哲学)一般而主要的哲学价值、范式、话语等因素而又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创新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或个性的那些哲学,它内涵三个基本标志:(1)、继承性;(2)、原创性、独创性或创新性;(3)、发展性。从中国近代哲学发展上看,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等人的哲学和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哲学就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民族化形态的重要表现,毛泽东哲学就是中国近代无产阶级哲学民族化形态的重要表现,它们都兼具中国哲学民族化形态的三个主要标志。其中,现代新儒家突出地体现了中国近代哲学民族化形态的继承性,毛泽东哲学突出地体现了中国近代哲学民族化形态的原创性或独创性。中国哲学民族化形态存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与西方哲学等相比而言,中国哲学(中国古代哲学)具有独特而普遍的人类价值。它既可以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良传统中得到说明,又可以由毛泽东哲学的原创性或独创性及其国际意义而说明。因此,只要是真正和全面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传统,充分发掘传统哲学的积极价值,并创新出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哲学,那一定是中国哲学民族化形态的重要表现。

  第三,中国近代哲学民族化形态的发展基本实现了时代化。中国近代哲学民族化形态(也包括中国近代哲学西化和苏俄化形态)的历史发展表明,它们与近代中国社会实践和时代及世界形势的演变是密切相关的,并且其中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直到新文化运动和北伐战争时期还在积极促进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无产阶级哲学从1919年‘五四运动’起就一直在积极促进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虽然现代新儒家哲学没有正面切于近代中国社会的中心课题,但它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于精神文明建设上独特的人类价值和优势等方面的创作却具有普遍意义。

  第四,中国近代哲学民族化形态的发展已经具备世界化基础或者说可以世界化。“哲学的世界化是由哲学的民族化所构成,并通过哲学的民族化而表现,它不可能消除哲学的民族化。某种民族哲学能否走向世界,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普遍价值,取决于其民族国家是否自主和强盛。凡具有必然而普遍价值的民族哲学就可能成为世界化哲学,当它同时又能得到广泛地传播,为世界所认同,就会发展成为世界化哲学。”[6]事实上,在至今的人类历史中,主要是西方哲学充当了世界化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于西方哲学系统,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哲学,它就是世界化哲学。中国哲学西化和苏俄化形态,即西方哲学和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应用和转化,它们是哲学世界化的成果,当然是世界化哲学。中国近代哲学民族化形态同样具有世界化特征,可以发展为世界化哲学。因为中国近代哲学民族化形态正是在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烈影响下诞生和发展的,它们比较充分地吸取了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长处和一些精华,特别是中国无产阶级哲学民族化形态——毛泽东哲学本质上就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因而它们必然具有世界化特征。这些都是由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历史事实所证明的。不仅如此,中国传统哲学(中国古代哲学)本身就具有独特而普遍的人类价值,简单地说,“西方哲学就是以理性和逻辑思维为主要特征的,是认知主义哲学和理论性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是以直觉和辩证思维为主要特征的,是(政伦)价值主义哲学和实践性哲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认知追求和价值追求,都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根本性方面。因而,中国哲学范式必将永存。”[7]因此,由中国古代哲学演变而来的中国近代哲学民族化形态必然具有世界化特征,可以发展为世界化哲学。虽然中国近代哲学特别是中国近代哲学民族化形态,它们目前的世界影响是极其有限的,但这并不能否认中国近代哲学的世界化。

  总之,由近代中国历史条件和社会形态及其文化哲学发展条件的根本性变化,由中国哲学近代化的状况、程度、成果等因素所决定,中国近代哲学发展出现了历史性转折和巨变,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传统,展现了自己特有的价值等等。简单地说,中国近代哲学的优良传统主要是:“立足中国社会需要,吸取西方哲学之长,改造、变革和推动中国哲学不断地向前发展,特别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和传统的相互结合和相互发展。”[8]当然,中国哲学近代化或者说中国近代哲学发展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和局限。

