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死亡之夏”似乎正在迅速演变成“监控之夏”。
在导致约400万印度人死亡后，第二波新冠疫情正在退去。政府公布的官方死亡人数仅有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40万。在纳伦德拉·莫迪的敌托邦（dystopia）中，尽管火葬场上空烟雾还未散尽、大地已沉为万人墓冢，但街道上仍出现了巨大标牌，上面写着“谢谢您，莫迪先生”(这是在提前表达人们对“免费疫苗”的感激之情，虽然它很大程度上仍然无从获得，而且95%的人口还未接种)。在莫迪政府看来，任何统计真实死亡人数的意图都是针对印度的阴谋——就好像官方统计之外的数百万死者都是演员，他们出于玷污印度国际声誉的可鄙目的，在航拍照片里那些来不及深挖的集体墓穴中恶意躺倒，或伪装成尸体漂入河中，或在城市街边自行火化。
如今，印度政府及其喉舌对来自17家新闻机构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提出了同样的指控，这些记者与“禁忌故事”（Forbidden Stories）和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合作，共同挖出了一起有关全球大规模监控的新闻。据报道，一些国家的政府购买了由以色列监控公司NSO集团开发的“飞马”（Pegasus）间谍软件，在这些国家的名录上印度赫然在列。NSO方面表示，它只向那些通过人权记录审查并承诺只将软件用于国家安全目的（即追踪恐怖分子和罪犯）的政府出售其技术产品。
“技术无法倒退。”爱德华·斯诺登和纳伦德拉·莫迪，图源:Guardian EPA Getty
看来已通过NSO人权测试的其他国家包括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巴林、阿联酋和墨西哥。那么，究竟是谁就“恐怖分子”和“罪犯”的定义达成了一致？这是否仅由NSO及其客户决定？
除了间谍软件的高昂费用（监控每部手机要花费数十万美元），NSO每年还收取该项目总成本17%的系统维护费。一家外国公司提供服务、维护监控网络，代表另一国的政府监控该国公民，这其中肯定有叛国的成分。
新闻调查小组检查了一份泄露名单，其中包含50000个电话号码。调查显示，其中1000多个号码是由NSO的一个印度客户选定的。这些号码是否被成功入侵，或是否曾遭到入侵威胁，只有手机被提交物证鉴定后才能确认。在印度，几台已经过鉴定的手机上发现了“飞马”软件的入侵痕迹。泄露名单中包括反对党政治家、异见记者、活动人士、律师、知识分子、商人、一名违规的印度选举委员会官员、一名违规的高级情报官员、内阁部长及其家人、外籍外交官员，甚至包括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
印度政府发言人谴责了这份名单，称其是伪造的。密切关注印度政治的人都知道，即便是见识广博、经验老道的虚构作家也编造不出这样一份极具可信度的名单，其中包括执政党认定的嫌疑人或其政治计划的敌对者。这份名单布满微妙之处，引出纵横交错的故事。一些意想不到的名字出现在其中，不少预计出现的名字却不在榜上。
我们得知，一个未接来电就足以将“飞马”安装在目标手机上。想象一下，未接来电这枚“导弹”装载着无形间谍软件的“炸药”向手机袭来。这是一枚与众不同的洲际弹道导弹，它足以摧毁民主、将社会化为原子，而且不受繁文缛节的困扰——无需授权、武器协定、监督委员会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监管。技术自然是价值中立的。这不是任何人的错。
NSO与印度的友好合作或许始于2017年的以色列，当时印度媒体称之为莫迪和内塔尼亚胡的“兄弟情”——他俩卷起裤管，一同在多尔海滩旁泛舟。他们在沙滩上留下的不仅仅是脚印，因为正是从那时起，印度的电话号码开始出现在名单上。
同年，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Security Council）的预算增长了10倍，其中大部分被分配给了网络安全。2019年8月，在莫迪赢得连任后不久，印度异常严厉的反恐怖主义法《非法活动（预防）法》（UAPA）（成千上万人根据该法被监禁且不得保释）的适用范围从组织扩大到个人。毕竟，组织没有智能手机——这是一个重要细节，就算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这必然扩大了授权范围，相应地也扩大了市场。
在议会就该修正案进行讨论时，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说道：“先生，枪支不会带来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的根源在于传播恐怖主义的宣传……如果这些人全部被认定为恐怖分子，我认为每个议员都不应对此有任何异议。
“飞马”丑闻如今已在议会的季风会议（monsoon session）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对派要求内政部长下台。安于其多数地位的莫迪执政党派出阿什维尼·瓦什纳夫（Ashwini Vaishnaw）在议会为政府辩护，后者新近宣誓就任铁路、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长。可能会令他颇感羞耻的是，他的号码也在泄露的名单上。
如果抛开政府声明中虚张声势和混淆视听的官僚主义，便会发现其中并无任何彻底否认购买和使用“飞马”软件的内容。NSO方也未曾否认销售这款软件。以色列政府已经开始对滥用间谍软件的指控展开调查，法国政府亦如此。在印度，资金流向迟早会将我们引向无可抵赖的铁证（smoking gun）。不过，铁证又将把我们引向哪里？
