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沙汀夫妇、何其芳、卞之琳结伴，由成都出发北上延安。和大多数奔赴延安的青年一样，他们也为“革命圣城”的空气所吸引，但延安不是终点，此行的筹划还与文学上的抱负相关，即希望从延安转赴华北战地，创作周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那样的散文报告，“借以进一步唤醒国统区的广大群众，增强抗战力量。”1结果，卞之琳获准先行一步，参加“抗战文艺工作团”奔赴晋东南，旅行途中及返归之后，先后写下了《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及其他诗文。沙汀与何其芳则一直等到鲁艺文学系第一期学员结业，才和部分鲁艺学生一道，跟随贺龙的一二〇师奔赴晋西北及冀中游击区，一路收集材料，体验战地生活，为自己的创作做准备。可惜的是，这一次战地旅行并不成功，在接连不断的长途行军中，由于始终改变不了“做客”的位置，经历了一系列的努力及不适，他们最终选择“一个可羞的退却”2。折返延安之后，何其芳在“鲁艺”继续任教，从一个“画梦”的诗人转型为一个热烈的“工作者”，沙汀则因妻子黄玉颀不习惯延安环境，以及个人创作上的考虑，在“两三个月的思想斗争”之后，再次选择了“退却”，向组织申请回到四川，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在重庆从事文艺界的组织联络工作。皖南事变爆发之后，重庆的政治氛围变得愈加险恶，中共党组织计划将文艺界人士疏散到外地，组织上有意安排沙汀重返延安，但他还是“从搞创作着想”，选择了“退而求其次”(又一次“退却”)3，回到了老家四川安县，在舅父郑慕周及同乡袍哥大佬的保护下，避居于安县的雎水关一带，直至1950年初安县解放。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他将这段漫长的“避居”生活，别有意味地命名为“雎水十年”。
从抗战的前线及敌后，到内地乡间的场镇与林沟，不断的“退却”，似乎成了沙汀个人政治履历上的一处瑕疵，日后每次谈及，他都不忘深刻地检讨一番。换个角度看，一再发生的“退却”也伴随了某种文学上的自我调适，伴随了一种向熟悉经验领域不断回落的趋势，吻合于沙汀“愿意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看得深一点，更久一点”的文学习性。在艰苦且危险的雎水乡间，他东躲西藏，又笔耕不辍，连续写出《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等一系列代表性作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雎水十年算是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高峰”4。这座“高峰”也不仅是个人的，在当时的大后方文坛上，《淘金记》等暴露战时地方社会窳败的作品，也被看成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收获，赢得广泛赞誉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议，涉及“暴露与讽刺”之限度、“客观主义”的评价、新旧现实主义的分别、作家与生活实践的关系等诸多问题。这些争议一方面折射了1940年代现实主义不同路径之间的碰撞、对话，另一方面也可以转置于另外的层面，放置在认识战时内地中国、内地乡村，以及战时新文学重造等更大的视野中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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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却”的意义
谈及1940年代战时的新文学，一个经常被提到的状况是战争带来的迁徙、流亡以及中国内部空间的重构对于文艺生产、传播方式、作家主体意识的影响。生成于中心城市与沿海口岸、依托于现代知识社群的新文学，在流转迁徙之中必须与广大的“内地中国”乃至“边地中国”相碰撞、下沉到更为复杂的基层现实中，并在此过程中，重造自身的形式、语言、主体意识，以及社会现实感、文化责任感。沙汀虽被称为“农民诗人”，身上不乏农民的执拗和土气，但事实上，他的写作生成于1930年代上海摩登的都市空间中5，从一开始就受到“新写实主义”乃至“印象主义”等最新的文学“生产技术”的影响;加之后来在题材上不断突入“时代大潮流冲击圈”，这是他作为一位文坛“新人”在当时受人瞩目的原因所在6。所谓“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在沙汀这里是有特定意涵的，并不是笼统的时代背景：
当时的所谓“时代”，是指以湘、鄂、赣的苏维埃政权为中心而言，而全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群众不用说也属于“时代”这一概念。其对立面则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各级遍布于国统区的政权、资产阶级、豪绅地主。7
抗战初期，他又主动尝试最为先锋的报告文学，一种不断向前“趋进”、置身历史最前沿的动力，贯穿了沙汀早期的文学历程。由此说来，“雎水十年”避居乡间的“退却”之姿，就有了别样的意味，似乎刚好构成一种“反转”，形成了在“内地的发现”8的意义上深入乡间，在重新感知乡村生活内在脉络和形态的基础上，调整自身文学方式与认知方式的路径。
实际上，“趋进”与“退却”之间的反转，在沙汀1930年代中期的写作中就已显露。1931年11月，沙汀与艾芜这两个刚刚“出道”的文学青年，在当时普罗文学的冲击下，困惑于自己的写作是否能贡献于现时代，写信向鲁迅求教。鲁迅在回复中，建议他们“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这就是著名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表面上看，鲁迅重申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认为年轻作者不必为“时潮”所驱动，但不能忽略的，还有最后的补充和强调，即“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9鲁迅的回复给了两位青年极大的激励，信中体现的辩证态度(“不必趋时”又不能因此自我保守)，他们当时是否能完全领会，则是一个需要琢磨的问题。在沙汀这里，对他的创作产生更实质性影响的，似乎是鲁迅在第二次通信中的批评，批评他的早期习作《俄国煤油》有点卖弄技巧，“顾影自怜，有废名气”。依照沙汀后来的说法，这个批评对他触动很大，甚至一定程度上反倒推他走上“趋时”之路：“此后，我就很少写知识分子，转而从报上和其它方面搜集一些传闻，如有关红军的、苏区的、‘一·二八’战争的，等等，写政治题材了。”10直至1930年代中期，他才吸纳了茅盾等批评家的建议，放弃“但凭一些零碎印象，以及从报纸通信中掇拾的素材拼制作品的简便途径”，转而将目光从“时代大潮流冲击圈”转向自己“比较熟悉的川西北偏远城镇”。11尤其是1935年，四川发生严重的旱灾，在舅父郑慕周的安排下，沙汀回乡参加北川灾情调查团。这次回乡考察的经历，让他“重新接触到生活”，真切了解到北川一带的历史、地理、基层社会的积弊，也目睹了触目惊心的灾区惨状，写出了《兽道》《在祠堂里》《代理县长》等受到“好评”的作品。12或许可以说，他在抗战初期的一系列“退却”，也就是发生在“重新接触到生活”的延长线上。在前方及延安的种种不适，也与文学感知的不能充分敞开相关，如他自己所言：“在华北敌后我所接触到的，从人物到社会风尚在感情上总难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存在一层障壁”。13因而，沙汀的“退却”也有了某种正面的意义，可以看作是1930年代新兴的“新写实主义”在抗战前后的不断调整、修正，乃至向现实主义既有传统(“旧写实主义”)的一次“回落”。
