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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候》小说连载 | 第五回:机修始建小金库 真正受益是何人

必讲 · 2019-06-18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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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回

  机修始建小金库  真正受益是何人

  1984年8月,省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干部执行“四化”的要求(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对向轴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陈新由保持器车间的主任提拔为厂长,张元彪由供应处处长提拔为副厂长兼总经济师。老厂长老书记退居二线。

  陈新上台不到半年,喜欢摆弄人命运的上帝给他来了个巧安排:1985年元月1日,省政府决定将向轴的管理权下放到香樊市;第二天香樊市又把向阳轴承厂列为工资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的试点单位之一;同年5月24日,香樊市工业局决定在向轴执行“厂长负责制”。这接二连三的决定仿佛上帝在施展淫威:天变黄;下暴雪;结霜冻!但陈新这个胸怀大志、年富力强的厂长不伏啄,他像那敢劫皇纲的陈咬金,回敬了上帝三板斧:把厂里十三个生产车间改为分厂;建立厂内银行;对十三个分厂进行独立的经济核算。

  抡三板斧陈新遇到了难题:机修分厂怎么办?厂里每年给机修下达的生产任务喂不饱这个“大肚汉”。但任务又不能增加:机床的大修有周期,不到时间就大修,闲得没事干?机器备件的制造,是各分厂根据具体情况提出的计划,做多了绝对出力不讨好。机修的人力过剩,机修的设备过剩,一句话,产能的过剩和资产的积压跟钱多得没处花一样,是企业家头疼的事。

  “哎……”,急得焦头烂额的陈新说:“各分厂都有考核指标,机修总不能当个随意浪荡的济公吧?机修是个大肚汉,但吃不饱饭责任不在他。眼看着那多人闲着没事干我着急呀。可我左思右想还是急不出个好办法。你这个贤内助有啥好主意?”躺在床上陈新抚摸着胡梅的手,一会儿轻揉内关穴帮她活心经,一会儿点压合谷穴助她通阳明,尽讨好之能事,穷卖乖之言辞,折腾了好一会,又用叫花子的口气说道:“给老公支个高招行不?求求你。”

  凡事陈新喜欢听在机修当电气工程师的老婆胡梅的意见,实践证明老婆的“枕头风”蛮管用:她那一句二句的“随便话”,你像服下“速效救心丸”,顿时心灵开窍,起死回生;她那三言两语的“瞎球搭”,给你个醍醐灌顶,让你豁然贯通,茅塞顿天。因为她站在普通工人的立场,秉持知识分子的观点,采用家庭主妇的思维,所以她的话往往使陈新感到亲切、新鲜,甚至意外、惊讶。

  “我哪有啥高招”,胡梅享受着老公的抚摸,滋润中带着嘲笑地说:“多大个事把你急成这个熊样?不就是机修人多活少吗?你常说‘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现在咋不飞咋不跃了咧?有张网子把你罩着,你把网子剪个豁出去飞;有扇院墙把你围着,你把院墙拆个口子出去跑。米少人多还饿死人不成?给多余的人每人发个碗上街要饭去。你莫小瞧了机修,那可是个藏龙卧虎之地,能人多得很!诸葛亮会去要饭?嗯……;姜子牙还晓得对外创收开家算命馆咧。不信你给我放个长假,我下海干个体,三年五载不混出个人模人样,不搞个衣锦还乡,你真不知道自己的老婆有几大个板眼。好了,‘吃不言,睡不语。’莫吵我的瞌睡。”胡梅怕把兴头说起来瞌睡跑了,便不理陈新,把头调到一边。

  此时胡梅的“耳边风”就是股旋风,从陈新的左耳进,右耳出,又从左耳进,右耳出,几个来回陈新开窍了。“好主意!好主意呀!”