  中国哲学近(现)代化已经初步实现,它已经初步解决了中国近代哲学上的“古今中西”问题。但中国哲学近(现)代化也只是初步实现,即中国古代哲学近(现)代化并没有较好较全面地实现。其主要表现是:中国近代哲学发展在对古代哲学优良传统和价值的继承和宏扬上并没有较充分较全面和系统地实现,或者说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些核心的和精华的内容及其现代意义没有得到有效的阐释与充分的显发,中国哲学的特征还没有丰富起来;在与时代中心课题相联的民族哲学重建和创新的学理化即抽象化、名象化、总体化等方面没有较大程度地提升。例如,整个近代哲学,都缺乏深入探讨自然界的发展,概括提升自然科学知识,并从“天人合一”上建构科学完整的哲学本体论(世界本源本质论)的论著,主要是偏重人道的某些方面,因而并没有很好地继承、深化和宏扬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和第一大优良传统。现代新儒家的核心理论——心性内涵的狭隘(只是本质上的人性道德形上学)和抽象化,使它难以正面融摄近现代社会因素(如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科学理性),它与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科学问题在根本上是相脱离,因而现代新儒家没有较好地继承和宏扬古代哲学的现实实践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另一大优良传统。毛泽东哲学,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和存在,它解决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中心课题和出路,是中国近代哲学发展取得的最大成就,但毛泽东哲学还主要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实践形态,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主要是属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应用范畴,真正地学理化即抽象化、名象化、总体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诞生。虽然1940年代张岱年创作的“天人五论”即“解析的辩证唯物论”,是专业哲学家的中国化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学理上的一种最早探索,但“天人五论”的“三结合”或学理化的体系还很不成熟。总的说来,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一些不足和局限,大多是哲学前进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是难免的。也正因为中国古代哲学近(现)代化并没有较好较全面地实现,所以才产生了一些人的错觉:中国哲学传统出现了断裂。

  

  

  中国古代哲学的近(现)代化没有较好较全面的实现,所以在1949年以后的现代中国,还存在一个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化问题。那么,在1949年以后的现代中国,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化,也包括中国近代哲学的现代化,它们(统称为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发展状况又如何或会如何呢?简单地说,1949年以来的中国哲学现代化,它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1949—1976年阶段、1976年至今的阶段。对这两个阶段哲学现代化的评说或预测,因为它们离我们现在太近,并且是正在进行的,特别是因为其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的不同,人们阶级立场的不同,所得的结论,必然是初步的,必然有异,但也会有同的地方。

  中国哲学现代化,就是由传统哲学转化、重建和提升而来的哲学形态的现代化。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在1949—1976年这段早期社会主义时期的27年,因为国内外环境相对严峻,捍卫早期社会主义的行动甚至革命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任务。任务重、时间急,社会各方面自主发展和开新必然受到限制。由此,这个阶段哲学现代化的主要表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苏俄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和毛泽东哲学的实际实践形态成为指导思想,处于主流地位,1961年艾思奇主编的吸取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苏俄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成为那时典型的哲学教科书。主要的哲学活动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了较广泛地学习和普及,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哲学人才,对各领域的唯心主义和旧哲学展开了批判,围绕对社会存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等问题的理解展开了几次重要论争,在对待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方哲学等方面参照苏联日丹诺夫等人观点,进行了教条化处理。同时,港台现代新儒家继续发展。总之,建国27年哲学现代化的路径、方法和形态相对单一,中国哲学民族化形态的成果有限和特别,或者说还需要重新挖掘,它是一个哲学现代化的特殊时期。

