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靠资产阶级施舍、走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靠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度、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同样行不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互助、合作的社区组织，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喝血社会，更不靠谱。唯一的道路，就是启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觉悟起来、行动起来。
1939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说过一段话，大家都很熟悉。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毛主席接着说：“事业方面是把道理见之于实际。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完成。斯大林把它完成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苏联，是按照列宁的思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找到薄弱链条，由一个或者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首先夺取革命的胜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与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的设想不完全一致。
马、恩一开始设想，在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强国首先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从而带动全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但是，由于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马、恩逝世后纷纷蜕化变质，欧洲的工人运动走向歧途，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极大地延迟了。
这样一来，只能走列宁指引的道路，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一国胜利论”。当然，我们要注意，这里所说的“一国胜利”，指的是在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决不是说共产主义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
20世纪初期的苏联，虽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和封锁中，却曾经巍然屹立、并使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寝食难安。在斯大林领导下，苏俄从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在斯大林领导下，“二战”中的苏联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坚力量。在斯大林领导下，国际上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半个地球曾经被染红了……
然而，1991年，苏联这样一个世界强国轰然解体了，苏共这样一个曾经伟大的政党瞬间解散了。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多年来想要围剿苏联、消灭苏联，此时却毫不费力地“不战而胜”了。怎样解释这一现象？其实，这与苏共党的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高层，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反对派”，有以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反对派，有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有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工会反对派”，此外还有“军事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等等。到1921年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前，党内派别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出现了八大派系，各派先后在不同的政治问题和政策问题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反对列宁的正确主张。不仅如此，各派都在党内有一大批追随者，而且组织成为派别，开展组织活动、出版各自的宣传品，在党内各级领导层呼风唤雨、挑起各种争论。
1924年列宁逝世后，布尔什维克党内高层的派别斗争愈演愈烈。
布哈林主张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反对剥夺富农，他主张对资产阶级和富农“少一点行政压制，多一点经济斗争”，使他们的私有经济通过银行等手段逐步“纳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虽主张取消“新经济政策”、实行国家工业化，但他们又反对国家对外贸行业实行垄断。
所有这些，其实都是政策方面的不同意见，但是这些反对派却私下里开展各种活动、成立派别组织、举行秘密会议、私自征收党费、出版自己的印刷品等等。
1927年，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还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组织他们的支持者进行过游行示威。
1934年12月，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之一基洛夫被暗杀，凶手被捕后供认曾受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指使。由此，开启了苏联肃反运动的序幕。
1936年5月，又发生了图哈切夫斯基事件。1936年5月，时任副国防人民委员的图哈切夫斯基率团出国访问途经德国时，与德国领导人商谈在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内部夺取领导权、然后再策划军事政变夺取苏联最高领导权的计划，苏联方面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了这个情报，加之图哈切夫斯基一贯主张在对外政策上与德国合作，因此图哈切夫斯基事后被开除党籍并交付审判。后来，图哈切夫斯基以及与这次夺权事件相关的几名领导人被判处死刑。
1937年2月，联共（布）中央召开全体会议，讨论肃反问题，斯大林在全会上作了题为《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斯大林在报告中指出，要打胜仗，可能需要几个军，但是要破坏这一胜利，只要几个间谍就够了；要建筑一座大的铁路桥梁，需要几千人，但是要炸毁这座桥梁，只需几个人就够了。
斯大林指出，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外国谍报机关就会向苏联后方派遣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恐怖分子。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等反对派分子已变成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破坏分子，对他们的斗争，已不能采取辩论的旧方法，而应采取新方法，即根除其派别组织的方法。
当时的肃反运动，除了清除军界、政界的反对派领导人和反对派拥护者以外，思想文化界一些鼓吹反苏、反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被整肃。当然，重点仍然是政界和军界。从以上情况分析，我们看到了当时苏联肃反运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2015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捷老师撰写的《谈如何正确看待斯大林》一书记载，1934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83人受到惩处，比例高达60%左右。从1936年到1938年年底，受到党内处分或者惩办的，总共有160多万人，其中68万人被处以死刑。从这些数字，我们也看到当时肃反存在着扩大化的问题。而扩大化的问题之所以出现，决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当时的客观、主观各方面原因造成的。
