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是否上市?这是吴仁宝晚年遇到的最大问题，他的反对意见被多数委员否定了，在那个环境中，对老书记的“守旧”与新书记的开拓，决策者们倾向了新生代。
1986年11月14日，领导人把新中国首发的飞乐股票作为礼品赠送给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的时候，展现了大无畏的开拓精神。三年后，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意气风发，建议戈氏“多干实事，少说空话”，告诫“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同日《邓小平年谱》)这个观点和戈氏之前在苏共27大提出的“社会主义生产实践是检验改革的唯一标准”貌似相同，中国改革已初见成效，戈氏踌躇满志地回去了，次年，端出五百天改革的“休克疗法”盘子，开始上演人类历史上盲目开拓的最大悲剧。
飞乐股票是礼物，也是里程碑。社会主义阵营从此可以把资金当作资本运作了，借鉴的是，资本主义两三百年创造的信用制度。资本信用制度，适应商品生产主体性的联合生产，可以迅速组织起适应市场需求的生产规模，这种生产规模可以随着供应链产业链的延伸发展到最大，可以把全国一盘棋的社会主义优势建立在商品生产者的主体性上，从而令经济发展如虎添翼;同时利益驱动导致的商品生产盲目性也随之而来。这些为40年来的实践所证明。对于这一点，作为一种过渡环节，马克思早已从方向上做出了预测，“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及其一切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9卷299页)。这种主体性的联合生产，也是虽然已经进入公有制，但商品经济落后的苏、中两国所不足的。这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先后提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具体条件，也是毛泽东一再提出价值法则是伟大学校，所展望中国工农业产业升级的“光辉灿烂的明天”。但所有这些，并不是问题的全部。
早在马克思那里，早已揭露资本信用制度的更大特点是欺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如同中国的先进疫苗只能到国外疫区取得试验数据一样，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商品经济两重性的深刻认识，主要是学习借鉴来自十九世纪先进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资本论》，依靠中国实践总结。毛泽东凭借在战火中练就的敏锐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洞察力，凭借对读书和实践炉火纯青的马克思主义功底，认识到“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毛泽东年谱》1960年2月9日)，毛泽东牢牢把握住“劳动力不是商品”这个社资的分水岭和试金石。
40多年前，向美国资本家赠送飞乐股票，当然不是立足于股市欺骗，而是立足于西方市场的繁荣活跃。但是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没有根本矛盾，就丧失了二重性。赵紫阳说《资本论》反映的是资本主义时期的商品经济，不适应社会主义。
“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286页)，缺乏正确理论，行动就有盲目性。吴仁宝之所以在华西资本上市问题上采取反对态度，这位精读了毛选的优秀基层干部，预感到问题绝非大胆开拓那么简单。
吴仁宝的深刻，在于60年代初就敢冲破红头文件禁令，开办小五金厂，加工一对螺栓的必要劳动时间，相当于生产一两百斤稻谷，积极地，反潮流地投入到集体经济的商品生产中去。1965年毛主席高度褒赞了华西的社队企业是光辉灿烂的明天。从时间线上，华西等各地的创新为毛主席次年五七道路的提出，提供了基层范例。“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毛泽东年谱》，1966年5月7日)。华西六七十年代种下了种子，80年代鲜花绚烂，走出了农业产业升级至工业主导的公有制道路。历史虚无主义的马屁文人，屏蔽这段历史，把华西现象归功于他人，屡闹文坛笑话，暂且不提。但吴仁宝对资本上市的排斥，最终扭转不了开拓的大局，也埋下了今天华西危机的伏笔。
就在赠送飞乐股票次年，华夏大地出了另一位旷世高人，这就是精读《资本论》的曾经学毛著积极分子任正非。贯穿马列毛经典，任正非就抓住了4个字：“资本”，“劳动”。恩格斯说：“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马恩选集第二卷76年6月版P269)。笔者不敢揣测，任正非在学习这一论断上做了多少笔记，2015年任正非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劳动和资本在华为新增收入分配中，占3:1。劳动分配优于资本分配。2019年5月在接受中外媒体采访时提出，我们不需要资本进来，资本贪婪的本性会破坏我们理想的实现。在华为的文件中，劳动创造价值成为华为文化的重要内容。正是任正非的思想领先，才能奠定华为的举世领先。
