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杨沫的《青春之歌》初版问世，它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自然地描写学生运动，塑造在党的领导下，革命青年知识分子成长命运的优秀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出版后，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售出130余万册，紧接着被搬上了银幕，同名电影成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片”之一，受到了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欢迎。出版至今的60余年里，《青春之歌》仿佛一坛陈年老酒，我们不时能够在文学报刊或杂志上捕捉到一些常读常新的惊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部《青春之歌》的出版史、论争史，就是一部未完成的中国当代政治史与当代文学史。近年来，学界对《青春之歌》等十七年文学作品重读的浪潮此起彼伏，文学理论传统中对于小说价值判断的要素逐渐趋于平和客观，“历史的”、“审美的”和“人性的”成为我们衡量评判一部小说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若从这三点来看，《青春之歌》无疑是合乎要求的。
罗兰·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中写道，“语言结构与风格都是盲目的力量，写作则是一种历史性的协同行为。”革命时代作为一种典型情境，在这里，真理由奋斗得来，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显得异常沉重，以至于它为了表现自我不得不借助戏剧性和夸张性。罗兰·巴尔特也认为，革命叙事延续着日常生活的框架，浮夸不实的东西在这种语境下显得实实在在。那些看似夸张的情节和语言，在革命语境下无非是历史的必然选择。《青春之歌》的革命历史叙事无法脱离当时的语境而存在。历史在硝烟中前进，流血与牺牲日日都在上演，青年知识分子的改造已经迫在眉睫。林道静的成长并非她的个人任务，青年知识分子自五四时期起便与中国革命一同成长、成熟。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处在新旧时代罅隙中的“林道静”们被迫远离旧有的历史，成长为前所未有的“新人”。
《青春之歌》较好地处理并完成了主人公与周围人群的关系，小说中写到进步党员、中间派、底层农民、地主阶级、反革命奸细等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小说中，除了塑造林道静这样一个带有自叙传意味的典型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成长之外，杨沫还塑造了其他角色，有的虽然着力不多，却真实地代表了一部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着思想改造的青年男女。这部分青年在波涛汹涌的时代浪潮下曲折求索，他们历经绝望与迷茫、苦楚与探索，或坚定不渝，如卢嘉川、林红、徐辉；或觉醒、转变，如林道静、王晓燕、李槐英；或谅解、宽容，如许满囤、陈大娘；或背叛、投敌，如白丽苹、戴愉、胡梦安。这些人物的命运符合马克思对历史重大题材文学作品的论述，即“历史的必然”选择。正因为有余永泽、戴愉、白丽苹这样怯懦自私的人物干扰革命，才更显卢嘉川、江华、林红等精神力量的可贵。当然，在他们的衬托下，林道静、王晓燕，甚至王晓燕的父母等人的转变，愈发显得纯粹而又珍贵。
《青春之歌》的叙事时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分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并完成。文学作品作为“存在之镜”，将历史客观存在折射出一种近似理想乌托邦的光芒。《青春之歌》与其他同时期的作品一样，与新中国国家政体和社会秩序话语相关，党的积极引导和正确领导，带来的必然是历史的进步和人物的成长，这些叙事主题和典型形象为当时新的民族国家秩序的合法性提供了话语保障和文学范本。
林道静曾对江华自白，她是地主的女儿，也是佃户的女儿，身上既有“黑骨头”也有“白骨头”。《青春之歌》着力表现的就是林道静的“白骨头”如何蜕变为“黑骨头”，性格的纵向成长与横向挣扎、爱情选择与革命归属的叙述策略，无一不使得小说天生便具有了一种吸引读者的互文性。茅盾认为，林道静“大体上经过了找寻个人出路、意识到个人利益要和人民利益结合、坚决献身革命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恰好与三个男人的引路密切相关。除了余永泽、卢嘉川、江华之外，我认为，林道静的思想改造过程中，胡梦安是一个被以往的研究忽略了的重要男性角色。胡梦安曾经买通养母要讨林道静做媳妇，这使林道静具有了背叛家庭、离家出走的内驱力。可以说如果没有胡梦安的逼婚，林道静背叛旧式家庭的可能性便要削减，或者延迟。戴愉也是因为接受了胡梦安的招降，才渐渐露出狡诈阴险的嘴脸。后来林道静被胡梦安所困，弟弟林道风的到来让她对旧式家庭彻底绝望，很快便踏上了去定县的火车。在定县，林道静与一生悲苦的佃户郑德富意外重逢，她了解到了自己的地主父亲如何作恶，也识破了宋郁彬道貌岸然的伪善嘴脸，至此，林道静与代表着自己身上“黑骨头”成分的地主阶级彻底决裂。在某种意义上，胡梦安的重要性可与余永泽比肩。当然，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林道静和四个男人的爱情叙事是革命意识形态与个人欲望的“双线并行”，在两种情节错综交缠碰撞中，党组织对林道静无微不至的关怀与耐心教育下，林道静完成了她的成长。