  机修的厂长张驰(后来他调到车削当厂长时推荐吕小平接他的班)以前是个修电机的工人,而胡梅是电气工程师,再说都是建厂的元老,这就决定了陈新与张驰是非同一般的朋友。

  陈新与张驰密谈了几次后商量出一个解决机修吃饱饭的办法:允许机修出去打野食、撮虾子——办个门市部。

  机修生产调度科的科长李宏宽是位五十多岁的上海人。他引人注目的是那满头的白发,浓密的白发仿佛银丝做成的,根根向征着财富,那炫耀身价的须发绝对胜过藏在口里笑时才外露的大金牙。李师傅那一朝排的老人都称这位“富豪”为“银毛”。

  大上海也就二三百年历史,李师傅祖上肯定不是上海人,因为李师傅长得不像上海人。李师傅是北方人的身板:个大、头大、鼻大、嘴巴大,声音宏亮,中气十足,像头南阳的大公牛。而纯种的上海人身材矮小,人长得秀气,灵光,嘴皮子薄,说起话来口吐莲花,利索得很,但音量小,像匹四川的小矮马。李师傅解放前在上海当工人,1956年支援内地建设,调到洛阳轴承厂工作;1976年支援三线建设,他又调到向阳轴承厂工作。二十年的内地生活他学到了北方人的豪爽大气,一些北方人的习俗在他平日的言谈举止中三不知会流露一二——他的口头语除了“怕个啥”就是“去年球!”——他常用上海腔说这些北方话。

  李师傅对车、铣、刨、磨的熟练,不亚于菜农种植萝卜、黄瓜、辣椒、豆角的老道;他对复杂的机械零件制造工艺的掌握,则远远超过农民骟牛蛋或牧民接生羊羔的经验。“三十年的蒲团跪成佛”,工人当久了也可以当工程师,关键你得先是个有心人。否则只能是“二十年的媳妇熬成婆”。婆比佛差得多。李师傅是个有心人,在工厂他已是“佛”一级的人。分厂决定由李师傅负责组建门市部。

  在机修简陋的办公室里张驰给李师傅砌了一杯茶,递了一根烟,谈判便开始了。双方对视了好一会,都企图通过对方的眼睛看到谈判的底牌。特别是李师傅,绝不能打无把握之仗,搞不好钻进了别人的笼子那是要吃闷亏的,上海人不干这事。虽然事前打过招呼,但李师傅还是十二分的警惕着。

  主动权总是掌握在强势者手里,张驰一语打破了僵局,“李师傅,我先给你讲一下总厂和分厂的形势,然后再说门市部的事。你看行不行?”李师傅口里说“行”,眼睛则紧盯张驰的嘴,生怕那里射出一支能伤人的箭。

  张驰说:“今年元月一号(即1985年)是向轴的一个转折点:从这天开始香樊市将我厂列为全国第一批工效挂钩的试点单位,也就是说我厂以后每年的工资总额与上交利税总额挂钩,按1比0.65的比例。你交的税越多,工人的工资涨的越多,国家不干涉。这样逼着陈厂长搞厂内银行,对各分厂指标考核。我算了一下,我分厂每个月至少有四十五个人的饭碗是空的,咋办咧?既要按时给工人发工资,还要跟上总厂涨工资的步伐不掉队,确实是个令人头疼的事。前两天我跟陈厂长商谈了一下,他同意我们脱下工作服穿上破衣褴衫,不当高贵的主人,掂个破碗去要饭:分厂研究决定,由你负责办个门市部。你的意见如何?”

