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遥远的风景——漫谈《江河湖》

并不遥远的风景——漫谈《江河湖》

果戈理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请您记起罢，我们绝对不是为了节日和飨宴被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被叫到这里来是为了战斗。所以，一刻也不能忘记，我们是为战斗而来的，因而也不会选择危险少的场所，好像好的兵士一样，非把我们的一切向战争激烈的场所抛去不可。”对于以冒犯为写作诉求的作家来说，对题材的选择就是对战争场所的选择，《江河湖》这部小说，刘继明把战争的场所放在知识分子历史的问题上，这一次他回到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中，近代以来的几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灵史。刘继明在访谈中说写这部小说的初衷是，“面对来自现实的种种撞击和复杂体验，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很难在内部找到答案，我们必须从时代的喧嚣中跳出去，在一个更为广大的时空背景下审视现实以及我们自身。”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在讲述历史，又是在讲述当下，把当代的境遇和心态融入到对历史的重新解读中去。

《江河湖》这部小说审视的对象就是甄家的三代，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开始，一家人经过战争、革命到新中国成立，有昂扬的欣喜，又经历混乱中的破灭，再到知识分子受到重视的新时期，这个家族史的触角所及，都是当代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而每一代人所波及的群体又充盈进来历史的丰富与复杂。

甄超然是老一代爱国知识分子，起初对于政治并不是非常感兴趣，反对儿子参加进步激进的政治活动，相信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创办学校，后来却开始支持革命，建国后作为民主党派的领袖，真诚地与参与到国家建设中去。甄超然思想的转折是实践中的转折，比如他去过一趟治淮工地，感受到了那里令人鼓舞的形势，上百万民工奋战在治淮工地上，简直就像是一场淮海战役，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历朝历代积重难返的洪涝灾区彻底整治过来，共产党的这种激情与信仰感染了他，他甚至一度因为信仰与右派儿子划清界限，一生都在忧国忧民，追求进步。甄超然是很容易相信又很容易改变的知识分子，他一直都寻找一个“信”的东西，希望在其中可以安身立命，实现士大夫的理想，获得人生价值和意义上的支持，国家集体所携带的热情、能量对于个人主义者先天地具有更强的召唤力。甄超然在新中国成立后案头上摆放的是《马列著作选读》、《毛泽东选集》，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案头又摆上了《柳氏文存》，他的困惑来不及解决，就在挣扎中离开了文革混乱的局面。甄超然这一类型的传统文人型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进可攻，退可守，文人意趣是他最后的壁垒，这是他与第二代、第三代的一大区别。

甄家第二代是儿子甄垠年与女婿沈福天，两个人是五四一代成长起来的科技知识分子，抱着科技救国的梦想，留学归来参加中国的建设，经历了国民政府与新中国筹划的三峡建设过程，两个人之间在建设三峡大坝的问题从志同道合走到分道扬镳。这两个人物在当代历史中都是可以找到原型的，综合了三峡建设争论中主上派林一山、张光斗与反对派李锐、黄万里等人的形象，再现了三峡大坝建设的一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观点的交锋。三峡工程为当代形形色色的政治和利益集团、知识体系、理论话语，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原材料和演习战场，这些场景和问题曾经在刘继明的《梦之坝》中得到完整的梳理。《江河湖》把这个过程以知识分子为窥视点，缩略了复杂纷繁的枝节，关注人与历史，人与时代，理解“人”成为一个重要的支撑点。

新时期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叙述原点就是知识分子重新成为文学叙事的主体，文学中最重要和最频繁的角色设置由工农阶级让位于知识分子，所谓“归来的一代”“崛起的诗歌”“重放的鲜花”等概念，不仅仅对应着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和知识分子的现实经历，同时宣告了一种新的语义结构方式：知识分子从被改造者和不被信任者变成了社会的创造者。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作家张贤亮、王蒙非常有时代色彩的作品，如《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春之声》、《布礼》等，都塑造了一批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是整个国家苦难的“受难者”甚或“殉难者”的角色，并且在情感结构上赢取了整个社会的同情，当代文学在叙事中通过对苦难的控诉，使知识分子摆脱了政治上的“他者”身份，而重新获得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甄垠年与沈福天是新时期文学经常对位出现的两种知识分子形象，甄垠年的故事完全不陌生，当代文学史上有太似曾相识的“受难者”角色，他被书写和铭记的待遇在小说中也体现出来，外甥女沈如月和她的丈夫邱少白都被他的个人魅力所感染，沈如月一直渴望为舅舅写一本传记，甄垠年的经历在第三代知识分子那里获得了最广泛的情感认同，一方面是对他们对政治的厌倦，另一方面是受难者形象成功地实现了个人苦难到集体苦难的转移，从而使得过去的那段非理性的历史得以解释，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思路得到了现实政治的支持，“知识分子的个人苦难被转喻为整个的民族苦难，并暗合了当时的时代需要，包括国家政治的需要。”