对华为来说，存在内外部两种资本。内部资本，不过是没有脱离劳动岗位者的前期劳动，与货币持有者的投资人的外部资本是两码事。任正非是毛泽东的学生，但他没有停留在毛泽东。毛主席操劳一生，老人家的立身之本就是：“有一条真理是永远的，天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员、团员是好的，我们要坚决相信这条真理。”(《毛泽东年谱》1967.2.3)。毛泽东批评苏联：
“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大的权利，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710页)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漫长的，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工作，以共同富裕，消灭阶级为本质目标的历史阶段。怎样从制度上一劳永逸的保证劳动者的管理权，劳动者主动劳动的主体性?人民取得的政治、经济的主体地位，还需要生产方式主体性的动态基础。从目前来看，华为从实践一线给出了最新的经验。华为有限利用资本信用制度，组织员工生产资料共有，使自己的劳动增殖。劳动者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具象化，落实了生产管理权。它理直气壮地继承了红色文化，上甘岭，南泥湾，雷锋，是华为的词汇。不让雷锋吃亏，是剩余价值有折有扣地给劳动者的一种体现。华为造就了面对伊拉克战火，日本福岛核灾，汶川地震时的伟大逆行精神，让数万博士硕士埋头于人类技术创新的第一方阵，极大地丰富了鞍钢宪法精神，如利刃戳了华尔街的肺管。
华西村村民集体搬入别墅时，吴仁宝最后离开阴暗的旧房子。共产党员的奉献和飞乐股票的资本市场怎样联系起来?上市是为了集中社会力量募集闲置资金，但是也令不劳而获的资本持有者合法化。三四十年来，中国股市的一二级市场与马克思批判的，“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521页)的性质并无质的区别。
如果说一级市场的资金征募，对于商品生产主体，有一个根据市场利弊取舍的权衡问题，认可剥削的合法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策略性的容纳;而信用制度的欺骗性，则令一二级市场的炒作距离实体经济的劳动创新越来越远，成了货币持有者多空双方尔虞我诈闹剧的主战场。以货币投资者为主角，操纵金融市场，寄生于股市汇市与货币借贷，天量的投机资金流，排挤、边缘化供应链需要的资金流动，两百年来，总是冲破西方自身对垄断的约束，反映在资本意识形态上，是新自由主义的泛滥。金融市场的欺诈性通过美元大印钞的制度而合法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趋向垄断，走向衰亡的必然。我们要复制吗?吴仁宝、任正非从朴素的角度警觉的正是这一点。
毛泽东一贯号召农民出身的将军们读马列，读书。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朱德，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做了“有几次听一面之词”的自我批评。谈到读红楼梦，不读5遍没有发言权(同日《毛泽东年谱》)。劝诫战友们正确对待群众，认真读书，这是战友间最大的爱护。一代战将许世友，起初认为《红楼梦》“吊膀子”，受到毛主席亲切批评后，带着老花镜一遍一遍细读。但有些老同志未必读得进去。当把飞乐股票作为礼物的时候，着重于表达的是开放和“解放思想”，但理解资本信用制度的两重性吗?理解商品经济有社资之分吗?理解无条件的商品经济自然导致私有化，两极分化，资本垄断吗?显然是不理解的，否则不会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没有根本矛盾”的论断，不会明知两极分化就是改革的失败，但又束手无策，只是押牌于“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后果(《邓小平年谱》1985.8.28)。从1979年到1989年每周打三次桥牌，共打四单元，1989年后，每单元调整到三个半小时，“直到最后他拿不起扑克牌为止”。(蔡公期：《我和邓小平打桥牌15年》，《世纪》2019年第5期)如此，就没有时间读书了。
就读书而言，毛主席弥留前，让人代读《容斋随笔》37分钟，读书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从对读书的态度也许可以看到分歧的根源。这个分歧的结果，就成了华西和华为道路中，上市与否所反映的资本和劳动孰为中心的的分水岭，就成了华西、华为老一代和新一代交接时企业长治久安的风险，也成了习近平总书记近年一再强调新一代中青年干部继承前辈初心的重大意义所在。
20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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