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仁，不让于师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和老师之间有说不完的故事。他敬师爱师，传为美谈，而不赞同老师、反对老师乃至反抗老师，也同样为人津津乐道。毛泽东八岁入私塾，就有言语顶撞老师的行为。从此开始，与老师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甚至有驱逐老师的“忤逆”之举。
你坐我也坐
毛泽东八岁，在韶山南岸邹氏族校读书。一次，轮到毛泽东背书，他不按规矩，仍旧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塾师问他为什么不站立，他回答：“你是坐着的，我也要坐着。”
孔子说可以游泳
毛泽东八岁在南岸读私塾。一年夏天，燥热难耐，但老师不让他们到池塘嘻水。毛泽东不顾禁令，带着同学们到池塘游泳。事后，老师要惩罚毛泽东和同学们。毛泽东翻开他们正在学的《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说：“先生，你看，孔夫子不是说可以游泳吗？”先生语塞。
按，《论语·先进》，曾点说：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
孔子很赞赏，说：
戈约多亚。
罢课胜利了
毛泽东读私塾时，还有反抗老师的逃课行为，他称自己为“罢课”。毛泽东自己回忆起童年时代的这段经历时，说：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以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第一次“驱张”
毛泽东儿童时期有私塾反抗塾师的行为，在大学时代则有驱逐校长的壮举。1915年6月间，第一师范爆发了反对校长张干的罢课风潮。原来学生早就不满意这位校长，这时省议会议决，从这年秋季起，每生征收十元杂费，有传闻，这个提议是张干所为。于是，引发了全校反张罢课斗争。毛泽东平日也不满意张校长。在他的心目中，张校长能说能做，有才干，年纪还只有三十岁，精力有很充沛，但没有用全副精神来办学校，却喜讲交际，结交官府，是一个向上爬的人。反张罢课，事先他并没有参与。第九班、第十班同学为骨干（毛泽东在第八班），看到同学们只经过一夜，就组织了罢课，觉得同学们做得快、做得好，就参加进来。毛泽东看了同学们写的罢课宣言，认为内容不够恰当，说：“我们反对张校长，是反对他办坏了我们的学校，有亏校长职责。这个宣言却多从薄待兄嫂、不顾家庭等私人方面说话，没有打中要害，要不得！”毛泽东独自在学校的君子亭，起草了一份四千字的宣言，历数校长张干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罢课同学采纳了这份宣言，连夜到印刷店排印，第二天凌晨在学校分发。一师学生驱逐校长张干的斗争，进入了高潮。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等17名学生，经杨昌济、王季范、袁仲谦等教员劝说作罢。7月，张干被迫辞职，一师的“驱张”斗争，获得了胜利。
孔校长装名士
第一师范的另一位校长孔昭绶，做事认真，毛泽东对他看法比较好。1916秋，孔校长接受同学们的建议，用自愿参加的办法阻止学生劳动队，在后山开辟新操场。毛泽东拥护这项决定，报名参加劳动队，带领同学们劳动。劳动紧张的时候，孔校长脱掉长衣，和同学们一起挖土运土。这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对孔校长很有好感，觉得他没有架子。但是，一件事情改变了这个印象。在国文会考中，一个同学没有得到监考员的同意，擅自上厕所几分钟。对此，孔校长做出决定，试卷作废，该生记大过。决定作出后，该生不服气，在黑板上写了“孔昭绶是沽名钓誉的人”。孔校长大怒，开除了这个学生的学籍。毛泽东认为，这是对学生的残酷迫害，愤愤不平地对同学们揭穿孔校长的假面具，说：孔校长为人做作，爱装名士，不是诚恳的人。
反对静坐
杨怀中是毛泽东最尊重的老师之一，也是最看重和欣赏毛泽东的老师之一。二人的师生之谊，人所共知。然而，毛泽东对如此尊重的老师，也不是盲目服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第一师范的同学中，有同学偏重学术研究，忽视体育锻炼。一些同学效仿老师杨怀中先生，实行“静坐法”。毛泽东对自己最尊敬的这位老师，也是不苟同的。他认为，生命在于运动，靠所谓静坐法，是不能收到强身之效的。
骂人没道理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校，深得国文老师袁仲谦的赏识，毛泽东能写一手好文章，得益袁老师的帮助不小。但是，毛泽东对袁老师的专制作风，却绝不迁就。一次，工友做错了事，袁老师破口大骂。毛泽东从旁经过，深为不平，大声说道：哪里这样恶，要这样骂人！有事可以好好说嘛！骂人就没有道理。袁老师虽然很不高兴，但见毛泽东说得有理，也就住口不骂了。
急归无恋
在第一师范，毛泽东和他老师黎锦熙亦师亦友，关系莫逆。1915年黎锦熙受聘北京教育部工作。当时，袁世凯收买政客，制造复辟舆论，有传言黎锦熙为袁所罗织。毛泽东写信规劝，在致黎锦熙信中有：
北京如冶炉，所过必化。弟闻人言，辄用心悸。来书言速归讲学，并言北京腐臭，不可久居，至今不见征轺之返。又闻将有所为，于此久居不去。窃大惑不可解，故不敢不言，望察焉，急归无恋也。
后来，毛泽东了解到，黎锦熙受聘的是“国语统一筹备会”，是学术机构，并非被袁世凯所笼络，自己所听到的是误传。又致函检讨，称自己“所言多不是”。
三到校长室，三次未进门
1915年8月，武绍程任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武是一个很糟糕的校长，他拥护帝制，参加拥戴袁世凯的“筹安”、“劝进”活动，极为学生所不满。在校长任内，学校纪律废弛，教学工作混乱。毛泽东鄙视这个武校长的为人，决心要离开这所学校，另找读书之所。在致黎锦熙信中，他写道：
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如此等学校，必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
毛泽东一天下晚自习后，他三次来到校长室门外，要向校长要求退学。但转念又想：天下乌鸦一般黑。所以，三次到了门边，三次都没有踏进去。
毛泽东对杨怀中、黎锦熙的感情不言而喻，对校长孔昭绶也是非常尊重的；驱逐校长张干的学潮，开始他并没有参加，后来也曾一再说过，他是个“好校长”，建国后一再关照其生活。毛泽东尊师、敬师，也爱师，但又必须违师、背师，甚至反师。他所处的时代，值封建社会的末页，“天地君亲师”的封建传统，正在被中国先进的知识精英彻底抛却。毛泽东造父亲的反、到造老师的反，正是这种社会观念转型的突出体现。这是一个痛苦的转换。“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今天这句人所共知的话，在当时是离经叛道的。学生时期的毛泽东，集反抗父亲的“忤逆者”与反对老师的“叛道者”于一身，在爱与恨的痛苦斗争之中，完成了传统读书人到新时代革命者的角色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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