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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山下乡”的日子里

佚名 · 2007-01-16 · 来源:红色康乃馨
知青运动 收藏( 评论() 字体: / /

在“上山下乡”的日子里

[ 红色康乃馨 ]

  下乡那年,我17岁。

  那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中期,“上山下乡”是“必由之路”的年代,和全国大多数应届毕业生一样,我们服从的是“党的安排”。虽然当时“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接近尾声,但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这个预见。那年头,应届生的落户地点一般来说都是随父母单位安置,相对来说条件都比较好。而我们到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盐源去落户,还准备“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完全是自己给自己拿的大主意——呵呵,有点类似于现如今的“青年志愿者”。拿这个大主意,走出这一步,当时要迈过许许多多的门坎,关于这个,好象每一个人都能讲出自己的一篇故事。

  我们具体的落户地点是盐源县卫城公社(当时盐源属西昌地区,是彝族自治县),这里已有上一届30多位毕业生落户,听说表现很好在当地很受欢迎已经播下了口碑,很多人还担任了生产队、大队一级干部,有的还入了党。行前我们曾听过他们的代表作报告,很有煽动性,狠狠地把我们身上急待释放的热情给点燃了一把。

  当然,那本来就是一个激情烧得满世界通红的岁月嘛。

  我们到卫城时,一级一级都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豪放粗旷“九碗”(办席的别称,巴掌大的大肉片子切得足有一公分厚),还有就是席间的“压饭”:吃饭的时候,旁边就站着一圈乡下妹子,人人手里都是一碗冒尖的米饭,要瞅着谁的碗里饭快没了,一个箭步上来不由分说就把手中那碗米饭扣在你的碗里,大有不把你撑倒下不罢休的派头。这种独特的待客现象不知在现如今的起盐源乡下还存不存在,其实细究起来这当间蕴含的是一种古朴的文化——“民以食为天”嘛。试问,天下还有比“天”更高的礼遇么?

  我们成都四中(今石室中学)一起去盐源的知青的同学一共4位,韩恂,高慧云,杜鹃和我,韩恂被大家选作户长。落户的具体地点是卫城公社二大队一队,在当时的盐源县,这是个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都相当不错的生产队:地处平坝,社员们都是汉族,主要农作物是水稻,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有大米吃。而且因为李庆霖上书毛主席后,国家调整了知青政策,拔有专款建房并解决头几年副食品供应,所以生活比起那些一年只买点食盐的社员们来说还是要好不少,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般艰苦。比如我所在的二大队一小队在整个二大队就是个条件相对不错的生产队,好年景时一个劳动日能值四五毛钱。最让我们开心也让别的生产队的知友们羡慕的是,我们生产队还有自己的小水电发电,晚上能在电灯下看书——不过87年我回去时,因为分了地,小水电也就没人管了,又回到了煤油灯时代。

  我们公社的知青户都是集体开伙,属于军事共产主义的性质。每一个知青户都是这样,一直到所有知青都回城为止。这不是一家人的人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其间的磕磕碰碰是完全可以想见,但自始至终还是保持了这种经济共同体的形式——这在当时的知青中,不敢说是绝无仅有,但至少也属罕见一类。

 


 

  和上一届知青一样,我们也是一到生产队就下田劳动。

  那段时间,插秧已经结束,田里的活儿主要是薅秧。

  这活儿说实话挺没劲的,就是光脚丫子在田里淌来淌去,瞅见稗草就掐来扔了——当然啦,首先得学会识别稗草。第一天干活我干了一会儿就觉得挺烦的,开始瞅空子逮田里的螃蟹,旁边的社员们看见了也七手八脚帮我逮,到收工的时候,就凑足了满满一大脸盆。我很是开心:晚饭可以吃炸螃蟹了。

  谁知收工回到知青点,却生了一场闷气。大家众口一词对我一通批评,还上纲上线:“你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还是来逮螃蟹的?”我拧着脖子争辩说接受再教育难道就不能兼顾一下“改善伙食”?大家说你这样至少说明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不诚,还影响其他社员的劳动,……

  人家大道理说得是理直气壮,我实在吭不出声来,一气之下,把那盆螃蟹倒进了粪坑。

  我们那时就是这样,思想忒纯正。

  不过我后来还是时不时偷偷打点擦边球:韩恂和我都带了不少连环画来,我就拿连环画与队里的孩子们看,交换条件就是看一回连环画给我带几只田鸡来。这么着着实哄来了不少田鸡,给餐桌上增添了许多油水。

  老老实实实薅了几天秧,还是觉得没劲。我又跟生产队长掰活了一番,去当了“马脚子”。

  “马脚子”也是彼时彼地的一大特色,那时象卫城这样的平坝公社的社员生活有个很大的“能源”问题:烧柴。用现如今时兴的话来说,这里生态环境很差,树木很少(据说刚解放时树还挺多,后来就越来越少,“大跃进”时更是砍得没剩下几棵了),在当时集体经济的环境中,社员们的家庭燃料的任务是由生产队组织“马脚子”去完成的。“马脚子”的每天的活儿就是每天赶上生产队的马——少则几匹多则十几匹,去远隔数十里的山上去砍树,砍成一截一截的木绊子,然后驮回来挨户分配给每个社员的家。一般是每天送一家,送哪家哪家就管饭。所以“马脚子”在生产队的实际地位仅次于队长会计之类的干部,而且工分也是拿最高的。

  这个活儿很对我的胃口,一是能骑马(这马都是驮鞍,其实骑着并不舒服),二是能游山逛景,虽说累一点,但比起薅秧这类活计来,还是要刺激得多。后来同队的杜鹃看着眼热,也自告奋勇跟着“马脚子”上了一回白灵山(海拔4000多米),结果没上多高就“闷山”(高山反应)了。我那时身体挺棒,从来没有过这类反应,干得很是起劲。

  这样靠剥夺绿色资源来解决燃料能源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树越砍越少,“马脚子”每次出去的行程也越来越远,生态环境当然也越来越差。而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头,似乎没有人在意绿色生态问题。记忆中在那里参加植树只有一次,是在白灵山下种苹果树,种了后活没活活了多少也不知道。到1978年初我离开这里回城上大学的时候,“马脚子”砍柴往返的行程已经接近七八十里了。那时上边曾经宣传过建沼气池,一大队一队的知友们好象还在自己的集体户建了一个作示范,但始终没能推广开来,据说原因是这地方地下水位太高,沼气池总漏水。

