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展开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正是这一批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了批判的主要“经济学范畴”、研究对象、关注的“轴心”和根本任务，从而真正从经济学理论方面激发了《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奠定了《资本论》最初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规划和基本概念框架的意义上，《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问世为马克思开启了一个不同于黑格尔哲学的经济学“新世界”。《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马克思通向《资本论》之途的第一个经济学文本，因而也是《资本论》的源初“底本”和第一“入门导论”。
[关键词]《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资本论》 恩格斯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底本
恩格斯早在马克思具体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前，就发表了“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1](P3)——《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虽然恩格斯本人后来自谦地称该文只具有“历史文件的意义”，[2](P209)但确实正是《大纲》的问世，为马克思打开了一个不同于黑格尔哲学为之开启的关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新世界”。“在马克思决心献身于政治经济学方面，恩格斯起了极大的作用”，“他对马克思的思想倾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3](P24)可以说，《大纲》对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的创作，在理论上起了“轴心式的转折点”（哈贝马斯语）作用。后来在强调自己15年黄金时代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成果时，马克思指出：自从恩格斯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1](P3-4)由此可见，马克思确实是在阅读和亲自编辑了恩格斯的《大纲》之后，并不断与恩格斯通信充分交换意见，才具体从事和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而发现和得出了与《大纲》基本一致的结论。
所以说，正是《大纲》最早播下了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种子”，《大纲》就是开启马克思走向《资本论》之途的第一个文本。在奠定了《资本论》最初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基本概念框架的意义上，《大纲》确实是《资本论》的起源和“底本”——“政治经济学批判”被青年马克思所接受并最终成了《资本论》的“副标题”。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把《大纲》看作是《资本论》第一卷的纲要，[4](P47)甚至可以说《大纲》就是“半部《资本论》”，而《资本论》就是《大纲》的最终完成。
01
否定“基督教经济学”：开启了《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与恩格斯曾经同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都是激进的革命青年。在与之决裂之后，二人都想开辟一个新的世界图景。但恩格斯通过《大纲》关注和批判政治经济学——这一议题是当时的德国和马克思都非常薄弱的议题，可以说打开了德国经济学的新世界。与恩格斯写作《大纲》几乎同时，马克思撰写的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要开创的是一种区别于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新哲学”；而恩格斯却开创了一种区别于以往经济学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经济学”。
关于何为“政治经济学”（德国称为“国民经济学”），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虽有诸多阐发，但并无公认的统一理解。而在《大纲》中，“分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各个学派和流派，是恩格斯这一著作更为重要的主题”。[5](P57)在《大纲》中，恩格斯首先是在与先前的经济学相比较的进步意义上来理解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并称之为“自由主义经济学”或“新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代替了简单的不科学的生意经。”[6](P17)恩格斯虽然充分肯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或“新经济学”的巨大进步意义，但也明确指出它仍是“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并对其片面性和矛盾进行了揭示和批判：“18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使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然而，正如这个世纪的一切革命都是片面的并且停留在对立的状态中一样，正如抽象的唯物主义和抽象的唯灵论相对立，共和国和君主国相对立，社会契约和神权相对立一样，经济学的革命也未能克服对立”。[6](P18)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是解决了社会矛盾，而是充分暴露了社会矛盾。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还专门以“国民经济学的路德”——亚当·斯密为例，对作为“新经济学”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伪善和矛盾进行了揭示：“新的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也同样是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的。这种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目前在一切领域中与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6](P19)正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这种与“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有着充分的认识，恩格斯才形象而又深刻地称之为“基督教经济学”。
