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肆虐之下，又有一项大型体育活动成为了受害者。2020年3月24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宣布和日本政府达成共识，正式推迟原计划于本年7月至8月举办的奥运会至明年举行。就在一天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出严厉警告，在月初被正式定义“大流行”的新冠疫情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传播。从第一例报告病例到第十万例用了67天，但是从第十万例到第二十万例只用了11天，到三月结束，感染病例已经接近80万，远超过近年来任何一种流行病造成的影响。在奥委会宣布推迟之前，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经宣布，无论是否推迟，都将不会派遣运动员参赛。
自奥运会开始积极现代化、私有化并受到广泛关注以来，2020东京奥运会可能是最命运多乖，富有争议的一届。早在2013年国际奥委会宣布2020年奥运会将在东京举办时，这一决定就因殷鉴不远的福岛核泄漏事故而受到大量批评。紧接着，东京奥组委公布的奥运会和残奥会标志又因为被指控抄袭比利时一剧院的标志而被撤下。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宣布，将不会禁止被视作法西斯侵略标志的旭日旗在各大奥运场所中出现，而这一决定迅速遭到了韩国和中国相关组织的严厉控诉。
而在一些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看来，奥运会首次被迫推迟的里程碑其实应该来得再早一些。对于这项全球观众最多，商业收入第二大（仅次于美国超级碗）的全球体育盛宴，研究者们从没有停止过审视与批评。
3月18日，体育作家戴夫.齐林（Dave Zirin）和社会学家朱尔斯.博伊科夫（Jules Boykoff）在左翼新闻评论网站The Nation刊稿，痛斥了日本政府和东京奥组委延缓推迟奥运会的举动。[1] 在这篇文章中，日本政府一再拒绝推迟的行为被两名作者视作是经济学理念“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指政府选择用公共资产救助面临经济危机的巨型企业或产业）”的典型示范。
东京奥运会究竟有多“大”，才会让日本政府如此不惜一切代价，在全球数十万人确诊，数十国关闭边境的危机下仍然坚持了数天？日本官方的申办书所估算的开销数据定格在相对保守的73亿美元，《日经新闻》的一份报告认为实际开销可能达到280亿美元，而东京奥组委现在官方宣传的数字则是126美元，比申办书上的数字翻了接近一倍。要知道，举办一场现代奥运会向来不是一场简易的工程。东道主国家或地区必须要具有容纳所有的游客，嘉宾和记者的能力。为了给运动员提供便利的交流，训练和居住环境，每一届奥运会的东道主都会在一个选定地区建设专门为各大国家队，裁判和官方人员准备的宿舍。这些宿舍被称作“奥运村”，它通常是奥运会东道主在建设体育场馆之外最大的一笔开销。面对庞杂、昂贵的工程，几乎没有一届奥运会的东道主能够将实际开销降到预算之下。牛津大学的一项数据显示，1998年长野冬奥会的开销是预估数字的156%，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开销是预估数字的176%，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开销是预估数字的389%，而1976年蒙特利尔冬奥会的开销则是预估数字的820%——直到2006年，蒙特利尔仍然在因奥运会支付着总价高达10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平均下来，每一届奥运会的实际开支可达预算的156%。另外，日本《日经新闻》的报告显示，由于推迟奥运会，日本将会因为失去赞助商和旅游收入而面临接近60亿美元（约426.6亿人民币）的损失。这一数字约等于日本政府一年总税收的11%。自从广场协议之后就一直执行量化宽松政策的日本经济体系，将不出意外地因为这次无奈的让步而雪上加霜。
国家民族主义的烟瘴，过高开销的担忧，国际奥委会的霸道，当地政府的蛮横……这些在很多观众看来令他们熟悉的奥运会变得越来越陌生的元素，却是齐林和博伊科夫眼中奥运会一个多世纪历程始终伴随的常态。
