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于《共产党宣言》而成就于《资本论》的资本主义科学批判方式，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描述而揭示出了资本主义所内含的矛盾必然会由于利润率的下降，最终导致这一生产方式存在的不可能性。这一批判方式比《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论的道德批判方式，对于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因而更重要。因此我们应当从目前流行的将《资本论》视为对于资本主义道德批判的理解方式中，回归《共产党宣言》所开启的资本主义科学批判之路。
——王南湜
在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进路上，以《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手稿》) 为代表的马克思早期思想与以《资本论》为代表的后期思想之间存在着差异，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客观事实，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一事实。在马克思思想阐释史上，先前曾有过的是简单地抛弃早期思想，将之视为不成熟，再后有过的是将两者割裂，以两个马克思立论，还有的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对之加以关注的那种反以往之道而行之，将后期思想还原为早期思想的理论进路。这后一种理论进路在 20 世纪初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之际曾呈现为一种潮流，而近年来在国内学界似乎亦有兴起之势。一个突出表现便是，与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一些西方国家《资本论》一书突然大为畅销相应，国内学界也兴起了《资本论》研究热。但颇为不寻常的是，最该“热”的经济学界却似乎并不是很“热”，反倒是以往对《资本论》关注不多的哲学界，甚至文学界，其研究“热”度却超乎寻常。但哲学界乃至文学界对《资本论》的研究“热”度却似乎又是以将《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旨解读为哲学性的意识形态或道德批判为主导的，也就是说，是将《资本论》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原为以《手稿》中的异化批判思想为主导的。但实在地说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读。正是这种误读，看起来其批判之势颇为浩大，却反而遮蔽了真正具有更强穿透力的科学批判维度。从思想发展史的逻辑进路上看，这种误读根源于对于《共产党宣言》( 以下简称《宣言》) 这一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开启了对于资本主义系统性科学批判之关键文本意义理解上的不足。因此，便有必要回归马克思资本主义科学批判之系统性开启的《共产党宣言》，进而通过辨析以往对于《资本论》之误读，澄清《资本论》之批判主旨，以为重构当代真正富有力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放出新的可能性。
一、《共产党宣言》: 资本主义科学批判之系统性开启
资本主义批判可以说是马克思几乎终生从事的使命性事业，但这一批判却在生命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尽相同的方式和着力点。在其早期代表性著作《手稿》中，这一批判主要是基于“人是对象性活动”这一新创的本体论命题而建构的异化劳动理论去进行的。其理论进路是从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本原性规定出发，对比当下劳动者的异化状态，从而认定“应当”改变这种非本原的即异化的生存状态，而这种改变的目标便是扬弃了异化，从而解决了种种矛盾的共产主义社会。显然，这种批判方式虽然也有关于历史的描述，但这种描述并非是着眼于基于经验性科学研究的客观认知，而更多的是着眼于一种思辨性的宏阔的历史哲学的历史目的论的“应该”。在随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以下简称《形态》) 中，马克思虽然已经对黑格尔式的思辨历史哲学展开了批判( 且这一批判也在后来被认为是对于自己思想的清理) ，并与之相对而强调建构唯一的“历史科学”，且用分工及生产方式发展来说明历史，但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却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基于用分工理论中介绍过了的“异化”理论来进行的，即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导致的人的整体性、全面性的丧失，使人成为片面的、抽象的人来论证消灭私有制的合理性的。在随后的几年间，马克思通过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初步形成了其剩余价值概念，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资本主义科学批判之路已经开启。但这些思想与之前的“历史科学”观念之间的关联，在这一时期的著作如《哲学的贫困》中，尚未得到系统的阐发，而《共产党宣言》的写作，则提供了一个系统地阐述他们新思想的机会。可以说，正是在《宣言》中，马克思开启了系统性的资本主义科学批判之路，而在《资本论》中则达于完备。因此，在人们对《资本论》重新燃起阅读热情之时，回顾《资本论》中达于完备的资本主义科学批判在《宣言》中的开启，当能有助于人们更为深入地理解资本主义科学批判之深刻意义。
那么，何谓“科学批判”呢? 而《宣言》又是如何开启系统性的资本主义科学批判之路的呢?
