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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过年回忆

伏牛石 · 2019-11-10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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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后,总感到新年的来临总在不经意间,再没有了儿时时刻巴望过年的焦急等待和殷殷快乐之感,有的只是岁月如梭时不我待的匆迫感。但不管怎么说,儿时过年的那种经历与感受,都会深深烙印在记忆深处,成为弥足珍贵的珍藏。

  小时候,因为嘴馋,除了平日里盼望家里来客外,三百六十天中最渴望的就是过年。

  家里来客了,最起码能吃上一顿质量好的饭。倘是早晨,母亲就会把家里珍藏的大米拿出来做一顿大米米汤。尽管里面放有占绝对多数量的红薯干,可毕竟那难得的大米是一年中很少能吃到的。我们这里属于与外省搭界的地方,到邻近的湖北只有二十多里路。可就是这小小的距离,两地的主要农作物却大有不同。湖北人多种植稻谷,我们这里多种植小麦。至于苞谷、豆类等作物,两地都有种植,只是我们这里的苞谷数量多于湖北。苞谷和小麦的产量都较低,单指望这些农作物是满足不了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有一种产量高最能解决大家裹腹所需的红薯,一直以来占据着我们以食为天的最重要位置。

  红薯一亩地的产量,一般都在三两千斤。红薯有一个缺点,不好储藏。一般人们在刚起红薯那个阶段,可以吃一阵鲜红薯,大部分红薯起土以后都要趁天好抓紧切成红薯干撒在地里,待晒干后再捡回家里储藏起来,否则堆得时间长了就会坏掉。那时候,看一个家庭是否殷实,最起眼的就是看你家红薯干圈大小。

  红薯含糖量高,又是主食,一日三餐顿顿离不开它,这就吃坏了不少人的胃。那时候谁胃做酸,吐酸水,是很平常的事。

  我们这里有一个风俗,过年一定要吃几顿大米饭,尤其是年三十上午,家家必须要吃大米饭。另外,谁家有大红喜事了,也必须要吃大米饭。我们这里是旱地,不产大米,就只能到湖北去购买。可家里的现金都很短缺,很多人家便拉着红薯干到湖北农村换取大米。什么东西都是以稀为贵,我们这里的红薯红薯干人人都吃得厌烦,可湖北那里因为太稀少,大人小孩都视若珍宝。他们对待红薯干,如同我们对待大米一样,喜欢得很。换回的大米,一般是要管吃几顿的。可大人们很珍视,轻易不会拿出来自己吃。只有客人来了,者要过年了,才可以吃上很有限几顿。

  生活的艰苦对所有人来说都习以为常,大家都不以为意。只要能吃饱肚子,谁都照样自得其乐。平日里,大家该干活的干活,该走亲串友的走亲串友,改闲坐家里干点家务的干点家务。日子流水过,人人自欢乐。从来没有见谁为生活上的事忧愁过,更没有见谁生尽办法去做偷窃之事。

  大人们尤其男女壮劳力却有改善生活的很多机会,那就是参加公社组织的农田水利建设。每年冬春两季,是全公社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旺季,各大队男女壮劳力基本都参与其中。劳动过程中,都是以生产队为最基本单位,大家吃住在工地,不仅记着高工分,生活全由集体承担。实话说,工地上的生活顿顿像过年。好面馍隔三差五就能吃一顿,最低也吃个麦面红薯面混交的花溜卷馍。一月中,几乎三分之二的午饭都是肉面。

  去工地干活的人,许多平日里都不愿回家,因为家里的生活太差。大人们喜欢偏嘴,偶尔回到村里,一说起工地上的生活,就会眉飞色舞地一顿述说,把小孩子们引得直流口水。也因此使得不少小孩三五成群利用星期天偷偷跑到工地上去,带着羞涩蹭上几顿好饭食。

  由于生活艰苦,家里来的客人也是很有限的。一般人不是万不得已,都不愿随便去打搅亲戚家。自己家里或者亲戚家里的大红喜事也是有限的,天天希望能吃上一顿好饭是不可能的。这时候,大家就天天扳着指头数日子,数啥日子?当然是数过年。几乎是六月七月一过,小伙伴们闲下来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说起过年来。你说罢他说,他说罢我说,往年过年时的美好记忆瞬间都汇聚在脑际,诉诸在嘴巴上。有的小伙伴甚至一边说一边狠狠地把情不自禁溢到口边的口水不时咽回去。其他听的小伙伴,一时间都没了往日的不规矩举动,呆呆地仰着脸,满脸羡慕地看着讲述的小伙伴,喉头也在不停地起伏滚动,蔓延在舌头两边的口水一次次暗暗咽回肚里去。