1、 不平等的烙印：奥运会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历史
（1） 皮埃尔.德.顾拜旦：帝国主义权贵游戏的开端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次正式举办是在1896年，正值欧洲、美国等各大帝国主义政治形态征服统治全世界的高潮。这场当时前所未有的国际性体育赛事，由世袭男爵，法国教育学家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一手策划而成。
在游历欧洲之后，顾拜旦对一名积极宣传在学校课表中添加体育运动的医生，威廉.佩尼.布鲁克斯（William Penny Brookes）产生了兴趣。在与他彻夜畅谈之后，顾拜旦萌生了依靠自己社会的地位组织并举办一场国际性体育活动的想法。自那以后，他开始积极地搜寻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资料，并借着欧洲各大帝国对古希腊遗址进行发掘的机会提出了在奥林匹斯山上再一次举办运动会的倡议。通过紧密的筹划与联络，国际奥委会于1894年正式成立，委员会由包括顾拜旦在内的五名欧洲贵族组成，而这一贵族统领的秩序直到1942年瑞典退役运动员埃德斯特隆（Sigfrid Edström）担任委员会主席之后才略有改观。
在顾拜旦所接受并宣扬的古典教育中，贵族阶级的娱乐被视作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他向欧洲广泛宣扬呼吁奥运会的过程中，“重在参与”和“积极奋斗”这些贵族之间经常用来合理化帝国主义殖民行为的词汇成为了鼓动不同国家参与的主旋律。事实上，顾拜旦并不掩饰他对奥运会应属权贵间观赏娱乐的认知：在他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奥运会长期举办着“艺术运动会”，以进行对建筑，文学，音乐，绘画和雕塑五个领域的鉴赏。要知道当时即使在工业极度发达的英国，普通男性也要每周工作55个小时才能赚取70英镑的年收入，而与此同时，一幅名为《蓝色男孩》的画作却能竞拍到18.2万英镑（约等于今日的6.5亿人民币）的高价。由此不难想象顾拜旦和整个奥组委在筹办这些竞赛时心中有多么清楚这类竞赛的服务对象。
自顾拜旦以来，国际奥委会一方面宣扬平等竞争，但另一方面却是可以如此行事的唯一权威。这样的中央集权悖论始终是奥运会面临的一个道德难题。在他的作品《节庆资本主义与奥运会》中，博伊科夫将由顾拜旦创立并贯彻的这一思想形容为“中央集权化的社会秩序”。在他的分析中，奥运会甫一登场，便是帝国主义使用软实力宣扬并合理化自身霸权的工具。通过推广普遍性极强而吹捧强身派思想[2]的“更高，更快，更强”理念，奥运会得以以巨额收入和高超的宣传技艺持续充当富豪们的聚宝盆。
（2） 艾弗里.布朗戴奇：法西斯与种族主义笼罩下的奥运会
20世纪初期，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则使得欧洲各大强权损失惨重。在这一时期，以阶级优越式休闲为主要目的和宣传途径的奥运会一度失去了凝聚力。直到20世纪中期，奥运会才恢复凝聚力，并获得了今日的国际影响与地位。与许多人的想象相反，在这一恢复和转型的过程中，真正的功臣并非沙场上一展身姿的运动健儿，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官僚——美国奥组委委员长，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艾弗里.布朗戴奇(Avery Brundage)。
年轻时的布朗戴奇，是一名成功的工程师和一名不成功的田径运动员。在运动生涯收尾之后，他开始介入到芝加哥本地的运动委员会中，并且依靠自身的政治天赋在1928年就任美国奥组委委员长。
1931年，国际奥委会宣布，1936年夏季奥运会将会在德意志魏玛共和国的首都柏林举办。然而，不过一年时间，希特勒所领导的法西斯主义纳粹政党就在全球经济大萧条和德国货币系统通胀的背景下粉墨登场，用刺眼的万字旗替代了黑红金的传统三色。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对于如何处理柏林奥运会的内部意见并不统一。时任奥委会的美国代表欧内斯特.扬克（Ernest Jahnke）对纳粹思想毫无好感，但却被不想惹怒希特勒，也不想破除惯例的国际奥委会在几年之后开除，黯然离去。
