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相交相知，是我极大的荣幸。对于这位老师、父辈、同志、朋友，我从心底里敬佩。阿明为人光明磊落、以德服人、不求名利、知识渊博、和蔼可亲、爱恨分明，但求世界变得更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走向大同。朴素真诚，见解尖锐无比。
2006年，阿明出版第一部英文版自传，题为《向前看的一生：独立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忆录》（A Life Looking Forward: Memoirs of an Independent Marxist）。2015年，出版法文版自传，题为《萨米尔.阿明回忆录：南方的觉醒》（Samir Amin Memoires: L’eveil du Sud）。2016年，每月评论出版社编纂他的第二部英文版自传，我参与了部分整理工作，资助了一些经费，与出版社约定，出版2年后，电子版可以上传全球大学堂网站，供读者免费下载（文末附有下载链接）。2018年8月阿明与世长辞，本书翌年问世，书名是《全球南方的漫长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 of the Global South）。
萨米尔·阿明的第一部自传，2006年出版
萨米尔·阿明的法文版自传, 2015年出版
阿明以法文、阿拉伯文、英文撰写了几十本著作，中国读者熟悉的，有《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的发展》、《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价值规律与历史唯物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自由主义病毒》等。2009年，我与阿明和浩达（Francois Houtart）共同主编了《抵抗的全球化》，上、下两卷共九百多页，收进一百多篇文章，呈现了亚、非、拉各国人民的困境和诉求。
在阿明芸芸著作里，我特别喜欢两部英文版自传。从阿明的生命故事为线串连的历史情境，读者可窥见80多年的大历史中个人的际遇、冲击、抉择与思考。既然是自传，就不用忌讳所谓的“主观”看法，加上阿明性格直率，不献媚权贵，自传里有不少让人莞尔一笑之处。例如，阿明谈到2002年世界经济论坛在达沃斯召开时，一位欧洲富人邀请他在电台上对谈十分钟，阿明这样描述：
“达沃斯的对方问我：‘先生，为什么像您这样的经济学家没来达沃斯？’我的回答很简单：‘三个原因。一，我没有2万美元进富人天堂玩三天；二，我没被邀请，一点不奇怪，因为我的观点大家都知道；三，假如你们搞错了跑来邀请我，我也不会接受，因为我不是亿万富翁，没兴趣参加富翁的仆人俱乐部。’...‘您为什么反感亿万富翁？’‘哎，先生，这是简单的算术：90年代富翁的利润倍增，穷人的数量显然更众，可是财富增长却完全不成比例。你们要的是不平等，我们要的是平等。所以我们双方是敌对的，我看不出来我们可以怎么对话。’”（《全球南方的漫长革命》,页369-370;下同）
有底气说这种话的阿明，不是信口开河。看看他的经历，就明白为什么他的言行有这么大的公信力。阿明把他经历的20世纪，分为三大时段：一，万隆时代的兴起与停滞（1955-1980）；二，帝国主义新秩序的复苏（1980-1995）；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内爆（1995）以后新全球南方斗争的推进，打造不一样的、更好的世界(another, better world)。阿明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说第一时段主要是边缘/外围地区追求国家主权独立和经济发展，第二时段主要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反扑、劫掠南方，那么，第三时段占据历史舞台的，会否是同时在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发生的走出资本主义的变革？（页15-16）
从阿明的提问，当然看到，他的标尺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推进，尽管荆棘满途，磕磕碰碰。作为世界体系理论四大师之一，阿明的去依附理论建基于他的实践、阅历、研究。1965-70年，阿明先是作为年青学生代表，后是作为埃及政府官员，参加了万隆会议。他看到帝国主义对于所劫掠的国家和人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不能只怪帝国主义，因为本应寻求主权独立、人民解放的国家（以埃及为例），权力精英自身有严重缺陷，错失带领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位置的命运，草根民众运动也力量不足，尽管埃及跟印度、中国类似，在殖民者到来之前，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