  1976年10月最明显地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发展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复兴中华(追美),成为社会和时代的中心课题。同时,国门大开,中国融入全球化,国外特别是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再次大规模地传入中国。由此,当代中国哲学现代化,仿佛是在新的条件下重现着中国哲学近代化的格局。哲学研究主要是在三大领域展开的。首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念、基本理论、基本问题的开新研究和论争广泛兴起,特别是所谓“实践唯物主义”思潮兴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学科或部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学派研究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等等都广泛和深入的开展着。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理念、范式和方法出现了全新的变化和多样,新文献的出土,新领域的开拓,众多哲学家和哲学派别的深入研究,中国哲学史方面新论多出;原系现代新儒家发展回到大陆并开展起来,另样的新政治儒学、“新仁学”、“新子学”等构建兴起;冯契的“智慧说”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学说的兴起等等,中国哲学研究也广泛和深入地开展着。在西方哲学研究方面,那是包罗万象、对西方哲学进行了全领域、系统化研究,直至紧跟西方当代哲学发展,并且其研究评说还有所得,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颇大。可见,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中、西、马“三足鼎立”的格局。同时,国内中、西、马哲学的相互对话和诠释广泛开展。中国与外国哲学研究人才和学术活动的相互交流也广泛开展。总之,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条件优越,人才和阵地相当庞大,哲学研究现象空前繁荣。但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成果不多,在中国哲学民族化形态的继承性、原创性或独创性、时代化方面还没有多少成型的建构、没有实现真正地突破,或者说还有待概括、有待发展。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正在进行。根据中国哲学近代化的经验,由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所决定,无论当代中国哲学活动怎样开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相结合的中国哲学现代化,即中国哲学的马哲化、现代化,才是当代中国哲学现代化最有前途的出路。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和特征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称有着怎样的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名称的中国概括可以怎样?这都是我们必须明确的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特点,如以马克思为主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共同创立了唯物史观,此后马克思耕耘以唯物史观为重点的哲学发展,恩格斯进一步扩充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据杨耕同志在其《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内涵——基于概念史的考察与审视》[9]中提供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得到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特征、名称等理解方面的几个定论(与杨耕同志的有别)。杨耕的文章提供的相关资料相当完整,组织起来主要是:(1)在标志马克思新唯物主义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阐述了“这种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由此,1859年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术语。1890年8月恩格斯在致康·施密特的信中首次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1892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导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解释:“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指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提出并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是针对在19世纪90年代,唯物主义历史观被误解为“经济唯物主义”、“经济史观”。(2)1876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现代唯物主义这一概念。他指出:“现代唯物主义本质都是辩证的”。“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3)1886年狄慈根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中首先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以此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特征。从内涵上看,狄慈根的“辩证唯物主义”包括唯物主义一元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1886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4)1891年普列汉诺夫在《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一文中提出,“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开辟了通向自由和自觉活动的王国的道路”。恩格斯高度评价了普列汉诺夫这一篇论文,认为写得“好极了”。 1895年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明确指出:“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它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他们曾和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斗争过。他们的唯物主义让位于辩证的唯心主义,而后者则为辩证唯物主义所战胜。‘经济唯物主义’这一名字是非常不恰当的。马克思从来没有自称为经济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历史。无论是在自然界或是在历史方面,这种世界观‘都是本质上辩证的’。但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涉及到历史,所以恩格斯有时将它叫做历史的。这个形容语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而只表明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所以普列汉诺夫在阐述辩证唯物主义时,大量阐述的却是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内容。正因为如此,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5)1894年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1908年,列宁在《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从内涵上看,列宁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包括四个方面: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列宁指出:“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在《卡尔·马克思》中列宁指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用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6)用体系化的形式解释、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苏俄人首创。1916年,德波林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建构了以“物质”为理论起点,以物质运动的辩证性为理论线索,包括一般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三个层次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此后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出版了一批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建构了以“物质”为起点,包括唯物主义历史观内容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20世纪20年代以后,辩证唯物主义概念的内涵发生了演变。从总体上看,这种演变是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的:一是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演变为一种自然观;二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演变为一种历史观。(7)1921年布哈林出版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布哈林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学说”;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的基础”,“包括为数不少的所谓‘一般世界观’的问题”。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出版了一批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确受到了布哈林观点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沿用了列宁的观点,并逐步形成了苏联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8)1923年卢卡奇在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写的书评中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但他并未对这一新的概念作出解释。1929年出版的芬格尔特和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首次明确地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提并论,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划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1932、1934年出版的米汀和拉祖莫夫斯基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则固化了这种“二分结构”。按照《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论——这是一种完整的、彻底革命的、包括自然界、有机体、思维和人类社会的宇宙观”,历史唯物论则是辩证唯物论在社会生活领域的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创立“加深和发展哲学的唯物论”,“达到唯物论之彻底的发展”。《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以一种脱离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的“抽象物质”为起点范畴建构了一个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9)1938年斯大林出版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到斯大林那里,“辩证唯物主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是针对卢卡奇和柯尔施等人否认自然辩证法而做的一点说明),该书开宗明义地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10)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此外,只有日本学者芝田进午、岛崎隆等人则明确地使用“实践唯物主义”。岛崎隆则认为,“就体系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这个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实践唯物主义”。由此可得四点归纳和总结:(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创新、核心内容和关键领域是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辩证唯物主义,它是涉及或包括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在内的全领域哲学,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特征。(3)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是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概念和名称,但各自所处的视角和含盖不同;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名称,并且影响广泛,但其名称和体系建构(主要是二者关系的处理)都不科学,也没有出现相关的成功经验。因为至今少有人理解“物质的完整含义——物质的两类客观存在形态及其关系”。(4)实践唯物主义的名称,在恩格斯、第二国际及后来的一百多年的国际共运中少有提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存在的只是实践哲学。因为实践主要是人和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存在方式。由此可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命名和体系化的关键是:在名称上,必须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称,同时在统称中又要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内容方面的提示;在哲学思想的系统表述上,应当同时体现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名称的中国概括,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统称,并且在统称中内含它的核心内容——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提示;同时结合中国哲学传统,如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内容包括天道观和人道观等,中国古代哲学的第一个基本精神和第一大优良传统就是,“天人合一”,“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结合而又偏重人文主义”。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名称就可以表述为:辩证(自然和人道)唯物主义。这种表述,兼备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名称认识上的科学总结,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可以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内容等具有完整的概括性,又符合中国哲学传统,具有中国特点。例如,名称中“人道”唯物主义的术语就包含了唯物史观方面的提示,因为社会及历史就是人道方面的主要所在。同时,马克思也早在1845年的《神圣家族》中就提出,要建立一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10]又如,哲学人道观方面的内容还不只是社会历史观问题,价值观、改造观、境界观等方面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广阔领域,而“自然和人道”唯物主义的术语,它就表明了哲学领域的全覆盖,包容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断发展。