  过年,真是太有诱惑力了,太让生活在艰苦年代的小孩悉心向往了。每每大家经过一阵密集的美好回忆后,突然像从香甜的梦中咋然间回到现实之中,顷刻间,所有人渴望的神色中饱含着难以抹去的失落与遗憾,这失落与遗憾里更抑制不住难以诉说的隐隐向往之情。紧接着,一个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的扳指头数日子的活动便开始了。大家仨俩为伍,互相口数手动:今天几月几了?离过年还有几天了?尤其是进入到过年百天倒计时的日子,大家的情绪也随之日渐激动,必定过一天近一天,近一天美好的等待就靠近一点。

  然而,数过年绝对不是我们的全部生活,小孩子除了要上学,还要在课余时间干许多活。每个人都要帮家里干力所能及的家务,放羊,捡柴,割草,照看弟弟妹妹,捡羊粪,提红薯秧,薅草,帮母亲添柴烧火做饭。要干的活实在太多,但这依然不是我们的主要生活,我们的主要生活除了上学,就是寻乐。农村天地广阔,小孩子的乐事实在太多,推铁环,打翘儿,跳方,捉迷藏,逮羊逮,狼吃猪,打裱子,挑人马,猜谜语,划道,娶媳妇......实在太多。由于时过境迁,许多曾经玩过的游戏已经忘得没有了踪影。小孩子的日子大都是快乐无忧的,即便偶尔谁有一点点忧愁,那也是过眼烟云,一晃就消失得没了踪迹。

  玩耍中的日子过得很快,总是在不经意间,就把满心渴盼着的一些事情忘到九霄云外。突然,冬天悄然来临,极度的寒冷迅速裹挟了大地空间。当池塘里结满了厚厚的冰层,我们能在上面玩耍的时候,有一天忽然学校要举行期末考试了,渴盼已久的过年竟然快速而神奇地来临了。像迷糊中突然醒来,大家那股高兴劲儿甭提有多大。在春节将近的那些天里,小孩们心里的感觉天天都像在过年。学习好学习差都是小事,谁也不放在心上。学习算什么?顶多不就是拿一张奖状不拿一张奖状的事?考好考害,家长也不追问啥,更没有这惩罚那奖励的。一张通知书,发了跟没发一样,家长们普遍不很关心,顶多就是问一句:考得咋样?小孩只要脸一红,头一低,家长就明白了一切。大不了说一句:白光知道玩,也用得心了。念成书了,福还不是你自己享?小孩嗯一声,便没有事了,该走出去咋快活照样咋快活。平日里,家长们常爱唠叨的一句话,大家是不会忘记的:能读成书了,用心读,识字多咋说都不是坏事。读不成了,只掉回家捋锄头把。再说了,都去做官,谁来抬轿?

  许多农村孩子,对上学的态度很受大人影响,总是把这看得可有可无的。绝不像今天这样,上学成了不管城市农村所有家长对孩子最重要的一项要求,为此他们可以付出任何成本与代价。的确这样,考上大学尤其是好大学好专业的,一旦走出校门就等于跨入了另一个阶层。这阶层绝对是永远脱离父辈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那个阶层,其收入和日益丰满的优渥生活,与《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一样,突然间从一个家徒四壁的穷酸读书人一跃而成为受人追捧锦衣玉食的举人,或者后来更加光鲜的进士直至官至一省学台一般哪。

  父母辛劳一辈子,不如有本事儿女一季子。许多名牌大学吃香专业的农村孩子一旦走向社会,年薪动辄十几万二十几万甚至更多,的确是十年寒窗不寻常,一朝成名众人慕。父母守望几亩田地几十年的收入,真的不如自己的孩子一年两年的收入。如今谁都明白这样的道理,千辛万苦只要供成一个学生,就等于振兴一个家庭,甚而至于振兴了一个家族。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今天对读书人乃至全社会依然具有不逊于古代的重大的影响和个人及家庭新的社会层级的定位作用。

  春节的来临,是农村人头等大事。无论日子再艰苦,谁家都会拿出最大的努力好好过一过的。换大米,杀猪宰羊,蒸好面馍,包扁食,买年画,请人写门对子,买鞭炮火纸,是各家各户过年必需的行为。至于置办其它年货,那是根据需要都会一一备办的。