作为新代表的布朗戴奇不是扬克，他对纳粹阴云下的奥运盛宴感到十分激动——他痛恨共产主义思想，同时崇拜着纳粹“恢复欧洲旧秩序”的口号和行动。在奥运会正式举办之前，他飞抵柏林拜访，与希特勒微笑着握手合影。从柏林的宣传机器中回到美国后，布朗戴奇彻底成为了纳粹思想的拥护者。他声称当时在美国已经悄悄扩散的关于德国排犹行径的传言皆是不尊重事实的诽谤，而犹太人在德国其实接受着“格外优越的呵护”。当他的谎言被揭穿时，布朗戴奇便张开血盆大口，肆意指控那些否定纳粹政权的人都怀有“推翻西方制度的共产主义阴谋”，着实让当时还年轻的约瑟夫.麦卡锡好好学习了一番。
在奥运会期间，为了表现他对希特勒的爱戴，布朗戴奇撕下了自己冠冕堂皇的面具，拒绝让两名犹太裔运动员登场竞技。当非裔美国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怒夺四金时，脸色铁青的除了主席台上的纳粹官僚，还有同样相信雅利安人种论，却不得不装作自豪的布朗戴奇。直到1941年美国对纳粹德国宣战，布朗戴奇还在参加着纳粹支持者“美国第一党”（America First）在纽约市的集会，反对美国介入二战，而直到1975年去世，他从未对自己拥护纳粹主义表示过悔恨和遗憾。
布朗戴奇担任奥组委成员及主席的36年，是奥运会在规模上飞速发展的36年。作为强身派思想的忠实信徒，他认为纯粹的竞技元素是运动会收视率的主要保障。然而，他所主张的所谓竞技元素是种族主义的，它的所谓纯粹性仅适用于白人的范畴：他坚持让暴力镇压黑人民主权利的南非和罗德西亚（1980年原执政党被推翻后改名津巴布韦）继续参加奥运会。而当罗德西亚终于被奥组委除名之后，他表示这一做法是比9名以色列运动员在恐怖袭击中丧生的慕尼黑奥运会“黑色星期五”还要糟糕的“悲剧”。
1968年，许多热爱运动的美国民众终于无法再忍耐这个矫揉造作、颠倒黑白的体育独裁者。那一年，广受爱戴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遭到白人至上主义者暗杀，少数族裔平权的希望则遥遥无期，而黑人在运动界的贡献则因政治原因被倏然抹平：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因号召拒服兵役而被剥夺一切奖赏，险些身陷囹圄。在这种背景下，许多活动家四处奔走，呼吁奥委会驱逐布朗戴奇。而同年举行的墨西哥城奥运会的窘境更是让布朗戴奇的奥委会生涯雪上加霜：墨西哥政府在对奥运会进行巨额投入，增加民众经济压力的同时，更对农民和工人组成的工人协会进行了猛烈的打击。各大地区左翼思潮的引领下，许多学生和工人走上街头呼吁抵制徒有其表的奥运会，并要求放开对政治集会的限制。眼见局面无法挽回，不愿意得罪布朗戴奇的墨西哥内政部长路易斯.埃切维里亚（Luis Echeverría）派出了为奥运安保特别组成的防暴团队，后者和军队一起对特拉特洛尔科的抗议者们展开了无情的屠杀。在直升机的轰鸣和机枪的火舌中，一条条年轻的生命轰然倒下。据统计，在这次暴力多达五百人在这次暴力清洗中失去了生命。
非裔美国短跑运动员汤米.史密斯（Tommie Smith）和约翰.卡洛斯（John Carlos）不想放弃多年的不懈努力，故而不愿意直接抵制奥运会。但是他们作为美国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心中十分清楚布朗戴奇是什么样的货色。男子200米决赛中，史密斯获得了冠军，而卡洛斯获得了铜牌。在颁奖仪式上，两人没有穿鞋，手上戴着黑色的手套。当《星条旗之歌》响起时，两人举起了自己的手，紧握拳头，目光凝重地盯着地面。一名摄影师抓住机会，拍下了这个难得的场面。
各界媒体将这起事件称作“黑人权利致敬”。事件的照片很快传遍了美国报纸，布朗戴奇颜面扫地。依仗自己的身份，布朗戴奇威胁美国奥组委禁止二人继续参赛，但被拒绝。此后，不依不饶的布朗戴奇通过施加压力，最终还是成功地让史密斯和卡洛斯无法继续参赛并交还了奖牌。在一份声明中，国际奥委会辩解自己的举动完全出于“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捍卫”，因为“个人政治问题没有出现在体育赛场上的资格”。
1972年，年事已高的布朗戴奇终于宣布辞职。
（3）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强权与压迫奥运模式的延续