  不知道现在乡亲们是咋解决这问题的。

  “马脚子”其实我也没干多久,这地方要派知青用场的地方很多。一个小小生产队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八大组织”一个不少(党、政、工、团、妇女、民兵、治保、调解),几乎每个知青都摊了个职务。象记工员、会计乃至生产队长这类当家差事,知青摊上的就不少,如我们大队二队的施跃华,三队的王浩,都是生产队长,一队的彭继新、王振华、徐嘉琳都当过会计,周渝霞、熊本庆还是大队书记副书记的干活。在宗族观念很盛的当地群众心目中,知青们是外来的,没有那么多复杂社会关系,能够有比较公正的客观地位。

  我这人没啥出息,当家岗位一个也没摊上,最大当过民兵排长、调解主任。倒是在田里地里长了些笨本事,在卫城的三年里,几乎所有的农活儿都干过,那时身体比较捧,140多斤重的捆头一上肩就走,绝对敢跟社员比。87年我到泸沽湖去时,遇上一位曾在卫城工作的公社干部,他还记得我这个“劳动力扎实好”的知青,一口就准确说出了我所在的生产队,结结实实地让我受宠若惊了一把。

  根据我下乡劳动的体验,那时最累人的活是春种时插秧。当地的习惯是一天吃两顿饭,早上要出一会工才吃早饭,然后要熬到下午收工时才吃晚饭。出工收工没什么准点,都是以太阳为准。秋收时节天气短,出大力流大汗问题回来倒头便睡,第二天一起来又浑身是劲儿。插秧时就不一样了,天气很长,又老是在田里弓着背,有时为赶节气晚上还要加班,真正是累了个贼死。最头痛的是当地的田大都是“流子田”(“卵石”很多,当地人称“流子”),半个月左右的插秧下来,常常手指都磨得没了指甲盖。我干这活不太在行,常常被左邻右舍“关秧门”。听说一大队三队的刘豫就很厉害,这活儿玩儿挺捧,秧插得横坪坚直,常常干“打秧线”的活儿(即在不规则的田垅间插头一排秧作为其他插秧者的参照基线,干这活儿一般都是高手腿师),还关人家秧门的干活。这家伙德智体发展全面,球打得好脑袋也灵光,后来考上了西南交通大学又成了著名铁道工程师看来绝非偶然。

  记得那会儿县里曾经宣传推广过使用插秧机,我和三队的韩为键还一起去参加过县农科站举办的学习班,可因为插秧机在这种“流子田”里插秧效果并不好,就是推广不开,直到我离开的时候,社员们还是手插秧。

  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

  那时有个挺鼓舞人的口号是“奋战三五年,1980年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但后来好象也没有兑现。后来田地分到户,可能实现起来难度更大一点,反正87年我回去的时候觉得跟过去没啥两样。我在的那几年,我们大队只有两台手扶式拖拉机,二大队三队的程正方就是个拖拉机手。还有一大队一队的孙建英,那是位鼎鼎大名的女拖拉机手,开的“东方红”大拖拉机,很神气,那会儿看见她羡慕得不行。

  拖拉机手也是个很吃香的活儿,到了春耕秋收的时节,拖拉机根本就忙活不过来,每个队都请,要排长队,拖拉机到哪个队哪个队都是好吃好喝地伺候着,绝对地牛B。但我们知青拖拉机手好象觉悟都挺高,一般不吃请,就是吃也绝不挑拣,吃得不好活儿也一样干得漂亮。

  87年我回去的时候,拖拉机都没啦!

  还有一件事情也是知青们掺和得比较多的,那就是当教师,好象我们公社干过这个的挺多,至少我们队里的4位都干过,韩恂还在公社中学去任过教。我算是干得最少的了,也带过个把月的课,感觉就是哄不住也唬不住一大群哭哭啼啼的孩子。那里失学的孩子也不少,大多数是女孩子,当时学校学杂费不象现如今这么昂贵,不让女孩子上学主要是家务问题和观念上的障碍,我就去动员过许多家庭让女孩子上学,好象挺成功,回回都没有落空。

  还有就是“赤脚医生”,这事儿好象不少人都干过。

 


 

  那年头个全民皆兵的时代,知青们都是武装基干民兵。

  卫城公社也有民兵组织,公社是民兵营,大队是民兵连,生产队是民兵排。武装基干民兵都配有枪支,枪支都是部队淘汰下来的旧货(其中有两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捷ZB-26”轻机枪,枪管改膛为7.62毫米,使用五六式步机弹),还有少量文革期间量产因质量不佳在部队并不受欢迎的“六三式自动步枪”。我在学校时就是基干民兵干部,枪啊炮什么的玩儿得滚瓜烂熟,所以来到生产队又被封了个武装基干排长,领了一支五三式步骑枪(仿苏产品,枪号很有意思:7777)和5发子弹,记得还有个个持枪证,忒正式。

  大队民兵集训的时候我还弄了个教员来当,开训那天民兵连长讲完话,还特意回头问我:

  “老周,你还有什么话讲?”

  这一声“老周”当时狠狠地把我惊吓了一把,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人以“老×”呼之,而且还是被个四五十岁的父辈一级人氏呼之。惊吓过去随之而来的感觉便是自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履行起职责来也非常卖力。

  这支枪在我手里出了两回事儿——后一回对我的人生不大不小地磕绊了一把。

  有天晚上我到二大队四队的知青点串门儿,进门儿的时候他们正在吃饭。我拖条凳子过来背对着他们一边退子弹一边跟他们聊天儿——常听队里人这地界上狼的故事,走夜路为壮胆,我把子弹都顶上了膛。不知怎么的一下子枪就走了火,“呯”的一声爆响,把正在吃饭的他们结结实实地唬得一跳,也惊出了我一身冷汗,好在是背对着人,不然就出大事儿了。