要特别提出的是，以川西北偏远“城镇”、“场镇”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乡村为观察、书写的对象，是沙汀乡土书写的一个重要装置。当然，所谓“小城镇”意识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并不缺乏，鲁迅、叶圣陶、茅盾、张天翼、芦焚、萧红等诸多作家，贡献过多种多样的小镇故事。沙汀的独特之处在于，自1930年代中期的《祖父的故事》《某镇纪事》《丁跛公》，到抗战时期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淘金记》，他对四川基层“场镇”内部的权力结构及变迁，对袍哥、绅粮、小官僚阶层之命运的升沉，有着持久、强劲的认知兴趣，也付出了相当多的文学努力，这种努力甚至一直持续到晚年。如果跳出单一的文学视野，做一点横向比较的话，这样的书写在问题意识、经验范围、分析方法上，与中国社会学界受“功能主义”影响兴起的“社区研究”，不乏暗合之处。后者也是因战争带来的特殊机遇，才得以深入四川、云南等“内地”、“边地”，在更具差异性、也更为丰富的田野经验基础上完成自身的拓展。这意味着，所谓“内地的发现”甚或“边地的发现”，不仅是战时文学的主题，也带动了社会学、人类学、边政学、民族学以及新闻报导等不同知识方式的展开，彼此之间的联动其实是考察战时文学的一个特殊面向。仅就“社区研究”而言，较为著名的有费孝通领导的“魁阁”群体在“云南三村”进行的农村土地制度的类型学考察，有林耀华在凉山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实地调查。同样出身于燕京大学的蒋旨昂，在重庆附近两个乡场通过观察、访谈完成的《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以及伊莎白(IsabelCrook)、俞锡玑同一时期在“兴隆场”的逐户调查，都关注到战时四川基层社会改造与袍哥势力的关系14，与沙汀对川西北“场镇”的处理，也有相当多的交叠。如果将《淘金记》等小说，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社区研究”来阅读，或许也未尝不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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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与“社区”
所谓“功能主义”或“功能学派”，在西方文化人类学界以马林诺斯基与拉德克里夫-布朗为代表，基本思路是“将社会生活看作是一个体系，体系的每个部分各有其功能或作用，此体系在各部分相互影响、适应外界环境中达到平衡与稳定”。这类研究一般以“社区”(community)为单元，考察其内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有机关联。16 1930年代，经由吴文藻、费孝通等一批燕大社会学者的译介、实践，“社区研究”的观念与方法逐渐流布，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就是对一个农村社区的素描，“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在解剖这一只‘麻雀’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概括性的理论问题”17。沙汀的写作自然与此并无直接的关联，但他笔下那些偏远的川西北市镇、乡场，其实也类似于一个个“社区”，一只只有待解剖的“麻雀”，对于乡场之上的各色人物、生活百态，各种复杂的人事纠葛，袍哥与官绅的权势消长，他也给出了一种“深描”式的展现。18他抗战时期的代表作《淘金记》，更是以一场开矿“淘金”引起的纠纷为线索，牵扯出北斗镇上的各方角逐，同时带出经济、政治、宗族、姻亲等多重关系，那种“能把一大堆材料的千头万绪抓得住，操纵得住，组织或建造得起一个有机的整体”的叙述能力，让当时同样专注于小说实验的卞之琳叹服不已。19
从某个角度看，小说写作带有一定的“社区研究”色彩，在沙汀这里也是自然而然的。“社区研究”或“田野调查”非常强调“参与观察”或“局内观察”(participateobserver)，即“研究者不仅自处于旁观者的地位，乃是亲身加入被研究者中间去共同生活，共同动作，变成被研究者的一分子，从实地经验里去观察、体会”20，由此敞开身心，与研究对象打成一片。与西方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往往进入“异文化”区域，选择所谓“野蛮”社区为对象不同，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学家最常见的选择是一开始就将目光投向本地“文明”社区，回到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在熟悉的环境中展开工作。21即便不是“本乡本土”之人，依托一定“熟人”关系或乡村建设的组织，抑或直接参与社区的行政、建设工作，也都是进入乡村社会网络，成为“局内人”的必要途径。22如果以“局内观察”的要求来衡量，沙汀无疑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从小跟随舅父郑慕周出入场镇、乡村之间，与袍哥大爷交接来往，耳濡目染，他对四川的袍哥社会以及各种复杂人事非常熟悉，本来就有非常丰富的“地方性知识”，这也是他一直颇为自负的地方。1940年在重庆与茅盾见面时，谈及自己离开延安的原因，他就坦言“对于陕北的社会生活总不如对四川熟悉。在异地，写点散文报道，还可以，写小说就难了”，又“毫不脸红地自夸：在四川，就是友人打个喷嚏，我都能猜到它的含义”。23
还有一点可以注意，那就是沙汀这一代左翼作家成长于“大革命”前后的知识氛围中，与浸染“苦闷的象征”的前代文学青年不同，普遍具有社会科学的理论素养和社会剖析的眼光，某种结构性、系统性的思维方式潜移默化，早已内化于这一代的文学感知之中。1929年沙汀初到上海就与友人创办了“辛垦书店”，出版《二十世纪》杂志，正是力图通过译介社会科学理论，从知识上探索革命的出路。这份杂志创刊之初，也明确提出要以一种有机的、社会结构的眼光，来研究历史的方向：
因为整个社会是一有系统而合法则的结构。其中底各部份，在它底发展行程上，是要互相适应地、特别是要与其“真实基础”一致地、作整个的变动的。这正同生物有机体之某一器官底改变必引起全有机体底改变一样。
所以“居维叶(Cuvier)只须凭着一个头骨就可以构成已消灭之动物底体式。……当我们仅仅认识了圆周之已定的部分时，便不难从中找出它底半径及其分解的等式。”24
上面这段发刊词，显然体现了一种社会有机论的思路，社会之中诸部门、因素的有机联动，正如一个生物体不同器官的协作。沙汀是《二十世纪》杂志的挂名主编，这份署名“同人”的发刊词，不知是否与他有关。
更进一步说，要认知中国的乡村社会，选择“场镇”为书写对象，其实具有特殊的方法论意义。20世纪众多表现乡村变革的小说，如赵树理、柳青、丁玲、周立波的创作，都是在“村庄”这一框架下来展开。而依照施坚雅等社会学者的说法，农民生活、消费、交往的空间，不是封闭的村庄，而是处于信仰、婚姻、文化、权力多重网络之中的基层市场社区，在所谓“十里八村”的社区网络中，集市、乡场、小城镇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节点”作用。25这种“节点”作用，除了表现在商品交易、社会交往、信息流通等方面，还表现在行政力量与乡村社会“非行政力量”的耦合上。在历史上，虽然有“皇权不下县”之说，乡镇一级不设行政机构，宗族、帮会、庙会以及特定的行业群体，往往起到“非正式”的管理或组织功能，但市集、乡镇也并非是国家权力之外的“飞地”，小的“社区”总会与更大的行政系统相连。像沙汀小说的主要场景“茶馆”，就体现了某种混合治理的特征：一方面，袍哥与乡民在这里飞短流长、唇枪舌剑，依照地方社会的原则“吃讲茶”、“讲理信”;另一方面，主事的袍哥大爷，多半会是本地的保甲长、主任，排难解纷、往来斡旋之外，他们也在此办理登记、收款一类公务，“茶馆”宛若另一种意义的办公机关。在为《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所作序言中，瞿菊农有感于地方政治与社会脱节，特别强调“中国的地方政治要建筑在社区的基础上”，而“社区”的范围就假定为“乡镇”。26这一说法提出的背景，是1940年国民党开始推行的“新县制”。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国民党实施“新县制”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对县、乡镇、保甲的控制，其中乡镇也取代原来的区属，逐渐成为基层最主要的行政机构。作为民间社会组织者的乡镇保甲长，也随之变身为国家的公务员，承担起财政、军事、教育等多种责任。27这也解释了在沙汀笔下，为何原来的“联保主任”后来纷纷改名为乡长，继续横行于乡间。28
由于自身的问题取向，“社区研究”或所谓“微型社会学”，偏向于考察系统内部相对稳定因素的相互作用、调适与平衡。它的优点“可深入到人际关系的深处，甚至进入语言所难于表达的传神之意”，但同时也有其限制，“难于反映和该社区有密切的联系的外来辐射”29。阅读沙汀的小说，读者或多或少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像《淘金记》一开始就从北斗镇的街道、茶馆的分布写起，以“涌泉居”与“畅和轩”两个茶馆的对峙，来呈现社区内部“在朝”与“在野”之结构，继而徐徐拉开，空间转移于茶馆、烟馆、赌场、私宅、娼寮之间。在这些重叠又密闭的空间中，袍哥与绅粮穿梭着、谋划着、揣测着、争吵着，帷幕深沉。将复杂的社会关系落实在一个限定的空间之内，这带来一种“深描”的效果30，却也难免会有内卷、封闭之感，以致当时及后来会有这样的评论：
