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太小了。
十几户人家的一个生产小队(现在官方称呼应该叫“组”)，若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农村发生大规模的“分田”、“单干”，谁会知道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溪河镇境内，有一个名不见径传的“小岗村”，纵然它离明太祖朱重八的老宅不远，但800多年过去了，谁又知道朱重八是个什么东东?
其实，把1978年间的“小岗村”吹到天上去，也为它挣不到多少“荣光”或“脸面”，它没任何“业绩”，即使鼓吹者费劲吃奶的力，把一切溢美之词都叠加在它的身上，也不过是给后来者增添一点茶余饭后的“笑料”。
小岗村十来户人家，百十口人，解放后30多年，村里搞集体，横竖没发展，百十号人连“肚皮”都填不饱，更不用谈对他人帮助，对国家贡献。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可一搞“单干”，就把吃奶的“力”都使出来了，小山村一下变成了“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的“好典型”!
田还是那些“田”，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百十号“人”。大集体(人民公社)搞不好，小集体(生产队)也不行，一搞“单干”，家家户户是“状元”，为什么会这样?说白了，这就是“小农意识”，自私自利。“小岗”人只能自己为自己“干”，自己为自己种地，“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嘛!
这种“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信条，一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二不符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道路;三不符合当时党和政府倡导的“大公无私”、“先人后已”、“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以及“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四不符合中华民族传承了数千年的传统道德。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礼、义、廉、耻”，还有“忠、孝、仁、诚、信、智”等等，为他人的幸福，舍不得多出一点力，不愿多添“一把柴”，这叫什么“礼”?这叫什么“义”?这叫什么“忠、孝、仁、诚、信”?
不仅如此，它也不符合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信奉的基督、天主教等教义。西方宗教要求 “子民”们能“替主传道”，“乐善好施”，人生在世，先做“大善人”。死后方可到“极乐世界”。可“小岗村”这些人哪有丁点“大善人”的“情怀”，“小善人”也做不了，不用说替“主”布道，就是为本村“小集体”多出一把力，给“乡邻”多点“奉献”，他们也做不到，奈何“广善布施”?他们的“理念”，只有赤裸裸的“人不为已，天诛地灭”!
“人不为已，天诛地灭”，这确实是资本主义社会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是大小“资本”最“本质”表现。可西方世界的大小资本家们，多少会给这种“理念”披一件“文明社会”的“虚假外衣”或是“宗教外衣”，可“小岗村”的这些爷们，连一件外衣也不穿，直接“裸体”，一路狂奔，居然还有人大为欣赏，你说奇怪不奇怪。
记得1978年间，本人在洞庭湖边上的某个人民公社当生产队长，我所在的这个生产队可比小岗村大多了。生产队辖一百多户人家，400多号人口，近500亩水田，还有100多亩旱地，早晨安排一轮“农活”，从村头走到村尾，差不多要用一个多小时，我每天基本是天泛“鱼肚白”就起床，安排好一天“农活”后，太阳开始“露脸”。社员们偷懒的很少，基本上每人每天都能够自觉地完成好分派给自己的农活，很少出现“返工”或者“窝工”现象，那时，我们水田(双季稻)亩产均达到千斤以上，旱地作物(棉花)皮棉亩产可达八九十斤。
在交够国家公粮(公粮抵农业税，农民用这种方式为国家尽义务)后，还需上交全队总产量近三分之一的“征购粮”(国家按每百斤稻谷9.5元的价格收购，粮站付现金，等于农民是与国家交换工业品)。在我担任生产队长的几年间，我们为国家贡献了数十万斤公粮，数百万斤“征购粮”。当时，每个家庭还是有饭吃，有衣穿。虽不富裕，温饱足矣!自然，劳力多一点的家庭分配粮食、现金多一些，劳力少一点的家庭分配也少些，这是多劳多得原则确立的，但决不会出现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没饭吃的现象，因为人民公社还有一个照顾“五保户”的制度(即保证孤、寡、病、残、老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可治病等)。我所在的生产队就有3户“五保户”，都是按照这个制度执行的。
在此时段，我所在的“两湖”(洞庭湖、潘阳湖)农村地区，并没有出现大面积集体(社、队)搞不好，农民要求“分田单干”现象。反之，大家都满怀信心，千方百计增加集体收入，扩大集体积累(当时农村社队集体积累并不雄厚，不足以购置大型农业机械，但各社队小型农机具还是足够用的)，为农业现代化做准备。
后来，也就是在1978年冬，国家征兵，各地都推荐“优秀青年”到部队去，我被当做“优秀青年”应征入伍，彻底离开了我所在的生产队。新兵训练刚结束，南方部队开始教训“小猴子”，我们在北方，离边境线30公里，南方训“猴”，北方防“熊”。从2月17日开始，我们部队始终处在“一级战备”状态。3月4日晚，南方准备攻占谅山，我们部队一线指战员都剃了“寸头(光头)”，一人发200发子弹，全部进入防御阵地。如果大家都像“小岗”人一样，一切为自己，那场“自卫还击战”还能打响吗?稍扯远一点，五十年代抗美援朝能胜利吗?“冰雕连”会产生吗?我想，小学生都能回答：不可能!
