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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变局还是百年变局, 中国真正的迷局其实并没变

程亚文 · 2021-06-24 · 来源: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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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千年变局”背景下,现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题,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在全球化冲击下的政治重建,一方面,要化解国际等级秩序和资本意志对中国国家性的摧毁,建立新的道统和政统,从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另一方面,又要有利于推动“世界人民大团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程亚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导读】自清朝覆亡,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之路以来,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道统政治资源被抛弃,如何寻找新的政治资源,就成为现当代中国迫切需要回答的一个政治难题。

  本文发问:从19、20世纪之交英国主导全球化的失败者,到20世纪后期以来美国主导全球化的弄潮儿,中国的角色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这一转变,与现代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尤其是政治观念、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的重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着眼于国际秩序重构与中国道统重建的双重维度,作者指出:在“三千年变局”背景下,现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题,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在全球化冲击下的政治重建,一方面,要化解国际等级秩序和资本意志对中国国家性的摧毁,建立新的道统和政统,从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另一方面,又要有利于推动“世界人民大团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百年变局”背景下,中国曾为之努力的抵御国际强权、构造公正平等国际秩序的政治主题,转化成了应对随全球化而来的世界经济与政治严重不平等的世界性挑战,中国需要树立“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的新道统,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新方案。未来中国政治道统的重建工作,尤需关注两个方向:一是开拓新的世界主义主张,二是与中国历史与传统更好对接,以利于安顿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3期(6月刊),原题为《现代中国政治主题的重构与道统重建》,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现代中国政治主题的重构与道统重建

  一个半世纪前,在大清王朝行将就木之际,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大张旗鼓地展开。这一运动的结果并不美妙,1911年,清朝自鸦片战争失利以来勉力支撑了七十年的政权,终于大厦倾覆。在晚清陷于风雨飘摇的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前期,正是当时世界最强大国家英国所主导的全球化时期,中国被迫卷入这一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清朝崩溃,很大程度上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化在中国所产生的政治后果。相互联结的体系化的全球格局,“决定”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命运,这种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致清朝在既定的国家制度安排范畴内,左冲右突也无力扭转乾坤。

  将近七十年后,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却主动选择大幅度转向融入新一轮由当代最强大国家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在清朝消亡近百年后,中国以全面复兴的面貌重新展现于世。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英国主导的全球化中的失败者,到20世纪后期以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中的弄潮儿,中国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这一转变,与现代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尤其是政治观念、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的重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大变局”与大决裂

  在清朝崩溃前后,有两件事情今天想来仍意味深长:一是在清朝覆亡前,晚清士大夫或曰知识阶层,在不断加剧的外患内忧面前,由开始时对中国国家能力产生怀疑,又接着怀疑起自己的政治制度,再进而整体否定中国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并认为国家应该调整前行方向,由此发生了改良派与革命派之争,前者主张虚君共和,后者主张推翻皇权、另建新制。二是在清朝刚刚覆亡之际的1912年10月,康有为授意其学生陈焕章在上海成立了孔教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力图让孔教成为新兴宗教,达成“保国、保种、保教”之目的。康有为苦心创建孔教会,今人恐怕很难理解其忧心何在,但置于中国以往的朝代更迭历史中,就能明白此乃关系中国成其为国家的根本性问题。

  在传统中国语境中,儒家(教)是政治道统的主要来源,皇权则是政统的体现,在道统规范下的政统及展开的治理,是政治秩序形成和维持的关键,历朝历代虽然不时有治体即皇权实际承载者的变更,但象征“天子”权力的政治制度即帝制从没有改变过;同时,虽然“皇帝轮流做”,但只要新的统治者足够尊重传统道统,经历朝代更迭后的新朝很快就能俘获人心、重建政治秩序,不管其是否为“外族”。这是传统中国社会形成“超稳定结构”的政治密码。然而,清政权的倒台却打破了上述历史惯例,不仅就此终结了体现传统政统的帝制,还以打砸孔庙、搁置孔祀的行为,全面在符号层面放弃以儒家(教)为核心的传统道统。清朝崩溃与以往的朝代更迭的最大不同,是将帝制和儒学(教)都“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民国元年,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签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借行政力量废除学校读经,就是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废孔”行为。