  “行。”在未彻底摊牌前李师傅的回答极为谨慎,“我服从组织决定。”见张驰不动声色,毫无反应,李师傅像个小的公螳螂求爱时小心翼翼的试探性地舞动了一下前肢,“有考核指标吗?”“那还用问。”张驰像个大的母螳螂不屑一顾,轻描淡写地回答,“现在各分厂都像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紧张的大生产,你们门市部能是机修的世外桃园,不知魏晋的逍遥自在?绝对不可能!给你交底:按去年人月平工资110元算,每月45个人的工资缺口是4950元,四舍五入算五千。就用这个数考核你们:每月不给分厂交五千你们分纹没有;超过五千你们提百分之三当工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对你们考核的是产值不是利润。至于成本……你们不管。听着这比地主剥削佃户还残酷,可市场比天宽,潜力比地阔,搞好了你的小日子比地主好得多。李师傅,你看这样行不?”

  李师傅是多精明的上海人啦,前两天张驰给他吹风后他便构思了一个大致的方案,连他在内只要三个人:他负责开发货源,掌控全局;再请一个副手,专跑门市部与车间的联系,谐调加工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另一个是会计,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干这种 “事体”上面都会给你派个会计——会计是领导的眼睛。他决定不养一个闲人,闲人是身上多余的肉——肿瘤。

  当然他也想到自己发工资的事,只是没拿到提成的比例,所以无法细算。刚才张驰说提成百分之三,他的脑子便飞快地运算起来:三个人的工资要拿到手,每个月得给分厂上交1万1千块钱。这个数与以往总厂生产处委托机修的“外协加工件”比,有差距,但那种干法是“守株待兔”,如果我换种“走出去”的战术……凭我老李的本事,保三个人的基本工资应该没问题。搞不好还真起个篓子,捉个大的。

  当张驰征询他的意见时,心里有了数的李师傅回答说“行”,但这个回答充满疑虑,并带着没有最后肯定的小尾巴:因为精明的商人从不成交别人开出的“一口价”——你可漫天要价,我能坐地还钱。“能讲讲我的条件吗?”李师傅试探性地问。“当然可以”。张驰漫不经心地回答,因为他的心比海深,比洋宽,小鱼小虾的价码形不成多大的浪花。

  李师傅说:“连我在内门市部只要三个人,”张驰点了下头。“给客户的回扣比社会上流行的百分之三高一个点,即百分之四,”张驰又点了一下头。“对加工费超过千元的客户招待一餐便饭,”张驰还是点了一下头。“出差费实报实销外加补助”,“烟茶费报销”,“电话费报销”……精打细算,瞻前顾后的李师傅板着手指一五一十地说,张驰的头似公鸡啄米,一下一下的点。

  李师傅说得吐沫星子直飞,而张驰始终面带微笑,心地平静得像不起绮涟的湖面。李师傅的“闸门”合上时他才淡淡地问了句,“完了?”李师傅口里说“完了”,心里还在焦急不安地思考:如果张驰来个“对半砍”的讨价还价,自己如何接招。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张驰豪爽大气斩钉截铁地说:“成交!”

  接下来洋洋得意的张驰又对心满意足的李师傅交待了如何走帐,“如果外单位或个人用现金结算,钱就停留在门市部的帐上。如果用支票结算,你就拿支票到总厂财务处结帐。至于分厂怎样应付总厂的经济考核,不是你操的心,莫打听。”张驰不愿讲,李师傅也不想问,偏爱防守不善进攻是上海人的精明。

  最后张驰神秘兮兮地对着李师傅的耳朵,讲了件他绝不外传、但又不得不对李师傅讲的机密大事,那个神情仿佛对李师傅传授“芝麻开门”的秘诀,生怕被第三者听到。张驰说:“按照厂里现行的财务制度,消费三十元以上得用支票,这个规矩给陈厂长的日常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接待个客人,吃餐便饭,随便花花就超过了财务标准。这事搞得陈厂长蛮烦心。陈厂长常在招待所待客,招待所的潘所长是我们机修出去的老人,我跟潘所长说好了,以后陈厂长在招待所请客的费用你拿现金跟他结帐。这笔钱记在你们的帐上,不影响你的业绩。你看咋样?”

