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们村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对一个离开家乡的游子来说，有几分振奋，有几分伤感，更多的则是惆怅。
我们村（大队），在“农业学大寨”那会儿，可风光了：全县仅有的3个最著名的学大寨先进大队之一；大队党支部书记是公社副书记、区委副书记、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经常有上级领导来检查指导工作，也是县上有关部门“蹲点”的地方。
作为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当然主要是大搞农田基建，修梯田，修水库，修水渠，在沟壑搞“人造小平原”，建“集体农庄”，等等。每到冬春季，便全民动员，集体开灶，干劲十足。工地上热气腾腾，车轮滚滚，你追我赶，广播里不断传来捷报喜讯。我们村的主要水利设施，都是在那些年建成的，一直惠及当今。
我们村以种植水稻为主，水是命根子。自从有了绰绰有余的水利设施，粮食产量基本徘徊在1000左右（那时还没有袁隆平的杂交稻）。记忆犹新的是，每到夏季的夜晚，大家都在院子里乘凉，偶而会有寂寞的“放水人”赶来凑热闹，或喝杯茶。什么是“放水人”呢？就是在夜间扛着铁锨，在生产队的整个水田范围内“巡逻”，防止比邻生产队的人“偷水”。怎样算“偷水”？就是把流向我们生产队田里的进水口堵死，让更多的水流向他们的田里。这样的进水口有多处，所以一般是2人一班巡逻，直到天明。
大包干之后，这种情况改变了，到了夏季，每家每户从白天到夜晚都得看守，生怕自家的水被别家“偷”去。一个小小的生产队，每年在这个时候为了“放水”而骂架、打架的，会有好几起。有时打伤的还很重。从“各顾各”的那个时候起，邻里之间的隔膜就多了起来，甚至成了天天见的仇人。直到现在，不少邻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毛泽东时代那种和睦、友善、淳朴的民风，已经越来越陌生了。
前些年，两户人家为了争夺庄基地的“风水”，竟然动起了刀子，一个40多岁的汉子被当场杀死。这样的事情，在毛泽东时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那个时候，即便邻里之间有矛盾，也会有其他的邻居主动劝说，或有生产队干部帮助调解。而现在，都“各顾各”了，谁愿意去说句公道话呢？
今年春节回老家，一位70多岁的老人找到我，说他弟弟死了，家里享受的低保应当改为由他家享受。我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心想他弟弟已经死了，他还这样刻薄，连“低保”也不愿意让他的侄子们享受，何况他家一直比他弟弟家富裕。我只好对他说，你找乡村干部吧，他们会掌握标准的。多年不在老家，他以为我“发达”了，其实我只不是个打工的，让他很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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