所谓“科学批判”是相对于思辨的哲学批判而言的。这种思辨性的哲学批判立足于一些关于世界本原或人类本质的思辨性的哲学设定，将人类历史描述为这些理想性本原规定的展开过程，并将不合于这些本原规定的现实社会视为本原之堕落或者内在的发展环节，然后通过揭示现实社会存在背离本原规定而宣称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并由之号召人们加以改变。而科学批判则立足于科学的客观性原则，从现实社会存在本身出发，客观地描述对象的产生、运行和发展变化趋势，揭示其内在矛盾和存在的限度，为人们改变现实提供真正客观有效的指导原则。这种批判看似秉承科学方法的价值中立原则，似乎不及那种思辨的哲学批判态度激昂，能唤起人们改变世界的热情，但就能够有效地服务于改变资本主义现实而言，却无疑是更为深刻的资本主义批判。因为改变一种不合理的社会存在和建成一种能够真正取而代之的新型社会，单凭激情不仅难于成事，且往往导向失败，而只有基于科学批判所提供的客观性指导，在适当的空间点和适当的时间点做适当的事情，方能够有效地成事。相对于这种对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而言，那种以鼓动革命激情为目的思辨的哲学批判，可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称其为意识形态批判或者归根到底的道德批判。
我们且看《宣言》是如何展开这种科学的批判的。通观《宣言》不难看到，它承接《形态》关于物质生产为决定性活动的思想，首先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迁入手，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这种生产方式不同于以往的地方在于: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但资产阶级的这些活动在客观上却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 “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 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
但资产阶级对生产工具，进而对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却并非其主观意愿，而是不这样它“就不能生存下去”。于是，与过去一切时代不同，在资本主义时代，“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结果是，“它按照自 己 的面 貌 为 自 己 创 造 出 一 个世界”。而之所以如此，“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
但是，切莫以为《宣言》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说的这些带有赞美性的词句是在为资产阶级评功摆好，以便使之能够长存，而是恰恰相反，是要通过描述其曾有的历史合理性而证明其现在已失去了历史存在的合理性。这就是紧接着前面赞美性词语的推论: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那么，“这是什么缘故呢? 因为……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当然，这也绝不是一种“欲抑先扬”的修辞策略，而是实实在在的关于客观历史的描述，或者可以说，是历史本身表现为了一种“先扬后抑”的辩证过程。
我们看到，这里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描述与《手稿》中诉诸历史目的论的道德或意识形态批判有着大不相同的形态，甚至与《形态》中尚留存的带有道德批判色彩的“分工异化论”批判也大不相同。至少就主导形态而言，《宣言》中所呈现的是一种客观的历史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也不是由于其道德上的罪恶，而是由于它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容纳“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
当然，《宣言》中没有也不可能全然排除价值判断和价值指向，如在全文最后部分，便写道: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这里的价值判断所指向的只是对于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可能状况的客观描述，并不是将之作为依据去论证资本主义之必然灭亡的。因此，《宣言》的主导思想是对于资本主义的一种系统的科学批判，即对于资本主义灭亡之必然性的宣判。
二、《资本论》: 资本主义科学批判之完成
然而，《宣言》中对于资本主义系统性的科学批判只是“开启”，而非完成。因为此时马克思尚未建立起完备的剩余价值学说，而只有剩余价值学说的完备化，方能够真正达到科学批判的水准，并真正超越道德批判。
对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归根到底是要站在科学观察者的立场上，客观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并由此揭示出资本主义灭亡之客观必然性，而非只是从道德上宣布其“应当”灭亡。
科学批判的前提是对于科学目标的确定，或者说，是对于理论研究之目标的转换，即由对于资本主义剥削之不道德的揭露，转向对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客观的刻画或描述。在这一问题上，由于李嘉图比之斯密更好地理解了政治经济学之本质目标，马克思因而对之大加称赞: “他向科学大喝一声: ‘站住! ’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而且，正是由于李嘉图抓住了政治经济学的本质任务，才能够进一步洞察资本主义社会之阶级结构: “同这个科学功绩紧密联系着的是，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以马克思的看法，李嘉图的功绩在于在其理论中做出了一个在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富有转折性意义的工作，那就是将客观的科学研究与直观的意识形态描述区别了开来。依照马克思的看法，对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人们一般只能从当事人的眼光去看、去理解，由于这种看或理解不能摆脱当事人的利害关系，因而便不可避免地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而只有超越了这种“局内人”的立场，才可能客观地去描述社会的运行机制。前一种描述主体，马克思称之为“非科学的观察者”，后一种描述主体，马克思则称之为“科学的观察者”。前者之所以不能客观地去描述现实生活，是因为他们已经“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因而只能从其实际的利害关系立场上去看待社会现实，而后者由于意识到自己的科学家立场，能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克制自己源于阶级利益的情感，因而能够客观地描述社会现实的运行机制。