他这本小说也似乎比别的任何小说都能屏绝旁骛，而集中本题，以致针脚缜密，一笔不苟……读者读完了《淘金记》也许会诉说出一个大缺点：这本小说只把人粘住和局限在现实里。不给一点出路的提示。31
《淘金记》的结构有个特点：全部情节都在一个相对来说显得模糊的背景上展开。作者对北斗镇内部生活的描写往往精细逼真得令人吃惊;可对它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虽然并不放过任何暗示的机会，他却一直避免直叙。32
“把人粘住和局限在现实里”，“一直避免直叙”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既是一种拘谨的文学风格的表现，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地方社会的特定“实感”。不同于战时的西北、华北等地区，原有乡村社会结构受到剧烈冲击、破坏乃至重构，作为大后方“勘察加”的四川乡村，“战争带给后方社会的大变动”并没有改变固有的社会结构，在新的口号、政令和组织形式之下，在乡场上、茶馆里活跃的还是一批旧人物。这也是战时返乡的沙汀所遭遇的现实，一种在他看来需要及时回应的现实。在1940年底写下的创作自述中，他明确写道：
自然，从整个国家民族说，人民所渴望的神圣的战争，总算是揭幕了，所以虽然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各地有着差异，就在落后的四川，也不能说没有新的事物产生的。……但可怜得很，这些新的东西是底面不符的。表面上是为了抗战，而在实质上，它们的作用却不过是一种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所以人们自然也就依然按照个人原有的身份，是在狞笑着，呻吟着，制造着新喜剧。
于是，我问我自己，这些东西应不应该写出来呢?33
沙汀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如果将抗战理解为一种民族自身的改造运动，他孜孜不倦所要表现、所要揭破的，正是“新的喜剧”包裹的“你争我夺”的旧现实。所谓“粘住和局限在现实里”，让明争暗斗的人物陷在同一个泥淖里，这大概也是一种叙述的自觉。然而，北斗镇这样的“社区”其实并非真的完全封闭，沙汀“一直避免直叙”，却也“没放过任何暗示的机会”，那些不断穿插的闲笔、对出场人物的生平回溯，特别是茶客、袍哥之间“充满了心机、计谋以及策略的谈话”34，无不“暗示”特定时代状况潜在的牵引、支配。这也包括在《在其香居茶馆里》《淘金记》等小说的末尾，沙汀喜欢利用一系列的偶合、误会、高潮的陡然跌落，来制造一种荒诞的喜剧效果，像有论者指出的，这不只是一种情节的构造方式，其实也是“暗示”冥冥中左右一切的“命数”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历史潜在作用的显现。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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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应变”与新旧的“交代”
辛亥前后，由于在反清斗争中多有贡献，四川袍哥势力不断壮大。在大小军阀割据的所谓“防区时代”，又因基层权力的“真空”，地方社会更是越来越多为袍哥大爷们把持，这是相关的社会史著述都会提到的状况。1935年，四川军阀刘湘借国民党中央之力，打破了割据的防区体制，表面上完成了“川政统一”，南京政府也派出“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入川。自此，国民党中央及四川省的党政、行政力量开始试图下沉到基层的乡场、市镇之中。抗战爆发之后，四川作为大后方的地位变得无比重要，国民党政府又进一步从“新县制”入手，来强化组织和控制，充分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撑抗战的进行。从这个角度，再来阅读沙汀的小说，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从1930年代中期一直到1940年代末，如果将他的小说串联起来阅读，似乎能读到一部袍哥、豪绅阶层不断调整身段，以回应外部力量的社会变迁史。如《丁跛公》(1935)写到的闹剧，是由“防区时代”地方驻军司令部派发奖券一事所引发;《龚老法团》(1937)涉及国民党县党部势力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冲击、破坏;《轮下》(1937)中的破落绅士之所以要状告县长，是因为有南京政府的“参谋团”入川;抗战时期的《防空》《在其香居茶馆里》《一个秋天的晚上》《巡官》《模范县长》等，写到的地方风波、龙蛇争霸，也无一不是由防空、抽丁、役政、禁烟等战时行政，乃至“新县制”的推行所惹动;1940年代后期创作的《选灾》《酒后》《退佃》等，又指向了国民党“伪国大选举”、为挽回民心进行的“二五减租”等。沙汀差不多酝酿了半生，晚年最后完成一部小说《红石滩》，表现解放初期川西北袍哥阶层的覆灭，小说最初的名字就是“应变”。
概括来说，如果说沙汀有关川西场镇社会的书写，集中于旧现实之上“新喜剧”的呈现，那么更内在的线索，其实是袍哥、豪绅阶层不断的“应变”。这像一条若隐若现的主线，串起了那些小官僚、烂袍哥的故事，他们命运的翻转、美梦的破灭，无不发生在“场镇”内外结构转变的一系列“应力点”上。在最初的阶段以及个别具有“漫兴”色彩的短篇中，沙汀似乎也能体会这个阶层的难处与不适，有时以旁观、戏谑的笔法刻画，有时甚至流露出某种温情，这也是他小说中相对富有层次、需要更深入解读的部分。一个可以注意的细节是，在他的笔下，把持或觊觎社区权力的袍哥、乡绅，往往都有参加某一类培训的经历。像《淘金记》中的龙哥，其在北斗镇上“狄克推多”的地位“是靠枪炮打出来的”，但他也曾到成都受过一个月的训练。《联保主任的消遣》中的主人公，一直“窥伺着各项公职”，“混混沌沌”过了十年，他突然能捞到联保主任，原因很简单：“春天去成都受过三个月的训，因而成为应该尽先录用的地方行政专家了。”《防空》中的“愚先生”更是热衷于参加培训，五六年间“进过种种培植新政人才的讲习班和训练班”，还三次投考“县训”失败。结果，抗战展开之后，省里开设的防空训练班招考学员，又一次让他产生飞黄腾达的妄念。这样的培训经历，不过人物小传的一部分，但沙汀在小说中故意频频提及，似乎也构成了一种特别的“暗示”。
1930年代中期“川政统一”之后，刘湘的四川省政府开办过一系列大大小小、各种层级的训练所、训练班，来培训县长、乡长、保甲长，这既是为了掌控地方、推行“新政”，也是为了抵拒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渗透。从抗战前到1940年代末，各种训练所、训练班毕业的学员，人数众多，逐渐充斥了四川的基层。36“目前已不复是单靠骰子枪炮所能制胜的时代了”37，沙汀笔下的袍哥大爷，绝非颟顸之辈，对于这样的“时势”变迁，也有相当的敏感。当然，花样繁多的干部培训是否有效，在缺乏有效社会组织和动员的前提下，“培训”又在多大程度上能打破豪绅对基层社会的垄断，实现新旧之间的代谢与转换，这是国民党地方治理的一大难题。蒋旨昂在他的战时社区政治研究中，就比较过重庆附近甲、乙两个乡的乡长，希望由此呈现新旧交代的深浅与过程。其中，乙乡长出身袍哥大爷，两度出任联保主任，是当地的领袖人物。1940年“新县制”施行之后，他并不配合，不愿去参加培训，于是乡长由一个县府派来的受训人员担任。但那个受训干部无法应对复杂的人事，“干了五个月，办不动了”，县府只好请他再次出山。这位袍哥乡长的作风未改，却能斡旋上下，从容处置地方实务：
第一，他能先垫缴公款，然后再慢向民众去收。那个受训乡长之不能久任，一个原因是他没有垫款能力。民众是近视的，凡事能“拖延”即好。
第二，他得到富绅赞助。他不惜应酬费用招待上级来的委员之类所费，和他自己在茶馆的茶钱和纸烟钱一样，都由茶馆和饭馆按节到乡公所领取。办公费当然不够。额外来源，是由街上大商补助。富绅之所以肯补助他，大概因为他维护着他们的利益。
第三，他的服装和行为，不自别于士绅。携手杖，带小帽，穿长衫，卷起白袖口，嘴角吊着纸烟，与穿制服的公务员，迥乎不同。……
第四，他对于县政府，抱着敷衍的态度。依省府法令，未受训的和在哥老会的“绝对”不得任为乡长。至少第一条消极资格，他确是有的。他并不觉得应该感谢县府起用他的“知遇之恩”。38
