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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专制”到贬“大一统” ——评冯天瑜“劝君少颂秦始皇”

宪之 · 2021-02-01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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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之争离不开国际斗争大背景。美国要一超独霸,大力培育公知作为自己代理,经济上鼓吹新自由主义推进私有化殖民化,政治上宣扬普世借“反专制”颠覆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通过鼓吹“民主”“人权”,扶植反对派分裂不听话的国家。这是大战略,大潮流。

  从“反专制”到贬“大一统”

  ——评冯天瑜“劝君少颂秦始皇”

  中国转型,一开始打的就是“反专制”的旗号,“个人迷信”也好,“封建”也好,都是“专制”的引申或扩展,一回事。三四十年,不断深化,虽成强弩之末,但全世界的反共反华势力,依然将它奉为法宝。

  近日武汉的又一位名人,借评论《大秦赋》发声:“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祖龙魂死二世亡,孔学名高万载长”。在愤怒声讨“绝世暴君”、“大屠夫”、“百家争鸣断送者”、“专制集权共主”的同时,又将“大一统”也顺捎进来,经过他的论证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大一统”也不一定是好事!

  如果就是一部剧评,也不需网上争论。其文锋芒所向,特别是“劝君”数句,“反其意而用之”,针对性挑战性极强,令人想起《别不了的司徒雷登》,都是黄钟大吕式强音,堪称双峰对峙两水分流,与方方的岿然不动一样,可以使人感受到公知们的坚守底气。

  1

  孔子与秦始皇的评论,争论了两千年,它绝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如何评价关涉到历史和现实的定位,各种社会力量都借之表达自己,特别是社会大动荡时期,争论更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博弈色彩。

  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也。

  某种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召唤亡灵演出历史的新场面现象,具一定的普遍性。

  中国历史千年之大变局,是从“五四”“打倒孔家店”开始的。就事论事言,先驱们不是没有片面性,但不能因之而否定彼时破旧立新的历史作用。矫枉过正,亦普世现象也。其实,对五四的长短,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中就有过客观的论述。

  随着其后的曲折反复,批孔和尊孔一直翻着烧饼。“尊”还是“批”,已经成为不同社会力量开展斗争的一种形式。鲁迅的《在现在中国的孔夫子》,真是一篇万年不朽的经典,使人常读常新,不把他黑倒至少边缘化,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秦始皇的评价,历史上并不是“暴君”一种声音,李太白就是颂扬派:“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正如杜工部赞曹操“英雄割据长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一样,在当时恐怕是主流。至于柳宗元的《封建论》,那就更带着理论思辨色彩了。

  明清之际带启蒙色彩思想家,都借此做过文章。或借秦皇批判君主专制,或借肯定秦皇挑战传统。黄宗羲是批判君主专制的突出代表,“千古一帝”的石破天惊之论,则出自离经叛道的李卓吾之口。

  到了21世纪,经历过五四洗礼和文革风波,冯天瑜教授依然高唱两千年陈词老调,已经毫无新意了。

  百度中有这样一道为高考准备度单选题:

  【历史学题库>中外政治思想史题库】:

  柳宗元《封建论》指出:秦始皇建立帝国,以郡县取代封建,固然出自“一己之私”,却成就了“天下之公”。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则批评皇帝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以满足君主“一己之私”。造成其二人观点针锋相对根本原因是()

  A两人代表的阶级不同;B两人官民身份不同;C两人所处时代不同;D以上观点都不对。

  题目多少反映着当下中学生的思辨水平,比较博导的思维方式和论辩方法,不知是否有点尴尬?

  真是:“教授从柳退,不及柳宗元。一转百八度,崇拜孔二先。”

  问题不在思辨水平,而在“政治正确”。

  2

  “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

  在公知主仆的词典里,“专制”、“集权”、“个人崇拜”、“暴君”之类,是红色政权的同义语,共产党及其领袖的同义语。在世界性的“姓社姓资”的博弈中,“反专制”一直是反共的基本武器,陈词滥调。

  专制集权,属于暴君暴民;民主宪政和民治,是资本垄断的专利。

  在理论上,多少受过马列浸润者,不难辨其是非,何况冯氏这样在文革期间发过宏论出版过专著的教授。马列毛被颠覆多年了,以致为文不得不重复点老生常谈以正视听。

  国家是阶级对立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定生产方式中居于支配地位的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任何国家,无不是民主与专制的对立统一体。统治阶级维持统治有两手,暴力强制与精神驯化,被压迫阶级心甘情愿接受统治的常态,容易掩盖阶级专政的实质。历史终结后阶级斗争理论被边缘化,以红脖子为代表的美国中下层,不遗余力想通过竞选程序将川普推上国家权力顶峰以代表自己,不过是带着资本镣铐跳舞,扮演着可笑的悲剧角色。但在掌控话语霸权的媒体上,就成了民主范例。