与之前的经济学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以“贸易自由的捍卫者”的面目出现，并被称作“自由主义经济学”或“新经济学”，但恩格斯对其虚伪性、欺骗性和矛盾性却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认为与以往经济学相比，其性质反而更恶劣、更野蛮。在此意义上，恩格斯之所以称作为“新经济学”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基督教经济学”，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宗教教条在经济学上的表现”，[6](P42)并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是“基督教经济学”的集中代表和顶峰。这在一定意义上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人摆脱了“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后，又陷入了“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可谓异曲同工。但穿着宗教外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它温情脉脉的面纱并未能掩盖其自私自利的剥削本质：“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妒忌和贪婪中产生的国民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在额角上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6](P17)它唯利是图，甚至会昧着良心使用诡计和暴力——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有它的“十字军征讨”和“宗教裁判所”。所以，与恩格斯的《大纲》相比，即便是作为认真研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唯一的德国思想家”——黑格尔，其在《法哲学原理》中对作为满足“需要的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性质的论述，也黯然失色了。
写作《大纲》时的恩格斯，虽然还受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傅立叶的影响，但恩格斯超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根本之处在于，他既没有简单地否定政治经济学，更没有仅仅停留在表面的道德谴责上。恩格斯强调自己《大纲》的目的就是：“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就要研究它的基本范畴，揭露自由贸易体系所产生的矛盾，并从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做出结论”。[6](P21)因此，在对待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态度上，恩格斯决定性地超越了傅立叶，“他否定政治经济学的任何科学意义，并认为它整个是建立在虚假基础上的”。[5](P44)而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时，决不是像抛弃旧的废品那样抛弃一切；相反，他是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及其理论内部，极力寻找那些过去是有价值的，现在和后来可能加以利用的有益的东西。在此意义上，正是恩格斯的《大纲》“第一次客观地从经济学本身的概念和原理的内在矛盾出发，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7](P8)可以说，《大纲》是恩格斯从工人阶级立场出发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科学分析和科学批判的初次尝试。而《大纲》的问世，为马克思呈现了一种对当时最流行、最精确的社会理论——“政治经济学”严肃而系统的批判。
在《大纲》对“国民经济学”批判性理解的基础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从威廉·配第以来“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统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8](P99)同样，马克思也不仅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肯定性理解，同时更进行否定性理解。马克思不但把自己15年一生黄金时代公开出版的著作直接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且后来倾其一生的巨著《资本论》的副标题——亦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要进一步揭露和否定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一“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建构一门劳动者自由解放的科学——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工人阶级的圣经”。正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使马克思完整地再现和超越了《大纲》的基本精神，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还处于上升期时，就把它送上了理论和历史的审判台，使“政治经济学批判”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峰。为此，列宁深刻指出：“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了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9](P56)
02
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出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恩格斯在晚年回顾《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时提到：“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10](P202)这里的“经济事实”，也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实际上就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认可和强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国，恩格斯因研究过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眼光十分敏锐，很快就认清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3](P182-183)恩格斯最早摆脱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合理性”的一切盲目崇拜。《大纲》第一次试图用“国民经济学批判”来批判资本主义和论证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对当时尚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方式所做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
在《大纲》之前，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成的李嘉图，没有认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及规律，只知道把人变成了“帽子”，满眼都是可感觉的用来赚钱的“商品”。而作为古典哲学集大成的黑格尔，虽然也关注了政治经济学，但也只是把帽子变成了“观念”，把可感觉的商品变成了超感觉的“怪物”——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在二者的基础上，恩格斯的《大纲》把“帽子”和“观念”都转换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大纲》中，恩格斯虽未专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却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器生产”和现代“工厂制度”为例，具体阐释了资本主义机械化大生产的生产方式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6](P47)因此，恩格斯是初次从“生产方式”——这一批判地解决全部问题的“枢纽”，来揭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看作是“天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恩格斯的这一发现和揭示虽然还处于萌芽状态，不够深入和完善，但却已经比黑格尔的古典哲学和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都要高明——“所以说比黑格尔的观点高明，是因为恩格斯的观点是在生产本身的物质关系中，而不是在一种假设的绝对观念中证实各种原因的；所以说比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高明，是因为恩格斯不是把经济规律和范畴看成是永恒的和不变的规律和范畴，而看成是在历史上产生，因而在历史上消失的规律和范畴。”