  小孩们是过年的完全受用者,不用操任何心,只管吃穿玩乐。家里再艰难,每个小孩都会在过年的时候得到一身至少也是一件两件新衣新鞋袜的。至于吃的方面,尤其自腊八粥开始,各家的饭菜质量一天好似一天。红薯类食物数量在减少,苞谷、麦面、豆类等食物频繁出现在一日三餐之中。过年就是好呀,每个小伙伴见了面都要一边七嘴八舌地不停述说自己家里的生活,一边声声不歇地啧啧赞叹着过年真好。赞叹之后就开始夸口,我们家今天吃好面馍了,我们家今天吃苞谷碜糊汤面了,我们家今天吃豆包摸了,我们家今天吃大米饭了,我们家今天吃粉条胡辣汤了。直到谁颇带骄傲地说了句他家今天吃肉了,其他人才陡然鸦雀无声了。这时候,所有人会一齐扭头向着他,无不满含羡慕之色看着家里吃肉的小伙伴,口里发出的吸溜吸溜声音像在演奏拖沓的音乐。人就是这样,比富的人总是最富的赢,比恶的人总是罪恶的赢,比吃的人当然也是吃得好的赢。

  沉浸在过年的氛围中,小伙伴们没有谁不高兴的。这高兴纯净甘美,犹如玉液琼浆,每一时刻都从无尘的心底流过,把澄明的童心浸润得空灵曼妙,繁花似锦。过了腊月二十,不知流传了多少岁月的过年儿歌,随着孩子们琅琅的声音,便时时回荡在人们耳中:二十三,炕灶干;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剪胡须;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灶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馍篓;三十,捏鼻儿;初一,拱揖。

  儿歌声声,既是迎接春节的祝福声,也是迎接春节到来的流程图。所有事宜都由大人们操持忙碌,小孩们是旁观者,更是受用者。他们用古老的儿歌声抒发着自己心中的喜悦之情,为大人们的紧张忙碌添加一丝纾解与宽松。

  一般情况下,年三十下午是小孩们比新衣的时候。大人们都会早早把过年给孩子们准备的新衣服新鞋袜拿出来,给孩子们穿上。小孩们喜不自禁,一旦穿上新衣服新鞋袜,谁也不愿呆在家里,而是飞快地由近到远一家一家走动,队伍越走越大,很快整个村子里的小孩都穿着新衣新鞋袜汇聚到村子里宽敞的地方,互相比试着自己的新衣新鞋袜。每个人无不带着骄傲之情,讲述自己的衣服鞋袜是谁给买的或做的。尤其是女孩子,最喜欢偏自己的衣服鞋袜,争相说自己的最好。说得久了,便避免不了发生口角。开始的时候,是你一言我一语的对口词,说久了谁也说服不了谁,话语终究充满了火药味。火药味一起来,喜欢使坏的男孩子在一旁瞎起哄,女孩子禁不住火上加油,便动起手撕扯来。动手的结果必有一方吃亏,这就会大声呼喊起来。大人们一听到哭喊声,就急急忙忙赶过来,一顿好劝,或一顿训斥,很快就了事。当然,训斥的是瞎起哄的男孩子,劝的是自己受委屈的女儿。

  玩笑耍闹之中,天渐渐黑下来,村子里的灯火一时间点点亮起来,好闻的饭菜味道也随之弥散开来。大家饥饿肚子哪能经受得住这诱惑,很快在哄闹声中各自回了家。吃过饭,按照风俗是要熬年的。各家在这天夜里都要灯火通明的,熬年的事情各人有个人的熬法。一家之主的妇女要不停地忙碌明天的生活,大一点的孩子们不管男女,都会凑在谁家里打牌逗乐。这种逗乐不会是白白的,大都要输赢钱的。数量不大,都是以分为单位的。一个晚上下来,输得多的也就几毛块吧钱,伤不了啥脾胃,纯粹就是一个乐字。

  最闲不住的就是半大不小的孩子,年三十这一夜大多是不睡觉的。村子里各个地方都是他们奔跑的身影,都有他们打闹的声音。人家屋檐下,牛屋里,生产队的仓库前,磨道里,炕烟楼里,稻场里,全都是他们的舞台。他们极尽自己在奔跑中还能玩耍的游戏,把辞旧迎新的快乐尽情挥洒,把童真与快乐演绎到极致。

  村里流传着一种亘古未变的习俗,初一早上大人们要争挑第一挑水。不少小孩为此几乎一个晚上都会围绕着水井转悠,很希望这第一挑水由自己的父亲挑走。可这些等待与愿望常常只能有一家所得,其余人家是没有机会的。围在井周围的孩子,一旦发现是自己的父亲挑走了第一挑水,就会狂呼乱叫起来,那样子就像是今天哪个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中获得了金牌。没有挑得第一挑水的孩子,短暂的失望之后,很快平静了心态,继续忘情在无尽的玩乐之中。

  那时的农村人是没有零点进入新年概念的,他们只认为初一天明之前就是除夕之夜,就是熬年时光,就应该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哪怕为此忙碌到夜深,依然不知疲倦地做下去。

