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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毛刘的差距为啥这么大(之一)

赵磊 · 2023-01-13 · 来源:昆仑策网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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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的视野里,“利己”和“利他”都只是人性的外在表现,而不是人性的本质内容(根本特征)。因为,还有比“利己”和“利他”更为根本、更为本源的东西。这个本源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社会关系”——也就是毛泽东在批语中反复强调的人的“社会性”!

  【作者按】1943年6月28日,刘少奇起草了一封写给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的信。毛泽东看了信稿之后,针对刘少奇关于人性的看法,写下了批语(参:《毛主席在刘少奇给续范亭信稿上的批语》) 。毛泽东批语的看点,在于批评了刘少奇信稿中的历史唯心主义以及人性二元论的观点。看看唯心史观以及人性二元论甚嚣尘上的现实,毛泽东的批语对于正确认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人性论,无疑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有人说:“在人性问题上,毛刘有天壤之别”。诚哉斯言!那么,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人性问题?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差距究竟在哪里?我将分集讨论,这里是第一集:《人性论的前世今生》。

  一、毛泽东给刘少奇的批语

  刘少奇说:“关于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是中国过去哲学历史上提得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二千余年来,历代均有争论,直到现在仍没有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批:“马克思主义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只是缺乏通俗的宣传,缺乏拿马克思观点分析中国历史的工作,不能说还没有解决。”

  在“人性问题是否已经正确解决”的问题上,毛刘的观点截然不同。刘少奇断言“直到现在仍没有正确解决”;而毛泽东批语是,“马克思主义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

  二、古代人性论

  若要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解决人性问题的,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人性论的前世今生。

  什么是“人性”?“人”好理解,不多说。人性中的“性”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性”,并不是特指男女两性的“性”。

  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给“性”下过如下定义:“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在荀子看来,“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也就是说,生来如此的事物,就是“性”。

  按照通常的说法,所谓“人性”,就是人类“生来如此的特性”。

  在西方古代哲学家那里,“人性”是善还是恶,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

  ——柏拉图主张人性“有善有恶论”。他认为,人有欲望、意志和理性,当理性能驾驭欲望和意志时,就能获得善;反之,就是恶。

  ——亚里士多德也主张人性“有善有恶论”。他认为,人有理性和情欲,人生的目的在于用理性节制情欲达到一个合理的状态,即恰到好处,以获得人生的幸福。

  ——古希腊斯多噶学派则主张“性善论”。他们认为,人虽然有自利要求,但人具有理性,能把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按照理性的原则进行协调,从而到达和谐。

  ——在基督教的《圣经》中,包含着大量关于人性“善恶”的内容。比如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展示了在诱惑和欺骗的背后,古代西方文化对人性善恶的价值倾向。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人性“是善还是恶”也是先哲们关注的重大问题。比如,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告子的“性无善恶论”等等。篇幅所限,不展开了。

  三、近现代人性论

  在世界近代史尚未展开的前夜,商品经济在十五世纪以后的欧洲得到了长足发展。理论是实践的反映,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催生出新的人性论。随着商人阶级和市民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以“自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人”逐步走向历史舞台,成为人性论的主角。

  据考证,最早明确提出“经济人”这一理念的,是荷兰经济学家孟德维尔。在1714年出版的《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这本书里,孟德维尔写到:在蜜蜂的社会里,如果(被认为的)劣行和奢侈风行,那么这个社会就繁荣昌盛;如果代之以(被认为的)道德和简朴,那么这个社会就冷落衰退。

  孟德维尔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社会动物,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恻隐之心,不是装模作样的殷情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恶的本性;正是这“卑鄙和可恶的本性”,成为每个人能够适应最幸福和最繁荣的社会的必要条件。

  179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在书中,斯密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论证了每个人(“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可以使全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国富论》中的下面一段话,至今仍被经济学教材不断引用,被经济学教师和学生反复吟诵: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对他们有好处”。

  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西尼尔,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经济人假设”。他说,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为数不多的几条宇宙公理,宇宙公理用不着加以证明;从宇宙公理出发,才能推演出各种经济学理论。西尼尔把这些公理归纳为四个,其中第一个是:每个人都企图用尽可能少的牺牲,来追求最大限度的财富——即“经济人假设”。

  ——顺便八卦一下,西尼尔爆得大名,并非是因为他把“经济人假设”奉为宇宙真理,而是因为他为资本家辩护提出的“节欲论”遭到了马克思无情批判,其“庸俗经济学家”的大名至今也翻不了案。

  1844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约翰·穆勒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经济学论文集:《经济学上若干未决问题》,正式总结出了“经济人”这个术语(economic man)。

  追寻着穆勒的足迹,那个以“帕累托最优”闻名于世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十分夸张地把“经济人”概念引入了经济分析,还煞有介事地给“经济人”穿上了华丽的学术外套,这件外套包括:具有完全充分有序的偏好,拥有完备的信息,能作出使自己偏好最大化的选择。

