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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不是口号

冯壮波 · 2023-01-20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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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暴露出的充其量是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根据当时的农村情况,为了每家每户每个人都能够生存下去,没有比当时更好的选择。分配,不仅要受所有制的制约,而且还要受可分配物品的数量的多寡的制约。在生产力落后,生产效率低下,生产不出人们所需要的那么多东西的状况下,无论怎样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人们也富不起来。

  对于“富”的宣传,近年来已明显的向着“共同富裕”倾斜。这是一个时期以来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变化。这几年,好像加大了“共同富裕”的宣传力度,或者还有政策的引导。就连被誉为农村改革“先锋”的小岗村,也开始了“合作化”、“股份制”,不再固守他们的“功绩”:分田到户,个体经营。

  “共同富裕”这个口号时隐时现,形成了一个“马鞍形”的经历。它在什么时候产生,什么时候隐去?其中大有文章。反映的是政策的变化与调整。

  当年,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合作化、集体化的时候,是毛主席提出了“共同富裕”。由于言简意赅,好听好记,成为一个广为流传的宣传口号,已经深入人心。

  虽然在“集体化”之后,在“共同富裕”的路上走的艰难,生产条件终究得到了巨大的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农民家庭人口一般比较多,吃不饱,破衣烂衫者有之,但是,不必为子女上学、看病、养老发愁,劳动强度已然减轻了许多。有人污蔑这个时期为“共同贫穷”。

  那些人的哲学知识可能近乎零。难道他们不知道“贫穷”与“富裕”从来但是相对的?在中国是这样,在外国也是这样。

  毛主席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和重要推手,也是领导者。没有老人家,“合作化”、“集体化”能不能搞起来,以当时某些领导人的态度分析,难说。毕竟,毛主席带领广大农民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他们破除的是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土地“个体所有制”。它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在新中国也存在了几年,要不要改变土地的个体所有制,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要不要搞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路线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集体所有制”必须代替“个体所有制”,有点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

  任何新生事物产生后,都有一个完善过程。有人找出“集体化”过程中和现实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不是要改进、克服,而是要“退回去”,退回到“单干”时期。或者如农民所说“解放前”。

  “另起锅灶”,要改变农村中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为“个体所有制”,要先改变思想、观念。“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就是为农村土地所有制的改变造舆论。有人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别无它,就是要“独树一帜”,表示与“共同富裕”的不同与对立。而且不只停留在口号上,而是改弦易辙,另辟蹊径。因此,它在国内诸多的口号中,叫的最响,传的最广。相比之下,提了多少年的“共同富裕”,却显得黯然失色,它悖时了,在主流媒体上消失了。看来,那些媒体人也知道,这两个“口号”,实质上是两种思想不能共存。

  伴随着农村农民的“分田到户”,集体经济组织解散了,集体经济彻底瓦解了,农民如同回到了“解放前”,“共同富裕”已经成为泡影。“个体所有制”的结果,被实践反反复复的证明,只能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无需再经过实践证明。而实行了几十年的“分田到户”,特别是小岗村,美其名曰“联产承包责任制”却再一次证明,它只能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别的可能性。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代替了“共同富裕”。这不只是口号的变化。从这种变化中,人们看到的是农村生产方式的变化,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农民身份的变化。

  一种思想,甚至一个口号,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一部分人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受到一部分人的拥护的同时,也就受到另一部分人的反对与排斥。无论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是“共同富裕”,大抵都是如此。

  “一部分人先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中国至少存在了三千年以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的存在,那好象不是谁,比如哪个帝王,哪个思想家提倡的结果。事实上,史书浩瀚,没有看到谁提倡,其实是无需提倡。事实和道理都明摆在那里。

  期间,虽然有孔圣人勾画过“大同世界”的蓝图,虽然有农民起义的英雄们打出过“均贫富”的旗帜,但是,从来没有成为过现实。就连叫花子出身的朱元璋当皇帝的年月,由于社会制度没有发生变化,也还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原因,在马克思看来,很简单,不废除私有制,要“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那只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与空喊。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经提出,注家蜂起。其中,有人说那是为了破除“大锅饭”,即“集体经济”,这是真心实话。他们没有说错。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做的。

  “大锅饭”,当时是指“大跃进”时期的“公共食堂”,后泛指“集体经济”。那饭,我是吃过的。我家所在的生产队,百、八十口人,共有一个食堂。食堂成立之初,人们,至少象我们这些懂些事的高小生们,还是满开心的。且不说孩子们在一起吃饭是多么地热闹,没有人议论是不是吃得好,对于平时很少吃得饱的孩子们来说,不仅可以敞开肚皮吃,而且隔三差五地改善一下生活,吃上一顿好的,不过,从来没有大鱼大肉过。所谓的改善生活,不过是吃馒头、包子什么的,印象最深刻的是“蒸红薯”。那是当地的主食,上顿吃,下顿吃,直到吃的吐酸水。在食堂里,人无论职务高低,男女老少,干活多少,贡献大小,在“大锅”面前,人人平等。谁能吃多少,谁就吃多少,实现了在吃的方面的“按需分配”。这是真正的“大锅饭”。把生产队,集体经济比喻成“大锅饭”,还真的说不上妥当。