  初一早上各家都要放鞭炮,这是玩耍一夜的孩子们最兴奋的时刻。捡掉落的炮子是大家最惬意的事情,哪家有鞭炮声响,大家便蜂拥而去,谁捡到的炮子多,谁就是大赢家。

  农村人图的是吉利,不少年纪大的主人,在放鞭炮的时候故意拆下一些散炮撒在蹦碎的炮纸之中,希望小孩子们在捡到炮子的时候能随口喊出:落真些!如果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主人家就很高兴,会站在门口接着小孩的话说:借你吉言,真是落得多啊!这里的落得多,意味着主家今年各样收获落在家里的多。如果谁要是在捡炮子的时候有意无意说了句:掉真些!主人就很不高兴,垮着脸说道:这娃儿,是落得多!小孩子知道或者不知道其中的意思,便随着主人的话说:嗯嗯,是落得多。主人一听,转怒为喜,点头说道:对对,就是落得多。

  初一早上,是一年四季中吃早饭最早的时候。一般天不亮各家都把头天晚上包好的扁食煮好,这时候还不能吃。按照习惯,首先给门份最近的几家各盛一碗,再加上两个豆包馍,派年龄大的孩子端过去,以示新年祝福。邻居家做好饭后也会以同样地形式回赠饭食。虽然是平等互送,可里面却包含了浓浓的亲情与乡情。如果邻里两家事先曾发生过某些不愉快的事,也会在互相赠送食物中一笑泯恩仇的。

  初一拜年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是家庭内部拜年。有老人在堂的,先给自家老人拜年。所谓拜年,就是郑重向老人磕头祝福。父亲弟兄二人,各自成家。他和伯父还有一个姐姐,总共姐弟三人。父亲的姐姐出嫁后患病去世,留下一个儿子两个闺女。父亲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五十年代中期就去世了,只有祖父健在。那时候我们家兄弟姐妹多,日子比较艰苦,祖父便跟伯父一家住。祖父身体健康,吃苦耐劳,独自养了好几只绵羊,每年都有还算可观的收入。绵羊可以生羊娃,还可以定期剪羊毛,因此祖父手里经常都不缺零花钱。每年过年,初一早上吃饭前,父亲母亲首先到伯父一家居住的西屋给祖父拜年。祖父的床就在伯父家的堂屋里。

  初一早上,祖父起得很早,他穿戴完毕也不下床,下半身依然裹在被窝里,噙着烟袋将身子靠在床头后面的墙上。一面慢悠悠地滋滋吸着烟,一面含笑看着父亲母亲和伯父大娘给他磕头。大人们磕头的时候,总是先对着祖父说一句:伯,给您拜年了!祖父似乎面无表情,轻轻嗯一声算是应答。父亲母亲磕头前总是先双手合十,对着祖父深深地作揖,然后跪在地上对着祖父磕头。整个过程,双方再没有其他言语,磕完了大人们便离开,接着便该我们孙子辈的磕头了。

  要知道,这是一年中祖父和我们最开心的时刻。祖父对儿子辈的一脸严肃,到孙子辈这里就变得和颜悦色了。每当我们排着队走进西屋里,祖父便大声嘱咐道:今年谁磕的头不响,压腰钱就不给谁。压腰钱可是我们渴盼已久的,谁都想得到,因此谁的头都磕得很响。

  我们两家都是姑娘们大,男孩们小。我们兄弟四个,伯父家只有堂哥一人。每一年给祖父磕头的时候,两家的姐姐们在前,然后才轮到我们。

  姐姐们平日里都喜欢和祖父说笑,她们磕头的时候总不忘了对着祖父说一句:爷,磕一个头多少钱?祖父哈哈大笑着说:磕多少都一样,二毛。姐姐们便唧唧喳喳吵闹起来:爷,你真小气,才给二毛?祖父笑着说:就这都不少,按说你们女们一个都不给。

  姐姐们不愿意了,给祖父吵嚷:你偏心,女儿们咋了?祖父又是哈哈笑着说:女儿们咋了?女儿们是外姓人,给多了会赔本的。

  姐姐们又是一阵吵闹,然后一个接一个磕头。每人磕罢头,祖父便像发奖金一般,从旁边桌子上捏起事先准备好的一张二毛钱递给谁。

  我们男孩小,心里只巴望着早一点拿到压腰钱,轮到磕头的时候,啥话也不讲,磕完就把手伸上去接过祖父递来的钱,然后乐滋滋摩挲着走开了。

  我快上初中那年,祖父大年初一那天面对着前来磕头的我们,突然说:今年你们每人多磕一个头,我给你们四毛钱。大家一阵惊喜,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把所有人都激动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儿对着祖父傻笑。村子里我们叫三爷的很早就来给祖父拜年,他在一旁笑着说:你爷今年的压腰钱多了一半,你们可得把头磕响点。果然,磕完头,祖父给了我们每人四毛钱。