  抹去一头冷汗我赶紧央告受了惊吓的各位知友,这事儿千万别说出去,让上边收缴了我的武器。

  那时四队的熊本庆就是大队干部,兼大队民兵连政治指导员,这人是个很好的老大哥级人物,他没追究这事儿。

  第二回事儿发生在76年盐源、宁蒗地震期间——76年对整个中国来说都是地震年。大概是五六月间吧。有天晚上我们正在熟睡,突然被一阵剧烈的震动晃醒,就听得整个房子都在嘎吱作响(知青点的房子还没建好,我们借住在社员家,这家房子是穿逗结构的木架房,抗震能力很强)。我和同住一间房的韩恂本能反应是地震了,跳下床就跑出了门。

  不一会儿,整个生产队的人都出了门,集中到了队里的场坝上。

  第二天飞机来撒传单,公社也来了通知,说是发生了地震,震中在宁蒗盐源交界处的泸沽湖一带。盐源这边平坝公社也有一些影响,但损失很小,所有社员都要脱离建筑物,在场坝上搭窝棚暂住,基干民兵要作好准备到震中区去救灾。

  记得在全生产队老小在场坝上住了有个把月。

  场坝上住露水很重,跳蚤也很恁凶,高慧云杜鹃两位女同胞一身都起疙瘩,实在受不了她们晚上就偷偷回房去住了。那时韩恂在公社开会学习,家里只有我一个男的。我当然觉得“一身起疙瘩”和保命相比较,还是保命更要紧,同时也觉得对同知青点的知友们负有责任。就劝说她们还是出来到场坝上去住。谁知这两位女同胞也很犟,就是不去。言来语去话赶话两边都有点呛火,我站在门外她们在屋里我也不好贸然闯进去硬拉,老说不通我的牛劲儿也上来了:

  “出来,再不出来我开枪了!”

  “不出来就是不出来,有本事你开枪呀!”两位女同胞情绪也很激昂。

  这下子一股火气直冲我脑门儿,抬手朝着屋角就是一枪——呵呵,那时年轻气盛脾气太燥。

  枪一响她们被震唬住了,哭哭啼啼地出了门上了场坝。

  这事儿出我心里也有些后悔后怕,枪虽没有对人但万一枪子儿撞上个硬东西也可能产生跳弹呀,要蹦起来伤了人我可真就造了蘗了。好在后来大家心平气静了也理解了我的一番好意,谁也没说什么这事儿原本这样就过去了。

  可后来这事儿传到了两位女同胞中间一位的家长耳中,不知怎么回事儿就成了“几个知青在家里吵架,吵来吵去某人朝着别人就开枪”。这样性质就很严重了,那位家长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就一封接一封给公社写信,要求把自己的女儿调个生产队。公社听说这事儿当然不敢怠慢,真要是这样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谁也担戴不起。于是先是公社武装部长到知青点来,以公社要集中检验武器的名义收了我的枪,后来听说在档案里又给涂了一笔,以至于一年后的高考我虽然过了分数线但政审却没有过关,差一丁点儿就与上大学失之交臂。

 


 

  在盐源我呆了大约有两年半,就77年春节回过一次家。一回家就把把老妈的一大盆回锅肉给吃了个精光——老吃不着新鲜肉把我给馋坏了。

  说实话,知青生活比起当地群众来说应该说好了许多,起码吃饱饭不成问题。当地群众就不怎么吃得饱,从鸡屁股上抠几个现钱出来,也就买点食盐。而这里的盐据说缺碘,许多当地群众脖子上都长个大瘤子。我们就常常买些海带什么的,补补碘。

  当然,乡下毕竟是乡下,跟城里比起来,生活确实还是比较艰苦。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吃菜就成问题,下饭菜就是用黄豆磨出来的“豆汁”加点盐。由于油水较少,象我这样,一顿就可以吞下几大碗红米饭。还有就是吃肉,我们知青前几年是有副食供应的,可以凭票到公社去买鲜肉。而当地群众除了过年能吃上新鲜肉外,其他时候都是只能吃过年杀猪存下来的烟熏肉。炒菜也是炒炝锅菜,最多有点猪油抹抹锅,比起知青来,要艰难得多。记得为这个在知青中还产生过接不接受对知青副食供应的争论,有的认为应该与“贫下中农同甘共苦”,过一样的生活;有的则认为既然国家有政策,我们就应该享受。我当时属于前者观点——呵呵,有点“左”。

  社员吃粮的问题一直到我离开那里时都存在。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上边层层加码强征余粮,当然这也难怪,那是靠农业高积累去为工业化奠底和“备战备荒”的时代。按当时的政策,公粮(农业税)交完后,卖不卖余粮是应该是在“留足口粮”的基础上“自愿”。但实际上执行起来却不是这样,一到秋收季节,上边就有工作组下来,摊派指标,基本上是强迫命令。许多生产队余粮指标完成了口粮实际上并没有留够,还得寅吃卯粮甚至返销粮。我们那里年轻气盛有点不知天高地厚,自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也不知道这其实是在那个年代的一种普遍现象,拿着政策本本就鼓动着生产队长一起县里找县委书记理论政策,最后的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上有土政策,下边当然就有土对策,那就是“瞒产私分”。据我所知,这一招几乎个个生产队都使唤过,我们交公粮的时候,还跟社员们一起跟粮站玩儿障眼法,把过了磅的粮袋又偷偷提到一边重复过磅。这也是逼出来的,上边为的是政绩,下边就一个目的:要吃饱饭。“大锅饭”的时代众多农民群众吃不饱肚子这是历史事实,但农民负担却好象却没有显得象现如今这么突出,记得那时我们公社编制脱产干部也就十来个人,管理着我们这个几万人的公社不说,按那时的规矩每年还要参加100天的生产劳动。不象现在是个乡政府动不动就百把号几百号人在编,都要靠农民来养。

  不知现在的卫城是不是也是这样。

  卫城各个知青点相互来往很多,相处比较融洽,卫城的知青点几乎每个我都去转过。我这人比较吊儿郎当不太修边幅,经常是破衣烂衫蓬头垢面,人送雅号“邋遢婆”。有一次到二大队一队串门儿,王振华看见我一双胶鞋破得不成样子,马上就把家里刚寄来的一双新布鞋给了我。这事儿在我心头记了很久,而且这个情份一直也没机会去还上。

