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随着国家“双减”政策的发布，教培行业的去向问题可以说是一大热点。针对这个问题，朱海就教授发表了《教培：取缔代替监管的根源》一文，认为教培行业不应该被取缔而只是需要“正确的监管”。
然而，在我看来，朱教授的这篇文章，漏洞委实有点多了。
在文章的开头，朱教授提出“我们既反对不恰当的监管，也反对不监管或放任自流”，由此引出需要“正确监管”的观点。
单看这句话，似乎是正确的，任何事物也的确应该有“度”。但问题是，朱教授这句话只是强调了监管的问题，似乎任何事物都只需要有度的监管即可。对于大多数行业来说，这也无可厚非。然而，是不是所有的行业都仅仅只需要所谓的“正确的监管”呢？
朱教授还在这里提到了近期同样火热的一个话题——游戏。在他看来，厂商是有权利开发游戏的。与之对应的，教培机构当然也有权利去做教育培训。如此说来，那毒贩其实也应该有权贩毒——毕竟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有何不可呢？
但是事实是，毒品问题一直都是中国的高压红线。在毒品面前，就不存在什么“监管”的问题。
所以说，朱教授只是在强调监管，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些所谓的“行业”其实压根就不应该存在。
接下来，朱教授强调了该如何产生“好”规则，也就是实现“正确监管”的前提。在这里朱教授主要是提了两点：一是要“放开”，二是“政府不能垄断规则的生成，而是服务于规则的生成。政府作为代理人，只能是上述规则的执行者，而不是建构者”。
先来看第一点——“放开”。在朱教授看来，只有放开了，人们的才能才可以尽情发挥。然而朱教授只是盯住了放开的好处，却没有看到放开的坏处。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名词叫“负外部性”，如果真的完全“放开”，放开过程中所出现的负外部性可能是我们无法承受的。对此表示怀疑的话，可以去看看马云的蚂蚁帝国是如何被叫停的。
再来看第二点。我来翻译一下朱教授的意思——教育培训是老百姓的选择，政府不能违背民心，所以教育机构不能取缔只能进行正确监管。
初次看到朱教授提出的第二点要求之时，我就想到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政府简直是完美符合朱教授的这一要求。这个国家就是加拿大，一个大麻合法化的国家。民众就是喜欢抽大麻，那这当然就是民意了，所以政府也就只需要把大麻合法化再进行“正确监管”就可以了。
回到教培行业，即使教培真的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选择，政府也绝不应该听之任之，更何况“教培是民意所向”这个说法还要打一个重重的问号。目前整个教培市场的火爆状况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说人们都是打心眼里愿意送孩子去上课外补习班，我是坚决不信的。换句话说，教培行业的兴起压根就不是什么不可阻挡的自然规则。
因此，朱教授的第二点，我认为也是站不住脚的。
之后，朱教授又提出，教培和游戏行业出现种种问题，“不能归为市场本身的问题或资本的问题，而是要从规则的生成上找原因”。
朱教授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认同马克思对市场和资本的分析倒也罢了，但是明明西方经济学中也有市场的不足这一理论，为何朱教授还是认为种种问题跟市场和资本完全无关呢？即使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思维，出现的问题也一定是与市场和资本本身有关联的，何须把锅全部甩给规则呢？
在最后，朱教授直接点明了教培不需要取缔而只需要监管，并且认为教培只是因为没有规则才被封杀。在朱教授眼里，教培行业没有什么市场失灵之说，一切都是规则的问题，只要规则竖好就万事大吉了。
而在我看来，教培被取缔的原因根本就不是什么规则的问题，而是这个行业的产生本身就是扭曲的。教育本应是单纯的立德树人，一旦掺杂了金钱，味儿就完全变了。
过去的几十年间，资本在疯狂扩张，触角伸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教培这个原本根本就不应该市场化的领域。不管是从公平公正的角度还是社会稳定的角度，这个以赚钱为目的的行业都不应该存在，这才是封杀的原因。
很多领域，原本就不该有市场，那错误的就是市场的进入，改正的方法就是让市场退出，而不是非要去制定一个看起来完美无缺的规则硬要市场留下来。
附录：《教培：取缔代替监管的根源》
原创 朱海就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https://mp.weixin.qq.com/s/T_lSbRnyO4stsmzeT_tqUg