  回到家里吃饭的时候,我们都在说着祖父今年打发的压腰钱,母亲面露忧戚之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你爷今年为啥给你们打发这么多压腰钱?我们一脸迷惘,疑惑地看着母亲,母亲这才叹了一口气说:你爷今年七十多了,他怕明年打发不了你们压腰钱了。

  那时候,我已听懂了母亲的话意,心里止不住有点莫名的难受,眼泪也差一点沁出了眼眶。

  祖父是在我考上师范那一年的寒假期间去世的,距离新年很近,按照农历计算没能过去新年,享年八十岁。按今天来说这年龄不算太高寿,可在他那一代我们村子里的老人中,是没有第二个活到这个年龄的。

  很小的时候,过年时我们也给父母拜年,在磕过头之后,父母也会给两毛压腰钱,可是饭后很快就被母亲收走了。按母亲的说法,你们小,弄不好会把钱弄丢的。我们虽不大乐意,可也没有办法。稍大一点后,父母便不让我们再给他们磕头拜年了,说那是旧风俗,要改掉的。

  初一拜年的第二个环节,便是早饭后村子里辈分低的给辈分高拜年,年纪小的给年纪大的拜年。由于我队里人口不多,大家相互间走动起来也不需要多少时间。但必定是过新年,平日里大家都各自忙自己的事情,很少能有机会坐在一起话话家常,搞点娱乐。

  这一天,小孩们依然是满处飞,满处喊,满处闹,把整个村子里的过年气氛渲染得热热闹闹,生动鲜活。

  年纪稍大的男孩们十来个凑在一起,或打翘儿,或打转儿,或推环,或做一些只有自己年龄段才能做的游戏。

  年轻姑娘们更多是聚在一起,打毛蛋,踢毽,跳绳。她们最热闹,不是发出的笑声最脆亮,围看的小孩子也最多。姑娘们打的毛蛋,有橡皮花毛蛋,也有线毛蛋。线毛蛋很古老,从老辈人那里传下来的,全是由染成不同颜色的棉线缠裹而成,由于弹性差,打起来很费力。皮毛蛋就不一样了,弹性好,色彩鲜,打起来很轻便快捷,也很好看。手巧的姑娘一口气能打一二百个不滚落,手笨一点的起码一口气能打几十个。打毛蛋多在村子里的碾盘磨盘上打,也有在干净的地面上打。

  那些年盛行戴头巾,每个姑娘都有。大冷天,头巾自头顶围裹而下遮住脸面,在下颌处一挽,头巾一角塞进左面颊上的头巾里面固定下来。也有人干脆在下颌处随便一交叉用活捆儿拴起来,一切都显得很省事。平时天不是很冷,头巾便成了围巾,系红领巾一般围在脖子上。头巾是大而四方的一大片,围起来还有不少披在肩背上,倒成了很显眼的装饰品。过年的时候,姑娘们都会买新头巾戴,色彩各异,图案不同,一群人聚在一起,五颜六色,晃动飘忽,很是好看,成了那年代农村里一道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

  踢毽主要以姑娘们为主,个别男孩子甚至大人也喜欢踢。毽子多是用公鸡翎毛和窟眼钱做成,正踢,跳踢,左脚踢,右脚踢,很灵巧。会踢的人一口气能踢几十上百下,引得大人小孩围观,并情不自禁地为她数数叫好。那数数叫好的声音低沉而整齐,哄哄然很是规整。毽子打在鞋帮上发出的节奏声犹如重锤敲打,声声入耳,伴着人们的数数声,叫好声,一起回荡在村子上空。一人踢完,另一人接着踢,这种众人烘托一人的声响,就这样一直回荡下去,直到各家做饭的开始喊吃饭完事。

  姑娘们还喜欢跳绳,半大的男孩子也喜欢这种游戏。跳绳有单跳,和群跳。单跳是每个人独自拿着绳子跳,谁跳得多谁就算赢。群跳是拿一根长绳,有两人每人扯住绳子一头,用力把绳子不停地上下摔落,一人或者二三人随着绳子晃动的节奏一起起跳。有人跳的气候,其他人便站在一旁认真数数,依然是谁跳得多谁就算赢。

  这些活动运动量不小,大冷天的,用不了多久,大家就会累得气喘吁吁,汗水盈盈的。

  成年男人们,更多的是聚在一起,打牌的,摆方的,拍闲话的都有。要是在谁家门口聚集着,或者在谁家屋里面坐着,主人就会拿出很金贵的纸烟一遍遍地发给大家。由于天冷,家家屋里都有火盆,火盆里多是放着耐燃的树疙瘩,暗火一天都发着幽暗的光,把室内烘得热烘烘的。也有年纪大的,冬天里随时手里都拎着一个带袢的火罐,走到哪里,有凳子了坐凳子,没凳子就坐地上,最好是靠在墙角边。

