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 社会主义者必然是自由的保卫者
原作：David Harvey
译者：Chiang Chun-chi
原文标题：Socialists Must Be the Champions of Freedom
原文发表时间：2020年10月22日
全文约3500字
右翼宣传声称社会主义是个人自由的敌人。事实完全相反：社会主义者努力创造物质条件，使人们能够真正地获得自由，而不受资本主义对他们生活的严格限制。
当我在秘鲁进行演讲时，有人向我提及自由的话题。那里的学生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社会主义是否要求放弃个人自由?”右翼设法将自由的概念据为己有，并将其用作在阶级斗争中攻击社会主义者的一种武器。他们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个人屈从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所强加的国家控制。
我的回答是，我们不应该放弃将个人自由作为解放性社会主义计划的一部分的想法。我认为，实现个人自由(individual liberties)和自由(freedoms)是这种解放性计划的中心目标。但是，要取得这一成就，我们就需要群策群力建立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机会和可能性，以实现我们自己的每一种潜力。
马克思与自由
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有几点有趣的事情要说。其中之一是，“自由王国只在必然王国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饭菜，或者无法获得足够的医疗保健、住房、交通、教育等等，那么自由就没有任何意义。社会主义的作用是提供这些基本必需品，这样人们就可以自由地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社会主义过渡的终点是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个人的能力和力量完全摆脱了需要，需求以及其他政治和社会限制。我们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本身的自由观念，而不是承认右翼对个人自由的观念的垄断。
但是马克思还指出，自由是一把双刃剑。他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在双重意义上是自由的。他们可以向劳动力市场中想要的任何人自由提供劳动力。他们可以在可以自由协商的任何条件下签订合同。但是它们同时又是不自由的，因为它们已经从对生产资料的任何控制或使用中“解放”出来。因此，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劳动力，把它交给资本家才能生存下去。
这构成了他们双刃剑般的自由。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是资本主义下的自由的主要矛盾。在《资本论》“工作日”一章中，他这样说：资本家可以自由地对劳工说：“我想以尽可能低的工资雇用你，并希望你以尽可能多的小时数来完成我指定的工作。这就是我雇用你时对你的要求。”资本家可以在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下自由地这样做，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市场社会就是要以此种方式进行竞争。
另一方面，工人也可以自由地说：“你无权让我每天工作14个小时。你无权依靠我的劳动力做任何你喜欢的事情，尤其是如果这样做会缩短我的寿命并危及我的健康和福祉。我只愿意以一天的工资来做一天的工作。”
鉴于市场社会模式的本质，资本家和工人在要求方面都是正确的。因此，马克思说，按照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交换法则，它们都同样正确。他接着说，在平等权利之间，他们之间的力量将会决定天平将会倒向何方。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阶级斗争决定了这个问题的结果。这个问题的结果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有时会变得具有胁迫性与暴力性。
双刃剑
如果我们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研究，那么将自由视为一把双刃剑的想法非常重要。关于该主题的最好的阐述之一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文本。波兰尼在他的《大转型》一书中说，有好形式的自由和坏形式的自由。在他列举的“坏的自由”中，有无限制地剥削同伴的自由、在不向社会提供相称服务的情况下获得过度收益的自由、阻碍技术发明被用于公众利益的自由、在公共灾难或自然灾害中获利的自由，以上的一些自由是为私人利益秘密设计的。但是，波兰尼继续说道，在这些自由所依托的市场经济中，我们还高度重视以下几种自由：良心自由，freedom of speech，拜访他人的自由，freedom of association，选择自己的工作的自由。
尽管我们可能出于自己的利益而珍惜这些自由，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样需要对邪恶的自由负责的那种经济体制的副产品。考虑到当前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霸权以及现有政治权力向我们解读“自由”概念的方式，波兰尼对自由的双重性解读会显得十分奇怪。他这样写道：“市场经济的消亡”，即超越市场经济，“可能成为前所未有的自由时代的开始。”现在，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声明，他说真正的自由始于我们抛弃市场经济之后。他继续说道：
法律上和实际上的自由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和普遍。管制和控制不仅可以为少数人，而且也可以为所有人实现自由-这样的自由不是一种存在污点的特权的附属物，而是一种时效性的权利(prescriptive right)，它远远超出了政治领域的狭隘范围，延伸到组织紧密的社会本身中。因此，将把旧的自由和公民权利添加到由工业社会提供给所有人的休闲和安全所产生的新类型的自由中去。这样的社会可以做到不但公正，而且自由。