另外一位甲乡长，在地方上也有极广的人脉、实力雄厚，但品行不端，遭到当地士绅群体的反对。他与乙乡长最大的不同之点，在于十分“努力给自己加上新资格”，参加训练虽然成绩不佳，但善于纵横捭阖，在新政推行后获得更大的权势。甲乙乡长比较的目的，是要呈现社区领导权“已渐由有门第和财富力量的人，交代给有训练的人”之过程，甲乙两社区的不同“就在这交代程度之深浅”。对于甲乙两个乡长，蒋旨昂并未有所褒贬，但在他的描述中，那个受训之后有了“新资格”的乡长，未必好于旧派作风的袍哥乡长。后者桀骜、散漫，却能得到社区的认同，以“非行政”的方式完成繁杂的行政任务。39无独有偶，伊莎白与俞锡玑在“兴隆场”完成的调查报告，也多次写到“新县制”实施之后，新任乡长无法适应本地环境，或被当地袍哥设计整垮，或不得不最终妥协、与之沆瀣一气的事例。
在新旧之间或深或浅的“交代”中，盘根错节的袍哥、豪绅势力，是必须打压甚或根除的对象，但要完成征粮、征丁以及“摊筹派募”等一系列压力巨大的战时任务，旧的人物和社会网络又不得不被持续依赖。《淘金记》中几个“自以为眼光远大的人”，就风传某某人要改组四川的袍哥，甚至某某人有出任总舵把子的可能，“理由则是，除开袍哥，你休想维持后方的治安!”40这种“新喜剧”与“旧现实”的怪异铰合，正是沙汀小说所要“暴露与讽刺”的内容，也颇能切合当代社会学、历史学一些认知模式，如国家与地方之间基层治理的困境，乡村文化权力网络的“内卷化”等，从这样的角度进入，能展开何种层次的讨论，大概也可想而知的。稍具反讽的是，沙汀本人之所以能“避祸”乡间，恰恰依托于这种新旧“交代”又交错的空间。因为每当成都或县里传来搜捕的消息，总会有人通风报信，在各方袍哥大佬的照应下，沙汀也才能及时转移于不同场镇，躲过一劫又一劫。从国民党县党部的角度看，始终无法捕获这个“异党”分子，无疑要归咎于地方“土劣”的暗中阻碍。
有关1940年代安县“新旧派之争”，在后来的回忆中，沙汀有过细致的梳理。所谓“新派”，以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魏道三、军统特务苟朝荣为代表。早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沙汀在安县从事政治和教育工作时，就与这些“党棍”有所交接，十分清楚他们的底细。所谓“旧派”，大约指安县本地的袍哥士绅及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沙汀的舅父郑慕周“在安县始终没有担任任何公职，但他实际却是所谓旧派的头目”41。在1940年代，新旧两派一直暗中角力，“旧派”利用在地方上的威望和人脉，往往也能占据上风，一定程度上钳制“新派”的活动。对于沙汀而言，这些旧派人物无疑起到了“保护伞”的作用。在小说中，沙汀对于四川袍哥群体的阴险、贪婪、腐败，有入木三分的刻画，但在自传中，他也坦言自己“同当地的统治集团并无任何直接矛盾”，反而会有利益相关之处。42相比于小说中的“暴露与讽刺”，自传文字在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似乎对于地方袍哥、保甲长群体的记叙有着更多的层次，包括其内部阶层的差异、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以及其中年轻一代历史认知的变化。有几位当年曾经帮助过他的袍哥，在解放后曾向他求助，但最终还是难逃被镇压的命运，行文至此，沙汀似乎也有某种世事难料的唏嘘之感，能让读者体会大的历史转变对原有乡村社会结构、乃至世道人心的冲击与改造。
这不是说某种“人性论”的视角，能够容纳更多的历史曲折和真实，而是说如果将袍哥看作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动荡的产物，那么背后绵亘的历史性难题是什么?这个具有“光荣历史”的群体，其所依托的社会文化前提是什么，其作用是否一定是消极的?如何理解新旧“交代”与“应变”形成的特殊空间，以及乡村社会不同群体的关系与活力?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荡开更多的认知层次，“暴露与讽刺”并不能揭示其全部内涵。沙汀有着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又不乏社会科学的结构性眼光，这些问题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这似乎有些遗憾。实际上，这不仅是作家个体的经验、认知能力的问题，在更深一层，也关涉到现实主义的文学方式乃至新文学自身位置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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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蛋的知识”以外
由于结构技巧的严谨以及社会表现的深切，1940年代中期《淘金记》等作品出版后，在大后方文坛上引来一片好评，而好评之中也夹杂一些“差评”，沙汀小说的一些问题，也陆续为评论者所指出，如过多带有“自然主义的阴暗的气息”，剥露豪绅官僚“狰狞相貌”的同时，却“对广大贫苦农民始终保持着一段小小的距离”，过于拘泥于现实，没有提供“出路的暗示”等等。43其中，路翎1945年12月发表在《希望》杂志上的《淘金记》评论，就是火力相当猛烈的一篇。虽然一开始，路翎并没有否认《淘金记》是“一本有着某种成就的书”，“写出了某一限度的农村生活的现象”，但却判定这是一部“典型的客观主义的作品”，因为“你读了以后，除了得到一些关于坏蛋的知识以外，你得到了真实而强烈的对于这些坏蛋的憎恶，和由这而来的对于人生的勇敢和热爱么?”
1946年前后，重庆文艺界正围绕“主观战斗精神”、文艺的政治性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争论。路翎对“客观主义”的批评,对“人民的热情和力量”的强调，自然出自胡风一派的立场。抛开他的前提不论，路翎还是点出了一个要害问题，即他认为“作者，是被理论刺激着去看见人民的”，“作者夹着一种关于时局，关于抗战，关于中国的社会的理论的叙述;但这种感觉却和《淘金记》的内容的灰白完全不相称：这些理论的叙述就变成了贴上去的、小市民的常识和机智了。”读者虽然能获得一些社会生活的实感，“然而，读者却是需要这以外的某种东西的。”44沙汀一直自负于“生活知识”的丰富，对于战时基层社会的问题也有精准的、多层次的呈现，路翎的批评却隐含了一种提醒：“客观主义”不仅会导致主观性的缺乏，同时也可能缺乏一种真的客观性、一种非概念的对社会生活的别样感知。在路翎看来，那些“坏蛋”即使写得再栩栩如生，可能也只是提供了一些相对固化的“坏蛋的知识”，读者却需要“这以外的某种东西”。在沙汀的时代，有关“土豪劣绅”、社会黑暗的知识，在公众视野里其实并不缺乏，确实也有读者抱怨“暴露讽刺”在最近二三十年已看得太多了，再读沙汀的小说，似乎不能有更新的感受。45
什么是“这以外的某种东西”?这既指向了强烈的爱憎之情，也可能指向了能溢出或修正一般有关“时局”、“抗战”、“中国的社会”的理论叙述甚至具有鼓舞和建构作用的社会认知。事实上，如何不止于现象的呈现，乃至正确的政治判断，能在具体、细腻的感知中把握历史的动向，发现社会变革的可能，这不仅是三四十年代新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要求，同时也是严肃的社会科学、革命的政治实践需要面对的课题。因为“内地的发现”、乡村中国的发现，目的不只是为了满足认知的兴趣，更是在于社会的整体改善与重造。如果仅依托于直观的社会“实感”，用一种现成的社会科学框架、革命立场来承纳的话，即便得出的结论是“正确”、“进步”的，也可能流于笼统抽象，陷入某种前提与结论的自闭循环，不能在跃动的感知中触及隐在的问题脉络，当然也不能更有效地应对，并从中转化出社会变革的活力。
以沙汀的小说为样本，有关“客观主义”的评价、辨析与历史渊源的讨论，在吕荧、何其芳、洁泯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吕荧就认为“客观主义”师承了左拉式的自然主义手法，具体表现为“收集材料之后，就大写小说”，他暗中所指的，就是沙汀的创作。何其芳、洁泯不同意将“客观主义”单纯理解为创作方法的问题，认为它的构成不是一个因素所能说明，“而是作者的生活实践，艺术的先天禀赋，思想意识，阶级意识等所决定着的结果”46。何其芳当时从延安来到重庆负责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在为好友辩护(“他也相当成功地写出了若干真实”)的同时，他也指出其作品深刻性不足，原因“不是他师承了自然主义的收集材料方法”，而是“由于他的生活太狭窄”，“生活实践上的不足也可以造成思想认识上的不足”，反过来“思想认识上的不足又正是他还不能更广阔与更积极地去实践去生活的原因”。47着眼于生活实践与思想认识的关系，而不是只盯着创作方法的选择或主观精神的有无，这个意见自然体现了延安方面知识分子改造的立场。