  纸烟大家只是图个新鲜,真吸起来效果远不如旱烟。年纪大的人一般爱稀旱烟不爱吸纸烟。再加上那时候经济困难,纸烟必定成本高,许多人即使想吸,也会坚决推辞说自己喜欢吸旱烟。

  初一这天一般人家都不会外出,除非有太关紧的事情。一家人聚在一起圆满地吃一天饭,是一代代前人留下来的规矩。不像今天,传统风俗几乎完全不存在了,初一原本属于一家人团聚的日子,许多年轻人却用来走干亲,把老父老母扔在家里,只图自己痛快。

  我们家初一这天最忙碌的是父亲。平日里都是母亲和姐姐们做饭,初一这天是父亲做饭。母亲和姐姐们都在村子里串门拜年或参加游戏活动。

  每年初一早上,大约四五点钟,父亲就起了床。第一件事,就是剔头天晚上熬的骨头肉。那时候生活虽然艰苦,可我们家年年都要杀一只不小的羊,还要割一定数量的猪肉。整个春节期间,一家老少都会美美地吃上几天油汤油水饭菜的。

  那时候农村还没有用上电,家里的墙壁上挂着煤油灯,煤油灯可以照着堂屋,也可以照着灶火。父亲的身影映在煤油灯的一侧,高大而模糊。他细心地剔着熬熟骨头,并故意把每块骨头上留下不少肉,然后递给我们兄弟几个啃。由于年年如此,每当这时候,在外面疯狂的我们们都会自觉赶回家里,站在父亲身边,依次享受这一年之中幸福的一刻,没有谁会遗憾地错过这个机会。

  早饭是头天晚上就已经包好的扁食,还馏有豆包肉包馍,谁爱吃啥就吃啥,不受数量限制。中午是父亲做的清水胡辣汤,不打面糊涂,饭里面放有最好吃的红薯粉条,各类蔬菜,和葱蒜辣椒等调料菜,油盐酱醋等佐料则根据需要适当放置,还有数量不少的羊杂碎和剔骨肉。胡辣汤的汤全是骨头汤,油水足,味道好,吃起来很有满足感。往往一大锅饭,会被大家吃得一点不剩,每人还要吃上不少包子馍。每顿饭后的锅碗瓢盆都是三个姐姐轮流刷的,初一也不例外。直到这时候,从一大早就开始忙到中午的父亲才有空坐下来悠闲地吸几袋烟。

  父亲平日里很严肃,在儿女们面前缺少应有的和蔼,大家都怕他,一般情况下没有谁敢多和他说话,包括三个岁数较大的姐姐。父亲脾气不好,一旦发起性子来连母亲也不敢多插话。偶尔母亲会顶撞他几句,招致而来的便是父亲对母亲令我们心惊肉跳的打骂。

  母亲嘴琐碎,爱唠叨,主管家里琐事,基本不管家里的大事情。家里大小事情大都由父亲一人操劳。个别时候,父亲和颜悦色地凑近母亲,希望和她商量一下家里的一些事情,母亲可能由于心情不好,便垮着脸一句话顶回了父亲:我啥家儿都不当,你咋办都行。父亲的脸立刻阴沉下来,两人接着便吵起来。他们吵架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不敢吭声,唯恐惹祸到自己身上,招来打骂。只有他们看着要打架的时候,这才齐刷刷站在母亲这边阻拦父亲。父亲无奈,只得狠狠骂一声恶话,气冲冲地走出门去。

  大年初一这一天的父亲,无论如何是不会发脾气的,对谁都和和气气,和平时判若两人。他在忙完之后,也希望能和家里人坐在一起随便说几句家常话。可由于他一贯的严肃面孔,即便他真有这个心思,我们也没有这个胆量。

  有时候细细想想,那时候父亲在家里实在很孤单。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们总觉得母亲是弱者,平时和我们最亲热,她和父亲一吵架,所有人几乎全不假思索地站在母亲一边。长大后,逐渐明白了不少道理,终于也能客观公正地看待父母亲之间发生口角的责任归属了,就常感到很对不起父亲。他和母亲之间发生的家务纠纷,并非全是他的不是,许多母亲也有责任。不管咋着,是父亲用自己的努力在支撑着我们这个家,他和母亲对我们缺一不可,都是必不可少的家庭支柱。假若家里的内外事务没有父亲扛大旗,但指望母亲一人,一定是很艰难的,甚至是难以处理的。

  父亲不到六十岁就去世了,一辈子几乎没有真正享一天福。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都已成家立业。他原本该在儿女们的孝敬之下享受一下晚年幸福的,却没有给我们留这个机会,使我们无论啥时候想起来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与愧疚。