  卫城知青生活有一道景色叫“转转宴”。

  转转宴这股风不知是什么时候刮起来的,只记得开始是过年时新知青到老知青点去过年,然后就是回请。请来请去就形成了不成文的惯例,变成了“转转宴”——过年时挨门转着吃。如此一来自然就要互相比较,哪家做得好吃得好。弄得后边开转转宴的知青户非常紧张,生怕排名时靠了后边丢了面子。我们知青点的韩恂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脑袋很好使人却有点曰,轮到我们请“转转宴”的时候他别出心裁兴致勃勃地要弄个“沙拉”,还用上了奶油什么的,可上了桌却不怎么受欢迎,大家筷子喜欢去的地方还是回锅肉这类“国粹”家常。宴毕我们嘲笑他的“沙拉”,他却很不服气,回嘴说我们这是“山猪吃不了细糠”。

  我们这里分配口粮大多数是大米(都是红米,不知是什么品种),也夹杂有不少洋芋。这里洋芋个儿都长得挺大,逮住一个一只手都握不住。洋芋在这里不是疏菜,而是主粮,要当饭吃。天天吃这东西就很有些腻味儿。所以大家就想了五花八门的许多吃法,我印象最深的是裴亨喜、张光泉和孟友他们知青点(四大队一队?)的吃法,洋芋泥沾白糖,味道的确好极了,一辈子都忘不了。

  看坝坝电影也是当时的一景。

  在当时的盐源农村,看电影几乎是唯一的文化生活。这一天,姑娘们都要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出门——既是去看电影,也是想让别人看自己。当然看电影最积极的观众群体还是知青,每次放电影他们都成群结队地前往,为一部看了不知多少遍的老片子也要兴致勃勃地从十几里路几十里路外赶来凑热闹。从我们生产队到公社有十来里路,中间要涉过几道河,可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劲头,提着马灯淌着河走夜路也要去看。公社的干部我们都混得很熟,到那里总有人把公社食堂里的几条长凳子出来摆在最当间,我们去了都有最佳坐位。

  一大队一队的汪启明既是看电影也是宣传电影的积极分子,这人性格很活跃也很热心,龙门阵摆得很玄,给人感觉看电影都不如他吹电影好听。有一回回成都省亲他看了个罗马尼亚电影叫《巴布什卡历险记》,回来就给我们吹得天花乱坠,到哪儿就吹到哪儿,惹得后来我看过的很多影片都忘记了,就这没看过的“巴布什卡”倒记得牢牢的,后来从二大队二队的李燕她们那里抱回一条小狗养着也取名叫做“巴布什卡”。

 


 

  77年下半年,传来消息,说是要恢复高考。

  这个消息对大家都很刺激,自然是都跃跃欲试想去拼搏一把。不过我那时对上大学的兴致并不是很高,还是想去当兵。76年征兵时因为我刚患过细菌性痢疾,被社员们抬到公社医院住了半个来月,没能如愿穿上军装,这一次我不想再放过这次机会。但父母亲希望我还是争取上大学,说上了大学想到部队还有的是机会。

  于是我也决定参加这次高考。

  高考前几个月,有不少知青都回城去参加各种补习班复习。对这个我当时并不积极,还是留在了当地,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复习。我上初中和高一期间,正值所谓“教育路线右倾回潮”,学校的学习风气较浓,我所在的成都四中(今石室中学)又是历史很悠久的名校,师资相当出色,所以虽然高二因为“反右倾翻案风”没正经读什么书,但数理化的底子还是比较牢靠,复习起来并不感到太吃力。

  那时管知青工作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长胡列华是个很开明的领导,为了照顾我们复习,把很多知青都调到了正在兴建的曹家坡水库当记工员,工作是给参加水库建设的各大队的社员计量土方,相对其他劳动来说这是个很轻松的活,也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去复习功课。我那时也在水库工地劳动,从事开山炸石的爆破工作,后来也被调作记工员。

  爆破工作其实很刺激,很能满足我的冒险欲,当然也有危险,我们大队就有一个被炸松的土方埋过,抢救出来还是落下了残疾。记得有一回搞几百公斤装药的大爆破,在山坡上打了若干个大药洞,装满了炸药接上电雷管,准备把这座山坡抛到坝上来。但公社的电工不知为什么把雷管的究竟该串联还是并联给弄混了,电通了炸药却没响。这就需要把已经填实的各个药洞重新掘开,理出雷管重新填装。这活儿的确有一定危险性,要一个不当心把雷管刨着了,后果就不堪设想。那时我们大队那个洞就是我这个楞头青在最里面刨,而给我配的助手却是个“四类分子”——弄得我心里很不平衡。水库总指挥胡列华很有魄力,他那时正在县里开会,乘上吉普车赶回来督阵,把大队干部党员什么的统统赶上阵,重新填装接线,很快就完成了这次最大的爆破作业。

  当记工员就比这个轻松多了,记得临近高考时,胡部长还专门给我们放了半月假,集中突击了一段时间,工分照记。后来我们卫城知青考得不错,上大学的不少,不能不说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77年高考是“文革”后第一次高考,上上下下都很重视,我们在县里开考的时候,考场都是荷枪实弹的民兵站岗。那时的考题对现在的考生们来说可能都属“小儿科”,但考场那架势却是后来的考生们恐怕谁也再没有见到过的。考试的科目只有4门:政治,语文,理化,数学,大中专一起录取,总分240就可以上重点线。我们公社知青上学的不少,基本上每个队都有人被录取,有些现在已经成了国家级的专家。我的录取因政审问题费了不少周折,不过后来还是以“走读生”录取进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今电子科技大学)。

  我算是我们知青点第二个离开农村的人,第一个是杜鹃,她几个月前被县车队招了工。韩恂次年也到西昌上了学,高慧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大概是以病退名义或招工办的。回城的时候,我把分的口粮弄到粮站卖了,衣物什么的都送给了社员,只带着一个书箱回了城。因穿着一双破胶鞋,在火车上被乘务员当作“盲流”给踢了两脚,差点没赶下车去。拿出高考录取通知书和车票给人家看,人家还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好一阵才算放了一码。