上文提及，选择“场镇”而非“村庄”作为书写的对象，是沙汀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装置”，对于场镇内外“因应”关系的不断“暗示”，也让他的小说具有了一般“社区研究”所缺乏的动态历史感。但如果仅仅着眼于“场镇”，失却了更为基础的村庄视野，一个基层乡村社区的构造同样不能被完整把握，尤其不能在“镇”与“村”的反差与联系中，体知乡村社会的痛苦、矛盾以及蕴含的反抗与联合的可能。对于这样的不足，沙汀自己也有所觉悟。1944年秋冬之交，他一度离开雎水到重庆参加整风学习，在后来的回忆录中，称在重庆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之后，才开始意识到“我把自己的论点绝对化了，而我对四川熟识的范围和程度也很有限”。48在该年12月发表的《向生活学习》中，他也具体地谈到在“进入生活”、“向生活学习”方面的困境：
过去三年，我是在农村里度过的。我在初的希望总以为自己可能更加接近我想知道的农村社会，而由于种种出乎意外的挫折，我失败了。……首先，在这三年里面，我的生活范围自然是很狭小，但是在这个狭小的范围当中，我又何尝认真地生活过?何尝正确而深入地理解了在我周围的人物事件?其次，我所能接触的并不局限于农村小市民以上的人物，但我所写出来的一些东西，却全然以他们为对象;而这就恰恰证明了我的疏忽的可怕!49
为了弥补这一可怕的“疏忽”，在《淘金记》《困兽记》之后，沙汀也消化了批评的意见，1946年完成的《还乡记》，就是主动调整后的一个结果。这篇小说以沙汀在雎水山区“刘家沟”避居一段生活经验为基础，将叙述的重心从“场镇”转向了林沟、山村，“尽我的力量来反映一下当时农民群众的生活，他们在反动政权层层压榨下的呻吟、挣扎和反抗”50。在沙汀的战时三部曲中，这部《还乡记》的价值还未得到充分重视。其突破之处，不仅在于题材的扩张、斗争意识的加强以及“新人”形象的浮现，也在于将“山村”与“场镇”、山民与袍哥纳入一种关联视域中，以双方伦理、经济的冲突为中心，拉带出战时乡村社会情感、乡村舆论、共同体意识变迁的隐在线索。换句话说，乡村社区的“变”并非只是对外部冲击的“应变”，其内部也蕴含了挣扎求变的痛楚能量，在抗战大时代冲击波的震荡之下，这种能量也得以在偏僻的山村、林沟进一步聚积。小说的叙事也因此明快起来，摆脱繁冗的对话，更多偏向于心理和行动的有力刻写。何其芳读后就反馈：“组织得很紧凑，能够引人入胜，不像《淘金记》前一部分有些沉闷”。51
回到小说与“社区研究”的比较，沙汀面对的问题，同时代的社会学家也可能面对。为了进入一个社区的内部，社会学家一般会依赖特定的人际网络，这也容易导致考察局限于某一群体，忽略社区内部的阶层差异。52与此相关的是，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社区研究”会关注社区内部各种因素的平衡以及对外部冲击的调适，但对更为纵深的历史结构与社区内部变革的可能性，也可能缺乏敏感。后一个问题，往往又与“社区研究”所依托的乡村建设方案、社会改良方案甚或“新县制”一类行政方案相关，或寄希望于社区自身的修复能力，或过多信赖“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合理化的治理观念。像林耀华的名作《金翼》在社会关系的网络中探讨了两个家族的变迁，相较于“功能主义”，还引入了更新的均衡和平衡理论，即认为“像竹竿橡皮带的构架一样，人际关系的体系处于有恒的平衡状态”。这种“均衡论”的解释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大有关联，也潜在包含了平衡现状的倾向，林耀华后来反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过分强调了平衡与调和，而对当时存在的农民社会分层关注不足。”53如何突破单一的“社区”视角，由点及面，超越“治理”、“平衡”的思路，在动态的变迁过程中、在矛盾的激烈展开之中显现出来的“各种性状”，“检证和深化我们的认识”，也是“社区研究”开展的内在动力。54从这个角度看，作为林耀华、费孝通的同时代人，沙汀的小说创作分享了“社区研究”视角的同时，也分享了其内在的难题，他的小说不仅是19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探索的一个坐标，在认知乡土中国的路径、方法层面，也具有相当症候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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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内人”与“室中人”
在评述沙汀的文学历程时，杨晦曾说他身上有一种农民性格，这表现在一种狭小的地域生活习性上，也表现为一种“农民的手工副业”所要求的“慢工出细活”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沙汀得以在文学风潮的转换、起落中，保有了一个作家的耐力和潜力，“终于一篇一篇地写下去，要完成他‘以写作为终身事业’的企图”。55这是一个相当特别的评论角度，所谓“以写作为终身事业”的说法，不难让人回想起文学研究会成立的宣言：“我们相信文艺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如劳农一样。”在这份五四时代新文学的“志业”宣言中，以文学为“终身的事业”的理解，也是寄托在与农业劳动的类比性想象中。
的确，无论是在前线随军访问，还是回到大后方从事组织联络工作，还是避祸于故乡的场镇、山林，沙汀一直没有忽视自己的作家身份，对于写作之“终身事业”的固守，似乎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他在战时之所以从前线到后方一直不断“退却”，也多半源于这样的心态。有意味的是，在自传《雎水十年》中，每当写到生活环境的转换，他都会特别花一些笔墨，来描述自己新的写作空间。1941年将近暑假，为躲避安县国民党特委会的追捕，在舅父郑慕周的安排下，沙汀来到离县城最远，且与绵竹、冒县连界的雎水关。为了安全起见，他曾住进当地较为偏僻的刘家酱园：
这家酱园门面很窄，两开间不到，但它有三四进深，一直通到耸立在场街后面那座山岭脚下。而一开后门就可上山，且有一条前去茂县的小路。这靠山的最后一间，是供神的堂屋，一向没有人住，也没有人愿住。据传常有狐仙作祟，夜半更深，往往出现异常响动。
这间阴森鬼祟的酱园堂屋，恰好成了沙汀理想的创作空间——“因为可以不受任何干扰，狐仙之类的传说于我更少影响，几乎可以计日完成自己早已拟就提纲的篇章”56。沙汀就是在这酱园里，完成了酝酿已久的《淘金记》的写作。刘家酱园之外，雎水当地一个小地主兼保长的家，也是他寄居次数最多、时间最久的地方：
我那次在他家一住定，就在一间存放农具的横屋里，利用一只拌桶，搭上木板以代书桌，动笔写我的《闯关》。这间横屋离灶房并不远，他本来要我使用那张吃饭的方桌;愿意去大而相当阴暗的堂屋里也行。我都推谢了。因为经常有人找他，两处都不安静。写作的顺当，出我意料之外，当年冬天，就完工了。57
1943年1月，因反共高潮再一次掀起，“居停主人也早认为我有迁居的必要”，沙汀又转移避祸到了山区的刘家沟，这里山林险峻，条件艰苦，很少瓦屋，山民居住的茅屋都没有窗子，“对于一个室内工作的人”来说，很是难受。但天无绝人之路，沙汀自己动手，在一面破席夹成的墙上，用剪刀开出了一个两尺长、尺把来宽的窗子：
我得到了光亮，而且恰恰落在一只三条腿的米柜子上!这自然说不上明窗净几，但我希望一切和我一般懒散，惯把工作热忱同兴趣相混的朋友都来过过这种生活，因为它会迫使你变得很勤谨的。
我的《困兽记》，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写起来的……58
事隔多年，沙汀对于当年写作的场景，还有如此清晰的记忆，说明雎水时期处于巅峰的创作是多么刻骨铭心。无论条件如何艰苦，环境如何险恶，对于一个“室内工作的人”来说，最重要也是最起码的，是要保有一个独立的写作空间，他四处避难的过程，也就成了一个不断寻找、构造此类空间的过程。在偏僻的场镇、荒凉的林沟乃至狐仙出没的鬼祟之地，那些破败横屋、草房，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工作现场，让困苦者得以在持续的写作中凝定身心，对抗危险、压力和前途莫测之感。
在局势平稳的时期，这个“室内工作的人”也会外出活动，出入茶馆、酒局，与三教九流交接来往，甚至主动参加袍哥、烟帮的聚会，为了“增长识见，时不时我也跟他们以通‘陪嫖看赌’”。这一类“帮闹”性质的社会活动，“确乎是从一个作家的见地出发”59，为的是寻找写作的素材和灵感。他三四十年代小说中的人物，基本都是以安县地方的袍哥、豪绅、党棍、知识分子为原型，写作的灵感也多来自与他人的攀谈或报上的新闻。如《在其香居茶馆里》的构思，就来自在重庆华裕农场与一位陈姓的农艺师的闲谈(被抓的壮丁故意把数报错，得以逃脱兵役)：