布朗戴奇卸任后，他精挑细选的接班人，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就此掌管了奥运会的秩序。萨马兰奇同样是一名公开的法西斯分子，他年轻时就曾对军事独裁者弗朗哥倾慕不已，并在成年后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弗朗哥治下的西班牙体育部长。
作为国家威权主义者的萨马兰奇希望像弗朗哥管理西班牙一样管理每一个奥运会参赛国，因此，他在扩张资本发展奥运会的同时，向奥委会成员国们提出了许多苛刻的条件，得以维持赞助商们对奥运会持之以恒的支持。相比于布朗戴奇粗暴直接的管理模式，萨马兰奇非常在意外界不友善的目光。于是，他用起了弗朗哥的老套路，将一系列强调对奥委会绝对服从的制度称作“神圣同盟”。
在萨马兰奇治下，种族主义的阴影依旧挥之不去。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历史上第一次扭亏为盈的奥运会。但这样的巨大成功却建立在洛杉矶少数族裔的巨大代价之上。70年代的经济衰退对洛杉矶当地非裔和拉丁裔社区的打击十分严重，进而导致了毒品暴力和帮派冲突的滋生，想要一展风采的洛杉矶城当然不愿让这样的状况成为奥运会的绊脚石。于是，在1984年，洛杉矶市政府在国际奥委会的授意下突然恢复了一项专门镇压工会活动的法律，并以此为借口给许多罪行并不严重的帮派和毒品罪犯施加了高昂的刑期，使得少数族裔社群噤若寒蝉。
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同样成为了一场政治作秀：急于甩掉“种族主义“标签的美国南部为了经济蓬勃发展高度繁荣的城市景象，不惜强制迁移甚至推平聚集在城市中心的非裔贫民区来建设奥运村，导致数千人无家可归。
除了少数族裔之外，其他群体也是奥运会“团结“的表象下经常被遗忘、压迫的对象：为了顺利举办2004年雅典奥运会，希腊政府不惜修改宪法，派遣数千名武装到牙齿的国际军警管理社会秩序，并且将所有举办城市中的无家可归者，毒品成瘾患者与精神病患关押在冰冷的精神病房中囚禁，鲜有呵护。
自从媒体开始逐渐关注体育之外的社会层面之后，为了举办奥运会搬离驱赶甚至关押弱势群体的报道屡见不鲜。然而，尝到萨马兰奇强权手腕甜头的国际奥委会岂能罢休？为了保证奥运会成功举办，国际奥委会强势压制东道主，压迫弱势群体的管理模式一直延续至今。
2、 无法挣脱的魔掌：奥运会的节庆资本主义内核
（1） 常见而简化的普遍性：乌托邦社会工程的成功
看起来，作为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奥运会只不过是只披着羊皮的狼。那么披着平等羊皮却行帝国主义、歧视压迫之实的奥运会仍然能持久引发一代又一代人们的激情呢？体育社会学家博伊科夫《节庆资本主义与奥运会》中对于“节庆资本主义“这一观念的探索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个合理的交代。
在《国家的视角：那些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一书中，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描绘了“伟大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所依托的中央集权思想体系。一般地，这类乌托邦社会工程主要由四个紧密关联的因素组成：对社会的细致的行政重整；对技术和科学进步话语及“强身派”意识形态的持续赞赏； 残酷执行者对这种意识形态的胁迫式强加；社会对于这些意识形态的的绝对服从。从这四个因素中我们不难看到，“进步，解放，改革”这些积极然宽泛的理念被这种社会工程一再拥护。
斯科特的书中所记录的多个例子，尤其以前苏联对现代主义建筑的重新定义和一系列巨型工程为代表，最终都走向了破灭和衰落。然而与此相比，四大要素无一不缺的奥运会却几乎毫发无损，甚至直到今年之前从未被延迟举行。在博伊科夫看来，奥运会抓住了一个苏联现代主义建筑难以企及的条件，从而获得了持续的成功：常见而简化的普遍性。
斯科特的书中对于这样的普遍性充满着警惕，但这种具有普遍性的简化并非一无是处，反而是现代社会已经无法摆脱的必然元素。在斯科特看来，任何一个具有主体的集权体制（比如国家政府）都会使用地图，人口普查，法典和地籍表等信息来对使社会运转的不同元素进行简化理解。也就是在这一类初级社会工程的作用下，诸如奥运会这样的大型社会工程才有实现的基本可能性。
（2） 灾难资本主义与节庆资本主义：矛盾统一的孪生兄弟
