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劳动空间中的冲突与控制
资本积累的现实需求引发工人与雇主之间的长期斗争，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紧张。当劳动力成为需要在市场上待价而沽的商品时，资本主义便产生了。资本家或雇主受到盈利动机的驱使，购置生产资料并雇佣工人完成商品生产过程，最终在市场上售出商品，获得利润。如若将资本增殖的过程仅仅视为商品和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诸生产要素平等参与一系列市场交换的结果，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过程便被神秘化了。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的真相被掩盖在雇主和工人之间的竞价与契约所构筑的市场平等地位的表象之下，实则体现在支撑商品生产的物质劳动关系之中。
在生产领域，雇主与工人地位平等的幻觉烟消云散。当工人与雇主签订劳动契约后，雇主即获得了工人所持有的劳动力的所有权，从而获得组织并支配劳动过程的权力。但是，劳动力仅仅是物质劳动的潜力，而非物质劳动本身。于是，如何将在市场上购买的劳动力最大程度地转化为生产商品的现实劳动，便成为资本家在组织生产中面临的核心问题。同时，工人也只有在付出劳动之后才能从资本家处获得工资来满足生存需求。劳动力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商品，而是蕴含在工人物质生命之中的劳动能力（即波兰尼所谓“虚拟商品”）。因此，资本家需要通过一系列方式从工人身上榨取（extract）物质劳动并对劳动过程加以控制，以实现效率最大化的商品生产。在此种劳动关系中，工人关注的是工资的获取与自身生命的维持，而资本家则关注的是资本的增殖即剩余价值的生产，这决定了劳动空间中阶级冲突的必然性。冲突体现在下述一系列议程上：工作应怎样被组织起来，应确定怎样的工作强度，生产者应享有怎样的劳动条件，工人应具有哪些权利，以及受雇者之间应怎样联结起来。劳动场所成为了战场，雇主尽可能地从工人身上攫取更多的劳动，而工人则抵抗着雇主的不合理要求。
劳动空间中的冲突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经济社会情境之中。生产是资本积累的核心环节，后者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动力。但是，资本积累的过程受到诸多关键社会因素的影响，例如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协作的规模、工会的组织程度、工人的阶级意识、政府政策的影响和技术变迁的速率等等，这些因素同时施加了劳动斗争的机会与约束。因此，劳动空间中的冲突必须被视为斗争双方的策略与意志和不为主体意志所转移的客观社会条件综合产物。劳动冲突受到具体社会和历史情境的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外在条件决定一切，劳动过程本身的组织形式仍然是我们所须关注的核心问题。劳动过程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劳动空间成为了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相互竞争的领域。资本家力图通过各种方式组织生产过程来最小化工人的抗争机会，甚至削弱工人的反抗意愿。因此，劳动被有意识地组织起来以约束阶级冲突，资本家组织与控制劳动过程的努力有时也会获得成功。
二、 劳动控制诸维度
单位时间内工作量的确定是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产物。一方面，工人以公开或隐蔽的形式抵抗来自资本家加速生产的压力，另一方面，资本家亦采用多种手段来维持自身在劳动关系中的优势地位。资本家或雇主拥有雇佣和解雇的权力，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发出多种组织、塑造和影响工人行动的控制形式。
在这一意义上，控制不同于协作（coordination）。任何社会生产均需要不同程度的协作，但实现协作的不同方式差别甚大：协作既可以通过社会习俗与传统（tradition）实现，也可以由生产者自发实现，亦可以在劳动者指定的管理者的指导下完成。然而，资本主义劳动空间中的协作与上述的自主协作类型完全不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力是被购买的，在私有制的法权体系下，劳动力被支付工资的资本家占有，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中概念和执行的分离——即实践物质劳动的工人被剥夺了参与制定劳动计划的权利。资本主义生产下的协作是自上而下（top-down）的，是通过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纵向控制实现的。
在这里，“控制”被界定为资本家或经理人规定工人劳动行为的能力，这种能力会随着工人与资本家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劳动控制就在某种程度上持存。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劳动控制的程度几何？劳动控制是怎样实现的？劳动控制如何导致或抑制更大范围内的抗争？一方面，资本家力图避免任何形式的罢工、静坐或其他妨碍商品生产的抵抗行动，但对资本积累同样重要的是，资本家需要日复一日地从购买的一定量的劳动力中榨取更多的物质劳动。