  废孔和打倒帝制,在现在看来理所当然,是走上“政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它在一百多年前的历史时刻,改变了中国政治历史的惯常轨道,给当时中国人如何前行带来了巨大困扰。全面抛弃以传统道统和政统为关键内容的政治资源,由此带来的一道政治难题,是现代中国政治重建需要获取全新的政治资源,然而,新的政治资源在哪里?落地中国能不能生根发芽?道统作为一种稳定的符号系统、精神结构和制度构造,是在长久历史实践中慢慢磨合而成并被内化和普遍接受的。

  鉴于民初的种种乱象和儒学(教)危机,1912年7月底,康有为在致书陈焕章创办孔教会时,直斥清朝和民国政权更迭使得“礼俗沦亡,教化扫地,非惟一时之革命,实中国五千年政教之尽革”,乃使中国处于“进无所依,退无所据”的尴尬境地。康有为的这个认识是深刻的,如不能获得政治资源再建道统,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国”,真有可能就此消失。相比于以往的朝代更替,道统不变,治体有变,这实在是成色十足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一“大变局”当然也给当时士人们的心理带来了大波动,从晚清张之洞提出“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到清亡后康有为建孔教会,所忧都在一处,即政治道统和政统的同时遭弃,可能会导致国将难存、种也不保。他们的忧患也被后来中国的经历证明并非妄言,从1911年清朝终结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现代中国遭遇长达38年的内部分裂与外部侵略,在面对外敌时屡屡无法达成内部团结,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也难以形成共识,直至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中国才重新实现初步统一,其间历经磨难,可谓九死一生。

  “大变局”在清末民初之际还有另一个重要内涵。自16世纪以来,以欧洲的对外殖民、强力通商为手段,世界进入全球化进程,但直至19世纪之前,“全球化”都还没有达及全球,全球经济、政治在欧洲之外一直并立存在其他分庭抗礼、互不统属的文明地带,主要是亚洲东部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教)文明圈、亚洲西部的奥斯曼帝国体系。但在进入19世纪中后期以后,这两大文明区域也被深深裹挟进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政治进程,全球化前所未有地达及全球,无数世纪以来相互离散的世界转变为等级化的、相互关联的世界。在全球化的中心地带,欧洲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维护欧洲内部平衡的“维也纳体系”也逐渐难以为继。这些结构性的变化使全球格局进入大变动大调整的新轨道。这一轮全球化以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及其对外扩张为主要动力,晚清中国与当时的美国、日本一样,同处在以英国为主的欧洲工业化国家对外扩张形成的全球化格局中。

  清朝的崩溃,相当程度上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化在不同空间造成的政治后果。全球化世界的形成,颠覆了清朝276年的国运,使之在治体消散的同时,政统和道统也无法经受全球化的冲击而坍塌。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大变局”,从政治本身来说,是中国延续数千年的道统与政统之变;如果我们将这种政治变动置于全球格局观察,这又是由19世纪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变动引发的大变局——在当时世界资本运动的新阶段,在国际资本与强势国家的合谋下,中国被迫卷入全球化,面临“帝国主义”的压迫,陷入国际等级秩序和资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解构中。

  新政治主题的形成

  中国自身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球层面的近代世界格局之变,共同决定了清朝覆亡之后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也决定了现当代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政治主题。

  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正式建立,然而,政权的前后鼎革却没有想象的那样容易。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创立,不过是近现代中国进入新动荡期的又一个开始。自此之后,中国陷入南北对立、军阀割据、外敌入侵局面,列强和买办阶层长袖善舞、左右时局,民族分离运动也应声而起,国家既无法“攘外”,也无法“安内”,在央地(中央与地方)、经政(经济与政治或商业与政治,近代以来主要表现为资本与政治)、族际(民族问题)、军政(军事与政治)、政教(政治与宗教)等关系上,悉数出现严重挑战。清朝崩溃后中国全面滑向政治失序,反映了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在其危难之际面对问题与挑战的高度复杂性,以及展开政治重建的无比艰难。

  近代以来“革命”话语在中国的兴起,正是呼应了此种现实。在清朝崩溃之前,“革命”的必要性仍有需要商榷的成分,通过“改良”而实现革新也并没有穷尽可能性。但在清朝消亡、帝制和自身政治传统被完全非正当化后,“革命”已转变为必须做出的抉择和必然经历的过程。中国共产党1921年创立时,更是从头做起,寻觅新的政治资源,重建中国政治。