于是，我的《在其香居茶馆里》那台戏也就唱出来了。当然，邢幺吵吵、联保主任、陈新老爷之流，还是平常早已熟悉的人物。也只有平常积累得多，当其发现最有本质特征的事物时，才能起到“点火”的作用，把许多零散的东西联成一个整体。60
“点火”或“化合”之后，沙汀的写作往往具有高度的计划性、可操作性，他会详细地拟出写作提纲、计划，包括情节上的发展、转圜以及结尾处的戏剧性突变。然后，再将生活的经验、人物的刻画，特别是人物之间生动火辣的对话，细致妥帖地纳入其中：“在创作上，一般说，我的计划性是相当强的，酝酿得最久的作品，更是如此。”61
由此说来，抗战初期，沙汀在前线访问，遭遇的种种挫折，与其说是因为军中“做客”的尴尬，不如说是因为连续不断的行军，让他无法从容“做客”，不能在一个地方驻留下来，深入一个小的单位，且有充裕的时间收集材料。62雎水避难期间，周遭环境虽然险恶，“做客”位置却相对安稳。“局内人”与“室中人”的自然衔接、转换，似乎是他最为满意的生活方式，保证了写作能有节奏的持续推进，无形中也坐实了“收集材料，就大写小说”的批评。依照吕荧的归纳，左拉式的自然主义创作包含三个步骤：观察、收集和分配材料、描写。在沙汀这里，作为“创作的源泉”的“生活”，似乎就等同于一种可观察、可收集并且可分配的经验质料。经验质料、问题框架、写作技巧一旦汇合，就能很快“点火”以致“化合”，不需经过反复的“磨合”。所谓“磨合”，则是指“生活”不单是一种可供收集、分配的经验质料，同时还是一种敞开的、包含特定问题的实践性领域，“磨合”的过程，也是一种经验、感知、技巧和观念之间相互磨砺，作家的认知结构不断被打开、重构的过程。沙汀创作的速度快、完成度高，高效的“化合”是否缺少了一种内在的“磨合”，丰富的生活知识只是被巧妙“分配”到了已成的认知构架中?“作者，是被理论刺激着去看见人民的”，路翎的批评正是戳中了这一点。
在近现代科学主义的脉络中，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书写者与书写对象之间的距离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理性认知得以生成的前提。包括人类学家强调的“局内观察”，同样离不开“局外”的整体视野，研究者的生活背景、主观倾向、文化立场，也会形成内在的牵绊。沙汀承袭“社会剖析”的写实传统，“暴露与讽刺”依托于现代文学与社会科学化的理性自我，势必也要承受主客、内外之间的张力。更进一步说，这种张力与所谓“以写作为终身的事业”的态度，其实也不无关联。依照五四新文学的“志业”观念，文学之所以可以看作是一种“终身的事业”，前提是文学可以专业化为一个自主的场域，这个“场域”与其他的社会思想、文化、实践领域保持一定的关联，但又不会被完全覆盖，由此才能对有问题的、糟糕的社会进行诊治、批判。这样的“志业”观念，久而久之，也内在鼓励、塑造了一种批判性的观念结构和感受结构，即如胡适当年倡导的“易卜生主义”：“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63然而，当写作之“终身的事业”并不实际加入实际的社会实践场域，也不承担具体的现实责任，只是依据批判性的认知“惯习”去表现、去再现，那么即使“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写出的“实在情形”也可能仅在一定限度之内，很难真的进入现实自身的脉络，内在体知各种状况的差异，并从中把握到推动历史的可能。结果难免如鲁迅所描述过的，“以写作为终身的事业”的作者，无法成为联动于社会的“小齿轮”，只能作为一颗“外来的小石子，所以被轧了几下，发几声响”64，就被挤到历史的进程之外。
雎水十年，沙汀虽然身在局中，看似与地方生活水乳交融，但如果一切只是“从一个作家的见地出发”，并最终回收于“室内的写作”，他似乎也还是那一颗“外来的小石子”，身心感知多少会“隔”了一层。有意味的是，这种“在乡”却不一定“在地”的状态，也特别突出表现于他所描写的战时在乡知识分子群体中，如《磁力》《艺术干事》《小城风波》《没有演出的戏》以及长篇“三记”中《困兽记》写到的小学教员、青年学生、文艺干事等。表现这个群体的精神苦闷、挣扎，是沙汀战时写作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在他笔下，这些小知识分子大多富于理想，不满周遭沉闷的环境(“在这无声无息的地带，过着千篇一律的没有光彩的生活”65)，即便试图有所作为，如《困兽记》中的小学教员们尝试进行暑期的救亡演剧，更多是为了摆脱环境的压抑乃至疏解个人精神与情感的困境。至于乡村戏剧有哪些可能的方式，具有怎样的实际功能，在乡知识分子应当负起哪些必要的责任，这些问题似乎并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内，亢奋于远方的同时，却将自己的本职工作(教书)看作“一种无可奈何的苦役”66。身为战时返乡的知识分子，沙汀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他倒是颇能沉潜于本职工作(小说写作)，可在个别人物身上，还是不乏他自己的精神投影。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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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的战时“重造”
在三四十年代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尤其是在高强度的革命政治的牵引下，所谓“以写作为终身事业”的观念结构、感受结构自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特别是在《讲话》之后确立的新的文艺体制中，文艺不仅要从“终身事业”的封闭“场域”中解放出来，作为大大小小的齿轮，真正被组织到革命的机器中来，文艺家也要从“做客”的位置上、从“观察、收集和分配材料、描写”的创作模式中解放出来，在深入工农兵、深入火热斗争生活的过程中，突破自身认知的限度，获得一种全新的社会感知、文学感知。这意味着，原来属于现实主义文学内部的问题，如文学的对象、功能、方法、与生活的关系、作家的位置，乃至写作之中主客、内外一类，都需要被纳入更大的革命实践、群众实践中去解决。何其芳对沙汀的批判，就代表了这样的认识，他认为沙汀的不足，主要来自于生活与实践的限制，解决之道无非是“更广阔更积极地去实践去生活”。这似乎就是一个“标准答案”。在这个意义上，沙汀的写作不仅显现了新旧现实主义的张力，也是处于五四新文学传统与延安新文艺体制衔接、转换的关节点上。
然而，有了“标准答案”，不等于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或者说，“更广阔更积极地去实践去生活”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一定就是充分且唯一的条件。如何去“更广阔更积极”地实践，如《讲话》所强调的，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一系列的结构性难题也会伴随其中，对于作家实践能力、认识水准、身心感知的开放程度以及文学技能，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并没有一般性规范性的“作业”可抄。68解放前夕以及建国之后，沙汀也遵循新的现实主义原则，相当积极地深入生活、调研走访，再一次主动回应“时代大潮流冲击圈”，但后来的创作并不十分成功，没有超越“雎水十年”的成就，其中缺失了哪些环节，抑或原本的问题并没有因“积极实践”而克服，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放大。这些都需要在更具体的现实情境、不同经验的比较以及更纵深的视野中去思考。
再有，在何其芳对沙汀的批评中，还包含了一种同情的理解，即在国统区的环境中，像沙汀这样的革命作家一时还很难“更广阔更积极地去实践去生活”，因为在“广大的旧地区内，作家们不但是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写作的自由，而且是没有生活的自由，没有接近下层人民的自由的。这对于他们扩大生活，加强实践与提高理论认识都是一个很大的限制”。69何其芳提到的“实践”，自然不是指一般的生活实践(包括对抗、缠斗于不良的现实环境)，而更多是指在党的政策指引下具体的革命政治实践、群众实践。国统区作家的生活和创作，的确一时还难以与这样的“实践”有效联系，文学的写作、发表和阅读，还是发生在都市文化空间中，受制于既有的文学生产和传播体制，这也是乡间避祸的沙汀的实际处境。但这是否意味着在延安及解放区的政治环境以外，或没有置身于高强度的革命政治之中，作家也就一时没有从生活实践内部来打开身心、重构文学“志业”的可能?对于理解1940年代新文学的可能性而言，这或许也是一个可以提出的问题。在这里，战时同样返乡避难的废名，就是一个可以比照的个案。
