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哈·塔希尔(Bahaa Tahil，1935-)，埃及当代著名左翼作家、翻译家。1956年毕业于埃及开罗大学历史系。1958年参与制作埃及广播电台文化频道节目，从事翻译和戏剧史研究工作，并担任该电台的记者。1970年代因被指控为“赤色分子”、政见不同者而被迫流亡海外，先后在罗马、新德里、巴黎、内罗毕等地的多个国际组织从事翻译工作。在日内瓦担任过14年的联合国译员。1995年回到开罗常住至今。2008年，塔希尔凭借小说《日落绿洲》斩获2008年首届阿拉伯小说国际奖(IPAF)，引起国内外文化文学界的关注和好评。
塔希尔是一位不断探求文艺创作理念和方式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和翻译家。早在1964年，不满30岁的塔希尔便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示威游行》;1972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订婚》出版，引起了阿拉伯文坛的关注，得到了评论界的好评。纵观其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历程，不难发现，以文学介入现实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淬炼思想与诗艺，始终是他的人生志向。他的几部具有深远意义的长篇小说——《朵哈絮语》(1985)、《我的姨妈索菲亚和修道院》(1991)、《爱在流亡地》(1995)以及《日落绿洲》(2007)——是作家兼学者的塔希尔对于当代埃及诸多社会问题及时代变迁严肃思考后的艺术结晶，也是作家一次次在小说技艺上的超越。正如塔希尔在界定文学之于社会的地位和功能时所说：“文学创作绝不可能完成于象牙塔中，也不取决于某个人的心血来潮和灵光乍现;文学创作是作家意识与周遭现实互动影响的结果。既然现实处于不断的变化中，那么文学也必须反映这个变化中的现实。”1“我们这一代人始终梦想着建构一种新文学，这种文学旨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脱离空洞的口号和低级趣味。”2对他而言，“文学”是一份关乎生存、价值、作者和读者的使命也是一份担当社会责任的工作。
《朵哈絮语》艺术性地再现了在纳赛尔时期国有化改造方兴未艾、阿拉伯民族主义日益高涨背景下，“个体意识”如何被不断碾压、全面服从“集体主义精神”的过程;《我的姨妈索菲亚和修道院》3则揭示了穆斯林和基督徒和平相处几个世纪后，到了萨达特时期，随着当局对伊斯兰教法的扩大化、对宗教教育的强化，阶级矛盾、宗教矛盾、族裔矛盾日益凸显、宗教纷争陡然上升的现实;《爱在流亡地》4将思想的场域放置于海外流亡知识分子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反思，冷战后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敌对是该小说涉及的核心政治问题，表现在意识形态上的博弈、军事上的竞争、宗教极端分子的抬头以及人道主义上的坚持;而创作《日落绿洲》的直接动因则是本世纪初美国对伊拉克挑起的战争，“我试图通过这部小说，探讨西方在我们阿拉伯世界的新殖民，如今，他们对伊拉克的控制让我深感忧虑，他们把我们拉回到了传统的殖民主义时期，促使我回溯英国对埃及占领的那段历史。”5该小说的叙事时间始于19世纪末奥拉比反英反封爱国运动受挫后的埃及社会，自始至终显露出身份迷失的现代性焦虑，叙事上充满了“历史反书写”6的张力。
塔希尔以自己独特的文艺创作思想和历史书写方式对“埃及性”、“埃及国民性”、“埃及中产阶级性”、“埃及革命性”、“阿拉伯民族主义”、“东西方文化冲突”等一个多世纪以来困扰埃及的文化语境以及存在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做了艺术性的表述，使上述几部小说在讨论严肃的政治历史问题的基调上，洋溢着挥之不去的感伤的浪漫主义色彩和乡愁，揭示了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显露出的种种矛盾和困境;在处理内部阶级矛盾、族裔矛盾和宗教矛盾、外部东西方文化冲突时表现出具有良知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和人性呼唤。