[11](P60)恩格斯使用现实的而非抽象的、历史的而非道德的观点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古典哲学的双重批判和超越，恩格斯的《大纲》初步发现和开辟了一条既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只是空喊震撼世界的口号和反对词句的斗争，也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懂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世界观和新道路。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恩格斯通过对经济规律的唯物主义阐释和对经济规律的历史性质的着重说明，发现了一条摆脱资本主义矛盾‘迷魂阵’的唯一可行的现实出路。这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12](P44)而得益于恩格斯的这一“重大的科学发现”，马克思彻底实现了从“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到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轴心式转折”。对此，马克思自己总结认为，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大纲》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自己一样的结果。而马克思、恩格斯的传记作家科尔纽也有着深刻的认同：“恩格斯通过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道路，基本上取得了同样的结果，即理解到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而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13](P305)所以说，正是恩格斯早一步发现了并为马克思所认可和重视的“生产方式”，成了马克思后来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主要对象。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1版的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8](P8)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谈到“工作日”时，马克思又在注释中指明：“1845年以后发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矿山视察员报告等等，都说明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了解得多么深刻。”[8](P278)而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结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也有着深刻的指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8](P887)可以说，马克思无论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还是对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如蒲鲁东）的批判，都是超越表面的道德谴责而深入内在的生产方式之中的。所以马克思才主张，对市民社会的解剖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对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资本论》的巨大历史意义，英国当代著名思想家伊格尔顿曾强调：“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和弗洛伊德发现潜意识一样，马克思揭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一直为人所忽略的事物，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14](P3)正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现和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和批判深入到了历史的本质，既决定性地超越了以往的经济学，也决定性地超越了以往的哲学，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秘密都变得豁然开朗了。
03
揭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捕捉到了《资本论》关注的“轴心”
在为《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书评中，恩格斯一开头就明确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1](P70)而以往的经济学家们（包括社会主义者）却只是在黑暗中摸索。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次得到“揭示”和呈现，却是恩格斯在其天才的《大纲》中。
在经济学史上，“资本”一直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让人难以捕捉其庐山真面目。早在中世纪的拉丁文中，“资本”（capital）这个词似乎指的是牛或其他家畜（cattle）。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经济学家们对资本的理解，基本上都是停留在“物”的水平，甚至《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也依然是在“资产的总和”的意义上理解资本。虽然《大纲》时恩格斯基本上还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资本是积累的劳动”的意义上来理解资本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恩格斯就完全赞同把劳动所创造的生产资料的总和就认作是资本的经济学家们。在《大纲》中，恩格斯指出重商主义者已经认识到，“放在钱柜里的资本是死的，而流通中的资本会不断增殖”。[6](P17)在此意义上，恩格斯进一步认识到资本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且它与劳动紧密相关：“资本如果没有劳动、没有运动就是虚无。”[6](P33)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认为资本和劳动最初是同一个东西，资本是劳动的结果，但它在生产过程中立刻又变成了劳动的基质和材料。对于“劳动”，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前，基本上都是在否定的意义上看作是“动物性的活动”，甚至是苦难和惩罚。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前进了一步，把劳动和价值联系了起来，但主要还是把劳动看作是“辛苦和麻烦”而与人之自由和幸福相对立。同样，《大纲》中恩格斯对劳动的理解，也基本上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把劳动看作是生产的主要要素和“财富的源泉”。对此，恩格斯肯定了斯密劳动价值论的进步意义：正是有了斯密“劳动才成为政治经济学注意的中心和原则”。[5](P59-60)但恩格斯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劳动还是“人的自由活动”，只不过很少受到之前经济学家的重视。