想想吧，共有16名活动人士、律师、工会成员、教授和知识分子（其中许多是达利特）因比马·科雷冈案（Bhima Koregaon case）被长期监禁。他们被离奇指控阴谋煽动2019年1月1日发生在达利特和高种姓群体之间的暴力事件，当时数万名达利特聚集在一起，纪念比马·科雷冈战役胜利200周年（在这场战役中，达利特士兵与英国人并肩作战，击败了婆罗门主义暴政——佩什瓦人政权）。在泄露的名单上，出现了比马·科雷冈案16名被告中的8人及其家庭成员的电话号码。由于他们的手机被警方扣押，无法送去进行物证鉴定，因此无法确定他们的手机是否真的曾被入侵。
近年来，我们中有些人对莫迪政府为诱捕其敌人而采取的险恶手段已经了然于心——这可不仅限于单纯的监控活动。《华盛顿邮报》最近发表了马萨诸塞州一家数字取证公司阿森纳咨询（Arsenal Consulting）的报告结果，后者检查了比马·科雷冈案两名被告罗纳·威尔森（Rona Wilson）和苏伦德拉·加德灵（Surendra Gadling）的电脑拷贝。调查人员发现，两人的电脑都曾遭到身份不明的黑客入侵，作为罪证的文件被放置在他们硬盘上的隐藏文件夹内。仿佛是为了增加戏剧性，这些文件中甚至包含一封可笑的信，其中描摹了一场暗杀莫迪的老套阴谋。
阿森纳报告的重大影响并未使印度司法部门或主流媒体为正义采取行动。恰恰相反，正当它们努力掩盖真相，遏制报告可能带来的影响时，比马·科雷冈案的被告之一，84岁的耶稣会神父斯坦·斯瓦米（Father Stan Swamy）——几十年来，他帮助贾坎德邦（Jharkhand）的部落民反抗大公司对其土地和家园的掠夺——在狱中感染新冠后痛苦死去。被捕时，他已身患帕金森和癌症。
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飞马”？如果愤世嫉俗地将其视为一个古老游戏（统治者从来都在监视被统治者）在新技术下的重复，这将是严重的错误。这不是寻常的监控行为。手机是我们最私人的自我，它们已经成为我们大脑和身体的延伸。通过手机进行非法监控在印度并不新鲜，每个克什米尔人都知晓这一手段。大多数印度活动人士也知道。可是，如果我们把入侵和接管手机的法律权利让与政府和公司，就等于自愿被侵害。
被揭露的“飞马”项目表明，这种间谍软件的潜在威胁比以往任何形式的监控都更具侵略性，甚至比谷歌、亚马逊和脸书的算法（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在其中生活和释放欲望）更具侵略性。这不仅是口袋里装着间谍的问题，它更像是让你的一生所爱——或者更糟，让你自己的大脑，包括其不可触及的角落——检举告发你。
“飞马”这样的间谍软件不仅将遭入侵手机的用户置于危险中，还会使其朋友、家人和同事构成的整个社交圈处于政治、社会和经济风险之下。
异见者、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分析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对大规模监控的思考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长久和深刻。他在最近接受《卫报》采访时警告道：“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售卖这项技术，那么它的目标将不仅仅是5万个。它将会有5000万个目标，而且这一现实的到来将比我们任何人预期的都快得多。”我们需要重视他的话。他一直是局内人，目睹了这一监控现实的到来。
差不多7年前的2014年12月，我在莫斯科见到斯诺登。当时距离他因厌恶政府无差别大规模监控本国公民而成为吹哨人已有一年半的时间。他在2013年5月完成了大逃亡，并慢慢习惯了逃亡者的生活。泄密《五角大楼文件》的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约翰·库萨克（John Cusack）和我三人前往莫斯科去见斯诺登。三天里，我们躲在酒店房间谈论监控和间谍活动的话题，俄罗斯的冰冷冬日在窗玻璃上肆虐。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它会将我们带向何处？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当“飞马”事件的消息传出后，我翻出我们当时聊天录音的文字记录。它长达数百页，读来我毛骨悚然。当时刚步入三十岁的斯诺登作出了可怕预言：“技术无法倒退，技术不会消失……它将变得更廉价、更高效、更易获得。如果听之任之，我们会毫无知觉地步入全面监控国家。这时，会出现超级国家，它一方面拥有运用武力的无限能力，另一方面因无所不知故能将这武力瞄准目标——这是非常危险的组合……这就是未来的方向。”
斯诺登评论间谍软件：“这个产业不应该存在”。图源：卫报视频截图
换句话说，在我们迈向的未来中，治理者将是对人们了解得一清二楚的国家，而人们对国家的了解却越来越少。这种不对称性只会引致一个方向：恶性状态和民主的终结。
斯诺登是对的，技术无法倒退。但也不能允许它作为不受监管的合法产业运行，在自由市场的洲际高速路上收割利润、开花结果。需要立法反对它，将它驱赶至地下。技术或许可以存在，但产业不必。
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做？我会说，回到老式的政治世界。唯有政治行动能遏止或降低这种威胁，因为当技术被合法或非法使用时，它将始终处在我们时代的复杂矩阵之中：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种姓制度、性别歧视。这仍将是我们的主战场——无论技术本身如何发展。
我们将不得不迁回一个我们不被自己的亲密敌人——手机——所控制和支配的世界。我们必须尝试在数字监控的窒息领域之外重建生活、抗争和社会运动。我们必须赶走那些对我们部署监控的政权和体制。我们必须竭尽所能撬动他们对权力杠杆的控制，尽力弥补他们造成的破坏，并夺回他们盗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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