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属于国家软实力，对内是指引领社会舆论、塑造良好社会生态的能力，对外是指捍卫国家文化主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塑造国际舆论的能力。
权力是有边界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就是边界意识；不在其位而谋其政，这就是越界；在其位而不谋其政，这就是缺位。
话语权力也有边界，西方话语是对西方特殊性的揭示，是西方经验的理论提升和表达。亨廷顿曾明确指出：“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但是，现在之所以出现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论，把西方地域性的经验上升为普世性的法则，把民族性的知识上升为世界性的知识，以西方经验为遵循，以西方标准为尺度，以西方是非为圭臬，就是因为西方话语缺乏边界意识，从它的边界之内越界走向边界之外。
话语越界是常态，话语天生具有越界的本能、扩张的冲动。
话语越界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源于西方的宗教使命——传播“福音”的世界使命，源于文明优越的傲慢立场，也是服务于利益扩张的需要。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其目标是让西方的价值观统治世界，实现思想的征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承认，“美国深信自己国内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实施这些原则对他国有益无害。美国的对外交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而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它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
美国商务部前高级官员罗斯科普赤裸裸地宣称：“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那么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他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上述论调完全反映了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美国东方学家萨义德指出，“帝国主义”一词的内涵远非是“领土的扩张”“军事的侵略”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包括“文化的改造”“社会的重建”“标准的统一”，即世界的同质化。
人类有办法解决行政权力的越界，但对于如何约束话语权力的越界，世界各国似乎没有特别有效的措施，人类迄今尚未发明一套捍卫文化主权、抵制文化侵略、约束话语越界的治本之策。
话语越界，归根结底是资本驱动的结果。马克思曾批判说，资产阶级到处推行所谓文明制度，试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力图“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但是，马克思也指出，资产阶级极度伪善、野蛮、卑鄙，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将野蛮民族纳入文明世界中来，他们的行动“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他们用“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
地理大发现以来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仰仗经济成功带来的物质力量，凭借资本注入的强劲动力，携着胜利者的余威走向世界，所向披靡，西方的地域性话语第一次披上了普世主义的面纱，成功跨越了地理的边界、民族的界线、宗教的鸿沟、语言的障碍，膨胀为世界性的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世界史意义上的强势话语。美国左翼学者彼得拉斯指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在这里，彼得拉斯揭示了话语霸权的双重逻辑，即资本逻辑和政治逻辑，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是首要的逻辑，政治逻辑服从和服务于资本逻辑。
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西方文化殖民、话语霸权，既是21世纪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关乎世界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重构的正义事业。亨廷顿尽管骨子里是地道的西方中心论者，但他显然也看到了文明扩张、话语越界的不合理性、非正义性和危险性。他说：“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说它是错误的，因为它背离了文化多样性的现实；说它是不道德的，因为它意图按照自己的模样塑造非西方世界，用一套单一的话语解释全人类的故事，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说它是危险的，因为它有可能导致不同文明间的冲突甚至战争，最终伤及全人类的利益，西方国家也难以独善其身。21世纪不终结西方话语霸权，就不可能推进全球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构，就不可能走向全球正义的世界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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