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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劲松:驳《那“万恶的旧社会”,究竟“恶”在哪里》

叶劲松 · 2011-04-13 · 来源:乌有之乡
蒋介石评析 收藏( 评论() 字体: / /

驳《那“万恶的旧社会”,究竟“恶”在哪里》  

叶劲松  

最近,不少网站都贴有一篇名为《那“万恶的旧社会”,究竟“恶”在哪里?》的贴子(以下简称那贴)。那贴不过是美化人剥削人的私有制社会,攻击社会主义社会的贴子。那贴的中心意思就是一个,即1949年以前的旧社会不是“万恶的旧社会” ,似乎应是较好的旧社会。  

但是,那贴说1949年以前的旧社会不是“万恶的旧社会” ,却通篇不能从理论上说明,1949年以前的旧社会的什么社会性质,能使那个社会不是“万恶的旧社会” (为此它通篇回避旧社会的封建性等) 。如果那贴不能用理论说明旧社会,那么也应该用较全面、宏观的数据(或事实),来证明1949年以前的旧社会不是“万恶的旧社会” 。但是那贴也拿不出这样的数据(或事实)来证明。也就是说,那贴通篇回避对1949年以前的旧社会是否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封建地主阶级是否剥削农民等这些社会主要问题的揭露和分析。  

那么,那贴又是怎么样来证明1949年以前的旧社会不是“万恶的旧社会” 的呢?那贴回避社会主要问题的揭露和分析的同时,纠缠于某个人或事,企图以他说的某人或某事,来证明1949年以前的旧社会不是“万恶的旧社会” 。也就是说,那贴混淆树木(即某人或某事)和树林(即社会)的关系,企图以向读者推出他所说的树木,来掩盖树林。即以树木来对抗树林,否定树林。  

那贴又推出了哪些人和事呢?这些人和事是否就能决定旧社会的性质呢?那贴曾写道:“一位博导说,他们学校请的老农讲过去的苦的时候,是真的痛哭流涕,不过人家是这样讲的:‘在1958年到1961年,我都快饿死了,唉,旧社会真的能够饿死人啊;还是我那老东家好,在年终的时候会送给我一些年货……’”。那贴企图以此证明旧社会是好的。  

但是,那贴这儿证明1949年以前的旧社会不是“万恶的旧社会” 的所谓证据是不成立的。首先,那贴关于“一位博导说” 的是真是假是不能确定的。即那贴所引述的博导所说无法查实。一般别人所说是来自某书,应引出该书书名、以及第几页等,以便别人查实。如是采访某人或某人在某场合的发言(讲课等),也应列出是谁人在何时何地所讲,以便别人根据这些线索查实。但那贴这些线索全无,这使人无法查实那贴所讲是否真有其事,这方便那贴作者造假。  

另外,即使那位博导所说,某老农讲“我那老东家好,在年终的时候会送给我一些年货”是真的,也不能以此说明旧社会的地主老财是好的。因为任何情况都有特例,但不能以特殊掩盖广泛,不能以个别否定一般。菲德尔·卡斯特罗青少年时期就同情他父亲农庄里的劳动者,古巴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宣布将他父亲遗留下来的数万亩土地无偿公有。但我们不能由此说所有大土地所有者都愿意将其土地无偿公有,不能由此说所有大土地所有者都愿意放弃剥削。  

同样,美国南北战争前,有极个别奴隶主对个别奴隶较好,我们就能以此为例说美国南方奴隶社会对奴隶好?就可凭此说美国南方奴隶社会不恶?  

那贴还说:“广为人知的剧本《白毛女》,其实也是贺敬之等人编排的……于是带著广大老百姓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全国刮起了一股《白毛女》旋风” 。那贴想由此说明,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剥削是不存在的,广大农民本来不仇恨地主阶级的,“广大老百姓对地主阶级的仇恨” 是被“编排的”戏剧《白毛女》煽动起来的。  

戏剧《白毛女》虽是“编排的” ,喜儿这个人虽是“编排的” ,但他们都反映了旧社会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压迫,即它反映了社会真实。我们知道,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文学剧本和戏剧《白毛女》,都是人们社会意识的表现,是对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压迫这种社会存在的反映。因此,戏剧《白毛女》才能在广大农民(包括主要来自农民的解放军官兵)中引起共鸣。而在广大农民(包括主要来自农民的解放军官兵)中引起共鸣,证明广大农民认为该剧真实地表现了旧社会中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剥削压迫这种社会关系。  