  同样辛苦一辈子的母亲,这些年倒是享了一点福。由于自女多,她几乎爱上谁家就上谁家。有时候不高兴了,她可以随便发点脾气,使点性子,晚辈们没有谁去计较,都是生着法逗她高兴。今年六月,我们为母亲举行了九十大寿,能赶回家的儿孙们都尽量赶回家里,一家人凑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共同祝福母亲长寿幸福。

  初一一过,从初二开始人们便按照次序开始拜年了。年初二首先要去拜年的是舅爷家。按老人们说,舅爷家是根本,人啥时候都不要忘了根本,接着才是其他亲戚家。村里的八爷,是一个老初中生,当时年纪并不大,也就四十来岁吧,是一个很讲老规矩的人。有一年,他的外甥们初二没有来他家拜年而是各自去了自己的岳父母家,这很惹他不高兴了一回。初三那天,几个外甥来他家拜年了,他没一点好声气,直接对着外甥们发了脾气:你们懂不懂规矩?你那老丈人比你舅重要?扔一边去吧,明年要是再这样,这年你们从此就不要来拜了。外甥们很窘迫,一个劲儿地给舅舅道歉,还把自己的孩子推到舅舅前面,跪着给舅爷道歉,这才重归于好皆大欢喜。也就是打那儿以后,外甥们年年初二定打不饶,必定带着全家来给舅舅拜年,一次也没有违拗。

  我们家的亲戚不多,母亲娘家只有姊妹二人,她和姨。我们没有舅舅,外爷去世早,外婆很早就去了姨家住。姨们家里孩子少,生活比较好,不像我们兄弟姐妹多,日子过得紧吧,怕外婆跟了我们会受苦。姨父曾当过老师,可他不爱这职业,因为靠近河边,祖上就会打渔,他很爱这个行业,便辞职回家当了渔民。那时候是大集体,外出搞副业是要经大队生产队批准的,允许了便给你开上证明,你便可以天南海北闯荡,但每月要给生产队上缴副业费,这样才能按正常劳力给你记工分,分口粮。姨父家里养有鱼鹰,也有一条两片贝壳一样的小渔船,还有大大小小不少渔网。每次去他们家里,没进门就能听到鱼鹰们的叫声。

  鱼鹰的嘴尖长带弯钩,有点像普通的雄鹰。它们身上的羽毛呈黑褐色,只有肚腹处是白色羽毛。据姨家表弟表妹们说,鱼鹰的羽毛遇水便能湿透,这样它才能沉入水中逮住鱼,不像鸭子鹅的羽毛离水,一般难以沉下水去。他们还说,人们都说:鱼鹰眼气鸭子毛,鸭子眼气鱼鹰嘴。此话不假,小时候听了都能明白。鸭子的毛离水,便能漂浮在水面,干净,不受寒;鱼鹰的嘴尖利,容易捕捉到鱼类,随时都可以觅到食物。它们各有所长,互相倾慕,也算是常理。长大以后,便知道了鱼鹰的羽毛为啥遇水容易湿透的道理,它的羽毛只有遇水湿透,它才能减轻浮力,容易潜入水中,捕捉到鱼类;鸭子的羽毛遇水隔离,浮力就大,便容易在水面游走。看来天生万物,各赋其能,以便各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生不息。

  我们也没有舅爷家。父亲原本有一个舅舅,早年下陕西,一直没有音信。这样,祖母娘家的两家近门舅爷便与我们来往。每年年初二,父亲和伯父老弟兄俩去舅爷家拜年,尽管不是最至亲的舅家,父亲和伯父也一直当亲的来往。

  我们的舅家没有了人,连亲近的近门都没有,也就省去了走动。外婆住在姨家,每年年初二,我们姐妹弟兄便一起去姨家拜年。姨家距离我们十里左右,中间隔着一条不小的河。每次去拜年,都要趟水。刚过年,冰雪未化,天气依然寒冷,但我们不怕,一到河边,大家便脱下鞋袜,趟着冰冷刺骨的河水走过去。然后坐在对岸稀薄的沙滩上,用手捋了捋脚上的水,穿上鞋袜,再走不到三里地就到了姨家。

  外婆那时候六十多岁,身体还很硬朗。一看到我们来了,乐滋滋从屋里走出来,问罢这个问那个,问个没完。大家都爱跟外婆逗笑,你一言我一语的很热闹一阵,才进了屋。

  姐姐们这时候便对外婆说:外婆,你准备多少压腰钱?我们要给你磕头了。外婆嘿嘿一笑,大声说道:等着吧,等明年你外婆一跟头趴在地上捡回个大元宝了,再给你们打发压腰钱。一阵哄笑之后,没有人给外婆磕头,只有母亲哪一年去了,才会给外婆郑重地磕个头。外婆也不争敬我们给她磕头,看到外孙一大群,一个个长得结结实实的,高兴都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我们给她磕头?