抗战初期，废名在老家黄梅挈妇将雏，不断“跑反”，倒真是一个乡村世界的局外人，最初因不谙乡情、不通世故，他遭遇了诸多不适与尴尬。然而，不同于沙汀以“客”的身份，勉力于文学“志业”，为了在乡间生存下来，废名却不得不脱去了新文学家的长衫，身份不断回落于人夫、人父，变身为一位国语教员、一位读书人，乃至主动承担家族责任，扮演户长的角色。从某个角度看，沙汀熟悉地方社会，他的“不隔”反倒让他安稳于室内的工作、安稳于既成的感知结构;废名的“隔”却有可能让他更敏感于自我与环境的差异，更敏感于乡村社会的特殊性状，深入乡间的过程，由是也就成了调整自身的感知状况，在中国社会固有的文化、伦理构造中，发现“民族精神”的过程。他在战后写出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记录了这一过程，也突破新文学原有的“装置”，以一种“五伦俱全”的文学方式，尝试一个知识分子独自摸索走向“中国人民”之路。
废名与沙汀的写作，形成于完全不同的文学脉络，简单比较并无意义，废名从儒家立场出发阐发的“救国救民”之道，也颇多历史的错位与误会，不能支撑起什么大的判断。但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在1940年代的战争语境中，人与社会关系的流动、解体和再组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线索，这不仅有空间意义上的迁徙、流亡，也指战争对原有的社会组织、文化生态乃至个体感知的强力搅动与重组。在与各种异质性“内地”、“边地”现实的不断遭遇、磨砺中，诸多“小石子”也会被碾碎、重造，甚至有了重新嵌入社会的肌理的可能。换言之，“内地的发现”、“大众的发现”也会带来“个人的再发现”，也会冲击“新文学”、“新文化”、“新社会科学”原有的感受结构，动摇其固有的位置，释放新的认知潜能，进而带来整体重造的契机。由于没有革命政治的强力支撑、赋形与内在规定，在国统区地域、文化差异较大的环境中，这部分经验极不规则且相对散乱，但正因如此，也更需要耐心的整理、分辨。在这个意义上，同样作为战时返乡之文学个案，废名的“旁逸斜出”与沙汀的严谨执着，刚好构成一种有意味的参照，或许能为讨论战时新文学重造的可能，讨论“内地的发现”之于新文学的影响，乃至讨论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路径，提供一些不同的层次和想象的空间。
1 沙汀：《沙汀自传·漫忆担任代系主任后二三事》，《沙汀文集》第10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80页。
2 何其芳：《星火集·后记一》，《何其芳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0页。
3 参见沙汀：《沙汀自传·雎水十年》，《沙汀文集》第10卷，第242页。
4 沙汀：《沙汀自传·自序》，《沙汀文集》第10卷，第5页。
5 “农民诗人”的说法，出自杨晦的《沙汀创作的起点和方向》(《青年文艺》第1卷第6期，1945年2月15日)。杨晦在文中讨论了在“一个工商业的都市社会中”，文学的市场化与“生产技术”进步的关系，也分析了来自农村的作家在上海都市“铁丝网”中的处境。
6 参见侍桁：《文坛上的新人(下)》，《现代》第4卷第6期，1934年4月1日。
7 沙汀：《沙汀自传·“时代大潮流冲击圈”》，《沙汀文集》第10卷，第96页。
8 1941年，朱自清在《抗战与诗》中提到“大众的发现”与“内地的发现”，是抗战时期新诗作者努力的两个方向。虽然这是针对新诗而言，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战时新文学的整体趋向。参见朱自清：《新诗杂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40页。
9 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67-269页。
10 复旦大学《鲁迅日记》注释组：《访问沙汀、艾芜同志》，参见黄曼君、马光裕编：《沙汀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70页。
11 沙汀：《沉痛的悼念》，《沙汀文集》第6卷，第441页。
12 沙汀：《沙汀自传·“时代大潮流冲击圈”》，《沙汀文集》第10卷，第150、163-165页。
13 同上，第117页。
14 蒋旨昂：《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伊莎白(IsabelCrook)、俞锡玑：《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邵达译，中华书局，2013年。王笛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所依托的核心材料——燕京大学学生沈宝媛1946年完成的毕业论文《一个农村社团家庭》，虽然相对简单，也可看作同类性质的成果。
15 在讨论1940年代四川袍哥的历史时，王笛列举了档案、社会学调查、小说、回忆录及文史资料这五种不同的文本，认为借助这五种文本，可以从微观的视角，探寻四川乡村袍哥与地方权力操作的细节。他选择的小说文本就是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参见王笛：《乡村秘密社会的多种叙事——1940年代四川袍哥的文本解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16 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2-173页。
17 费孝通：《忆魁阁》，潘乃谷、王铭铭编：《重归“魁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18 大致上说，这种努力也是开始于1930年代中期，当时茅盾曾鼓励他写中篇小说，建议他采用“写一组人物相同，故事互相衔接的短篇”然后再合成的方式。1935-36年间，他完成的《某镇纪事》《一个人的出身》《干渣》，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三篇小说以怀旧的口吻写出，娓娓铺叙了一个四川场镇的风俗、历史以及袍哥家族的兴衰，笔法从容又不失传奇性，看似相互独立，其实彼此衔接，似乎有意要为一个基层的社区场镇“作传”。参见《沙汀自传·“时代大潮流冲击圈”》，《沙汀文集》第10卷，第123、165页。
19 卞之琳：《读沙汀〈淘金记〉》，《文哨》第1卷第2期，1945年7月5日。
20 徐亦如：《实地研究与局内观察》，原载《社会研究》第93期，参见凌纯声、林耀华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21 费孝通之所以选择“开弦弓”村来考察“江村经济”，原因也是时间有限，不能到一个“须久住之后才能自由访问、观察”的地方，必须选一个立刻可以开始工作的区域。“开弦弓”是他故乡江苏吴江县的一个村，交通方便，而且他的姊姊曾在这里开始“复兴蚕丝业”的工作，和地方的关系长久且密切，“没有一家农民不信任她”。费孝通：《江村通讯》(1936年7月3日)，《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7页。
22 伊莎白、俞锡玑于1940-41年，曾在“兴隆场”花一年左右时间筹建一个食盐供给合作社，以使当地老百姓免受盐价暴涨之苦。该活动由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提供资金等支持，在临县成立乡村建设学院的晏阳初还派来专家进行培训、指导。参见《兴隆场·前言》，第1、9页。
23 沙汀：《沙汀自传·雎水十年》，《沙汀文集》第10卷，第226页。
24 《在创刊号底卷头》，署名“同人”，《二十世纪》第1卷第1期，1930年11月21日。
25 参见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26 瞿菊农：《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序》，参见蒋旨昂：《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1-3页。
27 参见黄雪垠：《规范与失范：南京国民整风时期地方新政研究——以1935-1945年四川省为中心的考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0页。
28 有研究者注意到沙汀小说与“新县制”的关系，参见唐文娟：《“流娼”、“新县制”与“底层民众”——沙汀〈勘察加小景〉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0期。