作为“六十年代辈作家”7，塔希尔和同代作家一样，大多出身贫寒，年轻时就怀着振兴民族、解放祖国的梦想，国家独立后，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中很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的还参加了左派革命组织，并为此付出了代价，或被捕入狱，或一度流亡”，但他们“对国家、民族、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8而这代作家在建构现代国家意识、重新定义民族身份、确定现代“埃及性”、开创“新文学”方面深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埃及启蒙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埃及民族主义坚定的守护者。
塔希尔在自述中说，有两样事物对自己早年的求知和埃及精神的确立具有启蒙意义，一个是古希腊戏剧，另一个是现代埃及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塔哈·侯赛因的著述。9古希腊戏剧对包括埃及在内的地中海沿岸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埃及性”在塔哈·侯赛因的理论著作《埃及文化的未来》中得到充分的阐释。塔哈·侯赛因提出了“埃及文化中心论”，即埃及民族主义思想。他从三个方面确定了埃及性的特征：首先在语言上，他认为，在阿拉伯世界，埃及在长达五个多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统治时期(1258-1798年)用阿拉伯语保存了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和文化的火种，保证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延续性;其次在文化上，法老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三股源流构成了埃及有别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文化特征;而在现代性问题上，埃及一定要在“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这一民族身份认同基础上，以反英反殖的爱国精神，把自古以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不同阶层、不同族裔、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团结统一，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发展“埃及民族新文化”。因此“埃及性”可以概述为文化上的延续性、多元性和包容性，以及反英反殖的爱国性。10
由此，塔希尔在以文学形象书写埃及现当代历史时，始终恪守着上述“埃及性”的精神维度。这一点凸显在《日落绿洲》和《我的姨妈索菲亚和修道院》中。《日落绿洲》中的男主人公马哈茂德少校是以真实历史人物——19世纪末锡瓦绿洲地方长官马哈茂德·阿兹米——为原型的，这个生活在赫底威伊斯梅尔执政末期的开罗中产阶级子弟，家庭殷实、仆人成群，但意志涣散、精神萎靡，整日沉醉于红粉佳人。这个公子哥正是在聆听了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倡导者阿富汗尼长老的演讲后，开始“沉溺于酒色的同时，醉心于长老的集会和阅读其追随者办的报纸”11，萌发了埃及民族意识，“读了他们写的题为‘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的文章，被这股爱国热情点燃了，决意加入他们”12;他与女主人公爱尔兰考古学家凯瑟琳确定跨国婚姻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也是听到了“她是爱尔兰血统”、“她的祖国也像埃及一样被英国人侵占了”、“总有一天爱尔兰人要独立，一雪前耻”13之后发生的，共同的反英目标将不同国籍、不同宗教信仰的一对青年人联系在一起;他的初恋情人尼阿玛·萨玛拉的名字“来自她那柔滑的酒褐色皮肤，那是尼罗河泛滥期的颜色，人们找不出更合适的词来形容这世上独一无二的肤色”14。由此可见，马哈茂德的爱国意识、爱情意识、婚姻意识的萌发都与他的埃及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自豪感的产生紧密相关。