  李师傅多精的上海人呀!这种曲溜拐湾的花花肠子、这种阴道搞的瞒天过海,他见的多了。只要不侵害我老李的利益,还是那句“老业务”(上海话:老话)——“去个球!”

  门市部开张那天冷冷清清的,无一人来表示祝贺。李师傅他们仨只得孤芳自赏地炸了几挂鞭炮了事。清扫完地面,胸怀宏图大志、急待施展拳脚的李师傅独自一人站在门口看风景。

  极目远望:郁郁葱葱的万山,浩浩荡荡的香江,尽收眼底。聚焦近瞧:山脚竹林中座落着四五户农家,田埂上盛开着鲜艳的小花,堰塘中浸泡着消暑的水牛,耳边传来不见踪影的母鸡下蛋后的高歌,“个大”“个大”……这山水田园是贾州六队的地盘。

  相比向轴家属区内的商业化,向轴厂区内的工业化,这里还是“原始化”。而身后的几家三线大厂跟昨天的向轴一样,森严壁垒,闭关锁厂,只跟国家做规规矩矩的大生意,万山脚下机修首创的门市部真可谓“一枝红杏出墙来”。至此李宏宽心潮澎湃:我老李不正是媒体上天天宣扬的“时代弄潮儿”、“敢闯大海的勇士”、“第一个吃螃蟹”的英雄吗!

  开局的第一步是“拱七星卒”还是“架当头炮”,李师傅那老道的人都不下十遍的思考过,昨天他给分厂党总支委员们作《下海可行性报告》时这样说,“……时下,计划经济正在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实质是资本的竞争;要竞争非做广告不可。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我可以肯定他最先怀疑的是广告。而资产阶级的领袖弗兰克林·罗斯福最青睐广告,他说他‘不做总统,就做广告人’。现在我们国家是阴阳结合的特色社会主义,阴的逐渐增多,阳的慢慢减少,正处在太极图上11点钟的位置。我敢断定,要不了多久像贵州茅台酒,上海手表,凤凰自行车这些如雷贯耳的名牌产品也会铺天盖地地做广告。我决定第一步从广告做起……”。分厂的领导一致认可了他的经商方略。有了党支部的认可,李师傅便来了个“大头鱼背鞍子——跑起了江湖”:从此市里到处有他的身影,省里遍布他的脚印,全国有必要去的地方都有他留下的名片。李师傅的战术是“普遍撒网,重点捞鱼”,这不,在上海电气元件厂当工人的侄子李东海这条大鱼还真被他抓着了。

  有了眉目的李师傅拎着一网兜水果糕点,坐“特快”赶到了上海。李东海住在江湾五角场附近的职工宿舍,房子很小,屋里乱糟糟的,除了过道外到处都堆着东西。一台小电扇不怕伤着颈锥,不停气地摆着头;可惜它的力道太小,投出去的支支标枪不能穿透厚厚的热幕,将那“清凉”扎到尊贵的客人身上。此时的李师傅是“吃狗肉喝白酒——里外发烧”,心急如焚的他热汗直冒,但这些并不影响他的激情,他跟十多年没见面的、上海生上海长的贤侄谈得火热。不涉及利益,叔与侄的精明显示不出奇迹。

  机修干不了电气产品,李师傅关心的是制造电气产品必用的那些易损的工装夹具。也就是说铁匠只会打马掌,不会骑马打仗。

  “阿叔,有个东西肯定中你的意,但不知你们干得了不?”只要有吃的,大肚汉是“来者不拒”,但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莫卖关子,快点讲”,李师傅催促着。李东海却慢条斯理按部就班地说:“我厂生产多种型号的单晶硅片,磨这些产品需要行星齿轮,这种行星齿轮是易损件,一磨一摔就报废了。”听了这话李师傅像个在海上泡了三天的难民终于看到了地平线,虽然身体疲惫至极,但精神的兴奋却是空前的。李师傅焦急地问:“你们每月用多少件?每件值多少钱?”李东海边盘算边说:“一个班组一个月五十片,工段四个班组,一个月二百片,只少不多。每片齿轮220块洋钿。这种齿轮全部从日本进口。听说国内不少厂家试着干过,都没干成。里面的油水肯定大,像那肥棉羊的尾巴。想从东洋人嘴里抢食,那得有真本事。”