同时，恩格斯也捕捉到了“劳动异化”的影子，并初步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抽象劳动价值论”进行了质疑：“劳动的产物以工资的形式与劳动相对立，它与劳动分开，并且通常又由竞争决定，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没有一个固定的尺度来确定劳动在生产中所占的比重。”[6](P33)此时恩格斯指出的“劳动异化”问题，直接成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和扬弃的对象。而对“抽象劳动价值论”的质疑，又变成了马克思《资本论》中进一步深化的问题：在任何地方，古典政治经济学都没有十分有意识地和明确地把“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同“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区分开。[8](P98)而马克思则通过“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这一批判的理解全部问题的“枢纽”的发现来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大纲》中，恩格斯已经明确谈到了资本集中问题，并且论述了资本集中产生的根源及其带来的消极后果。大资本和大土地占有吞并小资本和小土地占有，就产生了财产（资本）的集中，这种集中是“一个规律”：“它与所有其他的规律一样，是私有制所固有的；中间阶级必然越来越多地消失，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为止。”[6](P45)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私有制带来的资本集中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在恩格斯看来，两极分化直接是由于资本与劳动的分裂或劳动依附于资本所致：“劳动得到的仅仅是最必需的东西，仅仅是一点点生活资料，而大部分产品则为资本和土地占有所得。”[6](P44)而对于资本与劳动分裂的实质，恩格斯更是入木三分：“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状态相应的并从这种状态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6](P32)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青年恩格斯已经天才地触及了“劳动的二重性”问题，且更难能可贵的是，恩格斯的这一洞察是在马克思尚未发现和揭示剩余价值之前。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恩格斯对国民经济学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批判中，已经初步揭示了资本不仅仅是一种“物”，还是一种“社会关系”这一观点的最初“萌芽”。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恩格斯高于以往经济学家，特别是与蒲鲁东所主张的平均工资不同的是，认为解决资本与劳动分离的根本在于消灭私有制：“只要我们消灭了私有制，这种反常的分离就会消失；劳动就会成为它自己的报酬，而以前被让渡的工资的真正意义，即劳动对于确定物品的生产费用的意义，也就会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6](P33)
可以说，恩格斯在《大纲》中对资本和资本集中的考察，对劳动及其异化和劳动二重性的触及，对抽象劳动价值论的初步质疑，对资本和劳动分裂与依附关系的揭示，以及消灭私有制的主张等，都深刻影响和启发了马克思。从《手稿》开始一直到《资本论》，甚至到晚年马克思最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教科书〉》，马克思都是在汲取和推进《大纲》的工作。在马克思按六册计划撰写《资本论》第一分册的过程中，曾专门致信恩格斯征求关于如何阐述“资本”的意见：“资本。实际上，这是第一分册中最重要的部分，关于这部分我特别需要你的意见。”[15](P135)而在公开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更是在谈到“货币转化为资本”时，就直接在注释中引用了恩格斯《大纲》的观点。[8](P177、191)当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以及对劳动二重性的揭示和对抽象劳动价值论的批判，都已经远远超越《大纲》了。也因此，恩格斯后来才作出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在《资本论》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的科学论断。在根本性意义上，三大卷的《资本论》——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和回答了“资本和劳动关系之谜”。而“资本和劳动关系之谜”的解答，又意味着“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或“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胜利。
04
消灭私有制：提出了《资本论》的“根本任务”
对马克思来说，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商业活动，最重要的不只是报纸杂志和工业调查，而是其写作的《大纲》包含了一种新的“理论规划”——它表现出了完全超过马克思当时成就的一些文学知识和分析技能。[4](P50)在实质而重要的意义上，《大纲》的“理论规划”不是关注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私有制问题。正是恩格斯《大纲》的“这个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使马克思发现了一个最有前途的同事和合作者。可以说，批判和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恩格斯和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现实和经济学范畴的“总开关”。这个“总开关”实际上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大纲》“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16](P741)而马克思《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和根本任务，就是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在《大纲》中，恩格斯首先肯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关注私有制的进步性：“自由主义经济学达到的唯一肯定的进步，就是阐述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6](P21)但恩格斯也深刻认识到，它既没有把这些规律清楚地表达出来，也没有研究私有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而只是自发地将其看作是天然合理、普遍永恒存在的：“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因此，新的经济学只前进了半步；它不得不背弃和否认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精神得出的结论。”[6](P18-19)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批评资本主义私有制带来的商业活动是“合法的欺诈”，是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恩格斯将资本主义私有制称之为“现代的奴隶制度”：“这种奴隶制度就它的无人性和残酷性来说不亚于古代的奴隶制度。”[6](P19)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矛盾和冲突，皆源于私有制——私有制是一切矛盾的总根源。为此，恩格斯甚至称古典政治经济学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私经济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6](P22)由此可见，在《大纲》中恩格斯虽然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明确主张批判和消灭私有制，但他此时还不能或也无法为我们找到一条消灭私有制的科学道路。在一定意义上，恩格斯只是“试图通过揭示私有制的非人性，认证消灭私有制的必然性问题”。[17](P133)