另外,中国社会中不仅有戏剧《白毛女》,当时还有真实的生活中白毛女。  如在网上查“罗昌秀 百度百科” ,可以查到这样的内容,“罗昌秀,1923年出生在宜宾县凤仪乡,当地的恶霸地主罗锡联及其妻陶天珍等人逼死她爸爸,打死她哥哥,16岁的罗昌秀被迫躲进川滇交界地区断头山上的深山老林,过了17年野人般的生活。1956年,罗昌秀被救下山,年仅33岁的她重返人间时已是满头白发”。 罗昌秀生活的悲惨状况(被逼的野人般生活的年限、被地主逼死的家人人数),比戏剧《白毛女》中的喜儿更甚。  

那贴说,“万恶的旧社会之恶,恐怕当然有因素的,譬如土地分配不均等,我D打着均田地和分配财富的口号,当然能够激起底层民众的好奇心” 。那贴在这儿终于摆脱纠缠于某个人或事,企图从社会宏观谈论旧社会。  

但是,那贴谈论旧社会,却仍实事求是不足。它首先轻描淡写,将旧社会极严重的土地占有悬殊状况,说成只是“土地分配不均等” , 这“土地分配不均等” 是否产生剥削也回避了。然后那贴再将中国的“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 的大规模农村土地革命” ,说成是似乎“底层民众”无此要求,全是由中共“打着均田地和分配财富的口号” 推动起来的(“激起” 来的)。即那贴要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 的大规模农村土地革命” , 说成是中共违反“底层民众” 意愿推行起来的。换句话说,那贴企图用掩盖封建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剥削,掩盖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利益对抗性,将旧中国描述成广大农民本来不仇恨地主阶级的“和谐状况” (以此说明旧社会不是“万恶的旧社会”), 并企图将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间的阶级矛盾,说成完全是中国共产党造成的。  

在这里,那贴又暴露其无视历史事实的特点。稍微能正视中国历史事实,都应承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两千多年,中国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间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就无时无处不在。而两千多年里史书还是记史性的演义所表现的、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其实都是中国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间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根本与中共无关。  

而推动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或者说中国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间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封建地主占有绝大部分土地,使广大农民深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古书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地” ,“庶人之富者累钜万,而贫者食糟糠” ,“男子力耕不足粮馕,女子纺织不足衣服” 等表述,既从社会宏观方面,形象表现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封建地主占有绝大部分土地,从而使广大农民深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的悲惨生活状况,也间接表述了中国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间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状况。而封建文人尚能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地” 等讲述来正视封建社会的罪恶,而那贴的作者却想掩盖这罪恶,这说明那贴的作者,连一些封建文人的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的正义、良心都没有。  

而唐代王仙芝起义主张社会要“平均” ,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均贫富” ,南宋杨么起义以“等贵贱,均贫富” 相号召,明末李自成也讲“均田” ,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确立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的原则。这些农民起义能吸引广大农民参加,就在于其“平均” 、 “均贫富” 、“等贵贱,均贫富” 、“均田”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等号召、原则,无不表现广大农民对封建地主占有绝大部分土地状况的不满,无不体现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愿望。而这,绝不是那贴所说的是“我D打着均田地和分配财富的口号,当然能够激起底层民众的好奇心” 的结果。历史事实证明,没有中共的存在,广大农民也会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 。虽然在不能以更新的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时,“均贫富” 、“均田” 将是空想。  

另外,国民党政府时期,国民党在顺应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愿望方面做了什么工作吗?没有,国民党政府只是以保护“物权” 为借口,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保护土地占有的贫富悬殊。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中国,大部分的土地为地主及旧式富农所占有,只有少部分的土地属于农民。地主以及旧式富农将土地出租给农民,向他们收取苛重的地租,主要是实物地租。据1934年的统计,全国22个省区的实物地租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一般为45%左右,有的地区甚至高达5成、6成乃至7成以上。地租剥削不仅侵占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侵占了他们相当一部分的必要劳动”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85页)。我这儿还未列举高利贷、不等价交换等剥削。仅就“全国22个省区的实物地租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一般为45%左右” 就可知,农民收成的近一半要交给出租土地的地主及旧式富农(这还不记国民党的各种税收,如记上这部分,农民收成还有多少是自己的呢),也可知农民受的剥削有多重。广泛地域内的农民受到这样严重的剥削,这个旧社会还不是万恶的旧社会?  