  到了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犹如打了鸡血,他将斤斤计较的“经济人”规范成了遵循最优算法的“理性人”。马歇尔以后的经济学家,特别是新古典综合派的萨缪尔森(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在中国曾经非常畅销),嘿吃嘿吃地给“理性人”包装了更加系统化的学术马甲。

  从此以后,自私自利且精于算计的“经济人”,便成为现代经济学不言自明的人性假设,并被钦定为不容任何人质疑的宇宙真理。

  四、当代人性论

  20世纪以来,奉“经济人假设”为宇宙真理的经济学越来越僵化。现实经济生活的反差,使得人们对愚蠢而又自负的“黑板经济学”越来越不满。在这种背景下,“经济人假设”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20世纪30年代,根据著名的霍桑实验,美国管理学家梅奥提出了“社会人”假设的理论。这不仅标志着“行为科学”的崛起,也标志着“经济人假设”这个宇宙真理从此不再那么硬核。

  ——20世纪40年代,著名心理学家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管理人”概念。他认为,现实生活中的管理者或决策者,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管理人”的价值取向和目标是多元的,不仅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而且处于变动之中甚至彼此矛盾;“管理人”的知识、信息、经验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也不企望达到绝对的“最优解”,而只以找到次优的“满意解”。

  ——之后,长期被主流经济学边缘化的“新制度经济学”也不甘寂寞,将机会主义、不完全理性、交易成本引入经济分析,试图为“经济人假设”的漏洞打上补丁。在经济现实倒逼的背景下,打了补丁的“经济人”不得不加入了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

  ——屋漏偏逢连夜雨,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异军突起,开始悄然冲击着“经济人假设”的牌位。行为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丹尼尔·卡尼曼和“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这两位老兄由于在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开拓性贡献,共享了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行为经济学发现人类行为和决策具有不确定性,其研究结果对“经济人假设”提出了实实在在的不利证据——比如“理性反常”( 参:赵磊《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危机》,《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7期)。

  好了,在简要介绍了人性论的前世今生之后,现在我小结一下:

  不论是古代的“人性论”还是近代以后的“经济人假设”,不论是西蒙的“有限理性”还是行为经济学的“反常理性”,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理性还是不理性”、“利己还是利他”?直到今天也仍然是一笔糊涂账。

  就此看来,刘少奇说,人性是“直到现在仍没有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似乎没错。

  五、马克思的人性论

  人性问题真的没有得到解决吗?

  对此,毛泽东给予了否定回答:“马克思主义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

  遗憾的是,由于“缺乏通俗的宣传”,马克思的人性论一直处于失声的状态(甚至处于被屏蔽状态),以至于连刘少奇这样的资深共产党人也认为,人性是“直到现在仍没有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么,马克思是怎么解决人性问题的呢?

  在人性问题上,马克思显然要比那些在“性恶或性善”中的苦苦挣扎的饱学之士要高明得多。

  在马克思看来,纠缠于“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人性论,挣扎在“利己”或“利他”中的人性论,实在是一种肤浅的人性论。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利己”或“利他”的现象背后,有着更为本质的东西——既定的社会关系,用马克思的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有不少人认为,马克思对人性的假定是“利他论”。

  把马克思的人性论定义为“利他论”,这是对马克思人性论的严重误读!马克思在谈到“人性”时,从不去纠缠什么“利己”还是“利他”、“性善”抑或“性恶”。在马克思看来,不论是用“利己”(性恶)还是用“利他”(性善)来框定人性,都是肤浅的、皮相的。

  在马克思的视野里,“利己”和“利他”都只是人性的外在表现,而不是人性的本质内容(根本特征)。因为,还有比“利己”和“利他”更为根本、更为本源的东西。这个本源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社会关系”——也就是毛泽东在批语中反复强调的人的“社会性”!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差距在哪里?就在这里。

  马克思的人性论,显然比那些“利己”和“利他”、“性善”与“性恶”、“理性”与“非理性”之类的人性假定,其内涵要深刻得多,其境界也要高出许多。

  六、三个烧脑的问题

  末了,我列出三个问题,供有志于继续烧脑的读者思考(不想钻牛角尖的读者可以跳过不看):

  第一个问题,学界认为,马克思有关人性的思想有两种表述。一种表述是:“在现实性上”,人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另一种表述是:在“类本质上,人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社会实践”。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如何看待马克思的这两种表述?

  第二个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的生存”出发,强调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即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或本源。 在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如果说还有比“社会关系”更本源的东西,那就是“实践”。所以,社会实践就是社会的本体所在。然而有人认为,“马克思从未用过本体论这个词,马克思既没有本体论,也反对本体论”。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究竟有没有本体论?

  第三个问题,陈新夏教授认为,应该区分马克思有关“人性”与“人的本质”这两个概念。他的结论是:“人性”,是人作为“类”的“规定性”;而“人的本质”,则是人的现实规定性。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人性与人的本质有没有区别,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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