  上山下乡这几年对我的人生是一个磨励和丰富。看到现如今十六七岁的子侄辈,总觉得他们身上少了许多东西,这或许就是我们在那个特珠年代所经历过的生活磨励吧。
“上山下乡”的日子里


 

  下乡那年,我17岁。

  那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中期,“上山下乡”是“必由之路”的年代,和全国大多数应届毕业生一样,我们服从的是“党的安排”。虽然当时“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接近尾声,但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这个预见。那年头,应届生的落户地点一般来说都是随父母单位安置,相对来说条件都比较好。而我们到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盐源去落户,还准备“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完全是自己给自己拿的大主意——呵呵,有点类似于现如今的“青年志愿者”。拿这个大主意,走出这一步,当时要迈过许许多多的门坎,关于这个,好象每一个人都能讲出自己的一篇故事。

  我们具体的落户地点是盐源县卫城公社(当时盐源属西昌地区,是彝族自治县),这里已有上一届30多位毕业生落户,听说表现很好在当地很受欢迎已经播下了口碑,很多人还担任了生产队、大队一级干部,有的还入了党。行前我们曾听过他们的代表作报告,很有煽动性,狠狠地把我们身上急待释放的热情给点燃了一把。

  当然,那本来就是一个激情烧得满世界通红的岁月嘛。

  我们到卫城时,一级一级都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豪放粗旷“九碗”(办席的别称,巴掌大的大肉片子切得足有一公分厚),还有就是席间的“压饭”:吃饭的时候,旁边就站着一圈乡下妹子,人人手里都是一碗冒尖的米饭,要瞅着谁的碗里饭快没了,一个箭步上来不由分说就把手中那碗米饭扣在你的碗里,大有不把你撑倒下不罢休的派头。这种独特的待客现象不知在现如今的起盐源乡下还存不存在,其实细究起来这当间蕴含的是一种古朴的文化——“民以食为天”嘛。试问,天下还有比“天”更高的礼遇么?

  我们成都四中(今石室中学)一起去盐源的知青的同学一共4位,韩恂,高慧云,杜鹃和我,韩恂被大家选作户长。落户的具体地点是卫城公社二大队一队,在当时的盐源县,这是个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都相当不错的生产队:地处平坝,社员们都是汉族,主要农作物是水稻,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有大米吃。而且因为李庆霖上书毛主席后,国家调整了知青政策,拔有专款建房并解决头几年副食品供应,所以生活比起那些一年只买点食盐的社员们来说还是要好不少,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般艰苦。比如我所在的二大队一小队在整个二大队就是个条件相对不错的生产队,好年景时一个劳动日能值四五毛钱。最让我们开心也让别的生产队的知友们羡慕的是,我们生产队还有自己的小水电发电,晚上能在电灯下看书——不过87年我回去时,因为分了地,小水电也就没人管了,又回到了煤油灯时代。

  我们公社的知青户都是集体开伙,属于军事共产主义的性质。每一个知青户都是这样,一直到所有知青都回城为止。这不是一家人的人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其间的磕磕碰碰是完全可以想见,但自始至终还是保持了这种经济共同体的形式——这在当时的知青中,不敢说是绝无仅有,但至少也属罕见一类。

 


 

  和上一届知青一样,我们也是一到生产队就下田劳动。

  那段时间,插秧已经结束,田里的活儿主要是薅秧。

  这活儿说实话挺没劲的,就是光脚丫子在田里淌来淌去,瞅见稗草就掐来扔了——当然啦,首先得学会识别稗草。第一天干活我干了一会儿就觉得挺烦的,开始瞅空子逮田里的螃蟹,旁边的社员们看见了也七手八脚帮我逮,到收工的时候,就凑足了满满一大脸盆。我很是开心:晚饭可以吃炸螃蟹了。

  谁知收工回到知青点,却生了一场闷气。大家众口一词对我一通批评,还上纲上线:“你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还是来逮螃蟹的?”我拧着脖子争辩说接受再教育难道就不能兼顾一下“改善伙食”?大家说你这样至少说明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不诚,还影响其他社员的劳动,……

  人家大道理说得是理直气壮,我实在吭不出声来,一气之下,把那盆螃蟹倒进了粪坑。

  我们那时就是这样,思想忒纯正。

  不过我后来还是时不时偷偷打点擦边球:韩恂和我都带了不少连环画来,我就拿连环画与队里的孩子们看,交换条件就是看一回连环画给我带几只田鸡来。这么着着实哄来了不少田鸡,给餐桌上增添了许多油水。

  老老实实实薅了几天秧,还是觉得没劲。我又跟生产队长掰活了一番,去当了“马脚子”。

  “马脚子”也是彼时彼地的一大特色,那时象卫城这样的平坝公社的社员生活有个很大的“能源”问题:烧柴。用现如今时兴的话来说,这里生态环境很差,树木很少(据说刚解放时树还挺多,后来就越来越少,“大跃进”时更是砍得没剩下几棵了),在当时集体经济的环境中,社员们的家庭燃料的任务是由生产队组织“马脚子”去完成的。“马脚子”的每天的活儿就是每天赶上生产队的马——少则几匹多则十几匹,去远隔数十里的山上去砍树,砍成一截一截的木绊子,然后驮回来挨户分配给每个社员的家。一般是每天送一家,送哪家哪家就管饭。所以“马脚子”在生产队的实际地位仅次于队长会计之类的干部,而且工分也是拿最高的。

  这个活儿很对我的胃口,一是能骑马(这马都是驮鞍,其实骑着并不舒服),二是能游山逛景,虽说累一点,但比起薅秧这类活计来,还是要刺激得多。后来同队的杜鹃看着眼热,也自告奋勇跟着“马脚子”上了一回白灵山(海拔4000多米),结果没上多高就“闷山”(高山反应)了。我那时身体挺棒,从来没有过这类反应,干得很是起劲。

  这样靠剥夺绿色资源来解决燃料能源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树越砍越少,“马脚子”每次出去的行程也越来越远,生态环境当然也越来越差。而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头,似乎没有人在意绿色生态问题。记忆中在那里参加植树只有一次,是在白灵山下种苹果树,种了后活没活活了多少也不知道。到1978年初我离开这里回城上大学的时候,“马脚子”砍柴往返的行程已经接近七八十里了。那时上边曾经宣传过建沼气池,一大队一队的知友们好象还在自己的集体户建了一个作示范,但始终没能推广开来,据说原因是这地方地下水位太高,沼气池总漏水。