常见的、简化的普遍性仅仅是奥运会这种乌托邦工程能够在社会层面获取成功的元素之一。在博伊科夫看来，奥运会能够持续获得成功的最根本因素在于，资本主义自发展以来就想要在话语权上达到垄断，这使得国际性的展览和宣传成为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博伊科夫将这一因素总结为“节庆资本主义”，以作为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全新定位。
若想了解“节庆资本主义”，我们必须首先理解这一概念的近亲，“灾难资本主义”。“灾难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源自加拿大社会活动研究者奈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2007年的作品《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其中探索了在灾难出现的情况下，以资本主义体系为代表的集权体制和商业机构会如何狼狈为奸地利用这些灾难以展示自身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她的书中，以新自由主义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不干涉主义思想由于正中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下怀，得以长期成为美国以民主名义侵犯他国政治及环境的理论基础。在皮诺切特武装推翻阿连德民选政府，及美国发动伊拉克发动战争等案例中，这些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摧残不是“次生灾害”，而是克莱因心目中“灾难资本主义”自洽的必然条件。
与灾难资本主义类似，节庆资本主义在表面上无法直接让人们观察和体会到这些乌托邦社会工程对于民众代表权的侵袭。更重要的是，自从创立伊始，尤其是在奥运会开始大肆拥抱私有商业宣传之后，洗脑性极强的节庆氛围越来越让人们感到无法看到几乎每一届奥运会都会带来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灾难。
（3） 从洛杉矶到洛杉矶：奥运节庆资本主义的开端与发展
奥运会中的节庆资本主义突出表现为萨马兰奇治下与奥运会相关的资本无限扩张，但它最早源自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为了迎接这场庆典，加州州立议会发放了一百万美元（约等于今天的1487万美元）的”奥运债券”。然而不久之后，经济大萧条的飓风就让这些债券几乎一文不值，而饥寒交迫的洛杉矶居民只能接受洛杉矶奥组委开出的“提供就业，接受投资，迎接旅游收入”的空头支票。讽刺的是，这张空头支票在奥运会本身的层面却得到了兑现：1932年奥运会以15万美元（约等于今天的283万美元）的盈利收尾。自此，政府的利好政策和资本的大力支持就成为了一场奥运会能够顺利举办的必要元素。
在拥护强身派思想，反对商业元素参与体育竞技的布朗戴奇担任主席期间，节庆资本主义基本销声匿迹。然而，7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野心勃勃的思维本质让萨马兰奇不愿意走前任的老路，他决定坚定不移地推广节庆资本主义的精神，加大宣传力度，博取“民意”。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便是萨马兰奇和时任美国奥组委领导人彼得.尤伯罗斯（Peter Ueberroth）的一次大胆尝试。1979年，洛杉矶市通过了一项禁止公共基金成为奥运会开销来源的法案，这使得复制1932年的模式不再可能。然而，尤伯罗斯另辟蹊径，不求让政府全方位负责奥运会调度管理，而是劝说加州政府将权力下放，让当时蓬勃发展的私有企业大量负责组织运作，降低成本，并获取商业投资收入。尤伯罗斯组建了一个由企业家为成员的商业委员会，以分割收入并赚取利益。不仅如此，他还将美国的奥运会转播权独家卖给了ABC（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 美国广播公司），并且大肆销售各大体育队和明星的独家冠名权，以获取更多的收入。这种公私合作（private-public partnership）的全新模式不仅广受民众的欢迎，更是给国际奥委会带来了一个好口碑：这场举世瞩目的盛典以2.22亿美元的获利收尾。
（4） “巴塞罗那模式”：奥运节庆资本主义的高潮与隐患
