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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无神论思想的涵义、层次及内容

刘福军 · 2021-03-11 · 来源: 科学与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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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无神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无神论基本原理的坚持、运用和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发展史上和中国无神论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内容提要:毛泽东无神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个层次的理论观点。一是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神”的关系的理论观点,揭示出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阐明宗教的本质、根源、规律及作用,指出推翻神权、打倒神道地主和破除迷信观念的重要性,阐述实现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的基本途径。二是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关系的理论观点,强调宗教信仰是人民内部的思想信仰和认识问题,指出要研究宗教问题、批判神学和破除迷信观念,阐述向人民群众宣传无神论的重要性和策略,提出了要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的重大课题。三是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关系的理论观点,阐明宗教问题是个群众问题,强调要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阐述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应相互尊重和团结合作的重要思想,确立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同宗教界关系的重要原则。

关键词: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 无神论 有神论 宗教

毛泽东无神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无神论基本原理的坚持、运用和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发展史上和中国无神论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古代无神论和近代无神论中的优秀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无神论基本原理,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领导人民认识和处理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关系、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关系以及探索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的生动实践,分别为毛泽东无神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和思想渊源,直接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以及坚实的实践基础和历史条件。本文认为,毛泽东无神论思想,是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彻底否定一切超自然和超社会力量的存在,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神”的关系、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关系、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关系,实现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的正确的理论体系。鉴于此,毛泽东无神论思想主要包括了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神”的关系的理论观点,二是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关系的理论观点,三是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关系的理论观点。

一、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神”的关系的理论观点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揭示出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强调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地位,阐明宗教的本质、根源、规律及作用,阐述了推翻神权、打倒神道地主和破除迷信观念的重要性,认识到有神论消亡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其一,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彻底否定了超自然、超社会力量的存在,阐明了世界的本原和历史的真正创造者。1937年,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指出,宗教有神论“把宇宙万物的运动发展归之于神力”,揭示了其唯心主义的世界观。1943年12月,他在刘少奇同年6月28日关于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给续范亭复信上写的批语中指出,人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首要标志是制造工具,而不是因为人比动物有更高明的思想,并认为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实际上否定了“神创世界”的唯心史观。1954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指出,“神是恐惧心理造成的、是人类面对他们所不能理解的、认为是不可抗衡的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而求助于神秘力量的表现”,揭示了“神”的本质和根源。1971年8月至9月,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时指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shizhu,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阐释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地位。

其二,关于宗教的本质、根源、规律及作用。毛泽东认为,宗教的本质是崇拜超自然力,自然支配、社会支配、万物有灵论是原始宗教的三大根源,社会的发展变化决定宗教的发展变化,“但依各个特定社会形态而变化了宗教的形式与内容”。他还认为,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宗教的”。周恩来认为,不能人为取消宗教,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只要“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就会存在。李维汉认为,“随着人类社会阶级压迫的消灭,随着人们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的提高,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对自然控制能力的加强”,宗教将逐步消亡。宗教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在旧中国,我国宗教主要被反动势力控制和利用,起了重大消极作用;同时,宗教界也有同情和支持革命的爱国民主人士。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提出“使宗教活动有益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宗教在教义上有某些积极作用,对民族关系也可以起推动作用”等重要论断。

其三,要推翻神权、打倒神道地主和破除迷信观念。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阐述了神权的危害性,即神权是统治阶级压迫、剥削和奴役人民群众的精神工具。1930年5月,他在《寻乌调查》中指出,“神道地主即神、坛、社、庙、寺、观六种”,其中寺和观都占有大量土地,是剥削农民厉害的地方,揭示了神道地主的封建性和剥削性。毛泽东认为,“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所构成的鬼神系统即神权,是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重要代表,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一大绳索,必须要推翻;同时,他还通过“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的比较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他强调,共产党人在领导农民运动中应积极引导、善于启发和教育农民,提高其觉悟,使其自觉破除迷信和丢开菩萨,而不能越俎代庖。这一时期,毛泽东已认识到迷信观念和有神论根源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也认识到破除迷信观念和打倒神权要服从党的政治任务,不能用强制力量来解决有神论问题。