  当侄的在说,当叔的在算:每月200片,每片220元,乖乖隆的龙,每月四万四!那是三个人四个月的工资!“讲讲齿轮的模样”,李师傅心急得像听媒人介绍对象的小伙。“这大个”,李东海用手比划着——约三百毫米;“这厚”——约一毫米;“外园上全是齿。”

  “这大”,“这厚”,李师傅心里有数。“外园上全是齿”,李师傅是个糊的:什么齿?渐开线齿还是方齿?标准齿还是变位齿?正变位还是负变位?……心里没数是不能接活的。这些“数”贤侄肯定答不出来,常年开机器的工人也不见得说得清,何况他是个盘电气的。

  李师傅静下心来想了一会后说:“东海,能不能想法搞一片我看看?”“报废的行不?”“不行!一定要新的。”李师傅强硬地说:“哪怕掉几个齿都行。”机修要生产这种齿轮先得测绘它,若是个废品有些数据肯定测不准。刚才贤侄说了,掉在地上齿轮就报废了,只要大多数齿是新的,坏几个齿没事。当然这也是给贤侄支招,用这个法弄片齿轮出来。李东海这小上海多能啦,绝对听出了这话的意思。但他还是有点犹豫地说:“行。试试看吧。”二人约好星期天中午12点在五角场东边的“四季鲜”餐馆见面,“贤侄点菜,阿叔买单。”

  此时的江湾五角场到处是富丽的商铺,是烤肉的油烟,是商品的琳琅,是哭一样的歌唱,是疯狂的节奏,是抢劫的危险,是欲望的陷阱,是越来越赤裸的肉体与越来越难辨认的灵魂,一切都显得激动,热烈,沸腾。五角场的路灯杆全刷着金漆,让那些贫穷的公民看见这黄金的颜色而感到安慰,自以为是腰缠万贯的大老板。

  李师傅先到,东海没来前他独自一人坐在那抽烟,还没喝酒他已有点晕乎了:这笔生意若做成了市场多大呀!电视机、收录机、VCD里都有单晶硅片,而生产这种电器元件的工厂全国有多少家?还没调查。我们机修若把这种齿轮整出来那可不是一般的产品,那是替代进口的拳头产品……,李师傅焦急地瞄了一下手表,“啥时候了还不来,急死个活人。”

  李东海晚了一刻钟到的,来时他手里提着个大纸袋。脸上丝毫没有李师傅期盼的那种喜悦,而是一张苦脸。李师傅瞟了一眼纸袋,见里面是件用玻璃纸包着的新衬衣,心里凉了半截。他焦急地问:“咋啦,没搞着?”侄子叹了口气答道:“难啦。”李师傅的口头禅应声而出,“怕个啥?”李东海便有条有理的讲起了这个“难”字,“从库里领新齿轮要登记,班组与仓库都有帐;要把新齿轮从厂里弄出来肯定不行,你得摔坏它;摔坏了齿轮领导肯定会发脾气,不光要写检讨,还得赔220块钱……”说到这李东海不讲了。李师傅的门槛多精啊!你娃子翘翘屁股老子就知道你拉干屎还稀屎。“去个球”,不就是220块钱吗?要成大事就得先吃小亏。李师傅从挎包里拿出一沓崭新的十元大钞,“唰”“唰”地点了二十二张十分大气地将它拍在桌子上。“贤侄,够了吧?!”李师傅暗忖道:先把齿轮搞到手再说,这件没有发票的宝贝报销应该没问题。