没有正义的自由
现在，在我看来，建立基于正义与自由的社会的想法已列入1960年代学生运动和所谓的68一代学生的政治议程。人们对正义与自由都有着广泛的需求：不受国家强迫的自由、不受公司资本施加的强迫的自由、不受市场胁迫的自由，但自由也受到社会正义需求的限制。1970年代的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对这一现象的反应很有趣。它需要满足这些要求，但是情况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屈服于你们追求自由的诉求(尽管我们还是要提出一些注意事项)，但你们忘记了正义。”
在自由方面的让步是受限的。这里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在市场上进行选择的自由。自由市场和不受国家管制的自由是资本主义对自由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们只要忘记关于正义的诉求就行了，正义将由市场竞争来实现，市场竞争的组织方式可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公正的对待。但是，结果是资本主义以讲究道德的自由的名义释放了许多邪恶的自由(例如，对他人的剥削)。
波兰尼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转变。他观察到，他所设想的通往未来的通道受到一种道德障碍(moral obstacle)的阻碍，而这种道德障碍被他称为“自由主义乌托邦”(liberal utopianism)。我认为我们仍然面临着这种自由主义乌托邦带来的问题。这是一种在媒体和政治话语中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譬如说，民主党的自由主义乌托邦是实现真正自由的障碍之一。波兰尼写道：“计划与控制由于被认为是一种对自由的否定而被拒斥了。自由的企业和私有制被认为是自由的要素。”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家提出的内容。
超越市场
对我来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之一。我们是要超越市场的有限自由和供求法则对我们生活的限制，还是要接受撒切尔夫人所说的“别无选择”?我们摆脱了国家控制，成为市场的奴隶。对此我们别无选择，如果我们不能做这样的决定，那我们就没有自由。这就是右翼的宣教，而且很多人都相信这些。
这是我们当前状况的悖论：以自由的名义，我们实际上采用了自由主义乌托邦的意识形态，这是实现真正自由的障碍。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当有人想要接受教育时，他或她必须为此付出巨大的金钱，并使学生时代的债务一直延伸到未来。
在英国，1960年代住房供应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公共部门，那是社会住房。在我年轻的时候，那种社会住房是必需品的基本提供，而且价格合理。然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进行了私有化，她基本上是在说：“如果您拥有自己的财产，您将更加自由，实际上您可以成为有产者的民主社会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突然发现并非是有，60%，而是只有约20%(甚至更少)的住房是公共住房。住房成为商品，然后又成为投机活动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它成为投机工具，房地产价格上涨，你的住房成本上升了，而直接提供的房屋却没有实际增加。我们正在建造城市，建造住房，同时为上层阶级提供了极大的自由，而这实际上给其余人带来了不自由。我认为这就是马克思发表那句著名的评论时的意思：为了实现自由王国，我们必须克服必然王国。
自由王国
这就是市场领域的自由限制人类潜力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社会主义的观点正是波兰尼所建议的。也就是说，我们将获得自由与获得住房的问题统一起来。我们将对这一问题的化解方式的渠道是从公有制而非市场中找到的。我们的口号是公有化的住房。这是当代制度中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之一，即将事物公有化。
人们常说，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放弃自己的个性，而我们必须放弃一些东西。好吧，在某种程度上那可能是对的。但是，正如波兰尼所坚持的那样，当我们超越个人化的市场自由的残酷现实时，我们就可以实现更大的自由。
在我阅读马克思的时候，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我们的任务是实现一种最大化的个人自由，但是这只有必然王国的内容得到重视的时候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不是规范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完全不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是确保免费提供所有基本必需品，使人们能够在他们愿意的时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动。
如果您现在问所有人，“您有多少空闲时间?”通常的回答是：“我几乎没有空闲时间。我所有的时间都被这些，那些鱼其他所有的东西占用了。”如果说真正的自由是一个我们有自由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的世界，那么社会主义解放计划就将其作为其政治使命的核心。这是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全力以赴地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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