与甄垠年相反，沈福天是一个有点刻板的形象，他的行为和政治走得太近，以至于失去了抗争带来的美学力量，《江河湖》在塑造沈福天的形象上做出了很多纠偏的努力。沈福天并不是热衷政治的人，但他入了党，他的转变都是外力的影响，与甄可昕谈自己入党的事情时他说：“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次在治淮工地上，很多人火线入了党，你没见过，那场面叫人热血沸腾。”正是这种信仰的确定使得他从里到外变了一个人。甄垠年和沈福天二人之间在1957年之前已经存在分歧，但当时仍然是专业上的分歧，对大坝的建设与否完全是相反的观点。1957年以后关系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事件的介入，沈福天在调查组的询问中，对甄垠年有落井下石之举，细究起来这个所谓的落井下石也许并没有改变什么，倾巢之下焉有安卵。两人之间的关系除了技术上分歧，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当面交锋和破裂，在一种人生舞台上下的角色互衬中，越走越远以致隔膜和冲淡，沈福天在风光的日子有两次机会去看望甄垠年，他都有意无意地错过去，并且从此没有冰释前嫌。

甄垠年和沈福天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文学叙事上的待遇是大相径庭。刘继明在《梦之坝》里曾经有一个很强烈的质疑：“你甚至很难用同一个标准去评价和臧否他们中的某个人，比如，当你称赞黄万里以近乎殉道者的姿态，为了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维护真理，而独自承担生活施加给他的苦难时，并不能就此否定张光斗同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选择的态度和立场。无论支持或反对三门峡和三峡工程，它们作为一种特定历史空间的存在，都只是为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提供的一条通向真理的路径。在此，所谓‘真理’无疑具有多面性、类似于斯芬克斯的谜一般的品质。在此前提下，置身于特定历史境况下的个人，谁也无法垄断对真理的最终解释和裁决权。这就是人面对历史必然产生的虚弱感和无力感的原因所在。”所以作家在沈福天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更多的热情与小心，在三峡工程的起起伏伏中，从沈福天身上几乎不涉及政治上的操作与黑暗，并且把沈福天与他身边的极左政治的代表们濮一川很严格地区分出来，小说结尾还特地增加一笔，沈福天始终没有给濮一川回信。在沈福天与甄垠年最关键的分裂点上，1957年在知识分子审查中，究竟有没有“出卖”甄垠年这个问题上，小说中也没有给出确切的描写和明确的答案。小说的结尾三峡工程重新上马，意气风发的沈福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记者提出的三峡争论政治化和三峡工程的环保问题，他说：“我并不认为自己是胜利者，甄垠年是失败者。因为三峡工程从来不是某个人的事业，而是国家意志和人民利益的综合体现。对于科学上的争论，任何匆忙和草率的结论都是不合适的。”“环保问题不能脱离每个国家的具体的生存条件，否则，就真正地削足适履，得不偿失。”这些话既可以看作是冠冕堂皇的话，也是政治正确的话，而从沈福天个人信仰和性格逻辑的角度来看，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

沈福天形象的出现，使得通常文学叙事中甄垠年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对立面面临缺失问题，从而产生所谓人面对历史必然产生的虚弱感和无力感。这个虚弱感与无力感的一个化身是小说中亲情谱系中的一个女性角色甄可昕，她是甄垠年的妹妹和沈福天的妻子，是一位在爱情和浪漫主义文学的氛围中长大的姑娘，她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感情的天平自然地站在弱者的一方，却又难以像一个战士那样选择自己的战场，大义灭亲，她成为两个战场和两种选择联系的唯一纽带。甄垠年被打成右派后，恋人倪爽因牵连自杀身亡，而沈福天却获得组织上的信任，继续主持三峡工程，甄可昕感情的天平倒向哥哥甄垠年，与沈福天的夫妻关系失去和睦。文革后，沈福天接受隔离审查，不再是水电战线上举足轻重、叱咤风云的人物，成为靠边站的一个闲人，甄垠年摘掉右派帽子，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和学术会议，当选为政协委员，成为备受瞩目的人物反而使得甄可昕与沈福天的感情走得更近。