  “大锅饭”的取消,“公共食堂”的解散,并不是因为原本勤快的农民们变懒了。而是因为粮食出现了问题。终于在揭不开锅的时候,实行了几个月,宣告散伙。“大锅饭”或许本就不该吃。因为,在靠天吃饭的的岁月,地里产不了多少粮食,满足不了大人、孩子们的本没有多少油水的肚皮的需要。即使是家家户户的“小锅饭”,也没有那样敞开肚皮吃的。那样吃,也会吃穷。有道是: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其实,要说“大锅饭”,严格说,不是农民的发明。向前可以追溯到红军、八路军、新四军时代。官兵同吃一锅饭,同样的战士,一样的津贴,一样的用品,平均的很,人说那叫“战时共产主义”。无论人们叫它什么,事实上,那时的战士,穷,是真的,要说他们因“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而变懒,而缺乏斗志,不会有几个人同意。如果承认事实,那么,谁也不能否认,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等都是吃着“大锅饭”成长为英雄人物的。

  鄙人无意为“大锅饭”歌功颂德。不过,要是把中国的穷,归罪于充其量不过是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则有欠公允。若说穷,是因国人“懒”的缘故,更是不敢苟同,甚至是对广大农民的污蔑。因为,自奴隶社会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其间,农民们并没有“大锅饭”可吃。他们为地主、富农、资本家干活,岂敢有半点懈怠。可是,到头来,还是一贫如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穷,与“大锅饭”有多少干系,这“冻死骨”里头又有几具是懒骨头?

  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穷,是国际公认的。就是在“大跃进”前,即没有吃“大锅饭”的时候,农民们也没有富裕到哪儿去,甚至远说不上富裕。那时,农村的生产工具极其落后而且极其缺乏。象我们那里,听说还是个比较好的村子,一个生产队除了土地——主要是没有水可浇的旱地,不过是几头牲畜,两辆大车。而有的队,家底更薄。为了不误农时,人们不得不以人代畜,干本应该由牛马干的活计,如耕地、拉车、推水车等。这样的生产条件,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好年景,亩产粮食不过三、四百斤。那时的农民,大都是住土坯房,吃的是“低指标”“瓜菜代”,穿的是家织的“粗布”。到了有人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村子里的机械多了,耕地、浇地,碾米、磨面等不用人畜了,已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粮食亩产到了千余斤。粮食打的多了,吃的白面多了,盖的砖房多了,穿“的确良”的多了,穿补丁衣服的少了。看病不要钱了,孩子都可以上中学了。用他们的话说,叫“芝麻开花节节高”。这些,都是“单干”时代无法相比。今非昔比,用现在的话说,那时候的钱值钱。盖一处新房,只需几百元。若旧房翻盖,需要的钱更少。在农民中,盖房属于巨额开支。

  或许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人认为这样的发展还不够快,离欧美的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若不带偏见,看看中国的历史,这样的政绩,舍共产党,可有过类似的记载?这个发展时期农村中农民的分配方式,有人把它叫做“大锅饭”。

  如果有人仅仅认为是“分配方式”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那么,“改革”就应该在“分配制度”上想办法,下功夫。在这方面,却不见如何举动。所见,却是从“根”上改,从土地的所有制上改。所有制变了,分配制度岂有不变之理?

  这些年,一部分人是富了,岂止是富了,有的简直是一夜暴富。时下的中国,“百万富翁”已经不算富,“亿万富翁”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让人看着还真有点眼红,不!是眼气。他们“能挣会花”,食有鱼、出有车,内有奴、外有“秘”,花天酒地,宛如,不!赛过昔日的王公贵族。他们财源茂盛,以金钱铺路,可达官勾贵,更显神通广大。日子过的好不滋润。他们难道仅仅是因为没有吃“大锅饭”吗?国人中大概没有几个人那么认为。

  “大锅饭”,暴露出的充其量是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根据当时的农村情况,为了每家每户每个人都能够生存下去,没有比当时更好的选择。分配,不仅要受所有制的制约,而且还要受可分配物品的数量的多寡的制约。在生产力落后,生产效率低下,生产不出人们所需要的那么多东西的状况下,无论怎样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人们也富不起来。

  为什么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因为他清楚的看到,国与家“不患贫而患不安”。

  在生产力落后,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越是物寡,就越患不均。“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认识到了的,不相信现代人认识不到。那种情况下,需要指责的不是什么“平均主义”。也不要动辄扣上什么“平均主义”的大帽子。

  其实,城市里实行的“票证”,仍然是一种分配形式,也是“平均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尽管它有弊端,特别是让富人、有钱人不满意。但是,最大限度的满足了广大民众的基本需要,这就稳定了社会的基础,就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富人、有钱人也是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受益者。只有极少数敌对势力,唯恐社会不乱者,才对这种现象实以猛烈的抨击。