在此我们便不难看出，马克思何以会对李嘉图大加称赞。马克思之所以称赞李嘉图而批评斯密，并不是由于李嘉图比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上作出了更多的理论上的创新贡献，也不是由于他比斯密更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本质，而只是因为李嘉图在此做出了斯密未能做到的“科学的观察者”立场的彻底化。不同于斯密经常将“非科学的观察者”立场与“科学的观察者”立场混杂在一起，李嘉图比较彻底地将两者区分了开来。正是由于李嘉图的这一彻底化，使得他能够从比较单纯的“科学的观察者”的立场上去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才能够从“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视角客观地描述出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如此一来，对于资本主义矛盾的揭示，便不是基于某种道德原则或理想的历史目的论原则，而是基于科学的观察者的客观性立场。
但不仅只有基于“科学的观察者”的立场，才能对资本主义运行方式做出客观的描述，从而才能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提供真正客观有效的指导，而且也只有基于这一立场，才能够对资本主义做出更为切中要害的批判。所谓批判，不外乎是指明所批判对象的不合理性。但所谓“不合理性”又可能基于两种“理性”: 一种是“价值理性”，另一种则是“科学理性”。前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基于人的主观原则之“理性”，而后者则是基于世界自身的客观原则之“理性”。基于前者的批判，可归之于道德家的“道德宣判”或法官基于道德原则的“法律宣判”，即从道德或法律原则上宣布所论对象的“非道德性”或“非法性”。而基于后者的批判，可归之于类似医学家基于生理学的“病理学宣判”。对于前一种宣判，被宣判者尚可为自己辩护或“上诉”，而对于后一种“宣判”，则一般而言是无以“自辩”或“上诉”的。显然，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而言，后一种“宣判”是更为致命的，而前一种“宣判”尽管亦有其重要意义，但对于资本主义的致命性则远逊于后者。就此而言，马克思之对李嘉图“科学的观察者”视角的重视，是在喻示我们，也必须从对“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的视角，去理解《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的科学批判的威力直截了当地指明了资本主义“生命”的“大限”或“死期”
那么，这种病理学“宣判”理据何在呢? 这一理据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的全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要揭示的利润率下降规律。我们且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3 卷中的如下论断: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表现在: 1． 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利润率的下降成为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在某一点上和劳动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发生最强烈的对抗，因而必须不断地通过危机来克服。2． 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无酬劳动的占有以及这个无酬劳动和物化劳动之比，或者按照资本主义的说法，取决于利润以及这个利润和所使用的资本之比，即一定水平的利润率。因此，当生产的扩大程度在另一个前提下还显得远为不足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而这就说明: “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这一基于资本主义病理学的“宣判”，首先所针对的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为“自然”的亦即永恒的存在方式的批判，并通过破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一关于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先验幻相”而进一步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
三、回归马克思资本主义科学批判之主旨
上面的简单分析已足以得出，开启于《宣言》，完成于《资本论》的资本主义系统性的科学批判，乃是马克思的核心观点。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核心观点却并未得到适当的理解，反而不断遭到不同方面的误读。如果我们对这一误读的方式作一概观，就不难发现，这些误读的主导方式乃是并未认识到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方式从《宣言》到《资本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却仍然误以为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批判仍然不过是《手稿》中的基于历史目的论的道德批判。基于这种误读，就不难理解在经济学家已不大关注《资本论》的情况下，为何在哲学界甚至文学界却兴起了《资本论》研究“热”，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研究者对于《资本论》的关注主要集中于第 1 卷第 1 篇，尤其是其中基于“价值形式”理论而关于“商品拜物教”及“货币拜物教”的分析。当然，毫无疑问，哲学界关注《资本论》总归是一件值得予以积极评价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如果研究者们将《资本论》主要地解读为一种类似于道德批判之书，而忽略了其中的科学批判这一根本性主旨，则其积极意义就不能不大打折扣。