  不知道现在乡亲们是咋解决这问题的。

  “马脚子”其实我也没干多久,这地方要派知青用场的地方很多。一个小小生产队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八大组织”一个不少(党、政、工、团、妇女、民兵、治保、调解),几乎每个知青都摊了个职务。象记工员、会计乃至生产队长这类当家差事,知青摊上的就不少,如我们大队二队的施跃华,三队的王浩,都是生产队长,一队的彭继新、王振华、徐嘉琳都当过会计,周渝霞、熊本庆还是大队书记副书记的干活。在宗族观念很盛的当地群众心目中,知青们是外来的,没有那么多复杂社会关系,能够有比较公正的客观地位。

  我这人没啥出息,当家岗位一个也没摊上,最大当过民兵排长、调解主任。倒是在田里地里长了些笨本事,在卫城的三年里,几乎所有的农活儿都干过,那时身体比较捧,140多斤重的捆头一上肩就走,绝对敢跟社员比。87年我到泸沽湖去时,遇上一位曾在卫城工作的公社干部,他还记得我这个“劳动力扎实好”的知青,一口就准确说出了我所在的生产队,结结实实地让我受宠若惊了一把。

  根据我下乡劳动的体验,那时最累人的活是春种时插秧。当地的习惯是一天吃两顿饭,早上要出一会工才吃早饭,然后要熬到下午收工时才吃晚饭。出工收工没什么准点,都是以太阳为准。秋收时节天气短,出大力流大汗问题回来倒头便睡,第二天一起来又浑身是劲儿。插秧时就不一样了,天气很长,又老是在田里弓着背,有时为赶节气晚上还要加班,真正是累了个贼死。最头痛的是当地的田大都是“流子田”(“卵石”很多,当地人称“流子”),半个月左右的插秧下来,常常手指都磨得没了指甲盖。我干这活不太在行,常常被左邻右舍“关秧门”。听说一大队三队的刘豫就很厉害,这活儿玩儿挺捧,秧插得横坪坚直,常常干“打秧线”的活儿(即在不规则的田垅间插头一排秧作为其他插秧者的参照基线,干这活儿一般都是高手腿师),还关人家秧门的干活。这家伙德智体发展全面,球打得好脑袋也灵光,后来考上了西南交通大学又成了著名铁道工程师看来绝非偶然。

  记得那会儿县里曾经宣传推广过使用插秧机,我和三队的韩为键还一起去参加过县农科站举办的学习班,可因为插秧机在这种“流子田”里插秧效果并不好,就是推广不开,直到我离开的时候,社员们还是手插秧。

  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

  那时有个挺鼓舞人的口号是“奋战三五年,1980年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但后来好象也没有兑现。后来田地分到户,可能实现起来难度更大一点,反正87年我回去的时候觉得跟过去没啥两样。我在的那几年,我们大队只有两台手扶式拖拉机,二大队三队的程正方就是个拖拉机手。还有一大队一队的孙建英,那是位鼎鼎大名的女拖拉机手,开的“东方红”大拖拉机,很神气,那会儿看见她羡慕得不行。

  拖拉机手也是个很吃香的活儿,到了春耕秋收的时节,拖拉机根本就忙活不过来,每个队都请,要排长队,拖拉机到哪个队哪个队都是好吃好喝地伺候着,绝对地牛B。但我们知青拖拉机手好象觉悟都挺高,一般不吃请,就是吃也绝不挑拣,吃得不好活儿也一样干得漂亮。

  87年我回去的时候,拖拉机都没啦!

  还有一件事情也是知青们掺和得比较多的,那就是当教师,好象我们公社干过这个的挺多,至少我们队里的4位都干过,韩恂还在公社中学去任过教。我算是干得最少的了,也带过个把月的课,感觉就是哄不住也唬不住一大群哭哭啼啼的孩子。那里失学的孩子也不少,大多数是女孩子,当时学校学杂费不象现如今这么昂贵,不让女孩子上学主要是家务问题和观念上的障碍,我就去动员过许多家庭让女孩子上学,好象挺成功,回回都没有落空。

  还有就是“赤脚医生”,这事儿好象不少人都干过。

 


 

  那年头个全民皆兵的时代,知青们都是武装基干民兵。

  卫城公社也有民兵组织,公社是民兵营,大队是民兵连,生产队是民兵排。武装基干民兵都配有枪支,枪支都是部队淘汰下来的旧货(其中有两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捷ZB-26”轻机枪,枪管改膛为7.62毫米,使用五六式步机弹),还有少量文革期间量产因质量不佳在部队并不受欢迎的“六三式自动步枪”。我在学校时就是基干民兵干部,枪啊炮什么的玩儿得滚瓜烂熟,所以来到生产队又被封了个武装基干排长,领了一支五三式步骑枪(仿苏产品,枪号很有意思:7777)和5发子弹,记得还有个个持枪证,忒正式。

  大队民兵集训的时候我还弄了个教员来当,开训那天民兵连长讲完话,还特意回头问我:

  “老周,你还有什么话讲?”

  这一声“老周”当时狠狠地把我惊吓了一把,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人以“老×”呼之,而且还是被个四五十岁的父辈一级人氏呼之。惊吓过去随之而来的感觉便是自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履行起职责来也非常卖力。

  这支枪在我手里出了两回事儿——后一回对我的人生不大不小地磕绊了一把。

  有天晚上我到二大队四队的知青点串门儿,进门儿的时候他们正在吃饭。我拖条凳子过来背对着他们一边退子弹一边跟他们聊天儿——常听队里人这地界上狼的故事,走夜路为壮胆,我把子弹都顶上了膛。不知怎么的一下子枪就走了火,“呯”的一声爆响,把正在吃饭的他们结结实实地唬得一跳,也惊出了我一身冷汗,好在是背对着人,不然就出大事儿了。