也正是这位被埃及民族意识唤醒的开罗中产阶级子弟勇敢地加入了奥拉比反英反封爱国运动(1881-82)的行列，目睹了英国舰队入侵亚历山大城、城里市民同仇敌忾抵抗英国坚船利炮的悲壮场面。这是一段现代埃及人抹不掉的民族集体记忆，尽管奥拉比运动没能抵挡住英国殖民者的入侵，最终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勾结下宣告失败，但这场运动强化了埃及民族心理认同，为埃及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塔希尔一方面赞美了民族战争中埃及人的爱国热情和抗争精神，另一方面也反思了埃及多元混杂的历史为现代埃及人身份认同带来的艰难性和复杂性，这一复杂性主要体现在马哈茂德少校和开罗英国政府派到锡瓦绿洲接替他工作的年轻军官瓦斯菲上尉之间的充满火药味的对话中，两人围绕着奥拉比反英爱国运动的性质展开激烈辩论。出身于富裕阶层的切尔克斯人瓦斯菲凭借父亲跟英国人的密切关系，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上尉，他那个在军队里当准将的父亲告诉他“我们的政府缺不了英国人，我们需要他们”15，奥拉比运动是“逆贼们的叛乱”。而当时做警卫工作的马哈茂德少校目睹了陆军大臣奥拉比率领军民罢黜赫底威、奋勇抵抗英军入侵的壮举，也目睹了切尔克斯人对奥拉比的背叛，对祖国的背叛。可是“自从英军占领祖国后，学校的历史课只讲授英国史，禁止讲埃及史”16，致使像瓦斯菲这代年轻的埃及士兵对祖国的近现代历史一无所知，任凭英国殖民者歪曲历史，污化民族英雄奥拉比。
塔希尔通过男主人公对奥拉比运动、英国入侵亚历山大的战役、埃及傀儡政府赫底威出卖祖国的回忆，以及到锡瓦绿洲后与当地土著发生的冲突、与瓦斯菲关于殖民历史展开辩论的书写，瓦解了殖民帝国关于殖民历史的书写霸权，这一“历史反书写”的方式“消解原书写的权威性和单一性，从而形成一种历史书写的复调和对抗性，并进而在多元复合书写的对抗关系中重构历史叙述话语。”17不止于此，塔希尔还通过马哈茂德内心深处一次次的内疚和忏悔，揭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埃及国民与生俱来的两面性、不彻底性和身份的不确定性：
问题正出在你自己身上，亲爱的马哈茂德少校!在这个世界上，想两面讨好是捞不到半点好处的。半个好人，半个坏人;半个爱国者，半个叛国者;半个勇士，半个懦夫;半个教徒，半个色鬼……你总是介于二者之间。……我从来就不是个内心完整的人。18
马哈茂德的内省正是埃及现当代处于两难境地的最好注脚。
埃及革命后的人性裂变导致的悲剧命运是塔希尔文学创作的另一个主题，对埃及革命性、国民性的批判在上述四部小说中均有体现，而最集中的是《朵哈絮语》。该小说艺术性地再现了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取得了1952年民族独立的“七月革命”胜利后，在大规模进行国有化运动过程中，埃及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产阶级发生的人性裂变。在一篇题为《我将等待》的回忆性杂文中，塔希尔坦言：
革命那年我入了大学，多么令人欣喜啊!……然而，大学生和革命的蜜月期转瞬即逝!……国王下台了，颁布了农业改革法，终结了封建制，清除了统治部门的腐败者和受贿者，可是自改革伊始，自由军官组织就不希望任何人参与政权。……之后我们和政府之间的抗争、我们内心两种复杂心绪的纠结就没有停止过：一方面支持反英、赢得民族独立的革命，如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塞得港战役，另一方面痛恨狂飙式的革命以及令人窒息的革命铁拳统治。当前者占上风时，我们不惜生命代价支持革命，可是当后者来临时，比如清洗、拘捕运动，噩梦般的革命法庭训话，广播里的大呼小叫，那种恐惧和愤懑的氛围令我们对革命的恩情荡然无存。……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心结。19
这种复杂的“革命”心结促使塔希尔创作了《朵哈絮语》。他在一开篇就选择了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个关键性的历史节点：“60年代初那个夏日的早晨，宣布国有化之后的第二天，我们办公室静得出奇。”20继而描述国有化运动使社会结构发生的剧变，昔日的证券交易所、私人企业、个体户先后倒闭，人人攀援与“自由军官组织”的关系——“我支持革命”21，“我们都拥护政府”22，纷纷加入“社会主义联盟”、“民族阵线”、“工会”等集体组织，不加入集体组织的被划为“消极力量”、“颓废分子”。趋炎附势的国民心态在小说中描写得淋漓尽致。“我”——一个曾参加过反英爱国游行的热血青年，虽供职于“权力中心”——民政部，却因不愿被“一些不喜欢的事物玷污双手”23，不愿“走动走动关系”24，跟不上革命形势的发展，便只好作为旁观者，保持沉默，呆在被革命遗忘的角落“行政监督办公室”阅读翻译外文小说，成了一个远离政治圈子、颓废的逍遥派人物。幸好懂点外语，于是当“那密封的写有‘机密’二字的文件袋经过不知多少机构的审批”、“爬了无数层楼”、“走遍了开罗各个角落”之后终于得到了公派去意大利参加职业培训的机会，然而这次出国也只不过是为了陪同“有背景”、“上面有人”的同事朵哈女士出行。2