  中国哲学马哲化、现代化,它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延生,它的基本要求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中国化、体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主要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创新,其中的唯物史观或社会历史观、社会改造观的发展程度,那是判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性态和水平的核心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体系化,既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发展,又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式问题。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还基本上属于苏俄化形态的范畴。1985、1987年高清海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开始突破苏俄化形态的“二分结构”。总的说来,中国至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有几种,它们大多继承了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优点,受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较大(如实践唯物主义思潮和倾向),与中国哲学传统是基本隔绝的。可见,直至今天,真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形式还没有出现。

  201611月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拙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它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的第一个尝试。正如书中前言所指,该书可名之为中国化辩证(自然和人道)唯物主义哲学新形态该书由绪论和本末论、常变论、境界论三大篇构成。绪论包括:哲学一般、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和传统、以及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中国近现代哲学发展。上篇本末论包括:天道自然、人道有为、世界的多样性统一和运动等第一至三共三章。它们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中篇常变论包括:世界的联系和发展、自然界的发展、社会客体发展、社会主体发展、人类社会发展、认识论、价值评价论等第四至十共七章。它们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观,包括一般的发展观即辩证法、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观、价值评价观。下篇境界论包括:生命的生存条件和境遇、主体自身改造,客体存在改造,生命境界等第十一至十四共四章。它们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造论。也就是说,该书是依据对世界“是什么”、“怎么样”、“怎么办”的逻辑层次和顺序解答人们所面临的一般的哲学问题。该书比较全面的继承了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重组了一个科学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即从物质(两类物——自然物和人类)及其运动出发,重新和科学地界定了实践、社会、社会存在等概念,提出了实践是人的客观存在方式,社会是以人类实践为存在方式的人的世道,纳入了人的存在的其他必要因素,从而丰富和完整的阐述了世界的本质和运动,为后面的所有论述奠定了基础;重构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体系,即建立了一个新构架,提出了多个新观点或创新性解释,更新了唯物史观的思维方式,提升了唯物史观的发展范式;创建和添加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论或境界论体系,即具体明确了当代国际社会发展的实质、前途和国际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历史使命、改造方略,包括“二纲八目”:以共产主义和全面发展的人为纲,以修身、明阶、知族、壮党、齐家、创业、治国、平天下为目。可见,历史观和改造观都是在谈实践;其实践观又不同于他者。总之,该书基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和现时代的学理学科结合,继承性和独创性鲜明。

  [注释]

  [1] 参见周承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中国文化出版社2016年11月版,第30—36页。

  [2] 《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9 页。

  [3] 李中华:《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第34 页。

  [4] 参见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5—34 页。

  [5] 参见周承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中国文化出版社2016年11月版,第46—54页。

  [6] 周承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中国文化出版社2016年11月版,第24页。

  [7] 周承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中国文化出版社2016年11月版,第2页。

  [8] 周承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中国文化出版社2016年11版,第3页。

  [9] 杨耕: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内涵——基于概念史的考察与审视,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0页。

  2017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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