  中共创立者们深知当时中国的危机所在,这首先体现在对中国革命目标的认识上。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讲演中,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是对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的继承发展与吐故纳新,无论“旧民主主义”还是“新民主主义”,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都认识到了中国革命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在构想“新国家”时要重建道统。当然,为示“革命”及与过去的决裂,他们都没有在其政治话语中延续传统中国政治语言,而以政治概念即“名”的变换,达成道统和政统创制之“实”。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国体”“政体”,就不知不觉暗合了历史中国对政治的理解方式。以往道统所规范的正是“国体”;在毛泽东和中共的构想中,“国体”不再是传统的夷夏之变和儒家大一统,而是以阶级划分所界定的政权性质,且又是以毛泽东所极为重视的“新文化”作为精神结构。“新文化”所要填补的,实际上是儒家义理和符号系统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后所形成的精神真空。至于 “政体”,也不再是吴唅、费孝通等在1948年系统讨论过的“皇权与绅权”,而是体现革命阶级政治要求的政权机关和制度形式,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集中制。

  其次体现在对革命任务的理解上。在1939年完成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帝国主义”被排到“三座大山”之首,早在中共创立之初即已明确,中共二大制定的党的最低纲领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基于对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认识。毛泽东在1937年的《矛盾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两文中深入阐明了这一点,又在整个革命战争时期反复强调。把“帝国主义”作为主要斗争对象,并非始于共产党。1916年9月,孙中山到海宁盐官观看钱塘江大潮,回上海后写下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他所看到的“潮流”,正是中国已处于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时间中,已无法回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蹂躏压迫。1924年11月19日,孙中山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讲中说,“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军阀的祸害是人人所深知的。至于帝国主义的祸害,在中国更是一言难尽。”中国革命要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乃是包括中国国民党在内的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党人的共识。

  “推翻帝国主义”口号所折射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问题,是国际资本与列强结盟,共同构造了国际关系中的压迫性等级体系,以及资本运动带来的全球化内化,成为瓦解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强大力量。中国国将不国、松散分裂最符合资本意愿,但如果中国处于全面混乱状态,也不符合资本的利益。为此,国际资本要与强势国家政治意志相结合,形成共谋控制中国内政,才能实现在中国获得最大收益。当这张全球性的经济、政治网络试图牢牢捆扎住中国的手脚时,现当代中国欲获新生,就必须要对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全球化做出回应。一方面,要在全球已然一体的空间观、时代观中框定中国问题的来源和性质;另一方面,又要借助全球性的资源化解全球化和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压迫,包括通过帮助其他受压迫者形成“国际统一战线”来发展壮大自己。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中国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的一部分,因此,“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问题需要有全球性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与以往世代大不相同的地方。在承接全球性资源时,全球性的价值观念和理论体系也不可缺席,它也参与规范了现当代中国道统重建的方向:传统道统在近现代中国所面对的困境,是其无力对接“中国救亡”吸纳利用全球性资源的需求;新的道统体系在继承传统道统体系或对其“创造性转化”(林毓生语)的同时,也要在可感的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中承接外来思想和理论,才便于中国的诉求能在中国之外得到理解和回应。这是梁启超提出“中国民族”“中华民族”概念,孙中山主张“三民主义”并在后来转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以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拥抱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机缘所在。

  置于1911年后中国不断“向下沉沦”的语境,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受命于危难之际”,其创党立意和实践经历不仅内生于中国历史与政治,也是因应现代资本主义运动对中国的摧毁、意图突破世界体系中的等级制的结果。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中国建立新经济、新政治和新文化,产生列宁所说的文化领导权和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是艰难的。这场革命,颠覆了中国传统政治鼎革的常规,以往的朝代更迭从未发生过同时更新道统与政统的情况。其艰难还在于,在重建道统和政统时,需要面对全球化的新语境,如不能很好回应,也不可能建立新统,迎来中国的重生。有基于此,现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题,乃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在全球化冲击下的政治重建,其要又在于化解国际等级秩序和资本意志对中国国家性的摧毁,建立新的道统和政统,从而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有利于推动“世界人民大团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塑造对全球化的免疫力