这些客观原因，分析起来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方面，当时苏联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和封锁中，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战争的阴云笼罩着苏联；同时国内被打倒、被剥夺的富农及各种反革命分子还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另一方面，联共（布）党内历来派别林立，一些人虽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以往也曾犯过这样、那样的机会主义错误，他们在列宁逝世后却以“老革命”自居，专注于派别斗争，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政治意志凌驾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同时，党内还有一些人，脱离实际、思想糊涂，在政治问题上轻原则、重个人私交，结果就沦为反对派的支持者和同情者。
此外，军队中有一批高级将领在国内战争时期曾受到托洛茨基的提拔和重用，因此在当时的党内斗争中就站到了托洛茨基一边。在肃反运动中，所有这些人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整肃。
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肃反运动规模大、时间短，在组织和领导方面缺乏经验。1937年6月，斯大林在国防人民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我想，无论我们的指挥员当中还是在政治工作人员当中，还有一些偶然牵涉到的人。对他们……最好采取这种做法：如果这样的人自己来说明一切，就宽恕他们。”在讲话的最后，斯大林还重复地说：“应当宽恕，保证宽恕他们，决不食言。”可见，斯大林主张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别处理，反对任意扩大打击面。
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把肃反扩大化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斯大林一个人。尔后，各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随之掀起了一股疯狂诋毁斯大林的妖风，他们都是把苏联肃反扩大化的责任推给斯大林一个人，并且还演绎出什么斯大林“作风独断”、“个人迷信”等等。这些，都是粗浅的、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唯心主义做法。
张捷老师在《谈如何正确看待斯大林》一书中指出，肃反中许多行动是在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集体进行研究后采取的。当然，斯大林是一把手，论功劳第一，论责任也要首先负责。更重要的是，斯大林与党内反对派的斗争，决不仅仅是权力之争，而是为了保证党内政治路线的正确和一以贯之，也是为了捍卫苏维埃政权。他为了捍卫党和国家的利益，无论是对老朋友、还是一些所谓的“老革命”，只要是陷入党内派别活动，或者涉及里通外国问题，一概“六亲不认”，他的妻弟斯瓦尼泽因被揭发出参与间谍活动而在肃反中被处死，就足以说明问题。
另外一方面，肃反之所以在当时苏联国内引起如此巨大的响应，是因为十月革命后，社会秩序变得比较稳定，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人们普遍珍视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当他们听说体制内存在破坏分子、特务间谍时，便不仅支持苏维埃政府采取严厉的惩办措施，而且纷纷起来进行揭发，这使得肃反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当然，在这样的揭发运动中，有可能存在把人民内部矛盾、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敌我矛盾的情况，甚至不排除存在诬告的情况。1938年1月，《真理报》专门发表题为《为被错误开除的人平反，严厉制裁诬告者》的社论，可见当时的苏维埃政府对这一问题已经有所认识。
总而言之，苏联当时的肃反运动是在阶级斗争比较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场反渗透、反复辟的斗争，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起了重大作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的，大方向应该肯定。
1991年时，苏联这个世界强国被暗藏在内部的敌人和异己分子搞垮的沉痛事实，恰恰说明斯大林当年对内部敌人的担心并非多虑。
当然，由于肃反运动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出现扩大化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难免的，后人对其进行分析总结，概括出应有的经验教训，是应当的。但是，这里有一个站在什么阶级立场去分析、总结的问题。须知，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各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直在竭力诋毁、丑化肃反运动，这就不能不让我们警惕。
如前所述，当时的肃反运动是受到苏联全体人民热烈拥护和响应的。因此，如今帝国主义、各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诋毁苏联的肃反运动，就是侮辱苏联人民，就是要丑化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丑化斯大林，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不只是要打倒斯大林个人，而是要丑化、进而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对于斯大林个人的评价，同样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我们并不是不允许对斯大林进行分析，但是我们首先要尊重事实，而不能人云亦云、道听途说。其次，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站在什么立场上去评价斯大林，这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如果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那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大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立下的丰功伟绩远远大于他曾经犯过的错误。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对斯大林的财产进行清理和公布，斯大林留下的财产只有一个烟斗，这个烟斗是美国总统罗斯福送给他的私人物品，一个红色笔记本，2件日常换洗的上衣，5条深色长裤，还有1000卢布，再无其他任何东西。经过对斯大林财产的公布，那些津津乐道于给斯大林编造各种谣言的人，全都哑口无言了。
但正如列宁说过的那样，即使几何定理违背了人的意志，人也要将它推翻。斯大林的无私和廉洁是明摆着的，可是各国反动派为什么偏要极力诋毁、丑化斯大林呢？那是因为斯大林曾经跟帝国主义作过坚决的斗争，不仅跟德国法西斯作过坚决的斗争，“二战”后跟英美帝国主义也作过坚决的斗争；还因为斯大林对国内、党内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历来持零容忍态度，所以苏联国内、苏共党内的一些人，在斯大林逝世后便拼命诋毁斯大林，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斯大林曾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墓上，但历史的风会毫不留情地把这堆垃圾刮走。”
张捷老师在《谈如何正确看待斯大林》一书中指出，最近几十年来，由于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造成了种种严重恶果，俄罗斯社会比较普遍地出现了怀旧情绪，人们开始比较冷静和客观地看待苏维埃时代存在过的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对肃反问题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许多正直的学者利用档案材料解密的有利条件，对肃反问题做了认真细致的研究工作，澄清了许多事实，揭穿了许多谎言，恢复了事情的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对肃反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一味否定，而是开始采取分析的态度。对斯大林这位历史人物的看法更是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在群众中的威望迅速得到了恢复和提高。