可以这样说,是国民党政府所要维护的、使广大农民备受剥削的土地制度,使广大农民有要消灭这罪恶的土地制度的利益要求。因此,根本不是什么“我D打着均田地和分配财富的口号” ,才使广大农民有消灭这罪恶的土地制度的要求。  

还有,即使有中共存在的情况下,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广大农民推动中国共产党实施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 的土地革命。不存在中共推动广大农民实行广大农民所不愿意的土地革命的状况。  

现实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仍维持抗战时对地主阶级的妥协、统战政策,因此要求延续抗战时减租减息的、对剥削进行改善的政策,中共当时不搞“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 的大规模农村土地革命” 。中共力图以此来实现和平民主建国。因此,中共中央对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农民的土地改革要求是有所压抑的,也使解放区的地主阶级能继续对农民剥削。但解放区广大农民摆脱中共中央政策的制约、自发地夺取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的行动不断发生,以及国民党发动的全国性内战即将爆发,使中共中央明白,只有顺应民意,才能获得中国最广大的民众——农民的支持,才能在即将全面爆发的内战中战胜国民党反动派。  

党史资料记载,中共中央在1945年底的“11月7日和12月15日发出的党内指示中,明确规定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仍然是减租减息。1945年底至1946年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减租减息和发展生产运动……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发动战争的军事部署已基本完成,全国性内战一触即发;同时,在减租减斗争中,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消灭封建剥削,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山西、河北、山东、华东各解放区,已有群众起来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鉴于形势,……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反奸清算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指示肯定了广大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 的要求,决定将抗日战争时期制定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政策,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重要转变”(《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38页)。  

因此可见,是解放区的广大农民走到中共的前面,实施了当时中共政策所不允许的“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 行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坚定的方针,拥护广大群众直接实行土地改革” (马齐彬等主编《中国共产党创立30年》,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601页)。在这儿,“拥护” 这词用得很特别。平时是讲群众“拥护” 党的某项政策,但这儿不是讲群众拥护党的土地政策,而是讲党要“拥护” 广大群众直接实行土地改革。而“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则是“中共中央认为:必须拥护广大群众的这一正义行动” 的正式书面文件(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77页)。  

实际上,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广大农民对中共当时的减租减息是不满意的,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在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农民曾经3次要求耕者有其田。……当时大部分农民认识了自己的穷根就是土地制度不合理,因而要求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这种从阶级矛盾和实际斗争中所产生的农民土地要求是很自然的,因而也是正义的。只是由于当时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必须服从于民族斗争,党才没有采取彻底的土地革命政策,并对农民进行了说服工作” (《中国革命史讲义》第676、677页)。因此,广大农民要求实行土地革命,根子是国民党统治沿续了封建社会“土地制度” ,不是那贴所说,广大农民实行土地革命,是因为“我D打着均田地和分配财富的口号” 。  

解放战争以共产党胜利、国民党失败(以及国民党维护的万恶旧社会被推翻)而告终。促成这一结果产生的国内外影响因素较多,但最根本原因是国民党统治企图维护万恶旧社会的“土地制度” ,共产党则拥护广大农民推翻这“土地制度” 的正义行为。这使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广大农民知道,如果国民党获胜,农民分得的田土又将被地主阶级夺回去;农民要保护分得的田土不被地主阶级夺回去,就应支持共产党军队打败国民党军队。而这种利益关系,充分体现在了当时“保田参军” 的口号中。“在‘保田参军’ 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加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成立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组织、担负战争勤务。他们还广泛建立和发展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中国近现代史纲要》177页)。  

保护分得的田土不被地主阶级夺回去的信念下,“华北解放区有近百万农民参军;东北解放区农民参军的达160万;山东解放区从1946年7月至1948年9月,组织了民工580余万人支援前线” (《中国革命史讲义》第730页)。另外还有比参军人数更多得多的农民参加民兵、游击队。因此,虽然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很多数据表示国民党军多于解放军(如即便是1948年秋准备进行3大战役聚歼国民党军之时,国民党军人数为365万,解放军人数为280万),但国民党军中有很大部分要用于守卫城镇交通线、后勤补给运输(因此948年秋国民党军的365万人中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人。应该说174万人中,还有一线的后勤运输部队人员)。而共产党方面,解放军人数绝大多数用于一线作战,守卫城镇交通线、后勤补给运输这方面的工作,绝大多数就由民兵、民工等就完成了。因此可以说,不少数据表示国民党军多于解放军的战役中,一线作战的国民党军却少于解放军人数。  

由此也可以说,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国民党所维护的旧社会之所以被推翻,就在于这旧社会违反了社会中最广大的部分——农民的利益,农民在共产党组织领导下,推翻了这损害自己利益的旧社会。这损害社会中最广大的部分——农民的利益,并由社会中最广大的部分——农民推翻的旧社会,难道不是万恶的旧社会?  

解放战争时共产党方面的守卫城镇交通线、后勤补给运输这方面的工作,大多数能由武装起来、组织起来的农民完成,而国民党方面的守卫城镇交通线、后勤补给运输这方面的工作,为何不能也由武装起来、组织起来的农民完成呢?难道这不也说明国民党所代表主流社会(即国民党所维护的旧社会)与广大农民利益敌对而不敢武装农民吗?这与广大农民利益敌对的社会,从社会中最广大的部分——农民看来,难道不是万恶的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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