其四,指出实现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的基本途径。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普及科学知识,建立文化工作统一战线以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才能逐渐消除有神论根源。毛泽东指出,党在农民运动中要首先领导农民致力于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至于神权和迷信观念的破除“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党的宣传政策应是“引而不发,跃如也”。他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指出,“社会的生产发展越发进到高度,阶级斗争越发发展,科学认识越发暴露了自然的‘秘密’,唯物论哲学就越发发展与巩固,人类便能逐渐从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压迫之下解放了出来。”1957年4月,李维汉在第八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广大人民解除有神论和宗教信仰的束缚”是“要经过一个很长时期才能逐渐解决的问题”。毛泽东还特别重视科学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1940年2月,他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强调,“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进而解放自己。1944年10月,他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的讲演中把迷信思想比作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强调“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毛泽东还主张,要建立广泛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大力发展新文化,特别是要以广泛普及科学知识来破除迷信,指出“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强调“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

二、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关系的理论观点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无神论与有神论在世界观上是根本对立的,宗教是一种以有神论信仰为核心的文化;强调宗教信仰是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并在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指出要研究宗教问题、批判神学和破除迷信观念;阐述向人民群众宣传无神论的重要性和策略,提出了要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的重大课题。

其一,宗教信仰是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已认识到宗教信仰是个群众性的思想认识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他进一步将宗教信仰问题纳入人民内部矛盾来对待,强调“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奠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信仰问题的重要原则。李维汉进一步阐述了宗教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即“人民内部信仰或者不信仰宗教的矛盾,信仰这种宗教或者信仰那种宗教的矛盾,信仰这个教派或者那个教派的矛盾”,虽然“国内外敌人还会利用宗教进行破坏活动”,但“主要的已经是有神论和无神论、宗教徒和非宗教徒间的矛盾”。

其二,要研究宗教问题、批判神学和破除迷信观念。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和调查研究宗教问题。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党中央转发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的指示稿上写的批语中指出,宗教问题是个群众问题,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神学,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宗教学。正是主要基于宗教神学的唯心主义本质及其影响着广大信教群众的现实,毛泽东强调要学习宗教基本知识并从世界观上来批判宗教神学,“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中国共产党人也反对和大力破除迷信观念。毛泽东还把迷信、不识字、不讲卫生称为陕甘宁边区的“三大害”。1940年9月,胡乔木发表的《反迷信提纲》一文系统阐述了“什么是迷信”“迷信从何而来”“迷信究竟为什么不对”“迷信今天有什么害处”“迷信要怎样才能打得倒”等基本问题,指出破除迷信要以身作则,通力合作,不能过火,要做广泛、耐心、灵活的宣传教育,使大家听得懂、听得入,强调“迷信的真正消灭,主要还是依靠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进步,如果不同时努力于这些方面的工作”,迷信问题便不能得到最后解决。

其三,要向人民群众宣传无神论。在旧中国,正是基于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深受封建神权和神道地主的束缚和压迫,毛泽东主张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观念和神权束缚,使人民群众逐渐从封建迷信和神权压迫中解放出来。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取缔了反动会道门,深入开展了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并强调要“广泛进行唯物主义与科学知识的宣传,来逐渐缩小宗教的市场”。1957年4月4日,李维汉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把“我们的宣传问题(科学知识、唯物论、无神论)”作为一个突出问题提了出来。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强调,不能企图简单地用无神主义的宣传去打倒宗教,不能简单地用行政命令去干涉宗教,“主要的是依靠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改革的实践,自然地、间接地、迂回曲折地去逐步削弱宗教影响,任何简单急躁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这就是说,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来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才能逐渐消除有神论的根源,才能使人民群众不信神。