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则是萨马兰奇治下最大的一次成功，它开启了奥运会获取收入和利润的 “巴塞罗那模式”——这一模式延续至今。以往的多届奥运会虽然星光闪耀，但其辉煌都如流星一般稍纵即逝，它们给更多城市带来的印象集中在了居高不下的债务上。而这一次，萨马兰奇决定回馈家乡父老。
在运动员们在场上拼搏的同时，巴塞罗那市政府推行了一系列鼓励全民运动的规划方案，并且以奥运会的名义开展了城市公共运动区域和健身器材的建设。这一类提升城市形象的社会工程分别针对不同的社区和年龄段展开，立志将观众们在赛场上目睹的景象通过商业资本拉入其日常生活。
与此同时，可持续使用的基建工程（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成为了“巴塞罗那模式”的另一重要卖点。为了迎接这场前所未有盛宴，巴塞罗那将原本废弃的火车站和工业基地改造成了体育场馆。另外一项重要工程则是环城公路，它使得原本拥堵的巴塞罗那交通效率提升了15%。
诚然，巴塞罗那模式具备着诱人的实效性，也从许多不同的层面上彻底改变了巴塞罗那这座城市。身披红蓝球衣的巴塞罗那足球队队能够在同一时代形成群星荟萃的号召力，与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宣传成功不无关系。
但是，博伊科夫根据调查统计发现，被奥委会拥护吹捧至今的“巴塞罗那模式”从一开始就不是完美无瑕的。例如建设和修葺体育场馆的价格，就高昂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本来计划用不到1.26亿美元重整的蒙特惠奇体育场（Estadi Olímpic de Montjuïc），对角线大道（Avinguda Diagonal）,瓦尔德西布隆（Vall d'Hebron）和马里纳港湾（Marina Bay）实际上花费了360亿美元，而上述全部社会基建工程的总开销更是高达9亿美元。
如此高昂的开销背后，是奥运会主办方欺上瞒下的一套行政体制。这套体制和萨马兰奇对奥运会收益的注重是分不开的——它的动机十分简单：在竞标阶段，申办国往往故意低估成本，得以一方面鼓动公众参与度，一方面提升被选中的可能性。国际奥委会既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惩罚那些低估预算的竞标者。于是，主办国的纳税人每一次都要为这些难以自负盈亏的巨型工程承担经济上的代价。
萨马兰奇致力于推广的“公私合作”模式也在看似太平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出现了问题：虽然建设的过程中没有出现如四年后亚特兰大奥运会那样的暴力迁徙，但奥运村的建设导致了附近居民区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因奥运会而重建的低收入社区由于租金上升，逐渐被高收入居民占据。打着“奥运健儿居住地”的旗号，原本作为工人阶级居民区的圣马提区的房屋租售价格迅速上升。不仅如此，短短的几年内，巴塞罗那的物价上涨了250%，导致许多无法承担高物价的普通人进一步被边缘化甚至无奈搬离，无缘享受奥运会为这座城市带来的一系列福利。打着“全民工程”旗号的奥运会，却让巴塞罗的房地产商和零售商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5） 从雅典到温哥华：奥运节庆资本主义的灾难
2001年，萨马兰奇卸任国际奥组委主席，一代枭雄就此退场。三年之后的雅典奥运会成为了他盲目推动奥运会资本扩张，掩盖奥运会负面社会效应的最后一波高潮，也将国际学术舆论对奥运会的质疑推上了新的高峰。
那一年的希腊因欧洲杯赛场上奇迹般的碰杯而一早备受世人瞩目。希腊奥组委的时任负责人扬娜·安耶洛普洛斯（Gianna Angelopoulos）曾经心潮澎湃地说：“潜在投资者会发现，希腊有才能，有态度，有基础设施，还有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我们希腊人可以证明，我们可以在全球观众巨大的压力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奥运会之后，我们可以和任何人竞争。”