而这条道路，最终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重建个人所有制”开辟出来了。但不管怎么说，恩格斯“试图从资产阶级经济矛盾的真正根源——私有财产——来引申出这一切矛盾的做法，却是真正天才的”。[18](P124)正是由于这一点，青年恩格斯远远超过了蒲鲁东，因为蒲鲁东虽然也反对私有财产——甚至认为私有财产就是盗窃，但他只是企图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反对私有财产，而恩格斯却主张彻底消灭私有制。也正因如此，马克思公开出版的第一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就是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哲学的贫困》——亦是《资本论》的入门读物。
可以说，“消灭私有制”是自恩格斯的《大纲》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永恒不变的主题和根本任务，甚至可以说是马克思从恩格斯手中接过来的最根本任务。马克思在《手稿》中，就明确提出了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矛盾和斗争的真正解决；而二人合作的《共产党宣言》，更是明确指出了共产党人的根本任务就是“消灭私有制”。巧合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看作是一种现代奴隶制：“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8](P488)
但与恩格斯还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批判不同的是，马克思不再是从非人道性的意义上来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部机制中，揭示其隐蔽性和欺骗性：“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他的独立性这种假象是由雇主的经常更换以及契约的法律拟制来保持的。”[8](P662)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仅仅靠道德谴责或社会改良是无法彻底消灭私有制的，而是必须“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也即在自由合作生产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8](P874)这种“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决不是重复一种新的私有制，而是对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和以剥削他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双重超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专门指出了工人的“合作工厂”这一积极的和资本家的“股份企业”这一消极的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两种形式。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得出的结论就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爆炸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8](P874)
结语
1867年8月16日深夜两点，马克思刚刚校对完《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一个印张，就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连夜写信给恩格斯：“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做的牺牲，我是绝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15](P223)在这里，马克思之所以连夜写信给恩格斯，决不仅是因为他一直受到恩格斯在金钱方面的接济，更是在恩格斯从理论上影响他转向和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并一直与之进行思想和精神交流的意义上表达感谢。自从1844年8月底巴黎相聚之后（《大纲》正是二人相聚和友谊的“牵线人”），恩格斯就成了马克思“精神上的孪生兄弟”（李卜克内西语）和第二个“马克思”——在1860年11月22日马克思写给瑟美列的信中说：“恩格斯，您应当把他看作是我的第二个‘我’”。[19](P569)以至于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撰写过程中曾发自肺腑地跟恩格斯说：“如果你能在我的主要著作……中直接以合著者的身份出现，而不只是被引证者，这会使我多么高兴。”[20](P236)
在《大纲》中，恩格斯虽然只是初步表述了一些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观点，但“许多这样思想以同样的形式或改变了的形式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获得了稳固的地位”[11](P58)并加以深化，特别是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集大成的《资本论》中，更是得到了完美的实现。可以说，恩格斯为马克思打开了一片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新天地。在开始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上，恩格斯是给予者，而马克思是受益者：他“有力地推动了他的思想，帮助他克服了对资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还有些抽象的理解。”[21](P621)可以说，《资本论》对经济范畴的阐释、对经济规律的揭示、对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测等，都摆脱不了《大纲》的痕迹和影子。“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引者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座大厦的一块巨大的和非常坚实的石块。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所实行的经济科学革命变革道路上所迈出的坚定的第一步。”[5](P66)在这里，我们有理由高度赞同列宁认可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的观点：“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22](P95)实际上，这一铭刻过程不是从修订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才开始，而是早在《大纲》出版时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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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7]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8][德]梅林.马克思传[M].樊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1][法]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M].刘丕坤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22]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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