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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身份|《钢的琴》:时代的变奏与挽歌

吴彩华 · 2021-03-24 · 来源:新青年电影夜航船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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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具有一致性倾向,而他只是个下岗工人,街头演奏者,一个失落阶级的代表,以劳动技能为荣的价值评判系统已经过时了,他确实不能给予女儿物质层面的幸福。

  下岗工人陈桂林的新身份是街头艺术家,弹喜事、拉丧曲以求糊口。陈桂林的妻子小菊跟一个卖假药的商人跑了,执意要带走女儿小元。小元则提出,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她就跟谁。于是,故事围绕着“钢琴”展开。它寓谐于庄,以小见大,在诙谐戏谑的场景中揭开了时代疤痕,既是对个人命运的横向延伸,也是对时代缩影的纵向挖掘。

  ——吴彩华

  一、疾走的时代,烟囱的葬礼

  《钢的琴》电影画面,镜头并不时时聚焦于人物之上,而是左右移动。这样的镜头在现代电影场面调度中是被抛弃的,因为其机械特征十足,违反人眼观察周围事物的规律。导演张猛在电影中大段地采用这样的镜头,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展现作为背景的巨大烟囱、空旷厂房、锈败机器;另一方面,张猛导演解释,“它(镜头)是时代步伐的象征,不管镜头下的人是否跟得上,时代都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前。市场经济全面侵入之下,曾经蜷缩在国企温床上的工人们面对着市场逻辑至上的现实,无所适从。电影开场白中,办葬礼的主家喊停了陈桂林乐队演奏的《三套车》,让换个欢快的,免得老人家步伐沉重。淑娴说:“那让老人家加快步伐吧。”陈桂林问:“走那么快去哪啊?”淑娴回了一句:“你管她去哪儿呢。”接着镜头向左推移,背景是两个巨大的烟囱,烟囱下一个送葬的黑棚,这个黑棚上写着“沉痛悼念母亲”,这里的母亲,是下岗工人们的工厂母亲,这场葬礼,是给工厂母亲的葬礼。

  “走这么快去哪啊?”是陈桂林的吐槽,也是他对时代的诘问:工人阶级的地位为何一落千丈?工厂怎么说倒就倒了?工人怎么说下岗就下岗了?走这么快要去哪儿啊?他们这些人追不上时代,被时代所抛弃——就像他的妻子小菊抛弃他,和一个卖假药的跑了一样。小菊“从善如流”,潜意识中就已经做出了符合当下以经济地位为导向来确定身份地位的做法:去追寻“梦寐以求的、不劳而获的生活。”从未露面的假药贩子凭借物质力量摧枯拉朽,迅速成为新一代被追捧的“有产阶级”;陈桂林依旧保有作为工人阶级的骄傲和尊严,他技术过硬、踏实勤劳、身板刚硬,听苏联歌曲,拉得一手好琴,坚信女儿跟着他会幸福。但是,经历了偷偷练琴、借钱买钢琴、偷钢琴、造钢琴的一系列挫折后,陈桂林也隐隐产生了怀疑:钢琴,这一与物质财富深深挂钩的符号才能继续赋予他父亲的位置和权力,女儿那句“谁给我买钢琴我跟谁”,让他意识到女儿追随的不仅是钢琴,还有金钱所带来的种种好处,这不是劳动、光荣和快乐所能替代的。

  问题在于,时代凭什么“抛弃”他们?这要从“共和国长子”的辉煌年代起始,从头追溯。

  新中国成立之时,国家一穷二白,人民内部物质极度缺乏,对外则深陷于冷战格局阴云之下,战争随时有可能爆发。为了不被外敌侵略,国家就必须强起来。“强”起来的前提在于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的前提又是工业化。东北地势平坦,资源丰富,地临苏联,基于以上前提,轰轰烈烈的重工业建设在东北铺开,炼钢炉中起伏跳跃的烈火就是东北跳动的脉搏。大批劳动力输入东北,在当时,我们只能用劳动去替代资本,用双手去奋斗,全体国民以铁人王进喜为典范,“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统统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用全体国民的血汗才换来工业化体系的完善。但80年代以降,国企的弊端渐渐暴露出来。重复建设导致产能过剩、落后的技术设备、冗杂的人员、沉重的退休员工养老负担;加上私企、外企和进口商品的冲击,国企改革势在必行。于是,轰轰烈烈的下岗潮开始,甭管你是不是先进员工,是不是为国家做过贡献,你是多余的,就必须被裁掉、工龄被买断,领取遣散费回家。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被裁掉的一批人,是被“牺牲”的一代。他们青年下乡,中年下岗,就像历史洪流面前的一粒沙,被风浪裹挟着向前。