最近在教培行业出现取缔代替监管的现象。对这一事件的认识关系到中国未来市场经济的走向，因此非常重要。笔者认为它暴露出当下的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需要引起反思。
如斯密早就意识到的，个体追求最大利益的行动如何产生“好”的结果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我们不能说厂商（如游戏或教培）追求最大利益，就会自动产生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的出现是建立在规则之上的。因此，那种“政府都不要管，一切都交给市场”的观点并不成立。我们既反对不恰当的监管，也反对不监管或放任自流。厂商有权利开发游戏，但必须受规则制约。这就如食品存在安全性问题一样，游戏产品也有这样的问题。因此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产生有助于公共利益的规则。这样的规则不是自动产生，而是需要一定的条件，对此下面会进行说明。监管的含义是执行这种规则。
无论是“好”的服务还是良好的秩序，都不是在真空下产生的，而是特定规则的产物。我们把有助于公共利益的规则视为“好”的规则。也正是“好”的规则的生成使“好”的服务有可能产生。而“好”的规则的生成需要程序。比如，什么意见能变成法规，谁的意见可以成为法规等等。这一产生规则的“程序”甚至比结果更重要。我们把产生“好”的规则的公共程序视为市场的一部分。
关于“好”的规则的产生，可以强调两点。首先是要“放开”，这是生成“好”的规则，也就是有助于公共利益的规则的前提。个体“天然”地具有发挥企业家才能的权利，如开发游戏，提供教育服务等。只有在发挥企业家才能的过程中，才能生成有助于公共利益的产品和规则。发挥企业家才能也包括表达意见，使意见有可能形成法规，使法规起到调节市场的作用。当前，教育领域的严格管制使教培行业出现所谓内卷现象，而在游戏领域是缺乏合适的监管而出现混乱，两者共同的特点是上述规则在这两个领域缺失。
其次是政府不能垄断规则的生成，而是服务于规则的生成。政府作为代理人，只能是上述规则的执行者，而不是建构者。政府的作用是努力使上述规则的生成具有可能性。因此，重要的不是提升“国家能力”，而是提升“民间能力”。民间能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规则生成能力上，这才是国家能力的真正体现。
可见，在没有上述规则的情况下，确实会出现一些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如在教培和游戏行业中，我们确实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但出现这种现象，不能归为市场本身的问题或资本的问题，而要从规则的生成上找原因。
我们要防止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由于不恰当的管制导致上述规则无法生成，使市场出现一些扭曲现象，但这种扭曲被说成是市场本身的失灵或资本的恶，并且这样的观点被普遍接受，并导致对市场的进一步管制甚至取缔。用“取缔”代替“监管”，这正是我们目前在教培行业中看到的。如教育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一直有规则可循，那么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或者说，正是一开始没有规则的生成，才导致最终的封杀。采取这种手段对政府来说或许是“理性”的，因为正常的监管所需要的规则还没有生成，无处可寻。相反，如已经有规则，那么政府只需要执行规则就够了，不需要通过取缔的方式来处理。
不考虑规则的生成，而只是单纯追求结果（如经济发展或科技进步）的发展模式是不可取的。在缺失上述规则的状态下，至少在短期内也可能会产生统计数字上好看的结果，而这样的结果往往不是我们需要的，特别是它不意味着公平与公正。规则生成的问题比发展的问题更重要。经济发展应该被视为规则生成的过程，或者说规则的生成才是真正的发展。追求经济发展而不考虑规则生成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没有规则生成的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只追求结果，而不顾及规则生成的发展模式需要改变。市场应该被视为不断生成和修正规则的过程与手段。如没有这样的过程，那最终会导致计划经济，也就是对市场的取缔，这正是我们从近期的教培与游戏监管问题中得到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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