29 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江村经济》，第294-295页。
30 沙汀自己也曾坦言不打算接触更多的生活，“却愿意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看得更深一点，更久一点。与其广阔而浮面，倒不如狭小而深入。这是我的一点成见”。参见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
31 卞之琳：《读沙汀〈淘金记〉》，《文哨》第1卷第2期，1945年7月5日。
32 王晓明：《论〈淘金记〉》，《沙汀研究资料》，第367页。
33 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
34 沙汀：《淘金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第25页。
35 在分析《淘金记》的主人公时，王晓明曾有一个颇具创见的解说，他认为“一手造成了发生在北斗镇的全部事变”的主宰，“他的名字叫做历史”，“这部小说的全部描写都是为了引出这个主宰一切的宙斯”。参见王晓明：《论〈淘金记〉》，《沙汀研究资料》，第364页。
36 在刘湘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三年中，曾创办七种训练，包括县训、财训、统训、合训、保训、社训、区训。相关历史的回忆，参见於笙陔：《刘湘主川开办的“七训”》，《四川省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37 沙汀：《淘金记》，第238页。
38 蒋旨昂：《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第38-39页。
39 同上，第58-63页。
40 沙汀：《淘金记》，第239页。
41 沙汀：《沙汀自传·雎水十年》，《沙汀文集》第10卷，第261页。
42 沙汀：《沙汀自传·雎水十年》，《沙汀文集》第10卷，第331页。
43 石怀池：《评沙汀底〈淘金记〉》，《群众》第10卷第10期，1945年6月1日。
44 冰菱(路翎)：《淘金记》，《希望》第1集第4期，1945年12月。
45 林坡：《沙汀的困兽记》，《中学生》复刊后第94期，1945年12月。
46 洁泯：《“客观主义”私观》，《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7月27日。
47 傅履冰(何其芳)：《关于“客观主义的讨论”——给吕荧先生的第三封信》，《萌芽》第1卷第4期，1946年11月。
48 沙汀：《沙汀自传·雎水十年》，《沙汀文集》第10卷，第226页。
49 沙汀：《向生活学习》，《青年文艺》第1卷第5期，1944年12月20日。
50 沙汀：《〈还乡记〉后记》，《沙汀文集》第7卷，第50页。
51 何其芳：《致沙汀》(1951年5月2日)，参见《沙汀研究资料》，第357页。
52 伊莎白后来检讨她和俞锡玑在璧山县兴隆场的调查里，“乡下的赤贫阶层”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参见《兴隆场·前言》，第7页。
53 林耀华：《在大学与田野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7页。
54 林耀华1943年深入大小凉山之后完成了他的另一部代表作《凉山彝家》，如果将这本书与他1970年代以后重上凉山后写下的文章对照阅读，更能强烈感受到“社区研究”与社会历史变迁视角结合后带来的认识深化。《凉山彝家》以一个旅行者的视角，结合细致入微的“局内观察”，也特别生动地写出了彝家生活别样的活力和氛围。然而，这部民族学、人类学的佳作，还是采用一种静态的叙述框架，分门别类介绍了“罗罗社会”的阶级、家族、生产生活、风俗文化。建国后，林耀华两次重上凉山，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给凉山彝区的巨大变化以及新出现的问题，都让他得以在一种更长的、变动的视野中，对于彝家的社会构成诸多方面，有了更为整体联动的思考。比如，解放后的民主改革打破了彝家的等级制度，让传统的“家支”(或氏族)制度丧失了存在的基础，但“文革”之后“家支”观念有一种强烈的回潮，并构成了凉山地区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潜在束缚。林耀华不同意将这种“回潮”简单归因于旧有观念或文化发展滞后，而对背后社会、历史、文化的多重因素做出了深入分析，如“家支”观念的遗存与彝族社区固有的聚落格局、人口流动不大，以及乡村基层组织的松散有密切的联系;过往的民主改革、阶级斗争在打破原有等级关系的同时，又一定程度使之固化;特定的民族政策也使得“黑彝”上层人士及其子弟有了更多的优势等。正是在这样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等级观念在凉山彝家的残存，既离不开固有的社会结构，也与改造这个社会采取的政策和策略有关，因为社会系统内部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一场社会变革，一种新制度的创设，很难完全正确预估其所带来的后果，特别需要审慎的认知和及时的反馈、校正。这样的思考在延续了“功能主义”、“均衡”理论的基本逻辑的同时，“通过剖析其旧有社会制度在当代变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各种性状来检证和深化我们的认识”，也得出了更为内在、更切合现实实践的结论。参见林耀华：《半个世纪以来凉山彝家的巨变》，《凉山彝家的巨变》，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51页。
55 杨晦：《沙汀创作的起点和方向》。
56 沙汀：《沙汀自传·雎水十年》，《沙汀文集》第10卷，第254-256页。
57 同上，第259页。
58 沙汀：《〈困兽记〉题记》，《沙汀文集》第7卷，第27页。
59 沙汀：《沙汀自传·雎水十年》，《沙汀文集》第10卷，第267页。
60 沙汀：《漫谈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问题》，《沙汀文集》第7卷，第55-56页。
61 在刘家酱园的堂屋里，由于不受打扰，《淘金记》的写作“几乎可以计日完成自己早已拟就提纲的篇章”;1946年春夏之交开始动笔的《还乡记》，也是“进行相当顺利。因为提纲比较具体、细致，人物、背景呢，其原型犹历历在目”。参见《沙汀自传·雎水十年》，《沙汀文集》10卷，第256、293页。
62 沙汀对此曾有所交代：“我预想把我的行动限制在晋西北。我的工作的程序是先了解当地的一般的情况，战前的和战后的，然后在一个地方游击区里停留下来。为了容易认识它的一切细微的情节，它的所有组织成分的个别特征，它的单位不该庞大，一个连，顶大一个营就行了。不用说，在时间上我却该尽量长一点，至少生活半年。”参见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
63 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
64 鲁迅：《柔石作〈二月〉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第149页。
65 沙汀：《磁力》，《沙汀文集》第4卷，第416页。
66 沙汀：《〈困兽记〉题记》，《沙汀文集》第7卷，第27页。
67 《困兽记》中的老年教师牛祚，坚守岗位，又通透练达，风趣幽默，是沙汀着力书写的一个理想人物，“甚至，读者见到了他，就想起沙汀先生”。有读者也指出，牛祚“永远以他的机智，世故，经验作为屋顶，而以自嘲自讽作为天窗，就这样安下去。在他的身上，指明什么‘道路’了呢?”参见穆海清：《死鱼的鳞——读〈困兽记〉两遍之后的若干印象》，《呼吸》创刊号，1946年11月1日。
68 对毛泽东时代“深入生活”文艺体制的深入分析，参见程凯：《“深入生活”的苦恼——以〈徐光耀日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2期。
69 1949年在回顾1940年代中期重庆的文艺论争时，何其芳也特别谈到所谓“客观主义”文学倾向的产生，不是由于“缺乏什么抽象的主观精神”，而是“尚未经过认真改造的革命小资产阶级文学家在国民党反动集团压迫之下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参见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序》，《何其芳全集》第2卷，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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