  李东海看了一眼面前崭新的钞票,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但像六月天的雪花很快就消融了。他继续愁着眉,苦着脸,有条有理的讲那个“难”字。“摔坏齿轮属大事故,这月的奖金肯定没有了,这年终奖……”说到这李东海又不讲了。此时李东海不敢正眼看他叔,他用右手五指梳着头,脸偏向左边。这话的意思听不出来李师傅岂不白活了几十年,月奖金、年终奖……还能有啥新情况?“去年球”,日破天再给一百块,拿了钱我看他小子还有啥话讲。李师傅又“唰”“唰”地数了十张钞票,这次仿佛定案的县令怒拍惊堂木,“啪”的将钱板在桌上,“贤侄,该满意了!再张口就是宰你叔。”

  李东海的“难”讲到了头,再想往下讲也编不出来了。眼看面前的钞票又增厚了不少,这回他的笑容像十五的月亮那园满。他高兴地说:“叔,成交。”说罢从地上拿起纸袋,从袋中取出新衣服,拿出夹在衣服当中他叔望穿双眼的行星齿轮,双手捧着递给了桌对面的李师傅。

  李师傅像个不是很饿的叫花子,手捧着刚刚乞讨来、早就垂涎三尺、但从未吃过的芝麻椒盐大饼,仔细观察起来:行星齿轮的直径约四百毫米;厚度约一个毫米;弯一弯,材料极有弹性,估计是冷轧的硅钢片;圆周上均布的齿看不出特殊,不存在明显的变位;齿形估计是三个模数的渐开线齿;每个齿的外缘略有变色,肯定经过高频淬火……李师傅心里有个八九不离十的数了。

  李师傅将齿轮用报纸包好放进挎包,接下来贤侄点菜,阿叔买单。今天李师傅特高兴,酒比往常多喝了一倍——咪了四两。酒足饭饱后他不敢耽搁,赶到火车站买了张回香樊的车票,他的归心似箭!本想买张飞机票,但精得抠门的他又开脱自己,再急也不在这一时半会。

  回到向轴李师傅家门都不进,快步如飞地直奔车间,他要尽快的将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向分厂领导汇报。在张驰的办公室里他像倒竹筒的豆子,将行星齿轮的用处、价值、市场、前景、……一个接一个地讲给张驰听,张驰越听越高兴。如果说李师傅是十分的高兴,那张驰肯定是万分的高兴,因为领导站在板凳上,拿着望远镜,看的更远、更清。

  张驰被一阵春风轻飘飘地旋到隔壁的技术科,收敛了笑容的他像无比尊严的司令指挥着各路人马:铣工出身的工程师王师傅对齿形进行了仔细地测算,向他报告,这是模数三的标准齿轮,机修工人闭只眼都能干得丝毫不差;车工出身的工程师杨师傅到总厂冶金科搞完金相分析回来向他报告,材料是再普通不过的硅钢片。张驰心里有了数,这种做电机用的硅钢片机修仓库里“大大的有”,就像长江的流水从来没有断流的时候。当几位工人工程师一致说“我们能干”,这位修电机出身的、对机械加工知之甚少的领导才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此时不干,更待何时?张驰下了最后的命令:“马上投产。”

  前几道机械加工很顺利,最后一道工序淬火出了大问题:齿轮变形了!不平展是绝对不能用的。这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像在风平浪静的长江上突然刮起了龙旋风,竟把一艘满载观光客的豪华游轮掀了个底朝天。所有的技术人员吓得目瞪口呆!估计别的厂家搞不成也是这个原因。