  二、重聚废旧厂房:对峥嵘岁月的追念

  离异夫妇陈桂林和小菊一左一右地站在废弃的工厂前,陈桂林一侧的雨棚破败不堪,无法遮挡风雨;而小菊一侧的雨棚则结结实实,完好无缺。陈桂林的朋友多多少少和他一样,站在破败的雨棚下,艰难地讨生活。

  陈桂林尝试借钱买钢琴,引出下岗工友们的生存状态:王抗美当了小学门卫,因为放小元进琴室练琴而被炒鱿鱼;胖头打牌耍赖,被一群女人追着爬上了烟囱;二姐夫脸皮薄,不肯做小工,赋闲在家;季哥盘下工厂,靠雇人挖废铁维持大哥大的地位;快手在街头配钥匙;唯一有“产业”的屠夫大刘将钱全部上交给老婆,连包烟都买不起。在自身经济条件窘迫的情况下,陈桂林首先想起了这批工友,因为他们一同在工厂中奋斗过、流过血和汗、在时代巨变中摸爬滚打。转了一圈下来,没人有余钱借给他。用电影中的台词来形容,就是“你告诉我哪个他妈的像能借钱的?”

  中国社会是一个重亲情、重人情的社会,在有需要时,我们第一个会想到亲人好友,亲友之间守护相望、相互救助。在老东北工业区,所有人都在国企中工作,一旦失业就是全体失业,造成了亲友救助体系的失效,人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而工人们却无所适从。他们发现,自己“两头不沾”,无法融入老一代人充满革命情怀的高尚世界,也无法融入年轻人思想奔放的崭新世界。在生存之外,他们只剩下了往昔岁月可供追忆。荒废的旧烟囱、长出小树的空旷工厂和过时的苏联歌曲承载着他们的记忆,而这些载体,也终将在时间长河中消弭于无形。他们必须要做些什么,好去抚慰内心的失落不安。于是,在造钢琴运动中,他们积极响应了陈桂林的行动。他们重新成为物质劳动生产者,在输出劳动中收获价值的骄傲与尊严。

  在造钢琴的过程中,穿插了三件事,分别是胖头女儿意外怀孕,胖头和快手和解;淑娴和陈桂林的感情也出现了裂痕;而季哥收到了法院的传单。在众人的目送下,季哥走出了废弃的厂房。随后离开的是陈桂林:钢琴造不出来,他向现实屈服了。

  汪工的努力白费了,工厂的烟囱即将接受爆破。两声巨响,倒下的烟囱扬起尘灰,遮住了山上“送葬”的无产阶级,在之后,陈桂林们浇筑完钢板,将钢板推进一间屋子后,随着大门合起,他们也消失在黑暗中。这两处镜头颇含深意:曾经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他无产阶级失去了舞台,失去了声音,变得面目模糊。

  烟囱爆破后,陈桂林们却二次踏进了废弃的工厂:这一次,不是为了留住女儿,女儿是留不住的。在红裙热舞中,伴随着热烈高亢的背景音乐,钢花闪耀,陈桂林们围着钢铁架子,打打削削,油漆涂色。在技术劳动的过程中,他们脸上重新有了奕奕的光彩。

  这一场造钢琴的戏,红裙热舞,钢花闪耀,陈桂林们既吹拉弹唱,又打磨钢铁。文艺场面与劳动场面相交织,表达了导演一个美好的愿景:工人们既是物质生产者,也是文艺工作者,他们在工厂流水线上发挥所长,也在舞台上展露自我。造钢琴的人弹得起钢琴,钢琴的生产者,也是钢琴的演奏者——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每个人也是劳动者,每个人都可以以最擅长的方式参加物质生产,同时每个人都消费文化产品,每个人都能自由创造。