革命后如火如荼的国有化运动并没有给底层百姓带来福祉，民政部上层“只对自己谋利，不替穷人着想”26，“革命降临时，我们欣喜万分，我们说梦想实现了，把英国佬赶跑了，实现了公正，人们不用住在肮脏不堪、病疫肆虐的巢穴里，老百姓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不再愚昧，城市繁荣，花园景簇，人们当家做主，孩子们不用在路边擦鞋，女人们不再沿街乞讨。”27然而革命后一切都回到了老样子，国家独立了，“我们却看见新国王、新帕夏掌控了国家，那个我们曾为之付出了生命代价的国家。”28
革命后“革命者”内部的争斗才刚开始，“我”的朋友赛义德笃信革命，在埃及支援也门独立运动的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回到民政部后仍然怀着革命的激情组织工会工作，为工人争取“周五休息日”的权利而奔走疾呼，当他拿到足够证据证明上层贪污腐败、营私舞弊、挪用工会活动经费去欧洲旅游时，副部长苏勒坦贝克却以极左的“革命破坏分子”罪名将赛义德调离，为自己平步青云扫清障碍。显然，赛义德继续革命的热情已然成为官僚主义盛行的上层机构的阻力。
由此，塔希尔将“革命”和“革命后”、“继续革命”和“官僚主义”之间的埃及社会结构性矛盾呈现出来，并通过赛义德的独白，对埃及社会革命前后的况味做了形象的比喻：
革命者应允老百姓为他们匡扶正义，为他们带来黄金时代，砍掉了蛇头，不管这个蛇头叫路易十六还是法鲁克一世。可是蛇身未死犹存于地下，摇身一变生出了二十个蛇头，取代被砍掉的那个蛇头，重新钻出地面。其中一个蛇头叫“捍卫革命”，不管这个蛇头叫罗伯茨比尔还是贝利亚，它唯一的使命就是消灭革命的同胞;另一个蛇头叫“稳定时局”，借着“稳定”之名，一切又回到了从前。蛇长出了新头，它或者叫耶齐德·本·穆阿威亚，或者叫拿破仑·波拿巴，或者叫斯大林，统统以人民的利益为名实施暴政，由此获得了一个新名词叫“阶段性需求”;此时继续坚持正义的人或被命名为左倾，或被命名为右倾，或成为人民的异己，或成为人民的公敌，如何命名取决于革命的阶段性需要。29
塔希尔对第三世界取得革命胜利后的社会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他对埃及“七月革命”后社会的批判和人性的分析也同样可以观照半个多世纪以后2011年发生的埃及“1·25革命”，以及随后波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剧变。
塔希尔不仅对“七月革命”进行反思，而且进一步反思萨达特时期阿拉伯民族主义最终花果凋零的残酷现实，《爱在流亡地》便是这样一部作品。这部自传性小说以悲怆的笔调道出了流亡海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知识精英们的感时伤怀：“我们都觉得自己是过去时代的一个影子……”30、“我们的梦想破灭了，只剩下一些符号……这些符号在我们年轻时代曾经使我们热血沸腾。”31“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我现在觉得心灰意冷。我也早已发誓，不再讨论任何政治问题。”32“社会崩溃和麻木”33这正是当时埃及民众的普遍心态和社会况味，也是纳赛尔这位阿拉伯民族主义领袖去世后留给阿拉伯社会的政治真空;同时，塔希尔以知识分子的胆识和良知，用冷峻和清醒的笔调道出了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博弈，曝光了1982年以色列对贝鲁特萨布拉和夏蒂拉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的血腥屠杀，揭露了人类文明历史发展中的非人道性，还提及1968年发生在捷克的“布拉格之春”、1973年智利前总统阿连德政府的倒台等社会主义阵营里发生的一系列裂变。