无疑，长期以来居于支配地位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决定论甚至经济决定论解读是存在着严重问题的，但这一解读方式的失误并不在于对于《资本论》的决定论解读，而在于它将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全然解读为历史决定论。因为《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体系，不可避免地是决定论的，否则的话，它就不具有通过客观地描述资本主义运行机制而揭示其存在的“有限的历史性”即其“大限”的功能。其失误只在于它把历史唯物主义只解读为决定论，而未看到马克思即使在《资本论》时期亦仍保持着其早期思想中关于人的能动性的观念。换言之，其失误在于未能从双重逻辑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而只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片面的理解。而源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于《资本论》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解读，在纠正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的时候，却矫枉过正，连同马克思思想中最为重要的对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维度也抛弃了。而当今对于《资本论》的哲学解读，尽管距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写作年代已近百年，但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却依然步卢卡奇的后尘，甚至还有内格里等人试图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全然解读为一种鼓动革命的传道书，而未意识到这条理解道路的严重缺陷。就此而言，雷蒙·阿隆对于萨特等人的批评对此一理论症状，亦仍有其恰当性: “所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历史哲学的作者，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伊波利特还是费萨尔，都不厌其烦地引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们相信，能在那里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秘密……都根据这种哲学空想解释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在我看来，他们的错误和正确都在于此: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概念结构始终是由异化概念，由人向自己的人性复归这个一贯的和含糊的观点来表示的。但是，如果马克思没有以科学的严谨性证明共产主义的出现的抱负和希望，那么他就不必花费 30 年的时间来撰写《资本论》( 还没有完成《资本论》) 。如果 50 年代的巴黎方式能满足他的证明真理的要求，那么只需几页的篇幅和几个星期的时间就足以对资本主义的人类状况进行存在的分析。”因此，必须回归《宣言》所开启而为《资本论》所成就的对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主旨，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必须在不放弃青年马克思所主张的能动性原则的基础上，重新纳入科学批判的原则，回归马克思科学批判的真精神。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回归马克思资本主义科学批判之真精神呢? 那就是正视马克思所全力揭示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在现实历史中的遭遇，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马克思写道: 利润率下降规律，“虽然十分简单，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理解，更没有被自觉地表述出来”。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于他所发现并致力于论证的这一资本主义最为本质的规律的重视。“这从每一方面来说都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规律。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是最重要的规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这一规律的理解，尤其是对这一规律重要性的理解，似乎与马克思本人的重视，形成了一个极其明显的反差。即便有不少人对这一规律进行了研究，但由于未能真正理解这一规律的真实意义，因而这种研究也大多并未切中问题之症结。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一规律进行了实证性研究，并得出了若干似乎支持这一规律成立的结论。如新近有两位作者指出: “整个 20世纪，资本主义经历了从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再到国际垄断的发展。垄断时期利润率的下降和上升阶段交替出现，但总体趋势是下降的。促使利润率阶段性上升的因素证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表明了在垄断时期，特别是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阶段性的利润率上升以事实说明马克思所提出的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和对外贸易等因素阻止了利润率的下降，使其具有趋势的性质，垄断时期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以一种较为复杂的形式出现。”但若认真考察起来，就会发现这类研究往往忽略了马克思在讨论这一规律时候所设置的条件。这一条件便是马克思在论述利润率下降规律时，所设定的条件是抽象的单一市场，而非具体的现实世界市场。但现在人们的讨论却与之相反，是在现实世界市场的条件下进行讨论。因此毫不奇怪，由于所设定的条件与马克思的不同，是不可能得出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至多也只能得出一些所谓总体趋势是下降的之类模糊的说法。与之相关，由于设定条件不同，无论得出的是对于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肯定还是否定，从科学验证的角度看，事实上此类所谓的“证实”或“证伪”大多恐怕都是无效的。
如果要对利润率下降规律进行实际验证，便或者必须完成马克思 1858 年春天关于《资本论》的六分册写作方案之构想，从关于“资本”的一般性讨论进展到“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将这一规律在世界市场的条件下具体化; 或者需要使得整个世界市场成为接近于单一化的市场。在前一个方面，人们似乎并未以马克思的方式推进这种研究，但在后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正在展现出走向世界单一市场的趋势，尽管这一进程还会充满曲折，不会风平浪静，长驱直入。而如果全球化发展的这一趋势持续下去，那么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最为重要的规律就有机会获得经验证实，从而也就能够直接展现马克思资本主义科学批判的现实力量。就此而言，马克思所主张的资本主义科学批判在全球化发展方兴未艾的现时代，也就具有了比以往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因而也就要求我们回归这一批判方式，认真对待这一批判方式，并基于现实社会生活所提供的新鲜经验而发挥发展这一批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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