1960年，纳萨尔政权迫害左翼，险被逮捕入狱的阿明，流亡到巴黎。2002年重回埃及，亲身接触各种政党、团体、年龄群，特别是青年一代，他总结出：21世纪开始在埃及以及整个中亚、中东、北非地区出现的政治冲突，涉及三大势力，一，声称维护民族传统，其实是民粹主义时代官僚系统的堕落腐败继承者；二，追随“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意识形态和政治；三，提出“民主”诉求但其诉求所捍卫的基本上是自由经济。这三者都承载着与帝国主义体系息息相关的买办阶级的利益。美国的外交政策促使这三种势力火浴互拼，时而连系其一攻讦其余，从中渔利。（页65-66）
阿明主张，这三者都不可取，如果左翼关切的是劳动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利益的话。左翼应该如何自处？阿明重申三大明确诉求，要坚持主权独立、经济平等、民主开放，三者并立，缺一不可。一，无论如何，民族国家内部处理纷争，不容帝国主义国家用任何借口介入；他举了美国和北约侵略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等例子，强调帝国强权以民主为由延续经济掠夺。二，边缘国家要发展，不能依从三巨头（美、欧、日）的全球“分工”设计，要拒绝延续提供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依附位置。三，“民主”与社会进步、民生安逸不可分割，西方中心的民主观，不过是掩盖了经济上的贫富悬殊、对劳动者的高度剥削的遮羞布。二次大战后的边缘国家，即便得到表面上的民族独立，甚至有表面上的经济兴起，但是上面三点无一能做到，依然在巨头构建的世界体系里。在国家内部，处于边缘的、依附的、社会动荡、经济不公、政治打压的情况，南非是最好的例子。这些国家就算有“发展”，也只能说是“流氓发展模式”(lumpen-development)。（页25-29）
我和温铁军教授等编写《全球化与国家竞争：新兴七国比较研究》的过程中，经常与阿明讨论，他早就笑说，全球主流媒体吹捧的所谓“新兴国家”(emerging)，短暂风光后，必然沦为“新陷国家”(submerging)，除中国例外。2018年5月，阿明得知自己患了脑癌，他选择中国作为最后一次出国参加研讨、会见老朋友的国家。那一次，他在北京大学“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与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等大师发表主题演讲，谈论马克思主义与金融全球化的威胁，也应汪晖教授之邀到清华大学演讲，主题是“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对当代的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也按照惯例，每次见面都跟他做视频采访。
除了从民族国家的维度来审视挑战，阿明也从人类文明面对的三大挑战提出应对之路径。一，农业问题，是亚非拉占绝对多数人口共同面对的问题，必须实现土地革命、坚持小农生产、保障食物自足。二，社会的真正民主化。三，生态危机，首先要从根本上处理，就是资本积累的逻辑；不走出资本主义，不可能实质解决生态危机。（页16，47）
2015年10月12日，我对阿明采访时，请他说说最快乐的时刻、最痛苦的时刻。他说，个人来说，最快乐的，是他的童年受到祖父祖母和父母的宠爱与熏陶，还有他跟依莎贝Isabelle一见钟情、牵手白头皆老；最痛苦的是他的女儿的去世。在世界大事上，他17岁加入埃及共产党，仅仅一年后，传来中国革命成功的消息，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刻；最痛苦的，是苏联解体。
他说，18岁时，中国革命惊雷传到埃及，当年他很天真、很真诚，以为资本主义丧钟已然敲响，革命之火会燎亮埃及、亚非拉各国，人类全面解放在望。采访时，他84岁，他说，历史没有那么顺畅，但是资本主义体系内爆、社会和生态濒临崩溃，迫使人类必须寻找集体的出路。他没有了年轻时的天真，但是保持着一生的乐观进取,号召大家要有勇气往前走（Audacity! More audacity!）。他依然相信，中国、越南和古巴革命，有很多宝贵遗产留给人类。
《全球南方的漫长革命》，题目标示了阿明所笃信的革命道路就在脚下，就在前方，不论它多漫长。细读两部自传，读者会跟着阿明的足迹，遍游亚非拉几十个国家，与元首、平民、农民、工人等见面，领悟阿明一生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接触他的全球价值理论、去依附理论，特别重要的，是感受伟大理论家、思想家的爱与恨，如何点燃着他的革命热情与道德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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