  嘴边上的肥肉不吃了?脚边上的元宝不捡了?怎么办?难道眼睁睁地看着小日本的产品垄断中国的市场、横扫中国的天下,就像当年日本武士在上海摆擂台:叉着暴满青筋的粗腿,举着尽是腱子肉的胳膊,袒着长满长毛的胸脯,目中无人地狂喊着:哪个中国人敢上来?这种窝囊气中国人绝不能忍受!机修的几位工人工程师决定这口气非争不可。在张驰的主持下召开了“诸葛亮会”,会上大家提出一个又一个改进方案,但一个又一个的被“自我否定”。几乎山穷水尽之时,“革新大王”杨师傅想到板金工常玩的“整形”:一根弯曲的钢筋,一块不平的钢板,经他们三敲两不敲,该直的变直,该平的它乖乖地变平。杨师傅提出“能不能叫个板金工敲敲看”的建议。

  张驰一个电话,他管辖的金工车间派来了技术“一扎鼎”的田师傅。田师傅是上海人,是解放后支援内地建设的知青,他的精明绝不比李师傅差。

  这确实是个连“一扎鼎”都急得搔头皮的活:因为是高频淬火,齿部有较高的硬度;其余没火的地方较软,有较好的延展性;要用锤子把厚度仅为0.7毫米的硅钢片敲平,又不能把它锤薄变大,因为外园变大后会引起周边上的轮齿变形。考技师都出不了这难的题!

  田师傅像天桥打把式卖艺的,为了多争俩钱施尽了浑身解数:他不断地改变钻板和锤子的材料,钢铁的、木头的、橡胶的……;不断地改变锤击的方法,锤击点的位置、锤击的力度……。田师傅不亏是“一扎鼎”,一块平平展展的行星齿轮片终于摆上了检查台。

  检查员把齿轮放在一块刚磨过的平板上,不论你在哪个位置用手指敲击,都没有空洞的感觉,这是第一关,过!用刀口尺、用透光法检查平面度,没有话说,这是第二关,过!用千分尺检查厚度与外园,没有丁点的变化,这是第三关,过!用螺纹千分尺检查轮齿的公法线,没有丝毫的增加,这是最后一关,过!全过了!

  当新自操刀的检查组组长孙师傅在最后一道工序“金工整平”上盖下合格章时,机修的工人欢呼起来,大家把田师傅高高举起,一上一下地悠着,并随着上下的节奏高呼“机修工人——万岁!机修工人——万岁!”这个喜庆欢腾的疯狂劲在机修的厂房内绝对是空前绝后的——还有什么比“机修工人万岁”更激动人心?

  此时机修工人开心:这个产品像条大河,使机修这个寸草不生的荒漠变成鲜花盛开的绿洲,工人的福利将像芝麻花越开越高。

  此时李师傅十分高兴:从此他碗里的水煮萝卜变成了糖醋鲤鱼;长三角、珠三角盛产鲤鱼,那里的市场大得很。

  此时张驰异常兴奋:趋向无限小的成本使他得意忘形;趋向无限大的利润使他忘乎所以。

  之后,李师傅又开发了几个长线产品。李师傅像开荒的农民,从洛阳的老朋友那挖过来一批中频发电机的大修,这种大修原本是他们厂自己干,交给李师傅修一是价格便宜,二是有回扣,三嘛,老交情。每年二三十台的大修量很可观。李师傅像捡破烂的拾荒人,从邯郸钢铁公司联系到一种轧辊,因为“向阳轴承厂机修分厂制造”的比他们在外面购买的质量更好,价格更便宜,在效果深入人心的时代,价格闪耀的光芒跟黄金一样。除此以外,十分能干的李师傅还在北京、西安、承德有固定的客户。

  机修的门市部红火起来后便隔三叉五地给本单位职工分东西:过年分一桶油、两瓶好酒;端午节分两盒咸鸭蛋、两盒绿豆糕;中秋节两盒月饼少不了;夏天分瓜,冬天分鱼……每当机修职工手拎着大盒小包的食品往家走,其它分厂的职工那可是“猫儿想吃红樱桃——眼都望绿了”,那个羡慕的心情真是“公鸡害嗓子——不能提(啼)”。

