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有人会问，列宁说过，全球垄断时代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就意味着争夺、就意味着战争。根据列宁的思想，有了帝国主义战争，各国人民，无论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是被压迫民族的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就可以利用战争的机会奋起革命。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70多年了，为什么没有发生战争？难道列宁的预言不灵了？
其实，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现实中‘国际帝国主义的’和‘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同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中间的暂时休战。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也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这两者互相制约，在同一个基础上，即帝国主义联系、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着和平斗争与不和平斗争形式的彼此交替的情形。”
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时代战争与和平“两种时期相互交替”的思想，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否则，目光短浅，就会出现修正主义。历史上，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就是政治沉寂时期的产物，看不到全球资本主义内部的争霸以及战争危险，但是不久之后便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十月革命，政治沉寂时期就结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是“二战”之后和平时期的产物。削贫20世纪80年代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也是长期和平造成的修正主义思想。
那么，如果我们处于资本主义和平、稳定发展的时期，应该怎样做呢？像修正主义分子那样幻想资本主义永远和平，肯定是错误的。那么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
1914年3月，列宁流亡瑞士时，应格拉纳特兄弟百科词典出版社的邀请，为《格拉纳特百科词典》写了“卡尔·马克思”词条。列宁为此写下的文字，现在译成中文总共3万多字，俨然是一篇内容丰富的文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1918年5月，为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在莫斯科以单行本的形式将之出版，书名为《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本上好的普及读物。
这本书中有一节，题目叫做《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在这一节中，列宁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一时刻，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龟行发展即所谓“和平”龟行发展的时代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全部引向这个阶级的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
在这里，列宁又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说，历史总是曲折、跳跃前进的，有时候是“二十年等于一天”的“龟行”发展时期、政治消沉时期，有时候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突飞猛进时代、风起云涌的时代。历史绝对不会四平八稳、平铺直叙，不会永远是一个样子。这与列宁关于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战争与和平“两种时期相互交替”的思想是一致的。
列宁教导我们，要充分利用和平的“龟行”发展时期，激发先进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断积累力量，同时这种利用工作、准备工作要全部引向“最终目的”——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这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和平年代所应该想的、应该做的。
列宁表达的这个“二十年等于一天”和“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历史观点，其实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1848年前后，欧洲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此起彼伏。各国的革命中，虽然都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但各国的工人群众都充当了斗争的主力军。马恩本来设想，将1848年欧洲革命推进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但是进入1860—70年代，欧洲各国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戛然停止了。欧洲的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工人运动也同时进入低潮。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爆发工业革命、最早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在英国资本主义早期，出现过吃人的“圈地运动”、出现过可怜的童工、出现过伦敦狭窄肮脏的贫民区。但是，英国也是最早开发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从全世界各殖民地攫取了超额垄断利润，英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扑灭本国工人阶级的反抗，实行了一些让步政策和改良政策，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
正因为如此，英国工人运动中工联主义、改良主义等思潮蔓延，工人运动中滋生出一部分被资产阶级收买的工人贵族。马克思曾经指出，英国工人阶级被“资产阶级化”了。
1863年4月9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到了恩格斯1844年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也谈到了19世纪60年代英国和欧洲大陆资本主义的发展，谈到了英国工人运动中一些不尽人意的状况。然后，马克思说：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次的“报纸趣闻”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德国小市民才能想象：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比一天长，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
马克思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马克思希望英国工人尽快摆脱资产阶级的腐蚀，但马克思既不急躁、也不灰心，因为他具备历史的自信心。面对工人运动的暂时低潮、面对欧洲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面对社会局面的暂时平静，马克思认为，从1840年代到1860年代这二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未来的历史必将不断出现新的变化，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二十年”与“一天”并没有本质差别，因此我们不能拘泥于日常琐碎的社会现象。
马克思同时指出，在历史缓慢发展的时期，如果我们拘泥于琐碎的社会现象、用每年每月的报纸新闻来衡量历史，那么确实是“二十年比一天长”，但历史上往往又会突然在短时期内发生巨大变革，这样的历史突变，假如一定要用微观的刻度来表述，那就是“一天等于二十年”。
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一书中提到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并称之为“人类历史的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也就是说，历史总是曲折、跳跃前进的，有时候是“二十年等于一天”的“龟行”发展时期、政治消沉时期，有时候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突飞猛进时代、风起云涌的时代。
按照这样一个“客观必然的辩证法”，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悲观、消沉，更没有对资本主义产生幻想，没有认为资本主义就万世太平了。恩格斯在逝世前为再版的马克思著作《1848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中，提出了今后有一天工人阶级必然要与资本主义“决战”的思想，同时又提出在和平时期要加紧缔造无产阶级的“突击队”，并且指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
列宁的思想跟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一致的。由马克思揭示出来、经列宁再次提示和阐发的这一“人类历史的客观必然的辩证法”，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争取自身解放的革命斗争中赖以永不迷航的灯塔，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克服一切颓废情绪的精神指南。
但是，对于这个“人类历史的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不仅德国的小市民不相信，国际共运中的修正主义分子也不相信。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就抛出了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认为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处于稳定发展阶段，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很难来临了。
结果，到了20世纪初，世界风云就发生了改变，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危机就到来了，并且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个历史关头，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却不能挺直腰杆、没能担当历史的重任，而是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号召本国的工人群众随着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去“保卫祖国”。只有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利用了大战在俄国造成的经济、政治危机，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一战”结束后，世界又进入一个暂时休战的时期，这就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这个时期，社会主义苏俄在世界上遭到空前孤立。在中国，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中国革命这时也正处于低潮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转入艰苦的地下斗争，并且在边远山区、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各省边界地区坚持武装斗争。
那时，在革命队伍里也有人提出“红旗能够打到多久”的疑问，毛主席1930年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分析了当时中国国内的各种矛盾，指出尽管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有希望的。
果然，随着“二战”的到来，世界又进入大动荡的时代，中国也迎来了抗日新局面。这时，中国共产党内已经确立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正确领导，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当时的中共克服了“左”倾关门主义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展了革命力量、动员了全国人民，最终赢得了光明与黑暗的大决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二战”之后，德意日帝国主义集团彻底覆灭，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发动了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但是，在“二战”之后的1950年代至1970年代，第三世界各国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斗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以英国、法国为宗主国的旧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
可是，恰恰在这时，苏联领导人掀起了一股修正主义逆流，他们被核武器吓破了胆，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归来，就曾说过，资本主义已经非常稳定，无法用武力去试验它的稳定性。
1980年代到199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诸国由于现代修正主义的腐蚀，要么国家解体、要么改旗易帜、要么名存实亡。西方帝国主义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帜，开启了新一轮的资本全球化时代。削贫这时抛出“高论”，提出当代世界的主题不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
1988年，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抛出了所谓“历史终结论”。难道，历史果真“终结”了吗？
2013年，梵蒂冈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劝谕书《福音的喜乐》出版。教皇在书中措辞犀利地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他写道：“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谋杀”、“资本主义是新的偶像崇拜”。教皇在《福音的喜乐》一书中还说，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新的专制”，“资本主义专制”将导致更广泛的社会动荡，由这个体制造成的不平等性，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崩溃和死亡。
若干年后，福山也在一次访谈中羞答答地承认，所谓的“历史终结”并没有实现，历史走向了“歧途”。
怎么样？资产阶级的教皇和资产阶级的学者，是不是比国际共运中的修正主义分子更明智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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