  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一个“站”字,既概括了近现代中国的国家命运,也表明了近现代中国的革命追求。随全球化而来的帝国主义让中国丧失了自主决定自我命运的能力和机会,中国在这段时间受尽屈辱,是“瘸”着甚至是“跪”着的。在此期间,中共以及其他一些政治力量为中国的独立自主而奔走奋斗,一边广泛发动人民群众,一边外建国际统一战线,终于在1949年重新初步实现了国家统一,获得了政治自主。在追求政治自主的过程中,现当代中国捡起的一个重要外来理论武器,是民族国家的“现代”主权概念,“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近代以来欧洲的主权观念及相关制度安排,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政治追求在关键方面是相通的,表达的都是政出于一的理想。何休在《解诂》中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施政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对“统”作为“始”和“总系”的观念,与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出的“主权者”概念是可以通约的。近代欧洲在由散乱无统的封建社会转向民族国家时,主权者所起的就是“定于一”的“统”的作用。这个“统”承始于天、“上帝”或神圣化的“人民”,又是世间一切法令的由来, 所谓“受命改制”,即近代以来欧洲政治所说的“主权者立法”。“存在先于本质”,在政治秩序的重启时刻,“主权者”或道统建构者的现身具有本体论意义。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曾以此为定位,但其选取的观念体系、所用的方式方法、所取得的实践效果都不能充分急当时中国之需。中国共产党则最大程度满足了现当代中国的道统与政统重建需求,也因此决定和规范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内容。

  现代中国革命的政治主题是抵御外来强权与改组中国社会、规制资本权力的合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主题并未消失,因为中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建设国家而非革命战争已成为主要任务,践行这一主题的方式因此发生了变化。20世纪下半叶前期,中国进行了国家制度的重建,与清朝后期和国民政府时期相比,其中突出的政治增量,是强化了政治对资本的规制和对国家财富、资源的协调分配。这体现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的政治平衡观念、宏观掌控资本运动的经济计划(规划)制度以及党对国家事务的审议权力等,从而建构起了国家发展主动权,包括对长远发展的规划能力以及在发展中分配资源、维护公平公正的能力,得以在外保国家安全的同时,内部免于资本无序扩张可能带来的社会失序。

  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建设,始终贯穿了对19世纪英国主导的全球化造成的中国崩溃的政治反思。这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体现为争取民族独立的反帝运动与战争;在20世纪下半叶前期则体现为对冲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政治制度、机制及相关机构的建设;等到能够抵御外来冲击的经济基础、政治能力形成即筑起“防波堤”后,1978年后的中国,再次选择对外开放,“融入人类文明主流”。但如果简单地认为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在“本质上”反对对外开放或抗拒全球化,也是错误的。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第十条“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明确提出,“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长处都要学”,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对于科学技术“大部分先要照办”。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谈话中,毛泽东都表达了向外国学习的重要性。如此就可以理解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口号仍飘荡在全国各地的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为什么会忽然发生出人意料的转寰,它与此后不久中国全面转向“改革开放”,是同样的政治逻辑使然。当代中国在前期建构了对冲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机制和能力,才保证在后来重新加入全球化时,能够有效利用全球化的好处,又避免被全球化所撕裂。

  以“国体”“政体”“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为表述的新道统和新政统建构,曾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端方式展现出来,它鲜明地体现了对国家以往悲惨经历的深刻记忆,是对此做出的本能性过激回应。“帝国主义”和霸权曾经是全球化的另一面。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时,又与曾经的盟友苏联分道扬镳甚至反目,看起来很不理智,但其实背后的政治思维是一致的。那就是在当年美国和苏联各自主导的“半球化”中,都有瓦解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自主的取向,这是曾经因丧失国家发展主动权而备受痛楚的新中国所不能忍受的。新中国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从“帝国主义”和霸权中挣脱,才能获得自我掌控国家发展的能力。当代中国在重新选择加入全球化潮流时,所考虑的乃是它需要什么样的国内基础,在通过自身努力在体内植入对全球化负面效应的“抗体”后,中国才使全球化为己所用,而非再次被全球化卷入深渊。

  新的时代性问题

  现当代中国政治主题的重构,及由此展开的道统与政统重建,引导了当代中国的理想追求,塑造了维护国家完整性和对冲全球化负面影响的能力,这使得当代中国不仅免于19世纪后期国家崩溃的命运,而且对冲了此轮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但是,要全面开新,重构政治主题下的政治实践,行程仍备显艰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也许只有同时置于中国悠久历史传统和近代以来全球史的进程中,才能更好得到理解,也才能明白其巨大意义。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说:“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由于在显意识上彻底与既往道统与政统相决裂,现当代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因此是一场在“一穷二白”前提下的政治重建,无论能够利用的政治资源还是可以吸收的政治经验,都是十分有限的。由于没有充分的经验可鉴,新的道统与政统意欲快速达到完全成熟的状态,是不太可能的。在20世纪下半叶,无论在践行“为人民服务”,还是在推动“世界人民大团结”上,中国都既有成功经验,也免不了有挫折和失误。如何以更合适的方式,在推进国家复兴构想的同时,又使中国的国家发展进程获得“全球化”空间的理解、支持甚至效仿,在传播世界主义愿景的过程中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共利,仍需要当代中国人深入探索。