“启蒙”和“革命”是当代埃及重要的精神遗产，但像塔希尔这代人在经历了启蒙主义和革命传统的双重淬炼之后，思想又走到了十字路口，世纪之交的埃及应当走向何方?如果说在《朵哈絮语》和《爱在流亡地》中塔希尔表现出激进的思想姿态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话，那么，《我的姨妈索菲亚和修道院》和《日落绿洲》则是经过思想沉淀和历史反思的作品。在后两部作品中，启蒙和革命的精神仍然没有缺席，其民族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情怀没有显出丝毫盲目的民粹主义倾向和激进的宗教狂热情绪，反而试图通过文化重建和国民文化性格的重塑来消弭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对立以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原始冲突。塔希尔在“启蒙”和“革命”两种已成为过去时代主流的意识形态之外，为当代埃及探寻一种新的可能，那就是和谐共存及平等对话。在《我的姨妈索菲亚和修道院》里，1970年代之前上埃及卢克索附近的乡村里，上演着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和信奉基督教的科普特人睦邻友好的一幕：
我家挨着修道院最近，一到椰枣成熟的季节，修士们就给我们送来只有修道院农田里才生长的核小肉厚的椰枣。记得小时候，父亲每逢基督教的棕树主日和东正教的圣诞节，总让我陪他去修道院向修士们致以节日问候，而开斋节来临的时候，母亲总托付我把自家做的甜点送给修道院一盒。此种关系延续了三十多年。34
小说里“我的父亲”正是塔希尔父亲的真实写照，他在该小说的前言中坦言：
小说所有的情节由想象的经纬编织……但想象的胚胎确来自于现实。我那已故的父亲是爱资哈尔清真寺虔诚的长老，从小教育我们要做品行端正的穆斯林，他本人以纯正的伊斯兰教义为信条，善待所有的人。向真主发誓，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半个字，把穆斯林和基督徒分别对待。此小说谨献给他的亡灵，献给所有爱国的人。35
母亲更是塔希尔一次次回忆的原点，1980年代初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椰枣树之东》就是塔希尔为纪念母亲所作的，在该小说的“序”中他坦言：
童年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全身心地聆听她用家乡话将那些上埃及的故事传说娓娓道来……这位大字不识的伟大女性不仅驾驭着全家窘困的生活航船不断向前，用母爱拥抱我和兄弟姐妹，靠极其微薄的薪水养家度日直至我们一个个完成了学业，而且正因为她，我喜欢上了讲故事，喜欢上了上埃及。这一点与评论家们所说的“俄狄浦斯情节”丝毫没有关系。36
上埃及居住着许多科普特基督徒。埃及穆斯林不仅与基督徒们睦邻友好，而且对犹太人也坦诚相见。在《朵哈絮语》中，意大利人问“我”埃及人为什么恨以色列人并与之交战，难道不喜欢犹太人吗?“我”回答道：“埃及人并不恨犹太人，当欧洲的犹太人遭到大屠杀时，埃及的犹太人和其他埃及人一样平起平坐，均为一国公民，拥有大量财富，担任过位高权重的帕夏、部长等职。可是以色列一建国，有些犹太人便背叛祖国，离开埃及，投奔以色列，卷走了巨额财产，转而向我们开战。”37但也有一些埃及的犹太人很爱国，“我”的挚友易卜拉欣就是一例，他认为自己是埃及人，绝不改变国籍，也不改变信仰，拒绝上前线打仗。38
塔希尔笔下的埃及人在处理内部不同阶级、不同族裔、不同宗教信仰的关系时秉持着包容的态度，同样，在面对当代东西方文明冲突时，他们倡导东西方文明之间展开对话、以求共融的主张。在《日落绿洲》中，塔希尔追溯了公元前的历史，通过其独特的历史书写方式，以亚历山大大帝为第一人称独立一章，凸显人类第一次东西方文明在埃及共融的盛世。当时，在亚历山大看来，“求知需赴埃及”39，埃及人“历经数千年在神祇、法老、祭司三层统治下，生活得安定平和……。我为什么不学学埃及人的治国之道?为什么不试着把埃及的经验与亚里士多德的智慧融为一体呢?”40的确，亚历山大的智慧和勇气过人，在短短13年间创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业，统一了希腊全境，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了埃及全境，荡平了波斯帝国，大军开到印度河流域，占据了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三个。亚历山大善待战俘，鼓励民族间通婚，倡导民族间地位的平等，41不仅促进了古希腊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还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塔希尔借亚历山大之舌不仅倡导东西方文明平等的理念，而且强调了古希腊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一脉相承性，古希腊的智慧和古埃及的神性是人类文明的双翼，由此强调了埃及属性的延续性和多元性。