其四,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指出,随着生产发展、社会进步和科学进步,“科学的历史给人类证明世界的物质性及规律性,使人类觉悟到宗教与唯心论的幻想之无用,而到达于唯物论的结论”。他在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中指出,“最初的唯心论发生于原〔始〕人的无知,后世的唯心论的发展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1957年11月18日,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意识形态上“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并指出这是从战略目的上来说的,在策略阶段上要有所不同。至于如何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要有一个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是人们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实现过程,也是有神论根源逐渐消亡的自然过程。历史证明,通过采取强制措施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行的,而是要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并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教育全体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改变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必须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人民群众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

三、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关系的理论观点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阐明宗教问题是个群众问题,强调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不仅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和无神论者,不能信奉神学、不能赞同唯心论和宗教教义,也提出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应相互尊重和团结合作的重要思想,并确立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同宗教界关系的重要原则。

其一,宗教问题是一个群众问题。毛泽东认识到,宗教信仰不仅是人的思想认识和精神世界问题,更是涉及党的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的重大问题。这就有必要认真研究宗教问题,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毛泽东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他十分重视研究佛教《六祖坛经》《金刚经》等宗教经典,对宗教和宗教问题有着深刻认识。1959年10月22日,他在同班禅额尔德尼等谈话时说,“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人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阐述了佛教的群众性特征。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同班禅额尔德尼谈话时进一步指出,“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信教,我们不懂得宗教。我赞成有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中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从而提出“宗教问题是个群众问题”的论断。

其二,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向来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宗教的最基本的政策。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的谈话中指出,“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1956年2月12日,他在同藏族人士的谈话时进一步指出,宗教信仰自由,可以先信后不信,也可以是先不信后信,“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稍微伤害一点也不好。除非他自己不信教,别人强迫他不信教是很危险的。”可见,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具有科学性、真诚性和全面性,这也是我们党尊重和保护人权,以及尊重宗教工作规律的体现。同时,党和政府也打击利用宗教的渗透活动,正如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所指出的,我们国家“切实地保障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和打击“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

其三,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应相互尊重和团结合作的重要思想。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已同宗教界建立了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宗教界进步人士成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对象。1949年9月,宗教界以单独界别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初,周恩来在同宗教界人士谈话时指出,“我们同宗教界朋友的长期合作是有基础的”。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达赖喇嘛的谈话时强调,“你们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受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有共同之处的。当然有许多不同之点”,表达了党同宗教界在“存异”的同时更要“求同”。1957年8月4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召开的人大民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不管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不管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大家一样地能够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存在有宗教信仰的人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是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这两类人应该彼此相处得很好。……不信仰宗教的人应当尊重信仰宗教的人,信仰宗教的人也应当尊重不信仰宗教的人。不信仰宗教的人和信仰宗教的人都可以合作。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也可以合作。”这段话阐述了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团结合作的政治基础以及相互尊重的重要性。196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秘鲁共产党(马)学习代表团和厄瓜多尔共产党(马列)学习代表团谈到宗教问题进一步指出,“信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就是说,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可以在政治上团结合作。必须指出的是,党对宗教界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而是“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

其四,党同宗教界“信仰上相互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主张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同时规定共产党员不能信教,强调“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和“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尊重、团结和联合宗教界人士。1950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关于基督教问题的谈话中指出,“我们不搞反宗教运动。我们所遵守的约束是不到教堂里去作马列主义的宣传,而宗教界的朋友们也应该遵守约束,不到街上去传教”;他对宗教界人士还指出,“你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唯物论者同唯心论者,在政治上可以合作,可以共存,应该相互尊重。我们之间有合作之道”,深化了对无神论与有神论、无神论者与有神论关系的认识。毛泽东指出,对于宗教界,“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

综上,毛泽东无神论思想在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神”的关系、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关系、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关系等方面所阐述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发展的新境界,把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理论认识提升到一个新水平。探究毛泽东无神论思想,对促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研究,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理论体系,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无神论的重要论述,全面做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和研究工作,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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