  

  任何阶级的政权,都是“专制”与“民主”的对立统一,它以一定的民主形式集中统治阶级的意志,对被压迫阶级实施专政。

  君主专制王朝是地主阶级实施统治的典范形式,议会制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实施统治的典范形式,它们都是阶级斗争与历史发展的产物。不能用政体的区别掩盖政权的阶级性质的区别,维护土地所有权对农民的剥削,与维护资本所有权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才是二者的本质区别。

  政体,只是国体的存在形式,资产阶级的统治既可以是共和国,也可以是立宪君主国,王国大公国,甚至是带着浓厚封建色彩的酋长国。

  奴隶时代的罗马国家政权,有过共和制也有过君主独裁制,但对奴隶而言并无二致,你能说罗马共和制比帝制好吗?

  封建时代历代王朝,无论怎样专制,都是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所谓“民贵君轻社稷次之”,在本质上就反映者这种阶级关系。“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民”的外延扩大了,是从剥削掠夺尺度的角度,总结维护长治久安的经验教训。

  君主专制,决不意味着皇帝老子可以一个人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封建朝廷既是执行机构,也是地主阶级的议事机构。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以历史与圣道的形式作为施政遵循的经典,是指导和约束君臣行为的神圣规则,孔学即其代表。中央三省制约制度、监察制度、重大决策的廷议和部议、士大夫的奏折议政、御史给事中的风闻言事和面折廷争、中枢大臣甚至可以“不奉召”……这都是地主阶级民主的实现形式。从这一角度看黄宇仁的《万历十五年》,讲的就是地主阶级上层两大势力在执政过程中的纠结较量,即使君权空前强化的明代,君主专制的权威也不是绝对的,他摆脱不了阶级基础的制约。

  资产阶级共和国,不过是资本股份公司形式的放大,民主发言权取决于股份的大小。美国总统不过是个委托责任总经理,金融军工财阀才是董事长。想碰触下美联储的神圣所有权,肯尼迪也会不明不白地暴死,至今仍不明不白。被公知精英奉为“五十年后不用变的”的民主典范香港,因为计划为港民开拓点建房用地,董建华就被金融地产资本灰溜溜赶下施政舞台。

  这就是神而圣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封建王朝与资本共和国毕竟都是剥削阶级的政权,无产阶级第一次实现了人民大众对剥削阶级的统治,与以往一切剥削阶级政权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将其污蔑为“专制”,是最卑鄙的是非颠倒和最无耻的洗脑欺骗。

  斯大林的“暴君专制”与赫鲁晓夫的“集体领导”、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和叶利钦的宪政总统的独裁专制,与乌克兰的“民选”寡头“民主宪政”,孰优孰劣,怎么评价?

  生活是最好的课堂,

  在公知笔下中国“专制”的“最黑暗”时期,草民有意见可以随便“炮轰”“火烧”各级长官,“暴民”冲击军管会解放军有“五不”,联动六冲公安部连副部长都被拳脚光顾,毛泽东的“第一红色公主”也同样去鲤鱼洲“蹲牛棚”……倒是“专制”反了三四十年,农民工周秀云就因为“非法讨薪”被踩横死JCH脚下,骂副科书记一句“草包”立马被拷走,更不要说大老板们的作福作威了。

  公知精英“反专制”几十年,“毛泽东走下神坛”,中外老板走上了神坛,血汗工厂才是资本的专制王国。19世纪工人阶级通过流血斗争争得的8小工作制,毛泽东时代早成无需置疑的常态,反专制多年后却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狼狗保安管控和随时炒鱿鱼威胁成了新常态,“黑窑奴工”、强迫卖淫、过劳死、几连跳、996的歌咏,是他们赐给打工人的“民主自由”。

  3

  除了“专制”,公知精英还给共产党制作一定“封建”的帽子,高张尊孔与“软埋”土改的公知,才是反封建的斗士。

  冯天瑜曾浸润过的理论常识告诉我们,废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土改,才是最本质的反封建。印度独立缺了这一课,至今实行“市场经济”还背着种姓制度的沉重包袱举步维艰。中国不是当年这一课上的特别好,“转型”后的招商引资“有水快流”和房地产大开发,看不见手的随意扩张,能够如此畅行无阻吗?

