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告老师不违法，我年轻时曾有过多次

状告老师不违法，我年轻时曾有过多次

华政女学生状告教授"反革命"一事，并没见到教授本人的详细说明，是不是真的状告教授为“反革命”？教授本人在课堂究竟讲了什么？是不是真“反革命”？等等，人们还知之甚少。在此情势下，批评学生，或批评教授，似乎都不恰当。

而我总的认为，教授在课堂上，除了学术讨论，除了“介绍学术讨论”，都应按教章授课；教授授课，学生有权质疑、批评和必要的反驳，也可以如实向校方或有关方面反映老师授课中的“拥护革命或反对革命，以及其它”的情况。有一条原则，人人都得遵守的，那就是“教授和学生都得按规矩讲，并对自己言行负责”。

受毛泽东的那个时代的火热生活的淘浴、锤炼，以及由此形成的——我个人对“人的解放”“人格独立”“民主”“要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理解，我倒是一直坚持“有话就要说，好好说，按规矩说，死活都要说，允许提倡互相按规矩说”的，教授和学生都这样。在我的学生时代，毛泽东有个春节讲话、7、3指示，就是希望学生，思想要解放，人格要独立，既听课也要评课，可以按规矩平和地“商量着”反驳老师。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每周都有这样的“课”，——不瞒大家，我受我的“身份”要求，那时是经常公开带头“责难”老师的，关于知识上的，也有关于思想、政治和道德的。现在回忆起来，其实就在当时，也常是学生错的时候多，——包括我本人。从今天的认识来看，更是这样。另外，在大多数时候，这种讨论、争论的反驳是平和的友好的，偶有不愉快，事后做做工作，不愉快就化解了，大家都有了大的多方面的长进。

不过，不管是平和、平静的，还相对热烈或激烈的，互不服其“理”的情形是常有的，于是就有“通上”的问题，——就告状。这种“告状”，公开说明的时候多。很奇怪，事后，总是老师受上方批评（其实，学生错的多），学生基本没受过批评。

——这里作一插说：

四天前，当年常被我们批评的一个老师，从远方来我家（现，还在我家，看着我写这篇文章。可惜，他年纪太大，不能在网上写文章，无法作个声明），由近日网上炒作的“学生告教授”事，说起我们自己当年事，他还清楚记得那些。他仍象40多年前那样，严肃而“平淡”地说：杨教授这些人不理解民主、独立人格的本质就是“负责而无所畏惧的讲话、批评和互相批评”，你负责地讲，我负责地批，反之亦然，这有什么不好，这才有进步；之所以我们那个学校当时搞得那么好，与这种民主有关嘛。最后，这个老师仍没忘记说“其实，那时学生错的时候多，但校方喜欢学生的这种精神，所以常表扬学生”。言罢，我们皆会心地一笑。

在本网民今天的认识里，是认为：人是社会人，故而通常也是组织人，人的自主独立性、民主诉求等，都应是建立在组织规范里的，并且是“应相对封闭”的，其中有一点，即是有批评的自由，也有反批评的自由；没有不可说的话，只是不同埸合“有不同的‘允许范围’”，再不好的话，也得辟有吐诉的埸所，——只是，任何人讲话，都得“自己负责”。这种“自由”地说，其中也有一种，叫“告状”，——即：不自由中的自由。

今之遗憾事是，这方面的建构，我们还很差，这表现为：一方面，作为公民该说的话、埸合和时间，我们没有明确界说；另一方面，公民不该说的话、埸合和时间，也无界定，更没有规定“此地此时不该说的话，应当到什么样的时、空中去诉说”。

我也特别注意到，这多年，有些精英利用我们民主权力无明确的界定，干了不少“他们自己想干的事”，还“理直气壮”地限制了别人批评。比如，自己需要时，就高唱民主，到全国“布道”，攻击这个，攻击那个，大讲“打左旗，向右拐”的韬略，为自己的改革鸣锣开道；自己不需要时，就利用我们党本来正确的“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来封堵言论渠道，把自己的信口开河标榜为民主，却把别人的正常反驳、批评说成是缺乏民主意识、人格缺损。

这让我预想到：将来定还会有那么一天，精英们还要挨人民批评、处理，还！还！还要诉说自己受“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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