“小岗”小，“大寨”大。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也许是上苍有意安排，不然，为什么会把这两个相距遥远，又千差万别的两个小村子取名为“一大一小”呢?
“大寨”之大，不在于它的土地规模，人口众寡，而在它的思想觉悟，精神信念。周恩来在总结大寨精神是谈到：“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大寨成为全国农业战线先进典型之前，他们自己动手，自力更生，三战“狼窝掌”，大干“虎头山”，依靠集体的力量，彻底改造了“七沟、八梁、一面坡”，这正是“小岗”人所没有的。在全国农村都在学大寨，赶大寨的时候，他们在等待，在徘徊。结果，在等待中按了“18个红手印”，他们便时来运转，喜从天降，成为具有某种特殊作用的“政治典型”。
“小岗”人的这种“喜”，并不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反而只是一种“小农意识”、“小农经济”的本能延续。说得更白一点，是“自私自利”思想恶性澎涨的结果。与现代社会讲究集体(团队)协作、提高劳动生产、组织规模化大生产格格不入，注定只能逞一时之“能”，见一时之“效”，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更不可能登上时代列车的“大雅之堂”，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果然，没过多久，“小岗”人自私自利的恶果就充分显现出来了。
为了扩大影响，上级部门整合了“小岗村”的规模，把相邻一个村(大严村)并入到“小岗村”，按理说，扩充人马，增加土地规模，增加生力军，是一件大好事，可小岗人似乎并不领情，他们不团结，拒合作，邻里矛盾加剧，生产下滑，几乎又回到“缺吃少穿”的贫穷状态了。不得已，上级从省财政厅下派一名优秀干部来这个村担任“第一书记”，只帮助小岗干活，不拿小岗一分钱(工资是由财政厅支付)，这名财政厅的干部为“小岗”做了多少贡献，“小岗”人心知肚明，但官方从不明说。纵使这样，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硬是活生生地被累死在小岗村“第一书记”的岗位上(这是后来官方追悼沈浩同志的用语)!
就是这么一个“小岗村”，有些人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把他们当作新中国新时代的重大“典型”，一二再、再二三地拨苗助长，大吹特吹。他们真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真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真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完全错误!十八个“红手印”到底代表了什么，明眼人一看就知。他们代表“小农意识”、“小农经济”，代表“自私自利”!
“小岗村”的政治逻辑，就是要为当时环境条件下完全短视的政治利益服务。说白了，就是为“单干”，为分田到户服务。
中国农村，广阔天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千差万变。我们不否认，有的地方，是可以分田到户;有的地方，则适合组织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随着科技进步，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肯定要比分田到户，家庭“单干”的劳动生产率要高。但不论单干，还是组织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都似不应该提倡“自私自利”，不应该鼓励“人不为已、天诛地灭”;而应该鼓励“团结、协作、奉献”;鼓励“先公后私、先人后已”;鼓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为了某个时段的某个特殊的“政治目的”，为了扩大某些特殊“政治光环”，不顾一切，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把“红”说成“黑”，把“白”说成“绿”，把“伟大”说成“渺小”，把“前进”说成“退步”，把“功劳”说成“罪过”，把“反功倒算”说成是“坚持真理”，一切都逆历史，逆人民利益而动，这终究是不会长久的，也是不得人心的，因为被翻转的历史早晚还会被历史再翻转过来。
“小岗村”的政治效用不就是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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