  土改被“软埋”之后的中国社会,“封建”云云是越反越少了,还是越反越多了呢?

  在“专制”统治的贫瘠黄土地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能够轻松告别“二诸葛”和“三仙姑”;经历几十年“反封建”之后,他们迅速衣锦荣归,队伍飞速扩张。

  近些年,旧物光复,沉渣泛滥,僵尸复活,社会空气中除了熏天的铜臭,还弥漫着一股刺鼻的霉味。家谱、祠堂、阴宅、风水、八卦、风角、推背、纳妾、黄赌毒等等,招摇过市。则天、慈禧、贵妃、雍正、乾隆、末代皇帝满天飞。企业与机关选址看山向,文体明星出场择吉日,在“告别革命”的鼓噪中,与信仰失落的同时,善男信女的队伍正飞速扩大,伪科学与邪教横行无忌,乡村的一些基层政权,已经是党、政、资、族权四位一体。“公主”、“太子”、“贵族”、“豪门”、“王”、“皇”、“帝”、“霸”,光怪陆离风吹满眼。刘文彩“落实政策”,“文彩豆腐乳”香飘四海,《白毛女》解读升华:杨白劳理应依法还债,黄世仁扶贫才是“人间正道”,喜儿嫁黄方为良缘,“发匪”和“拳匪”大遭挞伐,康、梁和孙中山都是极左“过激”,李鸿章、袁世凯重新审视,曾文正公重为典范,更不要说“包二奶”、养外室、黄赌毒的泛滥了——这一些,在过去都是不可思议、不敢想象的。

  摘自旧文《反封建辨》,因为时隔多年已显陈旧,近些年,弟子规、二十四孝图、四书五经、女德班”、“名媛速成班”等等风靡神州,成功阶层争相追逐,形成靓丽的风景线。

  2014年2月12日举行的第十四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中国商界的顶级大佬一致呼吁“恢复乡绅制度”。《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声援,称“需要催生新乡绅阶层,只有创造新乡绅群体,乡村的秩序才能逐渐有序,乡村的历史才能被一直记录,乡村的文化才能日渐繁荣” 。这制度,大概是对“村民自治”民主的一种创新了。人们对“乡绅”并不陌生,鲁迅笔下的鲁四老爷和赵老太爷,《红旗谱》中的冯老兰,巴金《家》中的高老太爷,还有早成共名的黄世仁和南霸天,他们都是典型化了的乡绅,《水浒》世界里“太公”系列,更是“制度”化了的乡绅群体,可惜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这“制度”还如此美妙。

  志得意满的新兴富豪,除了暴发的官气、买办的洋气,还带着浓重的中世纪的尸气。靠着权钱黑联手掠夺,财富膨胀得很快,但与“市场发育成熟”的洋老板比,还处于原始积累阶段,西门庆的皮毛尚未蜕尽。穷乡僻壤的“土皇帝”自然封建,东南沿海前沿发达地区的大小老板也未见高明。《包身工》可以从课本中踢出,但“包身工”的管理方式依然传承……从致富方式到生活方式,他们都带着浓重的前资本主义痕迹。

  资本封建化,乡绅资本化,在颠覆专制共建民主宪政中结成联盟。《软埋》吹响了颠覆土改的号角,霸权话语齐声叫好,反映的就是这一现实。

  公知们“反封建”就是反无产阶级专政,几十年封建越反越多,根子就在这里。将这笔账甩锅到毛泽东头上,是卑鄙的。毛泽东资的闸门打开毁弃了,沉渣滚滚沧海横流自然而然。

  4

  

  “劝君少颂”除了将“暴君”批判深化,还将“大一统”的是非推上质疑的审判台。

  现实需要让秦始皇背负起两大历史使命:一个是“反专制”,一个是贬“大一统”。

  

  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统一”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多个方面,“大一统”云云多是从疆域着眼,疆域幅员是最明显的外在标志。“大一统”是历史现象,它是内外矛盾错综复杂的长期斗争中形成,也在内外矛盾斗争中变化发展,与万事万物一样有自己的盛衰兴亡,它是静与动、平衡与不平衡的统一,相对与绝对的统一。否定平衡的稳定性,无法认识事物,陷入相对主义和诡辩论;夸大平衡的绝对性,否定事物的发展变化,陷入绝对主义和形而上学。

  无万年不变之国,也不能因此否定一定时期内国家存在的历史与是非,岳飞、文天祥与秦桧、吴三桂,张自忠与汪精卫决不能混为一谈。岳飞和文天祥已经成为爱国主义统一的精神代表和文化符号,不能因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就将历史虚无化,抹杀是非。