劳动控制制度（the system of control，即企业之内围绕生产实践所发生的社会关系）通常包含下述三个要素：
1. 指导（direction）：资本家或雇主指定劳动任务、识别劳动需求、组织劳动秩序、确定生产精度和安排劳动时间的机制与方式。
2. 评估（evaluation）：资本家或雇主藉以纠正生产过程中的错误或失误、评价工人的劳动表现和识别工人个体或群体劳动资格的监督和评价程序。
3. 规训（discipline）：资本家或雇主用来奖惩工人、以实现生产协作并强迫工人服从于设定的劳动过程的机关或机构（apparatus）。
三、 劳动控制诸类型
资本主义企业的劳动控制制度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演变发生了巨大变化，每一次劳动控制的变迁均是对生产实践中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与冲突的回应。自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劳动控制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简单控制（simple control）、技术控制（technical control）与官僚制控制（bureaucratic control）。简单控制是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常见的劳动控制形式。在这一阶段，企业规模通常较小，持有的资源不足以支持其建立起成熟复杂的管理结构。资本家或雇主对工人实施某种人格化的控制，直接干预劳动过程，如对工人施加恐吓和威胁、奖励表现良好的工人和当场雇佣或开除等。这一劳动控制模式是非结构性的，至今仍在一些小规模的企业中存在。
直到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的垄断化趋势日趋明显，经济资源向大企业的集中以及生产规模的扩大侵蚀了简单控制的基础，随着企业劳动控制需求的增加，简单控制的效益也随之下降。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提升了对计划与控制的要求，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企业逐渐产生一批专务经营管理工作的职业经理人，嵌入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关系中。与此同时，生产的集中化也降低了工人联合的难度，工人因此能够更有效地抵制来自资方的控制和剥削。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企业开始系统性地重构劳动过程，劳动控制呈现出更加结构化（structural）的特征，更加正规化的、精心设计的劳动控制手段被嵌入到了生产过程的物理结构（指向技术控制）和社会结构（指向官僚化控制）之中。
技术控制涉及企业生产的物质过程，是指资本家通过调整或革新企业的生产设施——如生产线——及其操作模式来约束工人的劳动控制形式，技术控制将部分无法适应技术变迁的劳动者淘汰，从而扩大劳动市场的产业后备军来提升雇主的议价能力。在从事大生产的企业中，劳动愈来愈屈从于技术控制的逻辑。在生产活动的社会组织层面，大企业的组织模式同样施加了对于劳动者的劳动控制，即官僚制控制。官僚制控制的核心特征是，以官僚化组织的纵向多层级结构为基础实现劳动控制的去人格化，劳动成果的评估、企业奖惩的实施以及监管者和劳动者的行为均有明确的企业规章可循。在官僚制控制中，各种职位被系统地定为在不同的层级和位置之上，劳动者通常面对由规则所明确规定的“职业发展阶梯”，升迁的激励激发出对企业劳动控制的服从（即布若威提出的“内部市场”与“内部国家”）。
不同类型的劳动控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迁相扣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均衡性的必然结果。资本家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调整会影响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从而使阶级关系与民主政治的演进呈现出更加复杂的面向。一方面，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降低了工人相对于资方的议价能力，其抵抗资产阶级霸权的能力遭到削弱；另一方面，不断激化的阶级冲突强化了政府协调阶级关系的职能，迫使后者出台更多的对资方的限制性措施。在阶级冲突的背景下，现代民主的内核长期遭受侵蚀，政府官僚队伍的扩大与行政权力的扩张将威胁民主制度的前景，但在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内部分裂会受到阶级整体利益诉求的抑制。尽管官僚制控制通过操演非人格化的劳动规则有效地分化了劳动者队伍的团结，但劳动者仍未充分享有对规则制定的发言权。产业民主的愿景仍是足以团结无产阶级的整体要求。
本文译者：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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