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句话出自2011年“723事故”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回应，用在毛洪涛书记绝笔举报事件的通报未必合适，反正我是不信的!
“我反正信了”——哪怕你说的是真的，这样的态度也是极端傲慢的。谣言当然应该拿出充分的证据反击，面临质疑应该拿出有理有据的解释;压制提出问题的声音，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并不利于问题的彻底解决。所幸，一个月后王勇平就被调离了工作岗位。
尽管在当时关于“723事故”的舆论中存在某些公知媒体阻击中国高铁的野心，但公众对此事的高度关注，的确揪出了大老虎刘志军和张曙光，彻底终结了高铁领域的“造不如买”路线(此前刘主导下以所谓“系统集成”冒充自主研发，这一点读者如感兴趣，可另文专述)，开启了中国高铁真正“自主研发”的一次涅槃重生。
今年年初武汉的这场“大流行”也面临相似的境况，有些人把武汉说得一团漆黑，制造恐慌情绪;也有一些人拼命洗地，似乎什么问题也没有、一篇光明。前者是盼着中国“不好”，后者难道就真能让中国好?幸亏作为毛时代遗产的群众路线一定程度上还是幸存的，白衣战士的前赴后继、群众的配合支持是此次“大流行”能够得以控制的关键性因素。
笔者对某些“半块钱”是十分反感的，动不动就一副“总有刁民想害朕”的嘴脸……不可否认，在舆论热潮中存在居心不良者，但把所有的质疑都斥为“带节奏”、把围观群众都说成坏人，合适吗?
群众的呼声、舆论的关注、群众的参与最终是帮助发现了问题、纠正了问题、解决了问题。
但并不是有了群众的舆论监督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例如，2014年的女农民工周秀云案，在“半块钱”和“焦点访谈”的合力推动下，讨薪的农民工周秀云被描摹成了袭警“泼妇”，尽管前后颠倒的视频剪辑让讨薪真相扑朔迷离，但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周秀云的“同伙”被带走后遭到了殴打和地域歧视性的谩骂，这一事实被选择性无视，王文军仅因“过失致人死亡”、“滥用职权”的罪名被判了五年。
又如最近的毛洪涛书记绝笔举报事件的调查通报，对于这份通报，笔者的态度开篇已经阐明了。一个患抑郁症的精神病患者死前能条理分明、逻辑清晰地编造出一整篇文字以死构陷一个同事，这种事情也是够魔幻的。
这两个事件的背后本质其实就是阶级斗争，特定的结果是由阶级力量对比决定的。无论是周秀云还是毛洪涛，他们都已经不是孤立的个体，事件也不再是孤立的事件，他们所牵动是所谓的“大局”。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案子最后都能有个结果。2013年5月4日17时，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始人、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博导、79岁的梁锡昌教授从重庆大学传动实验室5楼一跃而下，跳楼自杀。网传梁教授因反对学校官僚滥用学术名义和经费大搞招待而被刁难逼迫，最终以死抗争。重大随后声明梁教授跳楼与此无关。尽管媒体的报道指向了梁教授不满的线索，但调查并未按照这个方向走;正如毛洪涛书记绝笔举报事件的重要焦点之一是“校长和书记的矛盾”，但调查通报对此显然也是大而化之，一笔带过。
环球的胡总编称他是相信“调查通报”的，很多人质疑的原因“很重要的一条”是“公信力依然没有恢复到能够在发生敏感事件时一锤定音”。
那么，笔者就想问问了，公信力是怎么丧失的?
我们就来说说最近两天河北沧州发生的事情，家长实名举报班主任索贿，举报人身份被透露，这名家长遭到其他家长声讨，还遭到殴打，警方介入后，举报人被刑拘20天。——这里的信息量是巨大的，举报人的身份被泄露、其他家长的助纣为虐、受害人的被刑拘，这一切都让人震惊。
恰恰是媒体介入，社会广泛关注之后，教师索贿的事情才被调查核实，然后是党内警告、岗位降级处分。且不说这个处分是重了还是轻了，笔者只想问一句，媒体介入前沧州的相关部门都在干什么?指责南方系、公职媒体损害公信力的时候，怎么不问一下谁在给公职媒体“喂料”?
前两天，某报来了一篇“人民锐评”来抨击马保国：
“年轻人不讲武德”已经成了茶余饭后消遣逗乐的段子，各路媒体看似“义正词严”的抨击，其实也不过是娱乐化的舆论消费和狂欢。
河北沧州教师索贿案，怎么不见你们“锐评”一下?山东智障妇女被虐死后配冥婚，怎么不见你们“锐评”一下?成千上万的青年被蛋壳骗走房租流落街头受冻，怎么不见你们“锐评”一下?你离老百姓这么远，老百姓又怎么信你?
所以，真正有能力损害公信力的不是那些给帝国主义充当走狗帮凶的公知媒体，恰恰是背叛毛主席、背叛初心的内部蛀虫!恰恰是这些蛀虫在给公知媒体不断提供养料，这些蛀虫才是公知媒体真正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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