  当然机修分东西也不是按298人均分,它总要多准备十几份,那是用来打通关节的——希望财务结算和厂门卫的有关人员在必要时给予适当的照顾。

  1987年张驰调到车削分厂当厂长,他极力向陈新推荐他的同学兼同“插”、当然也是牌友兼酒友吕小平。陈新跟吕小平也熟,因为吕小平在“新工团”就是全厂闻名的老实人,如是吕小平由大修车间的主任提升为机修分厂的厂长。

  李师傅在门市部干了四个春秋,再精明他也干不下去了,因为到了退休的年龄。经过机修财务科长的审计,没有问题后他就走人了。

  回到家,下野的李主任算了笔粗帐:四年内门市部共给机修创收一百六十二万块钱,按百分之三提成,四年共提四万八千块钱,人均年工资四千五百多,比厂里的人均年工资翻一番还拐了个大弯。当然李师傅要比那两位多拿个系数,“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嘛。至于门市部日后怎样发展,怎样壮大,怎样起二层楼 ,除了天意就看后继者的本事了。“去年球!我老李再不操心了。回家哄孙子啰。”

  如果机修按厂里“人均年产值一万二千元”给厂里交那45个人的空差,机修肯定吃大亏,四年它得给总厂交216万;如果机修按厂里“人均年创利润三千一百块”给厂里交那45个人的空差,四年它只交55万就行了,机修最少赚了一百多万!如果机修一分钱都不给总厂交,仅仅为陈厂长吃饭买单,那机修就赚海了。要说陈厂长跟张驰当初私下定的什么协议,那可是“阎王爷的告示——只有鬼晓得。”

  不管咋讲,看到机修的厂长每天似“三月里扇扇子——满面春风”,人们就知道机修肯定赚了,也可能赚海了。机修绝对不会吃闷亏。这年头人人都想当上海人,一个比一个能,雷锋那种傻子跟恐龙一样,早就绝迹了。

  陈新陈厂长很有自觉性,极有修养的他不瞎吃瞎喝,请客吃饭他像斋公似的很抠门。无奈客人太多,四年下来,门市部为他在招待所消费买的单总计达两万九千八百多块钱。要知当时的物价很低:鸡蛋六分钱一个。

  向阳轴承厂第一个小金库——机修的门市部,就是这样完成了它的原始积累。

  机修小金库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88年4月,也就是张元彪承包向轴前的半年多,总厂财务处打了份“机修私设小金库如何处理”的报告,呈送到厂纪委书记甄明德的办公桌上。

  甄书记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副教授,为照顾有病的妻子才调回香樊工作。眼前的这份报告就是一张考卷,看他怎样解答。甄书记满脑子的哲学名词,他在“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在“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认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加深,才能提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一摞子哲学思想中转了一大圈,再三思考后,他提笔在报告的右上角批示:“小金库,这一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诞生出来、冲向市场经济的新生儿,该不该存在?能不能发展?利弊如何?有待实践,静观其变,跟进调查。再议。此件交党委常委传阅。甄。”

  “总厂在追查机修的小金库”,这一消息使每个机修人听了感到十分的紧张、万分的揪心。机修人那种高人一等的贵族精神,其根基便是门市部白花花的银锭,万一门市部取消了咋办?吕小平消尖脑壳打听到甄书记那份褒大于贬的批示后,紧张的心情得以缓解。为了防止小金库万一被封,狡兔三窟的他把小金库的收入分门别类地分散到分厂各党支部委员的名下,他与他们“单线联系”。小金库像土 行孙,一下子钻到了地下,党支部委员成了“蒋统区”的地下工作者。

  当年年底张元彪通过竞争承包了向轴,不久又与包括机修在内的各分厂签定了承包合同。机修小金库这个妖精又冠冕堂皇地走出暗室,在光天化日之下舞四肢、扭腰身,拼命地吸吮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小金库与奖金极有渊源,欲知工人对奖金的看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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