创作《日落绿洲》时塔希尔在思想上更趋于沉静和平和，更具有历史纵深感和广阔的人文视野。长达14年的海外流亡生涯非但没有使塔希尔沉沦，反而开阔了他的思考维度，赋予他能够驾驭宏大、复杂、深刻的历史题材来进行文学创作的能力，叙事以复数的“我”着笔，从不同视角叙述同一事件，从而体验不同的“我”之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加强理解不同民族、异质文化间的异同，从而探讨展开对话的可能性。如是，小说揭示爱的真谛就是一种能力，一种尊重、倾听、融入、平等对话的能力，由此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不同阶级之间、不同族裔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疑虑和隔阂，避免冲突升级，刀光血刃。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实现构建和谐世界的愿景。
塔希尔的文艺创作思想和历史书写方式代表了他那一代埃及左翼知识分子的希望，即经由文学改变生活、改变社会，揭示现实的深层结构，为民众照亮前进的路，启发民众重新审视自己的遭遇和处境，进而采取相应的现实行动。这正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使命。
1 巴哈·塔希尔：《我的姨妈索菲亚和修道院》，开罗：旭日出版社，2008年，第29页。
2 巴哈·塔希尔：《我的姨妈索菲亚和修道院》，第22页。
3 该小说于2000年获意大利“朱塞佩·阿切尔比文学奖”(Guiseppe Acerbi Prize)，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4 该小说1995年荣获开罗国际书展最佳长篇小说奖。
5 “The unbearable weight of history”,http://weekly.ahram.org.eg/2008/883/cu1.htm.查阅时间：2010年7月27日。
6 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242页。“历史反书写”作为后殖民文学文本实践的策略之一，旨在揭示殖民过程中，宗主国历史书写里暗藏的殖民心态与霸权话语，还原历史真相，以便消解原书写的权威性与单一性。
7 特指埃及1960年代跻身文坛的一批作家，参见仲跻昆：《阿拉伯文学通史(下卷)》，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876-884页。
8 仲跻昆：《阿拉伯文学通史(下卷)》，第876页。
9 巴哈·塔希尔：《我的姨妈索菲亚和修道院》，第20页。
10 转引自马哈茂德·萨马拉：《盗火者塔哈·侯赛因》，阿拉伯研究与出版机构，2004年，第187-188页。
11 巴哈·塔希尔：《日落绿洲》，邹兰芳、张宏译，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12 同上，第11页。
13 巴哈·塔希尔：《日落绿洲》，第15页。
14 同上，第87页。
15 同上，第288页。
16 同上，第235页。
17 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第242页。
18 巴哈·塔希尔：《日落绿洲》，第217-218页。
19 巴哈·塔希尔：《我的姨妈索菲亚和修道院》，第18-19页。
20 巴哈·塔希尔：《朵哈絮语》，开罗：旭日出版社，2009年，第6页。
21 巴哈·塔希尔：《朵哈絮语》，第7页。
22 同上，第8页。
23 同上。
24 同上，第12页。
25 同上，第46页。
26 同上，第26页。
27 同上，第88页。
28 同上。
29 巴哈·塔希尔：《朵哈絮语》，第157页。
30 巴哈·塔希尔：《爱在流亡地》，开罗：新月出版社，2001年，第99页。
31 同上，第53页。
32 同上，第161页。
33 同上，第28页。
34 巴哈·塔希尔：《我的姨妈索菲亚和修道院》，第15页。
35 同上，第34页。
36 同上，第11页。
37 巴哈·塔希尔：《朵哈絮语》，第99页。
38 同上。
39 巴哈·塔希尔：《日落绿洲》，第115页。
40 同上，第119页。
41 同上，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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