  新中国从“一穷二白”走过来,虽然贫穷,没有“两极分化”,社会祥和、安定。没有“黄赌毒”,“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都是真实的存在,与当时实行的政策密切相关。如今,这些已经成为“梦幻”、“传说”。这足以证明,政策实施总体上是成功的。

  一般的人都知道,贫穷与富裕,是相对的。我们中国的贫穷、落后,是相对欧美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而言,决不是共产党,特别是毛主席那辈共产党造成的。事实上,他们为改变中国的贫穷,不遗余力,节衣缩食,艰苦奋斗。没有那代人比他们奉献的更多,没有什么人有资格指责他们。指责他们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数典忘祖,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

  以自身而论,同旧中国、同解放初期相比,就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富裕多了。这是连新中国的敌人也承认的。有些国人为什么就不相信呢?是眼瞎了,还是心歪啦?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的自然条件不同,科技发展的水平不同,开发的程度不同,因此,富裕也必然有先后,快慢之分。既不可能“同步”,也不可能“等同”。通观古今之外,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做到过“同步富裕”,“等同富裕”,为什么有的人单单苛求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呢?

  在我国,在一定的时期内,从政策上给某些地区、行业以优惠,使之更快的发展,从而也使那个地区、那个行业的人日子也更富裕些,或是使那里的人们更快地摆脱贫困,这本无可非议。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现在的政策区别不也是很大的么?大到“一国两制”。岂可以此来诋毁“共同富裕”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了在中国这个大地上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两极分化,铲除造成这些差别的私有制才建立的。她在中国的成功,是因为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依靠人民大众的,而不是为了“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服务的。倘使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即在其纲领上申明,这个党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组织,那么,跟着那个党走的将是些什么人呢?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帮助贫困的人实现“共同富裕”。这回,富人,倒是真的成了穷人的“救世主”。如果把国人的“共同富裕”建立在富人的“帮助”上,这恐怕是靠不住的。甚至是某些人的痴心妄想。看来,那种人,既不懂富人,也不懂穷人。

  一些人富了,对穷人顿生怜悯之心,解囊相助者,仗义疏财者,自古以来,不乏其人。但是,也如凤毛麟角。否则,中国不会有“为富不仁”的说法。这可是“儒家思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慈善家,大约也是受人尊敬的。他们在解决特定的人的特定的问题方面的作用是存在的。他们的个人行为只能解决个别问题。他们不可能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大老板赚了大钱,给工人或穷人几个小钱,那能叫“共同富裕”吗?大概还挨不上。

  相当年,也是在农村,土地改革后不久,有的农民便不得已,开始卖地,重新陷入贫困。伴随一部分人的贫穷,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富裕了的那一部分人并没有帮助贫困的人“共同富裕”。如果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有“共同富裕”的境界和观念,能够帮助穷人实现“共同富裕”,中共中央怎么可能实行“合作化”?毛泽东根据什么提出的农业集体化,“共同富裕”?

  作为共产党人,不是应该,而是必须承认,公有制,只有公有制,才是通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有人在批判“大锅饭”,实则批判农业集体化,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却在倡导、支持私有制,为私有化大行其道开绿灯。可以说是舆论先行,政策殿后。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这是这两个不同的命题。他们虽然不“同步”,也没有同步提出,更不可能同步实施。却在相同的时间里同时出现在社会上。

  有人企图调和二者之间的关系。什么“共同富裕”需要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实现。现实已经把这种论调埋葬了。因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早已经成为现实,甚至已经出现不容回避的“两极分化”,而且延续了几十年。

  其实,早在1985年,“总设计师”就指出: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总设计师的这一告诫,舆论界,主流媒体怎么集体保持沉默?这一现象,总设计师在“南巡”的时候,是不是察觉到了?到底是那里出了问题?“说不清楚的”、“不敢说的”、“不敢面对的”,就采取“鸵鸟政策”,这似乎成了一个“套路”。

  正是因为“共同富裕”没有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实现,才大力提倡“共同富裕”。实践证明,二者捏咕不到一起。因为它们依赖的基础不同。在社会实践中,固然可以搞“一国X制”、“一村两制”,不要指望不同的制度可以结出相同的果实。“私有制”结不出“共同富裕”之果。

  在形式逻辑的判断中,面对不同的判断,究竟哪一个是“真”的呢,那一个是假的?二者必居其一,来不得半点含糊。懂些形式逻辑的人,总不能得出两个都是“真”的结论吧?即使有人那样认为,只能说他对于形式逻辑一窍不通。相信,共产党内懂得形式逻辑的人不在少数。笔者在这里不过是班门弄斧。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一种意识、思想,它所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私有制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共产党人,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还是应该坚持“共同富裕”,做好“公有制”这篇大文章。这篇文章做砸了,亡国不敢说,亡党恐怕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不是危言耸听?或许是杞人忧天吧。老了,没事瞎琢磨,但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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