  如今,特别需要开新的是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开拓新的世界主义主张。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的全球化带给中国的痛苦经历,已成过去。然而,在那一轮全球化中曾出现的时代性问题,却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近年来,作为这一轮全球化的发起者,美国的内部撕裂日益严重,与中国之间的激烈纷争也牵动全球;同时,欧洲出现进一步衰败的迹象,世界各地的混乱局面也在加剧,由此构成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百余年前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遥遥相应。与百年前有着绝对等级差别的国际权力秩序相比,“二战”后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已可共享的世界。但世界各国享有的权力和权利并不真如《联合国宪章》所声称的那样全然平等,而是仍然分出强势/弱势国家两类,前者是少数,后者必然是多数。虽然当前弱势国家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按照自身意志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而且已与强势国家处于同一种话语平台,但国际规则基本由强势国家制定,弱势国家不但主导不了国际秩序,对于国际事务也缺乏影响力。这一体系在理论上的表达,是以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为代表的霸权秩序观,即认为国际秩序的建构和维持主要靠霸权,有实力的霸权国家提供了更多国际公共品,因此也应享有更多国际权力和权利,即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权。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一票否决权”,就是这种现实的突出体现。当代世界是一个“共同而有差别”、等级壁垒已有所弱化但不平等关系仍然明显存在的世界。这决定了从“三千年未有大变局”到“百有未有之大变局”,抵御国际强权、构造公正平等的国际秩序的政治主题,仍然没有消失。在当代中国,这一主题经常体现为“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对外政策表达。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全球化潮流,在其演进中再次重构了资本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在国际关系和很多国家内部重新塑造出中心-边缘的经济、政治格局,重现了19世纪后期资本运动瓦解国家和颠覆国际秩序的场景。随全球化而来的世界经济与政治不平等的加剧,也使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度弱化的规制资本权力的政治议程,如今也在重新强化。中国需要在规范当代世界的资本运动与政治的关系上,做出不同于其他国家,也不同于过去的努力。现代中国的政治重建,需要利用和创造全球性的反抗资源,才能突破霸权的空间格局。“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的新道统追求,是对全球性问题的中国回应,也因此包含了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中国革命与以往的建设年代,新道统构建已将历史中国的虚拟的“天下”空间观,实体化为“全球”或“世界”,由以往基于自身能力主动为“天下”提供公共产品,转变为为化解自身问题而不能不吸纳全球性资源,并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这种行动在20世纪及本世纪初因中国国力所限是被动的、有限的,但随着近些年来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已需要增强主动成分,也需要增加量的供给。

  二是在道统完善过程中要与中国自身历史与传统更好对接,以更有利于安顿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中,围绕新的政治主题,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先锋队”“民主集中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表述,在一系列价值与义理展开中重建了政治道统。“以人民为中心”取代了历史中国的“仁”,但又暗合了“仁”对于政治世界的价值规范;人民英雄纪念碑、烈士陵园以及与现当代革命进程密切相关的纪念活动等,成为新的政治符号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边对外打开大门,另一边对传统元素的重视也是既往所未见,比如公祭炎黄人文始祖、祭孔活动的经常化、将一些传统重要节日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并增加假期天数等,这些都是一种新尝试或文明自觉,即将传统道统中的符号和价值嫁接入现当代革命与建设历程。百年前的全球化逼迫中国改变传统政治语言、重构政治主题,今天在修改政治语言时如何与中国自身历史传统对接,以免因道统中断而使政治秩序发生紊乱,这是现当代中国在重构政治主题、重建道统和政统时所要面对的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并没有完全消失,当代中国围绕国家发展方向不时发生的一些激烈争论,就可见其端倪。道统的正当性与稳定性是在较长历史积累中形成的,当代中国内部的精神秩序仍面临着很多问题,与自身历史重新对接是解决方案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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