  抹去一头冷汗我赶紧央告受了惊吓的各位知友,这事儿千万别说出去,让上边收缴了我的武器。

  那时四队的熊本庆就是大队干部,兼大队民兵连政治指导员,这人是个很好的老大哥级人物,他没追究这事儿。

  第二回事儿发生在76年盐源、宁蒗地震期间——76年对整个中国来说都是地震年。大概是五六月间吧。有天晚上我们正在熟睡,突然被一阵剧烈的震动晃醒,就听得整个房子都在嘎吱作响(知青点的房子还没建好,我们借住在社员家,这家房子是穿逗结构的木架房,抗震能力很强)。我和同住一间房的韩恂本能反应是地震了,跳下床就跑出了门。

  不一会儿,整个生产队的人都出了门,集中到了队里的场坝上。

  第二天飞机来撒传单,公社也来了通知,说是发生了地震,震中在宁蒗盐源交界处的泸沽湖一带。盐源这边平坝公社也有一些影响,但损失很小,所有社员都要脱离建筑物,在场坝上搭窝棚暂住,基干民兵要作好准备到震中区去救灾。

  记得在全生产队老小在场坝上住了有个把月。

  场坝上住露水很重,跳蚤也很恁凶,高慧云杜鹃两位女同胞一身都起疙瘩,实在受不了她们晚上就偷偷回房去住了。那时韩恂在公社开会学习,家里只有我一个男的。我当然觉得“一身起疙瘩”和保命相比较,还是保命更要紧,同时也觉得对同知青点的知友们负有责任。就劝说她们还是出来到场坝上去住。谁知这两位女同胞也很犟,就是不去。言来语去话赶话两边都有点呛火,我站在门外她们在屋里我也不好贸然闯进去硬拉,老说不通我的牛劲儿也上来了:

  “出来,再不出来我开枪了!”

  “不出来就是不出来,有本事你开枪呀!”两位女同胞情绪也很激昂。

  这下子一股火气直冲我脑门儿,抬手朝着屋角就是一枪——呵呵,那时年轻气盛脾气太燥。

  枪一响她们被震唬住了,哭哭啼啼地出了门上了场坝。

  这事儿出我心里也有些后悔后怕,枪虽没有对人但万一枪子儿撞上个硬东西也可能产生跳弹呀,要蹦起来伤了人我可真就造了蘗了。好在后来大家心平气静了也理解了我的一番好意,谁也没说什么这事儿原本这样就过去了。

  可后来这事儿传到了两位女同胞中间一位的家长耳中,不知怎么回事儿就成了“几个知青在家里吵架,吵来吵去某人朝着别人就开枪”。这样性质就很严重了,那位家长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就一封接一封给公社写信,要求把自己的女儿调个生产队。公社听说这事儿当然不敢怠慢,真要是这样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谁也担戴不起。于是先是公社武装部长到知青点来,以公社要集中检验武器的名义收了我的枪,后来听说在档案里又给涂了一笔,以至于一年后的高考我虽然过了分数线但政审却没有过关,差一丁点儿就与上大学失之交臂。

 


 

  在盐源我呆了大约有两年半,就77年春节回过一次家。一回家就把把老妈的一大盆回锅肉给吃了个精光——老吃不着新鲜肉把我给馋坏了。

  说实话,知青生活比起当地群众来说应该说好了许多,起码吃饱饭不成问题。当地群众就不怎么吃得饱,从鸡屁股上抠几个现钱出来,也就买点食盐。而这里的盐据说缺碘,许多当地群众脖子上都长个大瘤子。我们就常常买些海带什么的,补补碘。

  当然,乡下毕竟是乡下,跟城里比起来,生活确实还是比较艰苦。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吃菜就成问题,下饭菜就是用黄豆磨出来的“豆汁”加点盐。由于油水较少,象我这样,一顿就可以吞下几大碗红米饭。还有就是吃肉,我们知青前几年是有副食供应的,可以凭票到公社去买鲜肉。而当地群众除了过年能吃上新鲜肉外,其他时候都是只能吃过年杀猪存下来的烟熏肉。炒菜也是炒炝锅菜,最多有点猪油抹抹锅,比起知青来,要艰难得多。记得为这个在知青中还产生过接不接受对知青副食供应的争论,有的认为应该与“贫下中农同甘共苦”,过一样的生活;有的则认为既然国家有政策,我们就应该享受。我当时属于前者观点——呵呵,有点“左”。

  社员吃粮的问题一直到我离开那里时都存在。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上边层层加码强征余粮,当然这也难怪,那是靠农业高积累去为工业化奠底和“备战备荒”的时代。按当时的政策,公粮(农业税)交完后,卖不卖余粮是应该是在“留足口粮”的基础上“自愿”。但实际上执行起来却不是这样,一到秋收季节,上边就有工作组下来,摊派指标,基本上是强迫命令。许多生产队余粮指标完成了口粮实际上并没有留够,还得寅吃卯粮甚至返销粮。我们那里年轻气盛有点不知天高地厚,自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也不知道这其实是在那个年代的一种普遍现象,拿着政策本本就鼓动着生产队长一起县里找县委书记理论政策,最后的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上有土政策,下边当然就有土对策,那就是“瞒产私分”。据我所知,这一招几乎个个生产队都使唤过,我们交公粮的时候,还跟社员们一起跟粮站玩儿障眼法,把过了磅的粮袋又偷偷提到一边重复过磅。这也是逼出来的,上边为的是政绩,下边就一个目的:要吃饱饭。“大锅饭”的时代众多农民群众吃不饱肚子这是历史事实,但农民负担却好象却没有显得象现如今这么突出,记得那时我们公社编制脱产干部也就十来个人,管理着我们这个几万人的公社不说,按那时的规矩每年还要参加100天的生产劳动。不象现在是个乡政府动不动就百把号几百号人在编,都要靠农民来养。

  不知现在的卫城是不是也是这样。

  卫城各个知青点相互来往很多,相处比较融洽,卫城的知青点几乎每个我都去转过。我这人比较吊儿郎当不太修边幅,经常是破衣烂衫蓬头垢面,人送雅号“邋遢婆”。有一次到二大队一队串门儿,王振华看见我一双胶鞋破得不成样子,马上就把家里刚寄来的一双新布鞋给了我。这事儿在我心头记了很久,而且这个情份一直也没机会去还上。