希腊虽然以古老的文明而享誉全球，但在2004年时才刚加入欧洲共同体23年，并且刚加入欧元区3年。此时的希腊尚未获得以法、德为代表的现代欧洲强国的充分信任，更不具备发达国家的基建条件。仿效巴塞罗那，希腊一头扎进了修复和新建基础设施的无底深渊。有些膨胀的希腊政府并未依赖“公私合作”，而是动用政府开支建设了雅典地铁，修缮了了连接首都的高速公路，并升级了全国电信网络。这些开销耗资约100亿欧元，超出了原本预算的六倍，但面子优先的国际奥组委却“一不小心”没有将这一笔费用计算在预估的竞标价格之中。
与此同时，为了维护这届奥运会的正常运行，希腊治安部门也武装到了牙齿。且不说雇佣外国军警，关押精神病患等饱受诟病的行为，单单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花费也远超许多人的认知。由于纽约，巴厘岛，马德里等城市之前接连爆发严重恐怖袭击，希腊政府把心悬到了嗓子眼，为安保付出了15 亿美元的开销；参加比赛的10500名运动员人均接受着高达14万美元的安保费用。更加糟糕的是，国家安全官员将奥运会视为一个扩大其设备储备的绝佳良机——这场盛会被忽略的重要“遗产”之一，就是雅典街头无处不在的卫星监控探头。
恢弘盛大的雅典奥运会落幕后，安耶洛普洛斯所预想的经济大发展并没有到来。首先袭来的问题就是对耗费巨资建设的体育场馆的处置。由于缺乏体育赛事的举办机会，缺少运作费用，很多场馆变成了规模与实用性完全不成比例的“白象”。在奥运会后的一次采访当中，一名希腊记者说道：“没有人再想提起奥运会。很多人认为这场盛宴建立在一个巨大的，我们要为之买单的谎言之上。2004年的奥运会，就像古希腊一样遥远。”
紧接着袭来的则是希腊的国债危机：2009年，希腊政府的预算赤字已经达到了GDP的15%，而希腊国债的评级因此被降至垃圾级，这险些迫使希腊退出欧元区。此后欧元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多次纾困政策和巨额补助并没有让这一局势得到真正缓解：2013年，希腊的失业率达到27.3%，超过了美国在经济大萧条期间的最高数字。至今为止，希腊的失业率仍然高达16.5%，位列欧元区第一。
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实际上成为了奥运会公众形象的一次重大拐点。虽然此后的2006年都灵冬奥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仍是一片歌舞升平，但是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终于打破了人们对节庆资本主义的忍耐底线。
温哥华冬奥会考验着加拿大是否吸取了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惨痛教训。然而，加拿大又一次失败了：本来计划1.75亿的安保费用最终耗资10亿；安保安排了军警，直升机和1000余个崭新的监控摄像头；提倡“可持续性发展”的开幕式期间，碳排放量是日常的8倍；新建设的高速公路对多种本就濒危的生物产生了更严重的生态威胁。
温哥华冬奥会最丑陋的一幕表现在加拿大政府对待数万被亲切称作“第一民族”的原住民的措施上。与其它行政区情况不同，温哥华所处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多个第一民族部落拒绝签署任何允许白人在其土地上生活居住的条约。在他们看来，这些地方是从殖民时期就被强制掠取的领土，在这里举办任何国际仪式都意味着认同欧洲人历史上对这里的侵略。“窃走的原住民领地上，没有奥运竞赛”成为了场外甚至场内常见的抗议标语。
哈丽叶特.纳哈尼（Harriet Nahanee）就是许多第一民族抗议者之一，她对即将穿越本部落领地的一条专为奥运营建的高速公路极为不满。法院将当时已经71岁的她扔进了条件恶劣的监狱，导致她本就脆弱的健康进一步恶化，引发肺炎去世。
纳哈尼的死震惊了加拿大社会：不久之后，抗议者走上温哥华街头，将奥林匹克五环旗摘下盗走。紧接着，三名蒙面的第一民族抗议者举着纳哈尼生前常日高举的原住民旗帜，向世界宣告，纳哈尼的逝世不会改变他们反对奥运的诉求。
3、 结语：节庆资本主义的魔掌：歌舞升平下的不公与支配
节庆资本主义最大的恶就在于以大型庆典的氛围掩盖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和对社会变革的追求。对节庆资本主义的抗争绝非易事，轻则被封杀，重则被镇压。博伊科夫在书中分析道，只有类似于温哥华冬奥会期间占领公共区域，直白提出诉求的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才能够引起当地以及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让许多弱势群体借助奥运所诉求的目标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讲，人们只有借助恶化生活条件的大型资本仪式才能提出改变生活条件的可能性，这可能是现代社会最令人苦笑的黑色幽默。
