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因为隆重纪念建党100周年的缘故，拍摄了很多反映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早期革命家活动的影视剧，如《1921》《革命者》等等，这是很好的事。
但必须指出，由于主创人员受到思想水平、视野，乃至立场、情感等因素的限制，这些作品主要集中于真真假假的“故事”，而不是“思想”，这些革命先辈对中国社会的深邃思考，对当年世界范围内各种新思潮的辨析，被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
这无助于观众贴近、感受那段历史，更无助于观众去理解、把握革命先辈的初心了。
比如，《革命者》这部以李大钊为主角电影，居然完全回避了李大钊和胡适之间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而这场发生在1919年的争论，可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播到中国之后，进行的第一场“理论战役”，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胡适的所谓“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的“主义”，是有非常具体的指向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而李大钊则针锋相对地声明：
“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所以谈主义是必要的，如果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
如果说，“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障碍的第一回合，那么在北伐前夕，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新右派之间关于“孙文主义”的争论，则为第二回合。
1925年孙中山去世之后，为了争夺“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国民党新右派中的“理论家”戴季陶连续抛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企图彻底切断“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转而将孙中山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统接榫。
戴季陶写道：
“中山先生的基本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实在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
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戴季陶又说：
“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接近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
在这一基础上，戴季陶梳理出了“孔孙道统”的概念，并声称“孔孙道统”是“中国的”，而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国民党既然是“孔孙道统”的承载者，就应该具备“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反对以“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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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在这里，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即把“中国的”和“外来的”之间对立绝对化，而忽略（或故意不承认）人类社会存在“共同”、“相通”或能够相互契合、理解的思想。
1925年12月，即戴季陶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小册子不久，郭沫若就在《洪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穿越文”《马克思进文庙》。
这篇文章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幽默的笔调，描写了马克思走进文庙与孔夫子对话的场景。对话的结果是，孔子对马克思惊叹：
“你这个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
而马克思对孔子惊叹：
“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
这篇短文，反驳国民党新右派的用意非常明显，也体现了郭沫若一贯的尊孔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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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戴季陶早已沉没在历史长河中了，但“戴季陶主义”却阴魂不散，因为总还是有人以“马克思是外国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为由排斥马克思主义，企图回到“完全的中国正统思想”上去。
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马克思进文庙”、“马克思遇到孔夫子”的问题，就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而山东大学何中华教授所著的《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正是这样一本书。
这本书，以马克思与孔夫子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的相遇为主线，通过特定历史语境的还原，试图从哲学观念、文化原型、精神气质等维度，揭示这种相遇的内在可能性，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何中华教授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洞见是：马克思主义与孔夫子的儒家学说，虽然在自觉的层面更多地表现为冲突，但在无意识层面却更多地表现为融会贯通，比如儒学的“天人合一”思想与马克思所主张的“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等。
在这方面，何教授的结论和郭沫若《马克思进文庙》一文的结论，颇有一点不谋而合。
由于二十世纪以来，人类追寻理想社会的努力不断遭遇挫折，许多人陷入失败主义情绪，更愿意谈“问题”，不愿意谈“主义”，但正如革命先辈李大钊所指出的，人类要进步，要寻求光明的前途，离开“主义”指引不行的。对历史、对未来，我们仍然需要从哲学的高度进行思考，而《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书，对我们进行这样的思考，一定会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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