  卫城知青生活有一道景色叫“转转宴”。

  转转宴这股风不知是什么时候刮起来的,只记得开始是过年时新知青到老知青点去过年,然后就是回请。请来请去就形成了不成文的惯例,变成了“转转宴”——过年时挨门转着吃。如此一来自然就要互相比较,哪家做得好吃得好。弄得后边开转转宴的知青户非常紧张,生怕排名时靠了后边丢了面子。我们知青点的韩恂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脑袋很好使人却有点曰,轮到我们请“转转宴”的时候他别出心裁兴致勃勃地要弄个“沙拉”,还用上了奶油什么的,可上了桌却不怎么受欢迎,大家筷子喜欢去的地方还是回锅肉这类“国粹”家常。宴毕我们嘲笑他的“沙拉”,他却很不服气,回嘴说我们这是“山猪吃不了细糠”。

  我们这里分配口粮大多数是大米(都是红米,不知是什么品种),也夹杂有不少洋芋。这里洋芋个儿都长得挺大,逮住一个一只手都握不住。洋芋在这里不是疏菜,而是主粮,要当饭吃。天天吃这东西就很有些腻味儿。所以大家就想了五花八门的许多吃法,我印象最深的是裴亨喜、张光泉和孟友他们知青点(四大队一队?)的吃法,洋芋泥沾白糖,味道的确好极了,一辈子都忘不了。

  看坝坝电影也是当时的一景。

  在当时的盐源农村,看电影几乎是唯一的文化生活。这一天,姑娘们都要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出门——既是去看电影,也是想让别人看自己。当然看电影最积极的观众群体还是知青,每次放电影他们都成群结队地前往,为一部看了不知多少遍的老片子也要兴致勃勃地从十几里路几十里路外赶来凑热闹。从我们生产队到公社有十来里路,中间要涉过几道河,可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劲头,提着马灯淌着河走夜路也要去看。公社的干部我们都混得很熟,到那里总有人把公社食堂里的几条长凳子出来摆在最当间,我们去了都有最佳坐位。

  一大队一队的汪启明既是看电影也是宣传电影的积极分子,这人性格很活跃也很热心,龙门阵摆得很玄,给人感觉看电影都不如他吹电影好听。有一回回成都省亲他看了个罗马尼亚电影叫《巴布什卡历险记》,回来就给我们吹得天花乱坠,到哪儿就吹到哪儿,惹得后来我看过的很多影片都忘记了,就这没看过的“巴布什卡”倒记得牢牢的,后来从二大队二队的李燕她们那里抱回一条小狗养着也取名叫做“巴布什卡”。

 


 

  77年下半年,传来消息,说是要恢复高考。

  这个消息对大家都很刺激,自然是都跃跃欲试想去拼搏一把。不过我那时对上大学的兴致并不是很高,还是想去当兵。76年征兵时因为我刚患过细菌性痢疾,被社员们抬到公社医院住了半个来月,没能如愿穿上军装,这一次我不想再放过这次机会。但父母亲希望我还是争取上大学,说上了大学想到部队还有的是机会。

  于是我也决定参加这次高考。

  高考前几个月,有不少知青都回城去参加各种补习班复习。对这个我当时并不积极,还是留在了当地,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复习。我上初中和高一期间,正值所谓“教育路线右倾回潮”,学校的学习风气较浓,我所在的成都四中(今石室中学)又是历史很悠久的名校,师资相当出色,所以虽然高二因为“反右倾翻案风”没正经读什么书,但数理化的底子还是比较牢靠,复习起来并不感到太吃力。

  那时管知青工作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长胡列华是个很开明的领导,为了照顾我们复习,把很多知青都调到了正在兴建的曹家坡水库当记工员,工作是给参加水库建设的各大队的社员计量土方,相对其他劳动来说这是个很轻松的活,也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去复习功课。我那时也在水库工地劳动,从事开山炸石的爆破工作,后来也被调作记工员。

  爆破工作其实很刺激,很能满足我的冒险欲,当然也有危险,我们大队就有一个被炸松的土方埋过,抢救出来还是落下了残疾。记得有一回搞几百公斤装药的大爆破,在山坡上打了若干个大药洞,装满了炸药接上电雷管,准备把这座山坡抛到坝上来。但公社的电工不知为什么把雷管的究竟该串联还是并联给弄混了,电通了炸药却没响。这就需要把已经填实的各个药洞重新掘开,理出雷管重新填装。这活儿的确有一定危险性,要一个不当心把雷管刨着了,后果就不堪设想。那时我们大队那个洞就是我这个楞头青在最里面刨,而给我配的助手却是个“四类分子”——弄得我心里很不平衡。水库总指挥胡列华很有魄力,他那时正在县里开会,乘上吉普车赶回来督阵,把大队干部党员什么的统统赶上阵,重新填装接线,很快就完成了这次最大的爆破作业。

  当记工员就比这个轻松多了,记得临近高考时,胡部长还专门给我们放了半月假,集中突击了一段时间,工分照记。后来我们卫城知青考得不错,上大学的不少,不能不说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77年高考是“文革”后第一次高考,上上下下都很重视,我们在县里开考的时候,考场都是荷枪实弹的民兵站岗。那时的考题对现在的考生们来说可能都属“小儿科”,但考场那架势却是后来的考生们恐怕谁也再没有见到过的。考试的科目只有4门:政治,语文,理化,数学,大中专一起录取,总分240就可以上重点线。我们公社知青上学的不少,基本上每个队都有人被录取,有些现在已经成了国家级的专家。我的录取因政审问题费了不少周折,不过后来还是以“走读生”录取进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今电子科技大学)。

  我算是我们知青点第二个离开农村的人,第一个是杜鹃,她几个月前被县车队招了工。韩恂次年也到西昌上了学,高慧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大概是以病退名义或招工办的。回城的时候,我把分的口粮弄到粮站卖了,衣物什么的都送给了社员,只带着一个书箱回了城。因穿着一双破胶鞋,在火车上被乘务员当作“盲流”给踢了两脚,差点没赶下车去。拿出高考录取通知书和车票给人家看,人家还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好一阵才算放了一码。

  上山下乡这几年对我的人生是一个磨励和丰富。看到现如今十六七岁的子侄辈,总觉得他们身上少了许多东西,这或许就是我们在那个特珠年代所经历过的生活磨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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