甄可昕的出现使得小说在知识分子、国家、民族、科学技术、强国梦等等概念和框架之外，又加入了一个家族或者家园的的中国故事，对此我们的理解，一方面是为了叙述的需要，可以使得矛盾在更小的点上放大化，另一方面是家园给予了知识分子问题一个更难以从根本上破裂的可能，它是一个无形的巨大容器和金钟罩，使得所有的矛盾与交锋都在一定的框架内展开，有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和共识。

知识分子是当代历史叙述中绕不过去的一个角色，而如何叙述，谁来叙述又是一个顺延下来的重要问题。弥合与温情成为小说非常重要的基调，这当然与小说的叙述者身份有很大的关系，小说的主体部分是甄家第三代对第二代历史的一个旁观和重新讲述。第三代知识分子是沈福天的女儿沈如月、女婿邱少白，以及以他们为中心辐射出去的一个文学人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共同特点，他们都是文学界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再现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从地下文学和诗歌的探索者姿态开始，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以及后来的通俗文学，这些知识分子形象一直贯穿在其中，个人身世与文学一起变幻起伏，这个群体的历史就是一部当代文学的简史。邱少白对两代知识分子的概括，仿佛是这部小说的一首安魂曲：“他们(甄垠年和沈福天)那一代人是清醒和糊涂、骄傲和自卑的混合体，我们(沈如月、邱少白、路菲、叶小帅等文学界的知识分子)呢，糊涂倒是不糊涂了，可半点儿也骄傲不起来。如果他们是傻子和疯子，我们就是残疾。我们比他们聪明的是，年轻时疯过一场醒过来了，他们却到老也不愿意醒过来。”

《江河湖》这部小说的最大贡献是把沈福天和甄垠年拉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充分细化了政治以外的个人的性格逻辑与命运，剥离了任何一方道德与精神上的优越感。而第三代叙述者的出现，又使得第二代作为一个整体形象出现，故事的发展使得我们难免会有疑问，争议甚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段历史和曾经的共识。“写作者”成为第三代的一个重要标志，他们的历史是重新反思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历史，各种代表人物和文学协作方式都一一出场，崇高与虚伪、政治与商业剥离，沈如月的人生轨迹就是在观察并寻找一个恰当的叙述方式。邱少白经历了新时期文学以来差不多所有的思潮，并且每次都投入其中，获得话语权，但最后沈如月还是发现这是一个没有立场的滑行过程，反思与痛苦的不在场。在美国与章良的相遇，章良是一个真正带着问题意识的人，而他在西方世界遭遇冷遇。这次相遇是沈如月离开邱少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沈如月与邱少白的分道扬镳看起来是邱少白的出轨，其实是对他文学观念的不满，她拆穿了文学的许多面具和虚假声势，回归到一个朴素的理解和困惑上。

加缪把写作看成一份誓约，是一种和自己共同活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人们，一起忍受相同的悲惨和希望的誓约。第三代知识分子既是现实种种碰撞的经历者，又是上一代历史的承接者，于是书写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责任。但是，沈如月在书写这个硕大无朋的沉重之身时陷入了巨大的困惑，她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历史的审判者，审判的对象是自己的父亲和舅舅，谁是原告，谁是被告?谁赋予自己审判他们的资格?沈如月无法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困惑，因为她没有办法去寻找一个简单的答案，同时也是一个书写的困境，我们能否突破既往的写作方式?我们无法回避小说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故乡”的情结，沈福天和儿子沈秋池都有武汉的热干面情结，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怀念它;拥有方言和故乡的人是幸福的，沈如月不时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么，我的故乡在哪里呢?”，多年漂泊国外的她在父亲病危时选择回到中国;沈福天两次回到家乡都有一种伤感的情调，家园不再;甄垠年最后回到他曾经的流放之地榔树坪——这是个颇有家园意味的地点。这就充分文学化了知识分子最根本的困惑，用一种回避和象征的方式来处理知识分子家园的问题，同时也表明一切都还没有结束。萨义德说过一句话，对于没有故乡的人，写作成为居住之地，而写作还会继续。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1期)

×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