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二重性在某种意义上同时规定了阶级斗争也存在着两个方面：在生产价值的抽象劳动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工作日”的斗争，而在涉及使用价值生产的具体劳动领域，我们则可以看到阶级斗争更加基础而普遍的一面——针对生产过程控制权的斗争。后者不仅是前者的基础，也拥有着比资本主义更长久的历史。在《脱嵌：中国产业公民权的兴衰》（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中，社会学家安舟(Joel Andreas)对中国工人在生产过程领域的斗争史进行了长时段的把握。借用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产业公民权”(industrial citizenship)的概念与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的民主理论，安舟对新中国70年来的工厂政治进行了清晰地梳理，展示了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展开与消退的过程中，具体的历史情势是如何形塑工人阶级争取生产领域的民主权利的斗争的。
《脱嵌：中国产业公民权的兴衰》
除了对作为某种“具体知识”的中国工厂政治的描述，本书实际上为一些更加基础而重要的问题提供了思考的路径：我们应当以何种方式把握某种“过渡阶段”中最具基础性的阶级斗争?作为一个“后社会主义”(阿里夫·德里克语)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当以何种立场与视角去把握那场远去的革命，并从中获取养分?对以上问题的处理会直接影响所谓 “社会主义遗产”对我们的意义：它会成为马克思所说占据我们头脑的“梦魔”，还是真正地指引我们今日的斗争事业?
“产业公民权”与民主管理
盖伊·斯坦丁“产业公民权”的概念直接指涉的是战后的“福利国家”模式。安舟认为，这一术语意在说明这一时期工业企业不仅仅有责任维护工人的经济权利，也对其政治权利负责，实际上，后者同时要求劳动力需要达到一定程度的非商品化。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欧洲、北美与日本的部分企业多少符合这一标准，这一现象也可以在第三世界的许多民粹主义国家或发展型国家中找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由于市场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被驱逐出社会生产领域，同时经济企业同时承担了社会再生产与政治职能，“产业公民权”这一概念所指涉的生产组织形式变得尤其明显。
然而，“产业公民权”这一概念本身在很大程度并未能够真正超出波兰尼“双向运动”理论的论域。因此，安舟进一步将民主问题纳入了讨论。安舟认为，产业公民权是生产领域的民主的前提，但是公民权本身却并不意味着民主。接下来，安舟引入罗伯特·达尔的民主理论，将自己的分析范式进一步深化。依托达尔的思想资源，安舟将民主定义为：组织的决策权力分散在组织成员之中，同时组织领袖对成员负责。安舟认为，公民权与自主性是生产领域民主的两大重要变量。
工厂政治的类型学
如上图所示，通过对生产领域的公民权与劳动者自主性的把握，安舟建立了一种工厂政治的类型学。高公民权，低自主性的类型属于某种“家长制”企业，在此种企业中，工人拥有充分的政治权利，较少受到市场侵蚀，但是由于企业内部劳动控制较为严格，工人几乎没有自主性。而当工人同时拥有高度自主性与公民权时，就达成了某种“产业民主制”，工人拥有充分的民主权利，一种理想状态下的工人合作社就属此类。低度的公民权与低度的自主性则意味着某种“市场专制”，工人不仅要接受企业内部的劳动控制，同时难以保障自己的劳动权益，以外卖小哥为代表的“不稳定劳动”就属于此类。高自主性低公民权的模式被称为“个人自治”，在这一模式下，虽然劳动力商品化非常严重，但是劳动者由于拥有稀缺技术，被认为是“复杂劳动”的提供者，因此拥有较强议价权与自主性，安舟认为软件公司与其核心技术的开发者常常有这种关系，但是在中国语境下，一种“自由职业”的神话可能更被大家熟悉。
对“生产领域的民主”这一概念的深入考察使得中国案例变得尤其特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工厂政治中的主要矛盾直接体现为基层工人与工厂官僚之间的矛盾，前者希望扩大自己的民主权利，而后者则希望压制民主权利以保全自己的特权。实际上，安舟认为，从革命与工业化中诞生的党政官僚集团在工厂政治中总体而言依然维持了对权利的垄断，因此社会主义中国的工厂政治还是呈现出“家长制”的特征，但是工人阶级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在中国会随着毛发起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而不断尖锐地体现出来。在实证研究部分，安舟对中国工厂政治进行了长时段的把握，展示了工人斗争与历史发展逻辑的联系与纠缠。
历史情势下的工厂政治
总体而言，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厂政治形态是建立在一种稳定的“产业公民权”基础上的。与今日的新自由主义企业不同，典型的单位制企业同时肩负着经济、社会与政治职能，在这一模式下，工人无法在不同产业内部只有流动，企业领导层也不得随意解雇工人。同时，除了经济职能外，企业同时也行使政治与社会职能，兴办养老、医疗、教育乃至托儿所等再生产与社会保障机构，一些企业还向员工提供娱乐设施与各类社会福利。除此之外，群众的政治参与与政治学习也常常通过企业进行。另外，一般而言，企业员工的子女也可以在企业中寻找到工作。