根据俄罗斯的许多舆论调查和研究机构的多次调查研究，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被调查者肯定斯大林的功绩和他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电视频道“俄罗斯”制作了一个评选“俄罗斯名人”的节目，首轮投票结果，斯大林位居榜首。虽然节目制作者采取了各种手段力图扭转局面，但是最后评选结果，斯大林仍位居第三。有人高兴地说：“斯大林回来了！”
反观肃反运动，它对当时的苏联有没有好作用呢？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德国政府通过苏联驻布拉格使馆与俄罗斯的一些重要人物保持着联系。阴谋的目的是推翻斯大林，在俄罗斯建立新的亲德国的制度。苏维埃俄罗斯着手进行清洗，这场清洗是毫不留情的，但至少是需要的，它清洗了政界和经济界。苏联军队不受亲德分子控制了。”
再说一下在肃反期间担任美国驻苏大使的戴维斯的看法。他在1941年战争爆发后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我们通过联邦调查局的努力知道希特勒的间谍到处都在活动，甚至在美国和南美。德军进入布拉格时得到格伦的军事组织的积极支持。挪威、斯洛伐克、比利时也是如此……然而在俄罗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类似的事。‘希特勒的帮手在哪里呢？’经常有人这样问我——‘他们被枪毙了’，我回答道。到现在才开始认识到，苏联政府在清洗的年代做得是多么富于远见……”
当年，受到法西斯德国所进攻的国家，无不潜藏着希特勒的“第五纵队”，而苏联却不存在这样的“第五纵队”，这与之前的肃反运动，确实有着很大的关系，连英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家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但是，苏联和联共（布）内部的思想分歧却由来已久，内部派别斗争也一直未断，即使经过肃反运动、即使在战胜了法西斯德国以后，思想上、政治上的叛徒仍然层出不穷，斯大林逝世后出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有人据此认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不灵了，因为你看，苏联的党内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嘛！我们说，如果不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像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之中，就不会在短期内迅速工业化、迅速增强综合国力，也不会战胜德国法西斯。问题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侵入了党内、侵入了党内领导层，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怎样解决这一问题，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有的年轻人会问，为什么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会侵入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并进而有可能导致蜕化变质？为什么资产阶级政党内部不会被无产阶级思想所侵蚀呢？其实，列宁在1902年撰写的《怎么办》这一著作中，就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
列宁指出，在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总是占据优势，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举手投降了，就认为资产阶级强大无比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失败了。我们必须想方设法进行斗争，去战胜强大的资产阶级。
苏共解散、苏联解体，有些人硬说是“斯大林模式”造成的。这纯属牵强附会，目的仍然是要否定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苏联解体，恰恰是苏共蜕化变质的结果。
有人就说，一个执政党蜕化变质，导致国家解体、人民遭殃，使得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不战而胜”。那么，是否可以多搞几个无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这样的话，假如一个党蜕化变质了，还有其他的无产阶级政党呀！我们说，这种想法只是主观臆想。
请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高层那些反对派，虽然都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有哪个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立场呢？有哪个比斯大林更高明一些呢？再看那些反对派面临思想、政策分歧时的所作所为，他们有一点点民主作风吗？如果他们上台，会比斯大林更温和一点、“更民主”一点吗？我们说，未必！
还有人说，既然社会主义国家都遭遇了“党变修、国变色”的劫难，是否可以认为列宁指引的“一国胜利论”不灵了呢？我们说，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遭遇“党变修、国变色”的劫难，就认为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不灵了，这其实是一种“存在即合理”的实用主义哲学。世界上任何东西，既然存在了，它就是天然合理的吗？一种情况发生了，它就是历史必然吗？如果这样看问题，那么历史上任何革命运动遭遇挫折、遭遇失败，是不是都是必然的呢？这样来看问题，是否可以得出“革命必败”的结论呢？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不能说“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而只能说“存在的，都是有原因的”。既然一种情况出现了，我们就要设法探求其中的原因，找出问题所在，以利于我们去克服障碍、解决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遭遇“党变修、国变色”的劫难，它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这个斗争又往往反映到党内、反映到党内领导层内部。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例如当时的苏联，党内高层的机会主义者，他们有些人可能未必意识到自己的主张有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一问题，即使当时的历史人物没搞清楚，后人也应该逐渐明白了。
另外，面临思想分歧、政策分歧，怎样把握斗争的分寸？能不能一有分歧就搞派别组织、就开展派别活动？如果那样的话，会不会把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搞垮？
1921年，在布尔什维克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要求允许在党内建立正式的派别组织、允许公开的派别活动，列宁则表示决不许可。列宁指出，我们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处在生死存亡的境地，如果那样做，就会极大地干扰我们的工作。
那么，怎样处理好党内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我们后人、特别是决心继承列宁、斯大林遗志的人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当然，如果这个斗争没能处理好，则有可能导致“党变修、国变色”。因此，不能据此就下结论说，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不灵了。
托洛茨基其实并不完全同意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他认为，必须等待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兴起，作为强大的后盾，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开展起来，而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支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则无法支撑下去。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有些托派就跳出来大喊大叫：“怎么样？托洛茨基的预言应验了吧！”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这完全是一种错认因果的巫术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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