  三、工人的阶级:一个失落的阶级

  被时代抛弃之后,下岗工人的故事有两种讲法。一种是“分享艰难”,让被下岗的工人站到舞台上来,讲述时代的冲击,充分体现“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另一种则是讲述下岗工人再创业的故事,在新市场体制下再获成功。本片不是前者更不是后者,戏谑的语言、诙谐的场景、浪漫主义手法的处理多少冲淡了物质上捉襟见肘带来的苦痛。

  在陈桂林伙同工友偷钢琴那一场戏中,这场戏弱化了陈桂林等人被抓去看守所审讯、交代的过程,以“陈桂林雪地弹钢琴”这一唯美场景,打上舞台灯光,落着鹅毛大雪,伴着如泣如诉的钢琴曲《致爱丽丝》,短暂地体现了陈桂林内心的苦痛与辛酸。张猛导演将此评为“哀而不伤”。苦难成为过去,作为共鸣的苦难不是要扒开伤口,不要流于悲情,而是带着伤痕去起舞,去歌唱。

  有一个话题比物质剥夺更值得探究,那就是工人阶级身份地位的变迁。

  九十年代国企下岗之后,工人阶级都消失了吗?并没有。恰恰相反,工人阶级群体在不断壮大。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年轻人从学校中涌出,鱼群一般涌入珠三角的工厂,成为工厂流水线上一颗颗螺丝钉。“消失”的,只是工人阶级的地位。胖头女儿怀孕、众人跑去教训男孩,在追逐男孩的过程中,电影画面中出现了一副马克思的画像,写着“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值得深思的是,在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身份地位却下降了,工人阶级的话语权也随之丧失了。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课题组撰写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指出,在90年代以降的十年里,产业工人阶层在社会经济分层中的地位迅速下滑,已经失去了经济改革前和改革最初十年的“中等地位”;当代中国各阶层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具有一致化倾向。在中国,社会地位的高低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紧密挂钩,因此,在大众传媒中、甚至是工人的自我认知中都将眼前的困境与受教育程度联系在一块。经受了下岗潮的冲击,下岗工人愈发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就像陈桂林一定要让女儿弹钢琴一样,拼了命送孩子去上学。

  事实上,当今社会已经“弱化”了阶级的说法,不再提什么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而是笼统地以“阶层”划分之,并且用金钱作为阶层划分的重中之重的标准。生活在一个市场逻辑被推向极致的社会中的笔者,面对三、四十年前的社会语境,顿生一种难以理解之感。能想象在三、四十年前的少男少女,以进入大厂成为一名工人为豪吗?能想象在三、四十年前,一个工人凭借焊接、刮腻子、贴瓷砖、夯实地基等技术性劳动,就能获得称赞,并且坐稳了上层阶级的宝座吗?

  工人阶级的概念已经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发生变迁,19世纪的工人阶级概念所指称的群体在21世纪已经不大能代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从而成为落后分子的一部分,在现实中遭遇政治的和历史的双重危机。

  电影中两处出现了“幸福”的字眼,一处是开头的陈桂林和小菊站在工厂铁棚外,小菊对陈桂林说“女儿跟你是不会幸福的”;第二处是陈桂林放弃造钢琴后,偷偷在学校外面听孩子们唱“如果幸福你就拍拍手”。小菊口中幸福的逻辑是什么?有钱,物质层面富足。陈桂林刚开始不懂,后来经历了造钢琴的挫折,他懂了。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具有一致性倾向,而他只是个下岗工人,街头演奏者,一个失落阶级的代表,以劳动技能为荣的价值评判系统已经过时了,他确实不能给予女儿物质层面的幸福。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影视文化与批评》2020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0年优秀影视评)

  参考文献:

  1. 刘岩.价值生产与再造穷人——以工人阶级的身份变迁为线索[J].中国图书评论,2012(04):33-38.

  2. 李云雷.工人生活、历史转折与新的可能性——简评《钢的琴》[J].电影艺术,2011(02):70-72.

  3. 张慧瑜.显影与退场:20世纪中国电影中的工农形象,2019-5-3.

  4. 戴锦华.阶级或因父之名,201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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