在工厂政治的场域中，工业企业的管理者与工人针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进行了长时间的拉锯，总体而言，工厂管理者在拉锯战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因此，安舟认为长时段内的工厂政治模式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一种“参与式家长制”。企业管理者垄断了对生产过程的决策权，但这一权力需要被理解为某种霸权(Hegemony)而非强制。在生产过程中，工人在基层班组中卓有成效地行使了自我管理地民主权利，同时，通过职代会、革委会等制度安排，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决策，虽然总体而言，以上制度安排都没有能够赋予工人足够的民主权利以真正动摇管理者的家长制霸权。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图景仅仅是一个时代的横截面。为了在具体的历史中把握工厂政治的脉络，安舟对这一时代进行了长时段的结构性分析。这一格局是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兴起、发展与动荡中形成的。在建国初期，新政权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粉碎了旧资本家、经理与把头的经济权力，并通过党委领导下的工人自治接管了企业。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与great leaps forward的动荡，单位制被确立下来。在这一历程中，工人对民主权利的诉求并未停止，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工会负责人与工人一起要求民主自治，在1963年的“四清”运动、1966年的GPCR与改革开放早期，工人也不断地追求生产领域的民主管理。然而，工人追求民主的斗争是建立在企业公民权的基础之上的，在后计划经济时代，市场与政治的合力一步步侵蚀、击碎了工人的产业公民权，在后产业公民权时代，我们不得不应对一个“市场专制”模式的生产组织形式。最后，安舟从全球资本主义的视角分析了三波产业公民权浪潮，并对新自由主义时代产业公民权的衰退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产业公民权的兴衰起伏在中国表现地尤其明显。
新的旧时代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这句话用来描述今天的意识形态场域似乎再合适不过了。实际上，那场革命终究是已死而未死的，旧时代留下的“遗产”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后，依旧形塑着今日的政治经济结构。惟其如此，针对那段历史的争论与研究，依然在世界范围内持续着。就《脱嵌》一书的主题而言，魏昂德的《新传统主义》(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一书就代表着对这段历史的另一种立场，后者试图论证单位制下的工厂政治形成了一个家长式的恩庇-侍从网络，而解决这一问题的良药则是劳动力市场化。另一种立场则常见于旧左派群体，在他们的笔下，单位制下的工人拥有坚定的信仰、充分的民主权利与尊严。安舟在书中直接论证了前者的片面性，而其研究内容也展现了后者立论的局限。笔者认为，作为一名不被教条束缚的海外左翼学者，安舟很好地为我们展示了当代左翼力量应当如何把握那场远去的革命。
魏昂德的《新传统主义》
只有真正站在无产者的立场上，我们才能真正把握那场实践的意义。上一次实践的历史已经慢慢远去，而其“遗产”也早期渗入全球资本主义之中。在今天的情境下，旧左派对旧日历史的怀乡病常常会直接与今日的压迫性结构合谋。难道我们还要继续怀念我们的“老拿破仑”么?在这个意义上，安舟从产业公民权的角度对长时段下中国工人针对生产过程控制权的斗争的分析，能帮助我们真正理解那场革命的意义。我们当然可以在旧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寻找到无数阴暗与鲜血，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群众的依然在为了生活与权利不懈斗争，更重要的是，那场革命使人民得以通过继续斗争以创造一个更美好世界得以可能。只有将我们的立场与视角从领袖转移到普通的劳动群众身上，旧时代的经验才可能在今天重新给予我们养分，而在本书中，安舟用“产业公民权”的概念多多少少把握到了这一维度。
需要强调的是，安舟的分析依然是建立在某种更广阔的视野之下的。通过“产业公民权”的概念，他相信中国工厂政治的经验能够被福利国家模式下被借鉴。笔者对这一想法持保留态度。福利国家模式下，劳动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被“去商品化”了，但是总体来说，资本主义企业依然受到价值规律与市场竞争的影响(安瓦尔·谢克对垄断学派的批判在这里非常重要)，而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则拥有不同的组织逻辑。也正因为如此，在政治经济学分析过程中，把阶级斗争与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经济结构与经济逻辑联结起来是非常必要的。遗憾的是，安舟在本书中未能将经济结构纳入对工厂政治的分析，在这一点上，其导师伊万·塞勒尼对东欧国家经济转型地分析做得更好。
当然，作为一本历史社会学视角的劳工研究，这样的批评可能过于苛刻，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这样的分析就变得十分必要。实际上，阶级斗争的动态与结果只有在既有的经济社会结构中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当我们提出制度诉求时，也是如此。过渡阶段的民主管理斗争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一种民主管理的模式应当以何种方式嵌入一种以社会积累与扩大再生产为核心的经济结构中去?这样一种嵌入是否能够改变这一结构本身的性质?当然，由于实践在具体的情势中的缺位，我们今天肯定无法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用一个新自由主义者的话说，大部分开创性的政治经济实践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无论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有没有这样的自觉，他们终究是不得不这样做的。而历史唯物主义则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此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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