曾经针对林道静的批判，大部分集中在她的小资产阶级本质上。小说开篇，林道静离家出走，神情里尽是忧郁脆弱，尽管逃离了旧式家庭的压迫，依然难掩小资产阶级气质的局限。为了追求身体解放，绝望无助下，她甚至想过轻生投海。这与卢嘉川、江华、林红等人形成对比。卢嘉川是林道静的最初领路人，他曾对林道静说：“小林，这么说吧，一个木字是独木，两个木就成了你那个林，三个木变成巨大的森林时，那么，狂风再也吹不倒它们。你一个人孤身奋斗，当然只会碰钉子。可是当你投身到集体的斗争中，当你把个人的命运和广大群众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你，你就再也不是小林，而是——而是那巨大的森林啦。”杨沫在小说中直言：“这就是政治上的分歧、不是走一条道路的伴侣是没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情感’来维系，幻想着和平共居互不相扰，这只是自己欺骗自己。”余永泽与林道静才子佳人模样的旧式结合已经成为历史，女性不再是等待被驯服的马，她们作为觉醒的火山，终将爆发并洗刷掉旧社会饱受压迫的被动命运。而卢嘉川则象征着最纯粹的革命理想，作为灯塔，他是只存在于形而上之中的柏拉图式恋爱，惟有江华是身体力行的革命与恋爱的实践者，出现在刚刚觉醒的林道静每个迷惘的关键时刻，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小说情节的向前推进。
1959年12月，杨沫修改了小说，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章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这些变动的基本意图是围绕林道静这个主要人物，要使她的成长更加合情合理、脉络清楚，要使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发展过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坚实的基础。”杨沫的修改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反对者认为增加的部分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性，杨沫自己也承认因为未参加过学生运动，与之有关的章节只能靠虚构。但修改后的情节确实让林道静的成长改造不显突兀，更加顺理成章地使主人公深入地主家庭，知道儿时好友黑妮的惨死、父亲林伯唐的卑鄙无耻、地主宋贵唐和宋郁彬的虚伪丑恶，无一不使林道静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路上迈出了更坚定的步伐，使作品更具整体性和现实意义。杨沫的创作谈便是最好的佐证与剖白：“我塑造林道静这个人物形象，目的和动机不是为了颂扬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她的罗曼蒂克式的情感，或是对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欣赏。而是想通过她——林道静这个人物，从一个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过程， 来表现党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
一部关于革命与理想的歌谣唱响了60余年，我们应当将它置于新的历史语境中探寻奥义。在党的领导下，林道静等人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从要求个性解放转变为追求全中国人民的解放，这是个人与历史的必然选择。他们从旧社会勇敢出走，意识到共产党才是中国民众的保护者与领路人。林道静身上不乏当下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子，我们只有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无惧生活的淬炼，勇于成长，乐于改造，才能从狭隘的自我苦闷中脱离，才能不负家国，永葆青春。回看旧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历史的断裂中毅然选择了为理想而战，为新中国而战，为无产阶级革命而战，逐渐成喷薄的火山，来势壮阔，席卷时代，不可阻挡，无论何时读来，都有着不可磨灭的、振奋人心的伟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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