  外婆是八十五岁那年去世的,算得上高寿。姨舍不得把外婆埋到她老家去,就在自己那里找了地方安葬了外婆。外婆去世后,姨便对当年去给她拜年的我们兄弟姐妹说:从明年开始,初二你们不要先过来拜年了,你外婆不在了,你妈是老大,我们该先去你们那儿拜年。

  回家对母亲说了后,母亲不同意。在一次姨来我们家时,妈对姨说:妈是你们活养死葬,又埋在你那里,还是按老规矩吧,每年年初二先去你们那儿,也好趁这空去给妈上上坟。就这样,随后这二十多年一直到今天,我们每年年初二继续到姨家拜年。

  去姨家拜年之后,我还有另一家必须要去拜年的亲戚,那就是我的干妈家。干妈是母亲亲姑家表姐,人热情贤惠,办事利亮,有主见。她家里里外外的事情几乎都全靠她打点。干爹人老实,话不多,做具体的事情可以,论起思谋家事来,和干妈差一大截子。

  最早去干妈家拜年,都是父亲母亲带我一起去的。我稍微长大以后,便由大姐带我去拜年。干妈对人的热情许多时候让你承受不了,吃饭时,总是不停地劝你抄菜,你要是不抄,她便不时往你碗里夹菜。很多时候,由于碗里的菜太多,怎么也吃不完,只得由大姐替我吃。

  吃罢饭走的时候,干妈总是把家里的豆包馍,炸馍什么的给我们塞半筐子,还要把一块钱的压腰钱塞进我衣兜里。那时候一块钱的压腰钱可不是小数目,起码够我到街上新华书店里买几本书和画册。

  和大姐去干妈家次数多了,热情的干妈便动了要给大姐找婆家的心思。不知是哪一年,干妈便给大姐介绍了自己的一个干儿子,年龄和大姐相仿,她们同村的。大姐是不能独自做主的,最后还是由父母亲做主才答应了这门亲事。十年之后,干妈的那个干儿子便成了我的大姐夫。

  有一年,我和大姐又去干妈家拜年。吃过午饭后要回家,干妈说啥也不让走。她对大姐说:你婆家萦记好几回了,想让你去家里坐坐。大姐很犹豫,担心地说:怕我爹妈知道了会狠我的。干妈哈哈大笑,对大姐说:怕啥?有我哩,他们敢?

  没办法,我和大姐便留了下来。大姐夫家在干妈家南边,中间隔着一个大坑。那天晚上,干妈陪我们一起去了大姐夫家。记得吃的是大米糊汤,里面煮着不少大枣,还有很丰盛一桌菜。吃过饭,我和大姐回干妈家。大姐夫家里硬要给大姐五块钱,也给我两块钱。我们坚决不要,干妈说话了:看这俩娃儿,咋能空手回家?这是规矩,听我的,都接住吧。无奈,大姐红着脸收了钱。看大姐收了钱,我也接过钱装进口代理。

  干妈在我上高中那年去世了。那天下午,我带着小弟拿着花圈和纸炮前去吊孝。在干妈灵前,我叩头烧纸,不由得想起干妈的种种好处来,泪水瞬间滴落下来。那时候大姐已经结婚,晚上我和小弟就住在大姐家。睡觉前,自然而然就和大姐说起了干妈,话语间不时夹杂着无尽的忧伤与哀叹。

  又过了若干年,干爹也去世了。干妈有四个儿子一个闺女,都比我大。其中大儿子和小儿子在外地工作,只有二儿子和三儿子在家里。没有了干妈干爹,我便不再去干妈家拜年了。但每次去大姐家,我总要去两个干哥家里坐坐,多少给他们带点礼物,也算表达一点心意。

  整个过年的气氛会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这阶段各家各户陆陆续续还要继续到亲戚家拜年,或者在家里接待前来拜年的客人。进入正月不久,大概每年的初七八,小孩们便开学了。说实话,那段日子人虽然在学里,心却老在家里。许多人都在课余时间算计着今天家里是否还有客人来。有了客人,就等于有了好的饭菜,就能满足一下小孩子难填的食欲沟壑。

  正月十五一过,新的一年才算刚刚开始,距离下一个新年还很遥远,大家很快就忘记了盼望过年的事情,把自己沉浸在全新的也是不断重复的学习玩乐之中。

  长大后,总感到新年的来临总在不经意间,再没有了儿时时刻巴望过年的焦急等待和殷殷快乐之感,有的只是岁月如梭时不我待的匆迫感。但不管怎么说,儿时过年的那种经历与感受,都会深深烙印在记忆深处,成为弥足珍贵的珍藏。

  201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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