  列宁有句名言:“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看待“大一统”问题,尤其需要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大一统与爱国主义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不同的认识层面上也会意义各异。

  郑成功收复台湾与抗请,与郑爽的拒统,不能等量齐观。不能因为肯定晚明志士御侮抗暴而否定康熙评定三藩叛乱;吴三桂引清兵是民族败类,后来叛乱则是分裂国家。蒋介石割据台湾是反动势力苟延残喘;台独势力反蒋,那是把蒋作为坚持“统”的符号;蔡英文搞台独,以出卖台湾分裂祖国为筹码当儿皇帝,是叛国而不是分裂割据问题了。

  二战后德国、越南和朝鲜被一分为二,后来德国与越南实现了统一但途径各异。越南北统南是历史的进步,而德国西统东则是倒退,是戈尔巴乔夫的叛卖和世界性的革命退潮的产物。在国家民族实现统一的层面上,就不能简单臧否,至于国家统一后的社会进步,那是人家自己的事了。

  朝鲜战争开始也是国家统一问题,南方磨刀霍霍,北方先发制人,爆发内战。国际反动势力借机出兵干涉并威胁中国,中国抗美援朝将美国联军赶回38线,奏响了反霸反帝的英雄主义凯歌。如此明白的是非,却被公知精英不遗余力地歪曲颠倒了几十年,以致英雄凯歌历40年才“跨过鸭绿江”。公知一切“以美国是非为是非”,哪里是什么统一分裂问题。

  有些问题不能放倒“大一统”的坐标里考评。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和希特勒占领欧洲大陆就是如此。他们不能与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放到一起比较。俄罗斯帝国与苏联更是如此。冯文在议论问题往往随意切割拉扯材料,歪曲事件性质,推论和引导带明显“普世”倾向。

  5

  冯文大篇幅在俄罗斯身上做文章。

  俄罗斯帝国固然是反动的“欧洲警察”,但当下更反动的“世界警察”,世界战乱分裂的总根源美国,却是公知颂扬的灯塔。芬兰“发展成先进国家”归结为摆脱帝俄,但乌克兰“摆脱”苏联之后,从一流经济政治强国变成乞丐国家则避而不谈。用欧洲的发达抹黑苏联,更显得牵强附会别有用心。

  一,“大一统”的苏联第一次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实现,开创了人类史上现代文明的新纪元。

  二,苏联用短短20余年,将一个使用木犁的穷国,变成一个与美国旗鼓相当的超级大国 ,连丘吉尔都不禁赞扬。怎么到了中国公知笔下就如此悲惨了呢?

  三,苏联的解体,是当政叛徒集团配合美国颠覆社会主义的结果,不是转型接轨市场化民主宪政改革的大好事吗?怎么又变成“一统大国俄罗斯至今仍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苦苦挣扎了呢?究竟是因还是果?用“大一统”逻辑解释得了吗?

  四,“西欧的一些分治的小国,如荷兰、比利时、瑞士、瑞典、丹麦”的发达,必须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世界坐标里求解,他们的富裕离不开对第三世界的掠夺和苏联“转型”后的输血。“是最先实现资本主义是现代文明的较高典范”云云,典型的资本普世逻辑。

  五,苏联解体是国际共运与世界文明进步的历史性倒退,也是俄罗斯苦难的根源所在。在冯天瑜论证的坐标系里,这好像是天方夜谭,不言而喻地被颠覆、不存在了。还有一点点“初心”吗?普世逻辑,无需领证,久梦成真,典型的公知臆想症。

  

  6

  “中国文明现代转型比西欧、日本较为困难,也与‘百代皆行秦政法’有关。既然如此,可以留下一句话: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

  一,不能因为“秦政法”到封建社会后期的负面作用而否定其整个历史作用。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和五四运动的批孔实质是反封建,包含着对中央集权封建专制的批判。其后的历次“尊孔”复礼,包括今天的尊孔热,不正是对反封建的反动吗?

  二,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失落三个,中华文明传承至今,与“秦政法”和“大一统”没有关系吗?秦法中保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的合理内核,并不是封建时代的专利。当代的“五独”和“中华邦联”,都是分裂瓦解中华民族的反动,胡某极力将“港人治港”模式扩大到边疆,就是想将大一统的中国推入苏联和南斯拉夫式的苦难深渊。

  三,是否只有资本共和国才算“现代文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空前“大一统”的人民共和国,一跃成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旗帜,东方革命与世界进步的中心,对改变历史做出巨大贡献。尼克松都高度评价毛泽东“改变了世界”,这算不算文明现代转型”?

