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欧美在防疫实践方面到底有多大不同，不同在哪里?
老田
下面这张图片，是石家庄全员核酸检测期间，新华社记者拍摄下来的。这张图片很形象而深刻地揭示出：中国与欧美防疫方案的差异和效果的巨大不同。
但是，不同的人在这张照片中间，读出了不同的决定性元素，你看到了什么?或者，这张照片中间，你认为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
最常见的，有三种不同的读图方式：
一：正能量宣传家看到了“防护服”：从防护服窥见了其后的英明政府，从英明政府想到了“举国体制”，从跨地域人力物力资源调度效能，还往往能够跨越制度偏见偶尔提一笔“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风尚;文章的惯常写法是政府重视、民众配合、将士效命，必定可以取得胜利;这些人看到了政府力量和服务意愿，往往在不经意之间就把政府力量，说成是决定性的力量。
二：有眼光的经济学者看到了“排队”：民众排队而医护人员等待在固定位置，以最小化的单位服务时间完成取样，这相当于是以民众的等待和更多时间耗费，换取最稀缺资源——医护力量——投入的最小化，从而使得抗疫成果确立在稀缺资源有效利用上;这些人看到了大批民众排队与稀缺资源节约。
三：人民力量科学运用的自觉体现——“小姑娘竭力张大的嘴巴”：这揭示出民众对于科学防疫要求的服膺，以至于，一个小姑娘虽然智慧未全，也在长辈指导下，竭力张大嘴巴去配合医生完成咽拭子取样;而民众愿意在极寒天气里花大量时间去等待，排长队之所以会有大多数人主动参与，其原因在于此。人民力量如何发挥作用和起到主导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单向度思维中间，往往得不到充分揭示，得到重视的往往是看起来就很有力量的资本(技术)因素或者政权力量。
在新冠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前提下，预防的作用远大于治病，这一点不算奥秘，是谁都懂的，但目前看，就只有中国据此组织起大规模的得力预防措施，并收到了显著效果。
但预防要起到作用，需要民众力量按照科学防疫要求去自觉运用，才最为关键;因为不管是切断传播途径还是控制传染源，都需要每一个人的自觉配合且大幅度改变日常行为，才能起到效果。要强迫多数人去改变其日常行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美国哪怕投入其全部警察力量，恐怕也不足以强制其十分之一的国民。故此，政府意志与医护稀缺资源的节约型使用方案，都需要“叠加”在民众高度自觉的基础之上，才会真正地起到作用。因此，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运作逻辑——资本力量或者政府权力决定性地影响普通人命运——完全不同，此时，资本或者政府力量再也不可能主导所有人了，这一回首先是取决于民众的自觉努力。
为什么中国民众多能够自觉服膺科学防疫要求，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处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消费主义文化对人的塑造或者规训效果尚差，人们多能够“克己复礼”自觉遵守防疫要求;此外，政治文化——以所谓民主自由宣传去塑造相对于第三世界民众的俯视角度和虚拟贵族价值——对民众心理的沙文主义改造成果也差些，很少人去挑战政府发布的居家和隔离要求，而是自觉视之为“科学防疫需要”予以遵守;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也挺重要，中国的老传统是节俭和照顾好自己，中国虽然比美国穷很多，但是一个星期不领工资就断炊的人还不多。这些方面，加起来都会影响到民众的日常行为选择。
目前的状况下，包括很多左派人士，也是标准的单向度思维——看不到人民力量起作用的实际逻辑，往往本能地与正能量宣传对着干，最后有人达到很不情愿相信中国防疫成绩的高度——似乎信服了这个就相当于肯定了特色的似的。在防疫要求中间，民众成为了第一主体，虽然不是那种有着阶级觉悟的自觉政治主体，但是，哪怕是自觉服膺防疫要求这种“被主体”状况，也依然是第一位起作用的要素;其他各种要素诸如政府的力量以及技术(资本)的力量，仅仅在有效服务于这个第一位要素的时候，才会最后起到正面作用。
实际上，中国的政府力量以及医疗力量，在合理帮助民众达到科学防疫要求方面，其不足依然是明显的。在武汉封城期间，政府很长时间组织不起生活物资的第二供应渠道——把生活物资派直接配送到小区，结果不得不允许商业物资渠道存在和民众的外出购买行为，这些显然就无法最小化人流以切断人际传播机会，高水平地快速达到“切断传播途径”的效果;而医院很长时间也做不到“应收尽收”以控制传染源，这有很大可能带来更多的家庭聚集感染——根据中国与世卫联合考察报告：四川和广东的调查数据显示有78-85%的密切接触者感染是家内感染。若非如此，武汉的抗疫成果肯定还要巨大，相应的生命和财力损失，还可以更进一步缩小。
哪怕美国医疗力量远强于中国，美国也比中国更加富裕发达，但是，因为缺乏民众自觉配合这个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始终未能组织起合理的防疫努力，其他国家无论贫富也无不如此。相比较而言，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比西方国家更注重遵守科学防疫要求，相应地预防效果也要好一些，但依然处在有组织的积极预防门槛之外。这里，似乎有必要夸奖一下政府的努力，毕竟，同属于具有民众自觉条件，中国也是当今世界上那个唯一组织大规模预防努力的国度，还因此取得了可观的成效。
美国抗疫的失败不在于医护力量少(当然那里医护力量的投放和使用多依据资本和利润逻辑)，或者如福山所言是政府执行力不足或者民众信任度差(政府充分“运动”群众的可能性小)，而首先在于根本得不到民众的自觉配合;在这样的前提下，美国政府及其医护人员实际上也从未主动参与“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的“科学防疫”努力，政府也从未认真考虑过动员全部民众服膺科学防疫要求的计划——仅仅是消极被动地时不时发布一下地区性的隔离命令(在疫情最严重时期)——相当于仅仅在“被逼上墙”的那个特殊时间地点，才做一下最低限度的敷衍。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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