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前三十年的劳动热情为何如此高涨？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一、必须点赞
经历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是一个劳动热情高涨、劳动模范辈出的火红年代。
随着党史教育的展开，主流媒体的宣传越来越多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形。
最近放映的纪实片《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解说词评价道：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
这样的评价是客观的。
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恶劣影响仍未清除干净的今天，这样的评价值得我们大大点赞。
二、问题要害
点赞之后，我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前三十年的劳动热情为何如此高涨？
遗憾的是，在很多媒体的解读中，前三十年的劳动热情或者是突然降临在中国大地上的天外来客，或者是出于单纯的爱国激情、感性冲动。
总之，在很多媒体的解读中，前三十年的劳动热情大概是喊革命口号激励出来的，缺乏经济基础的支撑（赵按：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总和）
比如，《敢教日月换新天》第七、八集，讲到20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化三改造”时（注1），解说词惜字如金地提了一句“三改造”的内容，重点突出的是“一化” （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生产力如何发展。
问题的要害在于，在描述“一化三改造”的历史时，迴避“一化”与“三改造”之间的逻辑关系，迥避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改造之间的关系，似乎新中国成立后的生产力快速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无关。
这样的描述实事求是吗？这样的定位科学吗？
承认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生产力在快速发展，这当然是实事求是的。
但是，只谈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不谈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如何变革，淡化甚至回避生产关系的变革历史，这样的“实事求是”依然是片面的、狭隘的。
三、没有生产关系革命，就没有高涨的劳动热情
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把生产力视为可以完全脱离生产关系而自行发展的东东，这样的逻辑是唯心史观的逻辑，不是唯物史观的逻辑。
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劳动者的实践活动，离不开劳动者劳动热情的高涨。因为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人是首要的因素。
问题在于，为什么五六十年代人们的劳动热情如此高涨？
原因就在于生产关系的革命！
“一化三改造”之后，劳动人民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这就是那个时代劳动热情如此高涨、劳动模范有如雨后春笋的全部秘密之所在！
总之，那个年代的劳动热情并不是天外来客，不是仅靠几句革命口号就可以激励出来的，而是有着切切实实的经济基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做支撑的经济基础。
四、用唯物史观总结历史
我们总结历史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而不能听任唯心史观的误导。不这样，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和科学总结中共的伟大历史。
最近有一部电视剧《美好的日子》，描写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的国企历史。其中有一个画外音，是一个“生在红旗下”的50后的提问：
“多年后我仍然在想，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为什么我们父母那一代人会有那么高涨的劳动热情？”
这位50后的回答是“希望”，是因为“他们心中充满了希望”。
我也是50后。在我看来，这位50后的回答只对了一半。
其实用唯物史观解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是“心中的希望支撑了劳动热情”，而是“生产关系的变革造就了心中的希望”。
我们父辈那一代人的劳动热情并不是无根的天外来客，而是有着坚实的经济基础：劳动人民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
只有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才能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只有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才能让劳动者迸发出日益高涨的劳动热情。
否则的话，就只有劳动异化，就只有躺平，就只有像马克思说的那样：
“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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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一化三改造”， 指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段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即“一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三改造”）。
（2021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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