  四,中国文明现代转型比西欧、日本较为困难”,归罪于“秦政法”。用语模糊,隐含当下,不然的话何须今天大声疾呼。潜台词呼之欲出:中国“转型接轨”的艰难,就因为“批孔颂秦”的余毒未清,反专制“走回头路”,所以必须高张批秦尊孔大旗,高扬“民治”,“壮士断腕”“杀开一条血路”,才能真正“融入世界”

  

  7

  就事论事,《大秦赋》的确有不少可议之处,但即使是剧评也离不开其产生的文化环境。社会转型之初否定毛泽东是浩荡主流,批秦始皇批吕后武则天一声独奏声势浩大,陈白尘“高唱一曲《大风歌》 磨砺胸中万古刀 ”,为韩信和杨修鸣冤叫好的《未央宫》和《曹操与杨修》风靡轰动一时。经过二三十年的冷却沉淀,随着毛泽东热的兴起,加上美国反面教员的启示作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被虚无边缘化多年的民族国家意识开始觉醒,于是萌发“初心”——这就是秦剧勃兴的大背景,他与清宫戏热不是一回事。“抗美援朝”40年终得“跨过鸭绿江”也是明证。至于这些剧的局限,也离不开公知多年打造的文化生态,沉渣滥和尊孔读经不能辞其咎焉。

  冯文的目标并不在评剧。特别是“劝君少颂”的点题,汇入了公知的强音。

  比如考古发掘已经证实,“阿房宫未成”,更不存在“火烧三月未息”。作为专业史学家不应该不知道,可文中依然借此大做暴君文章,这就很不学术了。

  

  意识形态之争离不开国际斗争大背景。美国要一超独霸,大力培育公知作为自己代理,经济上鼓吹新自由主义推进私有化殖民化,政治上宣扬普世借“反专制”颠覆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通过鼓吹“民主”“人权”,扶植反对派分裂不听话的国家。这是大战略,大潮流。

  因为服从“政治正确”,冯文高张“反专制”旗帜贬低“大一统”,矛头直指毛泽东,立论从普世观念出发,用实用主义拉扯切割材料,或以道德评价取代历史评价,带有浓厚的诡辩论和形而上学色彩。

  

  冯天瑜的际遇不免使人联想到余秋雨,同时成名后来遭际迥异,颇富比较意味。

  冯氏崭露头角于上世纪70年代,也许因为“拥护的人不多”吧,他的批林批孔文章居然引起毛主席的注意,于是一举成名。余秋雨是文革中上海写作班子骨干,很写过一些影响的大文章。

  以文革中“罪愆”言,余秋雨要超过冯天瑜;但就当时名气言,余秋雨则远不如冯天瑜。盖彼时唾弃个人名利,余氏之作遂淹没于“石一歌”“罗思鼎”(十一个、螺丝钉)中;而冯氏之《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入了老人家的法眼,遂得以个人署名出版,彼时罕见。

  奇怪的是,余秋雨后来被众公知死死揪住不放,至今仍是争议人物;而冯天瑜的遭遇却截然相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名理论战线上的新兵”,一个华丽转身,以“劝君少颂秦始皇”再次崭露头角,以另一极端的面孔出现在在公众面前,其遭际颇带喜剧色彩。

  这一聚讼纷纭的话题,其实并不难解。文革结束后余氏以《文化苦旅》开始暴得大名,成为新的明星公知,这令正宗公知明星心里极不平衡:你算老几,过去极左走红,现在又大红大紫,“根不正苗不红”,还如此猖狂!而余氏偏又极力撇清自己,越是撇清对方越是揪住不放,至今依然另类,不能融入主流公知世界。

  冯天瑜不同,一举成名后销声匿迹,离开了公众视线。就之前之后看,批孔并非其一贯治学思想,与杨荣国教授不同,彼时为文多半靠政治敏感。因为能看清大势,趋时避害,及时更始维新,所以就融入新的公知圈。余秋雨如果不是后来暴得大名,或者被楸后“诚恳检讨”,也不至于为公知千夫所指也。

  杨荣国教授文革前就是以抑儒扬法著称的著名学者,与毛主席可谓此心相通故受称道,评法批儒中扬眉吐气,结束后自然难逃一劫,乃至“痈发于背”而死。杨先生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朽悲剧人物。

  余氏与冯氏在学术上都有足可称道之处,不愧学者之称。其大作未及拜读,然就文论文,批评秦始皇的文章难觅学术味道,不像历史学家所作。“政治正确”,公知腔调,若遇《聊斋》瞽僧,恐难卒读也。

  202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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