事实上，就连那些试图举起手臂，积极抗争的人，也在面临着极度艰难的抉择。从体育界退役之后，“黑人权利致敬”事件的其中一名运动员约翰.卡洛斯成为了呼吁平等权利的社会标杆。他奔走了全国数百个城市举行演讲，讲述自己做出那个人生中最重大决定的原因和诉求。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尽管并非对场外那些对社区的压迫不闻不问，卡洛斯还是违心地做起了这场庆典的官方代言人。在2012年的一场采访中，他回忆道：“这样做可以给国家带来收益，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坏事在于，到底是谁会拿到这些收益。”
时至今日，“更高，更快，更强”的确还能够恰当地形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精神——用它来形容巨型资本集团与不断军事化的地方政府假借盛会名义对民众权利的侵害，比形容在场上为了金牌付出巨大牺牲的那些运动员们似乎更为恰当。国家，竞技与资本之间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利益共同体，相互之间行使着自己本不应当配备的职能。
很多人被韩国球星孙兴慜在里约奥运会足球8强赛中败于洪都拉斯后的痛哭而感动。然而，相比于悲哀自己无法为国家捧得桂冠，韩国队员们更加担心的是强制兵役。所有适龄韩国男性都要服至少24个月的兵役，而这将会对孙兴慜本已大放光芒的职业生涯造成重大打击。兵役唯一的免除条件，就是在国际或者洲际竞技比赛中获得重大奖项。讽刺的是，韩国之所以是26个强制兵役的国家之一，正是拜冷战时期“军工联合体”思想的政治遗产——朝韩对峙问题所赐。韩国运动员的兵役梦魇集中体现了奥运节庆资本主义的吊诡之处：不论是自身的努力拼搏，还是国家情感与荣誉，最终都成为资本遗产的注脚。运动员不论如何突破极限，都难以难以逃离资本的魔掌。
“普通人是否需要奥运会”在节庆资本主义的阴云下已经成为了不存在的命题，因为人们无论需要与否都在可见与不可见的支配下被胁迫着欣赏这一切。不但如此，他们还要承担高居不下的债务，并面临尝到军事化甜头的政府系统对他们权利的进一步侵害。
注释：
[1] 每一届奥运会的主办国合同中都有专门的章节来处理应对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的相关问题。效仿惯例，东京奥运会合同将这一权利留给了国际奥委会：“如果国际奥委会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奥运会参赛者的安全将因任何原因受到严重威胁，它可以终止合同或推迟奥运会。”
[2] 在19世纪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帝国主义迅速地推进吞并瓜分世界的步伐，并加紧了对劳动阶级与殖民地区的残酷压迫。在这种情况下，几名思想家和政客根据《圣经》中对于身体健康只言片语的描写得出了“这个世界需要更多具有男子气概的英雄来拯救”的结论，并创立了强身派思想。强身派思想旗帜鲜明地反对工业革命中的一项重因素：城市化。它认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冒险精神和“敢做敢拼”的思维会被规整的秩序与流水线取代，而古老的“忠君爱国”思想则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开始失去吸引力。这一理论的主要支持者包括英国作家托马斯.修斯（Thomas Hughes）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他们认为，只有重新拥护忠君爱国，强身健体，男子气概和遵守纪律等人类文明的历史传统，社会才能继续发展。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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